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东岭 | 易代之际子书的文学书写观念
文/左东岭
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
摘要：元明之际浙东文人子书创作的文学书写观念是易代之际的独特现象，包括私人化写作中思想活力的释放、视野胸怀的开阔及犀利的批判意识，情感抒写中自我形象刻画、苦闷心态展示与不朽观念追求，寓言言说方式下虚构现象设置、对话体行文建构与文学性语言使用等等，均展现出元代末年文学观念的丰富与创造活力的释放。在易代之后，子书书写方式发生明显转向，包含了更多的制度建设设想、规避风险策略以及人生归宿谋划，而文学想象、情感抒发与文采展露不能不有所忽略，显示出那一时代子书书写观念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 易代之际；子书创作；文学观念；历史转型
在元明之际，以浙东文人群体为核心，子书写作成为当时令人瞩目的一种文坛现象。其中既有宋濂《燕书》《龙门子凝道记》与刘基《郁离子》此类广为人知的名作，也有苏伯衡《空同子瞽说》，王袆《卮辞》《述说苑》《续志林》《演连珠》《从录》，戴良《治平类要》，叶子奇《草木子》，甚至杨基《论鉴》，等等。至于其他文人别集中的同类作品，更是不胜枚举。早在明代胡应麟便已发现此一现象。他说：“吾郡宋、元二季词章、学术冠天下，独子书蔑闻，国朝《郁离》外有苏伯衡之《瞽说》焉，《凝道》外有宋景濂之《燕书》焉。《瞽说》几亚《郁离》，《燕书》大过《凝道》，皆婺中子书有秦、汉风者，足为明兴正始。”从易代文学思想研究的角度看，这些子书类作品有两点不应被忽视：一是私人化写作的自由随意性，往往超越承平时期而呈现出相当的思维高度；二是文学化的书写方式，显示出丰富的文学观念与创造性的灵巧构思。
一、子书的私人化写作倾向与文人思想活力的释放
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述道言志，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蹖驳者出规……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龙门子曰：“人行仁义而恶衣服者，是素椟蕴玄珠也：外若贱而内实贵。人狥利欲而美冠裳者，是芳绮覆粪丸也：外虽馨而内实臭。”
龙门子曰：“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见剖，翠以羽而招网，松以明而致热，犀以角而就烹，麝以脐而被获，雉以采而受羁。当今之世，士以文自著者，盍视此数者以为戒哉？”
孔子曾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但宋濂在此却将内外之美恶对立起来，已不符合圣人之本意。当然言行不一、表里不符乃是世俗社会之常态，尤其是在社会黑暗、政治混乱之末世，更是司空见惯之事，宋濂第一段议论尚不失儒者立场。然而文以害身的说法就很难再用儒家视角解释。《庄子》“人间世”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说带给人危害的是有用，宋濂说带给人危害的是有文，其论述思路如出一辙，在此很难说宋濂没有受到道家思想影响。当然，最直接的诱发因素还是易代之际战乱频仍的现实，在一个诸方割据政权并立的时局中，都在争取文人为己所用，那么文名就成为危及生命的祸端，所谓隐姓埋名乃是那一时代隐逸文人的常见举措，则庄子的人生哲学就会成为必然选择。由此，宋濂在子书写作中并非仅只冒了释道的名头而为真正的纯儒。钱穆曾论元代之儒道关系说：“盖其时之新道教，大抵皆阳道而阴儒，非儒术不足救世，而儒术非掌握政治教育之权势位望则其道扞格，故改修老子之道以自晦。”此论是通观元代政治大势之概括，自有其历史真实性。但依一句“阳道而阴儒”似不足表述其复杂情状，以儒治国而以道安身，才是儒道融合的真正要义。
