彭玉平 | 窈窕深谷见美人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2期 编后记

本期含“名家特稿”“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新时代海商法研究”“‘生态文明建设’专题”四个专题专栏，刊文凡21篇。

一个人的阅读史，不仅成就一个人的精神史，而且会沉淀到相关的学术史、文化史中，成为后世勘察其作品和为人的重要基石。十多年前，我曾在国家图书馆消磨了一周的时间，一一查访把玩王国维的手稿，其中不少手稿如《人间词》《人间词话》都已经影印出版，从寻访文献的角度来说，这完全是可以省略的环节。但面对手稿，亦如晤对静安，那种原纸和文字墨迹所透露出来的质感，还是不可替代的。不过，我的重点是抄出原本列在《人间词话》手稿后面的《静安藏书目》。影印本《人间词话》删去了这个书目，此前若干著作也偶有提起这个书目，甚至引录其中部分文字，但从未全本照录过这个看似无足轻重、其实至关紧要的书目。而我认为要了解王国维早期学术，这个书目乃是不可忽略的。我花费了一天的时间过录了书目，后来写了一篇《<静安藏书目>与王国维早期学术》文章，发表在《复旦学报》上。《静安藏书目》就是王国维早期阅读史的一个缩影。从王国维的这个书目可知，王国维早年读的是常见书，其中并无什么珍本秘籍。读平常书，而能作不平常之文，这当然是学术高境，不是一般学者能够做到的。王国维的伟大，这也是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静安藏书目》手稿

《人间词话》手稿

但六朝的情况确实有点特殊。宗白华说魏晋时期是一个“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支撑这种时代精神的正是思考、读书和清谈，而清谈又往往与读书有关。当一个人的清谈突然迥出时人之上时，“不见异人，当得异书”，就成为他人一种基本的联想方向。蔡邕和王朗偶得王充《论衡》——当时中土尚未传入此书，“秘玩以为谈助”，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六朝儒学式微，“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陶渊明的这种感慨应该是有代表性的。陶渊明当然是“亲”六籍的，但若只亲六籍，其实也难以成就现在我们认知中陶公丰厚而渊博的精神模样。在当时“懂”陶渊明的人中，颜延之绝对是其中应予特别重视的一个，他在《陶徵士诔并序》中称陶渊明“心好异书，性乐酒德”，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判断。关于“性乐酒德”，可以佐证的例子简直可以用筐来承装。但陶渊明“造饮辄尽，期在必醉”，大概是既已伤心，何妨继之以伤身的意思了，不可以常规酒德来下结论。作为一个“容易受伤的男人”，陶渊明注定是一个特例；而关于“心好异书”则尚无精确考证者，甚至受到的关注也极为有限。范子烨精研陶渊明多年，已经成为陶渊明研究的标志性人物。本期“名家特稿”栏目刊发其《陶渊明“心好异书”解》一文，文章结合对中古时期“异书”概念的深入考索，从而考明“心好异书”，其实是“心好纬书”的隐语。何以不直言“纬书”，而模糊称之“异书”？盖南北朝之时，纬书因其包涵的异端思想而屡被列入禁书之列，加上颜延之本人也好读纬书，故以“异书”一词恍惚出之。我总觉得，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云云，会意而不求甚解，同样是语境隐约迷离，似乎也可与此反复对读。寻绎陶渊明的精神境界，范子烨此文，乃明示一新方向，值得学界特别关注。

▲明·张鹏绘《陶渊明醉归图》（广东省博物馆藏）

中山大学有两尊铜像闻名于外：一尊是坐着的陈寅恪像，因为他一生都在为人类而思考；一尊是站着的孙中山像，因为他一生都在为国家而奔跑。思想与革命因此成为中山大学精神的重要底色。大学以“中山”命名，则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当然是这所大学应有的责任和使命。林家有先生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先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了13年，其间曾协助谭其骧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1976年调回母校工作，开始研究孙中山与近代中国，至今也近五十年。他关注势与人、人与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方面，提出了不少有创意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他认为，作为近代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其思想和实质都在于推动和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其一切的精神、努力和实践都可以归拢到这一点上面来。很显然，林家有先生关于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研究自有理路，自有主张，也自有其学术格局。

