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名家特稿”“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中国文体学研究”“文明与宗教研究”“大国治理的规模与效能”六个专题专栏，刊文凡19篇。从1921年至2021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百年征程，这一百年既经历了中国的风雨与彩虹，也见证了世界的动荡与发展。本期刊发一组三篇文章，以为百年之庆留下深刻的学术印记。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对于建党的纪念活动，纪念是为了不忘初心，纪念是为了总结历史，纪念是为了开创未来。而在这些纪念活动中，情感维度是始终贯彻如一的。对历史的敬畏，对英烈的敬仰，对人民的尊重，对政党的自信，对世界的感怀，构成了基本的情感意蕴。简言之，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也同时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情感史。这也印证了一个基本规律：情感不仅影响历史，也构建着自身的历史。政党、历史与情感的关系研究是一个有待深化和强化的学术领域。陈金龙的文章对此做了相当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广州时期”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合作，则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础。赵立彬的文章集中关注这一时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在一般人的认知中，“文学”大概属于可感知而难确定的一个概念，包涵着极大的弹性空间，所以喜爱“文学”的人可以到泛滥成灾的地步。其实他们喜欢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是需要进一步考量的，至少有大量的非文学的东西被掺杂到“文学”的范围中了。这大概是文学研究者在直面现实生活中被标为“文学”的作品时深感不安甚至恐惧的原因之一了。大凡我们在使用一种概念，敬畏是第一要务。如果概念本身在游离之中，则我们的认知和判断也必然是飘忽的。而要把敬畏落实，就必须对概念在外延和内涵上进行精准的界定。至少名词的演变不等于概念的演变，文献的胪列不等于意义的剖析。一一勘察语境，把握同一系列概念之间的衔接点，才是界定概念的有效途径。就“文学”这一概念而言，古今中外皆在使用。中国最早的“文学”词源见诸《论语·先进》，与德行、言语、政事并列为“孔门四教”，“文学”一门的代表人物是子游与子夏。此后从范宁、皇侃到邢昺等人对《论语》的义疏中可知，“文学”一词大率以博通先王典文为要义。魏晋以降，相关辨析愈趋精微而各有其致，既有返归旧义，也有另立新说，当然也有弥纶群说者。张伯伟《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一文，立足“中国”的文学概念，但在梳理中国的“文学”概念的历史流变过程中，也时时参酌东西方对“文学”的种种界定，因此而带有一种兼具全球化、集成性与精准度的认知视角。这应该是“文学”研究中不可忽略、难以替代与值得敬重的成果。2017年深秋，我因为工作关系，曾到访巴黎，下榻的地方距离巴黎圣母院不过二三百米之遥。巴黎老城的建筑都已经有数百年之久，沧桑与古意酣畅而磅礴地弥漫在蓝天之下，令人震撼，恍然穿梭在老旧的时光之中，而我希望邂逅的就是雨果。我一直觉得，对巴黎而言，雨果就是沉淀在历史深处的一个精魂，氤氲着这个城市的气象和精神。而在广州的康乐园，就有个始终坚守着“我要回到雨果身边”的八十多岁的老人，他就是法语教授程曾厚。一个人用四十多年的时间沉浸在自己的研究对象中，这是一种只有把学术当信仰的学者才有可能做到的。程先生早年求学北大，后来任教南京大学，侧重在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而他移席中山大学后，主要精力便集中在对雨果作品的翻译、考订以及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上。他研究雨果不只是从文本到文本，而是注重走进雨果的创作现场，将实地踏访、情感共鸣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所以他呈现出来的雨果是带着体温和鲜活的。他考订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的“巴特勒”乃是杜撰的收信人，连书信的撰写日期也是虚拟的。正在高城居埋头撰写《悲惨世界》的雨果对当时东方中国发生的圆明园劫难，并未及时关注，更遑论写这样一封书信了。他拍下了巴黎雨果故居“中国客厅”中诸多来自圆明园的陈列之物，他对《雨果和圆明园》一书的构想，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从脚下到眼前再到书中的。本期“中国文体学研究”专栏涉及碑文、传记、制义与小说四种文体，而跨文体研究成为值得注意之处。萧统《文选》收录的《头陀寺碑文》，内容上跨僧俗两界，中土建筑话语与佛教寺院、佛理结合，多种文化的介入，使寺碑文带着别样的风味。而传记文体与肖像画都以人物为中心，其间的关系乃是自然而当然的，尤其在内涵和功能上的重合更具意趣。胡大雷、赵宏祥二文于此各有专论。“文明与宗教研究”专栏这次刊载了日本、匈牙利和美国学者的三篇文章，皆为专精之作，或探究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书中的行在缎子，或评骘摩尼教审判绘画，或考订蒙古史书中提到的亦列、合答、豁孛格秃儿三位金朝将领的情况。选题冷僻一些，但三文并有发明。我读这三篇文章，竟然想起了1926年9月6日王国维在陈寅恪到清华报到后致信罗振玉云：“顷陈散原之幼子名寅恪者已至学校，此人学东方言语学，言欧洲学问界情形甚详，言伦敦有汉文摩尼教赞颂一卷，已印行，此卷甚有关系。又《元秘史》原本本藏圣彼得堡者，今在伯希和处，拟设法照之，但所费甚巨耳。”元史、摩尼教、言语学、西学，这些关键词络绎奔会在一信之中，暗合本组文章者甚多，谅陈寅恪若在世，或因标题诱惑而略起浏览之心。本质上说，要认知一流的哲学家，需要同样一流的哲学史家。因为面对思想的高峰，俯视的概率既然渺茫，仰视也同样失去部分意义，而平视的学术才有可能是端庄敬肃的。康德是西方哲学的永恒话题，其渊深博大的哲学思想令后人往往沉潜其中而难识东西，或窥其一鳞半爪而以为思致已尽，读不尽的康德大概是这样形成的。但学术史的格局从来就是多维的，对学术史的推进也需要多方合力才能完成，这就是学术研究的责任和使命所在了。本期发表两篇康德研究的文章：一篇论康德对强化版本体论证明的系统批判；一篇疏解康德的意志理论。对康德研究来说，此二文是各照隅隙，还是偶观衢路，此当留待学术史的评判了。中国是泱泱大国，在世界格局中，大国与小国的治理模式肯定有异。其实不遑说国与国之间，即一国之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治理也存在差异。北宋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从滁州转知扬州，在扬州呆了一年多，因为深陷于当地各种政治纠纷之中而生厌倦之心，所以就以有眼病为由，管理不了大扬州，要求去小一点的地方，结果还真的如愿所偿去了颍州。看来地方大小对管理者的心态和能力也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国之大小也类此。本期由韩志明主持的专题“大国治理的规模与效能”刊文两篇，就规模焦虑与简约治理、政府效能和政府规模之间的隐性张力展开论说，不仅契合历史，也契合当下，其意义是显在的。时维七月，岭南暑气蒸腾。一期编讫，竟无诗兴，异哉！这让我联想起清人江弢叔有诗云：我有“寻诗”之心，无奈诗无“寻我”之念，看来都市书斋终究难敌满眼溪山。下一期编后记当另觅林木水流胜处，待诗心涵养充盈，再把玩诸君妙文。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