▲ 宋濂《龙门子凝道记》书影
▲ 刘基《郁离子·千里马》
二、子书创作与自我情志抒写观念之实现
子书从其基本属性看乃是阐述作者学术思想、哲学理念与政治主张为基本内容，故而许多人往往将其视为经书之辅佐。但从其私人化著述角度看，它又与经书有明显区别。它除了学理性议论之外，往往带有较强的个人情志抒写，将自我形象、性情感受与人生理想均一并写出。从作者期待中，他不仅希望以理服人，更希望以情动人，并通过子书写作将自我声名传之久远。从此一角度说，子书所产生的阅读效果不仅是理性认知，更是审美感受。就元明易代之际子书创作实际情况看，其中蕴含了作者抒情言志的三种主要观念。其一是自我心迹的表白与自我形象的刻画。子书作者多为饱读诗书的儒士，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入世情怀，隐居著述乃其不得已选择，无论是宋濂、刘基、王袆还是叶子奇都是如此。徐一夔曰：“公锐欲以功业自见，累建大议，皆匡时之长策。而当国者乐因循而悦苟且，抑而不行。公遂弃官去，屏居青田山中，发愤著书，此《郁离子》所以作也。”宋濂也说：“濂学道三十年，世不我知，不能见其一割之用，颠毛种种而老将至矣，于是入小龙门山著书。”《郁离子》“玄豹”曰：郁离子学道于藐乾罗子冥，授化铁为金之术，遂往入九折之山，得跃冶之钢而炼之。以左目取火于太阳，右目取水于太阴，驱役雷风，收拾鬼神，以集于黄中。浑浑胚胚，如珠在胎；焜焜荧荧，如日将升。仙人皆仰之矣。山鬼窥而栗焉，啸其徒，谋之曰：“有怪，女知之乎？若不早图而待其成，悔无及矣。”乃使魈与魍挠之，百端不能破。乃群号而诉诸帝曰：“天生物而赋之形与性，寿夭贵贱司命掌之，弗可移也，夫是谓之天常。今彼将以智夺之，以窃天权，弗可假也。”帝怒，命方伯宵鼓之以栊鞟之鞲，铁跃弗可止，遂不能成金。刘基在元末官场曾备受委屈，时常遭人陷害攻讦，最终不得不隐居山中。在本则寓言中，他以学炼金之术而喻之，本已有望成功，但山鬼却视之为怪，怂恿一帮小人百般阻挠而不能得逞，最后只能诉之于帝。山鬼抓住了天帝最为敏感的命门“以窃天权”，使得天帝派方伯以阻拦之，“遂不能成金”。刘基的失败是必然的，他并非缺乏忠贞与才气，而是打乱了从皇帝到官僚体制的正常秩序，必然遭致惩罚。刘基那首费人猜测的《二鬼》诗与此思路如出一辙，结璘、郁仪二鬼本打算帮助天帝整理天下：“启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礼义尊父师。”“不意天帝错怪恚，谓此是我所当为，眇眇末两鬼，何敢越分生思惟。”最终被五百夜叉捉回天庭：“养在银丝铁栅内，衣以文采食以麋。莫教突出笼络外，踏折地轴倾天维。”刘基所描绘的人生遭遇，无论是在元末还是明初，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也是所有文人行道过程中绕不开的难题：推行仁政的理想与帝王权力的制约。刘基对此当然是深怀不满并深感悲伤的，然而他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公开谈论此一话题，只好在子书中借助寓言方式曲为表达，其实《二鬼》诗也未尝不是一篇精彩寓言，这留在后面再加讨论。
▲ 刘基《二鬼》诗
宋濂的《龙门子凝道记》更是对其自我形象与自我心迹有过精彩描绘。“凝道”即修道之意，也就是对其修道原因、过程与结果之记述。宋濂之辞去朝廷聘任而入仙华山为道士，曾引起戴良以及后人的种种误解，他为此在《龙门子凝道记》中有过反复申述：龙门子道不行于时，乃退隐小龙门山中，谓其二子瓒、璲曰：“惟我宋氏，其先殷人，盖子姓也，与孔氏同所自出……处士君尝谓予曰：‘吾幸逢六合真元之会，而弗克仕。不仕无义，古之训也。尔濂尚体予之训，以行其志哉！志行，道亦行也。’予窃谨识之。于是尽弃解诂文辞之习，而学为大人之事。以周公、孔子为师，以颜渊、孟轲为友，以《易》《诗》《书》《春秋》为学，以经纶天下为务，以继千载之绝学为志，子贡、宰我而下，盖不论也。