陈寅恪铜像

孙中山铜像

中国文学史上的流派，其初强化的是主题或题材，弱化的是地域，如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等；宋朝及此后的情况便开始反转，地域逐渐成为流派的主要标识，如宋代的江西诗派、明代的公安派与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与常州词派等。地域流派的形成往往得益于江山之助，但江山可以“助”，也可能“损”。换言之，地域流派的得与失都是显豁的。随着“世界文学”观念的兴起，文学的世界性备受关注。但世界由国别组成，国别则包涵了众多的地方元素。如何来认知“地方性文学”的特殊意义以及其被强化后的极端意识？就成为文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贺仲明多元探讨地方性文学的价值，虽主要是针对21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现象而论，其实也可以置于中国文学史的整个源流中来勘察其利弊。

中国的文学与文论偏重抒情与抒情之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对抒情背后的叙事的重视，却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质言之，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抒情，才是中国抒情文学和抒情理论的要义所在。这一点可以直接回到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语境之中来认知，若脱离了“时”与“事”，抒情也就失去底蕴、飘忽无归了，这也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知人论事”诸说的形成。《本事诗》《时贤本事曲子集》等带有理论性的著作，便是这一观念下的产物。这种传统在中国是从古典直接贯通到当下的。张均近年考订现代文学作品的系列论文，都重在勾稽史实，这是文学研究中亟待加强的一域。本期刊出张均考释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的史实，其意义亦在此。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影

宋朝虽然堪称是中国文化的顶峰时期，但论其处境和实力，还是“积贫积弱”四字比较准确。这其中以政治的原因为主，军事的原因居次，而军事的不振其实也关联着政治的策略。我们习惯于津津乐道宋朝文化的全面与繁盛，但那其实更多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自然蓄势而至，并非完全由宋朝文人的旷世才华所造就。读多了宋史、宋文，我们大概可以感受到宋人那种压抑着的雄心和闭门后的自赏。所谓“内敛”的宋型文化，大率乃是根于环境时势的限制，并非纯粹自觉自在的文化追求。但这种压抑和限制也确实成就了宋代文化不可替代的特质。“若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把自己弄得一身才华。”还原宋代文化的语境与情境，大概可以这样来形容。宋人何尝不精明？在心智开化并相当成熟的宋代，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宋人本心的澄明。但一旦直面现实，我们就能清楚地感受到宋人本心与外象之间的矛盾。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达成新的和议，宋高宗便开始整肃军队，一意重回北宋崇文抑武的传统，使国家机器重新变得稳固，并大体维持了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南宋政权的相对稳定。许起山专文论述绍兴和议后，宋高宗对军队的整治，其实是抓住了两宋之间承续与转变的关键问题。

▲宋高宗赵构（1107－1187）

读朱熹，往往会有不知疲倦的感觉，盖朱熹之论虽思虑深邃，却也温暖可亲。知与行，这个似乎谁都可以发表意见的话题，如果有机会听朱熹闲坐论道，那一定别具神采。一个普通凡近的概念，一旦进入哲学家的视域，就会瞬间因意义独具而变得既熟悉又陌生。常人多从自己、从身边作想，哲学家则以凌空之思鸟瞰世界。这种陌生感，便是常人与哲学家的区别所在。李毅勘察朱熹知行之论，探明其论“知”论“行”，重在“成己”，而非“成物”。而且“知”有浅深，“行”有小大，整体上形成浅知-小行—深知-大行的逻辑关系。本期将此文提交学术界讨论，以取切磋讨论之益。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的新战略，构建绿色的生产和消费体系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本期刊发“生态文明建设”专题系列三篇文章，并请主持人李胜兰撰写专题导语，就在于集中展现以中山大学学者为代表的学人对此的深度关切和思考。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有活力的生命真是令人动容。想起传为晚唐司空图撰写的《二十四诗品》中有“纤秾”一品，颇为应景，适可以救我枯窘之诗思。录诗如下：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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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宋宇

审核：詹拔群、周吉梅

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