学之积年，而莫有用之者，其命也夫！其命也夫！今之入山著书，夫岂得已哉！皋、夔、稷、契，不闻假书以自见，为得行其志也。予志之不行也，尔其识之哉！予家自文通君以来，无获仕以行其志者矣，尔其识之哉！当求为用世之学，理乎内而勿鹜于外，志于仁义而绝乎功利。虽然，文通君尝有遗训矣：富贵外物也，不可求也。天爵之贵，道德之富，当以之终身可也。尔其识之哉！予之言止是而已。”在此，宋濂以训子的方式向世人揭示其内心志向。他本有强烈的用世追求，这无论从其家传教育，还是生平为学宗旨，均以“用世”为目的。但在元末混乱局势中，他并未获得出仕行道的机会，才会抱着深深的遗憾隐居著述。从更深一层看，其用世目的为“行道”，而非富贵功利之追求，故而即使隐居不仕，亦须坚守“天爵之贵，道德之富”的家族遗训，成为一位仁义之儒。当然，他的隐居不仕并非如此简单，在 “终胥符”中，他又说：“予岂若小丈夫乎？长往山林而不返乎？未有用我者尔，苟用我，我岂不能平治天下乎？虽然，荆山之玉非不美也，卞氏献之，而双足见刖。予不佞，窃受教于君子矣，其不能为卞氏决矣。”平治天下自然是其最高人生追求，并认为自身拥有这样的能力。然而，在如此混乱的时局中，草率出仕有可能危及自我生命。由此，作者向世人展示了其内心深处的巨大矛盾：他有行道愿望，却不能不隐居著述；他有治世才能，却又担心世情险恶。无论是刘基的烦恼还是宋濂的矛盾，均非儒家明道致用内涵，之所以被作者写进书中，显示了作者渴望读者了解其人生志向与心灵世界的痛苦，后人也通过其书写看到了他们的难言之隐与顽强不屈。其二是作者苦闷情绪的抒发与人生困惑的展示。子书的主要内容乃是经国治世与人情物理的研讨，但同时也伴随着作者鲜明的情感倾向，与经书的板重与政论的谨严判然有别。在许多故事单元与论述段落中，甚至将作者的情感抒发作为主要写作宗旨，因而抒情成为作者设置故事、结构情节的主要目的。《龙门子凝道记》“河图枢”曰：龙门子曰：“古之君子城陷被执，虽刀锯在前，鼎镬在后，毅然而弗慑者，欲以杀身以成仁也。呜呼，人生斯世，终归一死耳，寿死，死忠，何不可哉？呜呼，今之君子胡为不能然也？今之君子见身而不见仁，古之君子见仁而不见身，此所以有异也。死生固大矣，然亦有定命存乎其间。纵得生矣，淫疠之为灾，不能死人乎。嗜欲之不慎，弗能死人乎？何独于死忠靳之也？呜呼，今之君子何为不能然也？言至于斯，涕泗汍澜而已。”作者在此对比古今君子面对死亡的不同态度，并非要从义理或人性上去探讨其原因，他只是感叹，人生有诸多死亡方式，为何不能为仁义而慷慨就义？此种感叹包含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在元末战乱中，大量朝廷官员、守城将领与读书君子，面对兵败城破的危局，很少有像余阙坚守安庆那般宵衣旰食并最终慷慨赴死，多数人均系望风而逃，甚至觍颜事敌。面对此种局面，作者无法解释古今何以差距如此之大，惟有“涕泗汍澜而已”！这不仅是自我绝望，更是对朝廷的绝望！这种笔法成为宋濂常用的一种子书书写方式。如“虞丹微”写虞丹子愤而欲焚六经，其原因为：“古之学经者期以治身，今之学经者将以荣身；古之学经者期以化民，今之学经者将以訹民；古之学经者期以立德，今之学经者将以丧德。予奈何不焚之？”于是感叹曰：“是故欲激衰俗也。”可知，抒发自我感慨及复杂情感，成为作者此刻的主要目的。
▲ 余阙
从人格类型看，刘基较之宋濂更偏于情感型人格，故而《郁离子》也具有更鲜明的抒情色彩，其“天道”篇设计了郁离子与从者的对话，其核心是郁离子与古贤相伊尹的对比。郁离子对百姓之疾苦具有强烈同情心，但其从者深不以为然。郁离子便拿伊尹作比，说是他念及天下有一夫未能被其恩泽，心中便感到愧耻。自己同样是人，看到百姓深陷困境却无所作为，能不感到悲伤？从者认为他与伊尹情形完全不同，伊尹深受天子信任而被委以重任，在其志得意满之时如若不能使百姓受益，自然应感到羞耻。而郁离子自己身处“逆旅”而郁郁不得志，有何能力与责任去同情百姓疾苦？即使你能够同情百姓，又能做些什么？言下之意，朝廷天子都无心去庇护百姓，那么作为失意文人的刘基也就只能“嗟嗟奈何”了。从 “郁离子归，绝口不谈世事”的结语中，不难体会其绝望心情与愤激情绪。此类书写甚多，如：“郁离子曰：‘吾闻天之将雨也，穴蚁知之；野之将霜也，草虫知之。知之于将萌，而避之于未至，故或徙焉，或蛰焉，不虚其知也。今天下无可徙之地、可蛰之土矣，是为人而不如虫也。’”“郁离子之市，见坏宅而哭之恸。或曰：‘是犹可葺与？’郁离子曰：‘有鲁般、王尔则可也，而今亡矣，夫谁与谋之？吾闻宅坏而栋不挠者，可葺。今其栋与梁皆朽且折矣，举之则覆，不可触已。’”这些表述均饱含情感，能够产生动人的审美效果。最可瞩目的是“公孙无人”篇中的一则：石羊先生倚楹而叹曰：“呜呼！予何为其生乎！人皆娭娭，我独离离；人皆养养，我独罔罔。谓天之弃之乎，则比人为有知；谓天之顾之乎，则何为使予生于此时？时乎命乎，我独于惧；东乎西乎，南乎北乎，吾安所归？独不如鱼与鳖乎，潜居于坻；又不如鸿与雁乎，插翅而飞。何不使之为土为石乎，而强生以四肢？又何不使之冥冥木木，不知痛痒以保其真乎，而予之以致寇之货，陷之以不测之机。”于是，悲风振天，四野凄凉，浮云不行。霰雪交零，日月为之无光七日。此段文字既无说理，也未叙事，作者惟一目的便是抒发动乱时代的人生感叹。此位石羊先生孤独彷徨、凄伤迷茫，他拥有较之常人更为敏感的心智，却遭遇到如此黑暗的时代。他没有归宿，既不能像鱼鳖那样潜藏水中，又不能像鸿雁那样飞翔天空。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他不得不忍受盗贼劫掠，身陷绝境的巨大痛苦。如此痛苦的人生体验，既是作者本人所亲历，又是文人群体甚至普通百姓之共同感受。为了烘托此种悲剧情调，作者特意进行环境描绘，所谓“悲风振天，四野凄凉，浮云不行，霰雪交零”，显然是让苍天来见证这时代的不幸。如此笔法，虽非诗歌的抒情却饱含浓郁的诗意。
此段委曲婉转的文后自我交代，需要悉心加以解读。从表面看，是宋濂对其著作的自我贬抑，“自度决不能行远”。但如仔细剖析，则可知自谦之下的自负。因为从“自秦汉以来，著子书者不一姓，其果能流布于今者几家”的表述中，他俨然已将其著作列之于先秦以来的子书序列，而从“濂何人斯而敢犯是不韪乎”里，已坦承自己也具有“流布”后世之期待。而从其“当求圣人之遗经，益精研而笺记之”的著述计划中，并没有另著或修改其子书的打算，则对其子书的自我认可与流传后世的期待也就不言而喻了。成化年间的徐礼在《龙门子凝道记序》已察觉其中端倪：“观其在龙门之日，著书立言，有及乎此，虽若不敢以斯道自任，亦见其有不得而辞者矣。”“虽若不敢以斯道自任”，指其自谦之辞；“亦见其有不得而辞者”，则是从书中所透露的宋濂志向、情感与理想，自然也包括其追求自我不朽的人生期待。
▲ 宋濂
刘基著《郁离子》之动机已有诸多学者论及，其中何鏜的序文评价最为到位：“夫古昔圣贤，备具道德仁义之懿，施于政教，被及万汇，其礼乐章程，莫非文也，惟穷而在下者，不获有所张设，乃不得已而托之言，以寄其忧愤康济之怀，俟之后世……胡运式微，务为陵替，抚狡寇而引非族，言之者抵衅，起弊末由，痛心荼毒，于是乎卮言《郁离》，比类旁通，故三闾泽畔之吟，《离骚》惓恳之意也。”此处有两点言之甚确。一是《郁离子》非但是论述治国理政之文，亦为“三闾泽畔之吟”的“惓恳”抒情之作；二是“穷而在下者，不获有所张设，乃不得已而托之言，以寄其忧愤康济之怀，俟之后世”的立言不朽观念。此乃元明之际子书的特殊属性，既是作者明道致用的展示，也是抒情寄愤的自我宣泄。证之以刘基本人写作实际，可知所言之不虚。《郁离子》最后一篇“九难”，借助与随阳公子的对话，显示了郁离子对于口福之乐、美景享受、富贵珍异、高官厚禄、得道成仙等世俗欲望的否定，因为在一个思想上九流杨墨之“淫辞横说，从横反复”、时局上如豺蛇虎狼之“奋爪张牙，饮血茹肉”的黑暗时代，既不能“慢弃伦理”以隐居，又不能“以富贵为乐”而贪图享受。其最大理想为：“仆愿与公子讲尧舜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这与其说是刘基的现实追求，倒不如说是自我形象塑造，因为他渴望留给后人一个崇高的儒师形象而供人瞻仰。从太史公的《史记》到李卓吾的《藏书》，其创作动机无不如此，易代之际的子书写作自然也不例外。以上所述三点，无论是自我心迹的表白与自我形象的刻画，苦闷情绪的抒发与人生困惑的展示，还是著述以垂不朽观念的追求，均展现出元明之际子书创作的文学审美属性。因为这些都是就作者自我个性、自我情感与自我生命价值所展开的书写，而且是作者有意识的创作策略与写作目的。在以前的研究中，学界更多关注的是此类子书的书写内容与思想价值，往往忽视了其文学观念的阐发。其实以文学书写方式阐释其自我明道致用的主张，并兼及自我情志之表达，才是此类子书最为鲜明的特点。三、子书的寓言言说方式与想象空间的拓展
论及元明之际的子书创作，多数学者均会将其与寓言联系起来，并将此时之寓言作为一种文体加以研究 。其实子书与寓言并非同一层面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子书是一种文类，而寓言仅仅是子书所运用的一种手段而已。这无论从《庄子》“寓言”“重言”“卮言”的三种言说方式的并置，还是宋濂可以在杂说类中以“寓言”名篇，同时人胡奎又可以在诗歌创作中以“寓言”为题，都证明寓言作为言说方式的功能与性质。就当时文坛总体情况看，寓言并非某类固定文体，而是可以被各种文体诸如子书、传记与诗歌所采纳的言说方式，目的均为通过故事以寄寓作者之思想与情感。元明易代之际的文人，尤其是浙东文人何以会对两千年之前的此种寓言书写方式产生浓厚兴趣，这牵涉到寓言思维方式问题。从表层看，寓言是一种表达方式，但从深层看，它更是对现实的一种理解方式、思维方式与把握方式。在先秦诸子中，儒、墨、法、兵诸家均将寓言表达方式视为立论的一种补充手段，而对寓言思维方式运用最为成熟，且有理论表述者无疑是庄子学派，此即为庄学中寓言、重言、卮言的所谓“三言”。因而对于寓言之理解必须放在“三言”的整体系统中才能得以实现。《庄子》“天下”曰：“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意为由于天下处于“尘浊”乱 世，不可用常规语言予以表述，所以采用“三言”的言说方式。身处元明之际乱世的浙东文人，大概理解了《庄子》的这些话，所以采取了相近的语言表达方式。《庄子》“寓言”篇则对“三言”具体解释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谓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关于此处“三言”的解释，历代注庄者分歧颇多，莫衷一是，在此无需具列。我以为“三言”乃是《庄子》文本构成的三个层面。寓言是其文本的基本故事单元，其特点是“藉外论之”，以虚拟之人物、动物所构成的故事以表达某种观点。这些观点不一定完全代表作者的立场与看法，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且寓言占据了《庄子》一书的主要篇幅，所谓“寓言十九”即此意。《庄子》寓言与先秦其他诸子寓言有明显差异，它们不是作者观点的传声筒，具有独立的生命与价值。重言就是重复地言说，也就是将相同、相近或相反的看法与观点前后说出，达到对比的效果。作者在此用“耆艾”与“陈人”为例加以说明，年长者可以称为“耆艾”，但如其“无人道”，则又可视为“陈人”。重言的目的是“已言”，也是用相同的表述来消解前边的说法。重言实质上是寓言的一种组合关系，它将寓言或并峙，或互补，或矛盾，或重复地组合起来，从而获得一种消解固定观念的解构效果。卮言乃是《庄子》文本的整体语言特色与论述效果，也就是重言所产生的言说效果。因为所有的固定观点都被“已”掉，因而就没有是非，没有起始，没有界限，没有结论。从语言层面看，这叫“和以天倪”，即消解了语言限制而直接与天地之道相通；从人生层面看，就叫“因以曼衍，所以穷年”，自由自在，平和自然地安度人生。作为儒家身份的浙东派作家，他们到底能够领会汲取多少庄学的思想资源，尤其是“三言”的言说方式给了他们何种启示，这都需要认真辨析。我以为，他们主要接受了“藉外论之”的寓言方式，而未能吸纳重言的笔法，因此也就没有形成卮言的效果。王袆所理解的“卮言”大概是“格言”“警句”之意，包括他们创作的所谓连珠体也具有此种内涵，但距庄学“卮言”之意相去甚远。
此处的王孙濡与郁离子均系虚拟之人，但讲述者却并非郁离子而为王孙濡。故事中之巫、鬼与乡老自然亦为虚拟。依照故事情节，乡老自然是冤屈的，他本来好意去扶起卧倒的鬼之偶像，却被鬼误解殴打致死。可是王孙濡却由此引出教训说：目前天下大乱已无可救药，应该隐居躲避，否则便会像乡老一样而招祸。如此构思无疑出于作者精心安排，刘基当时本来要尽心竭力为朝廷平定叛乱，但却多次遭到误解打压，最终不得不隐居青田而著书。这一怨恨之情隐忍已久，但若令郁离子说出又多有不妥，故而虚拟一位王孙濡代言。其实，王孙濡的话是否真正能够代表刘基的真实立场也仍需考察，或者充其量也只是发泄其一种不满情绪而已。《龙门子凝道记》中的虚拟性叙述者也颇为讲究，比如“观渔微”中的“龙门子观渔于河”一则，龙门子见到捕鱼者以大网捕鱼将尽时，感叹先王之时鱼不“盈尺”不捕，结果遭致渔者讥笑，认为此乃龙门子过错，因为先王之时在位的公卿士大夫均为贤者，故而能够“治教休明而仁及鱼鳖”。可当今文人们却纷纷“肥遯”而隐，结果“国家失太平，干戈万里，掠人为粮，甚或载盐尸以行，生民之类不绝如缕，而况于鱼乎？非夫子之过而谁也！”文末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龙门子弗应，瞪然视渔者，久之乃去。”仕隐矛盾是当时文人均需面对的难题，儒者的责任感使其难以忘怀百姓疾苦，但混乱的世道又迫使其隐居山中。在此，渔者所承担的叙述角色显然要较之龙门子更为重要。在《寓言》五则中宋濂再次触及此一问题，此处角色变成了韩厥与饭牛者，饭牛者大谈自己隐居生活的轻松快活，韩厥问：“女自谋则善矣，如苍生何？”结果也是：“饭牛者不答，笑去。”这些虚拟叙述者的灵活设置，显示了作者构思的精巧，并取得了发人深思的艺术效果，深得庄子寓言手法。
▲ 刘基
其次是对话体的设置，造成了生动曲折、形象传神的审美效果。在宋濂、刘基的子书创作中，其寓言书写大致由独白与对话两种行文模式构成，并形成不同的格调。独白较为精炼深刻而给人警醒，对话则婉转曲折而意在言外。在对话体创作上，宋濂《龙门子凝道记》在诸家子书中成就最为突出，其很多段落均由此体构成。如下一则：丁鸿问于龙门子曰：“君子何以处贫也？”龙门子曰：“安之。”曰：“安之未能也，请问其次。”曰：“忍之。”曰：“忍之之道奈何？”曰：“茅茨土阶，视如华榱飞甍之丽；柴车蹇乘，视如文茵飞黄之良；垢裘敝屣，视如绣裳朱舄之珍；藜羮糗饭，视如五鼎八珍之美；丑妻恶妾，视如毛嫱西施之艳。则羡念不生矣。是忍之之道也。忍之久，则自然矣。能自然，则安之矣。”虞丹子在旁，闻之哑然笑曰：“吾处贫四十年矣，居之以道德，乘之以仁义，被之以礼乐，饱之以忠信，友之以廉洁。虽冻馁濒死者数四，未尝启齿一言，盖欢然若有晋楚之富，不知所谓贫也。是何也？心无愧怍也。苟有一毫外慕之念，则愧怍生矣。愧怍生，纵富，贫也。况实贫乎哉！夫子盍以是告之？而徒陈说彼区区者，不亦谬乎？”龙门子曰：“子以君子之事望恒人，其不可也夫。”
身处易代之际的战乱之中，隐居生涯首先面对的便是贫穷。如果不能忍受清苦生活，就难以坚守文人操守，从而失去内心平静而流于颓废。因此，如何“处贫”便成为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对此，龙门子提出“安之”与“忍之”的方式，并具体描绘如何“忍之”的措施。依照一般寓言书写方式，到此即可结束。不料作者又请出一位虞丹子发表不同看法：应具备高尚节操，达到不外慕、无愧怍的人生境界，也就处贫贱若富贵了。自《礼记•中庸》提出“守素”观念后，如何“守素”便成为士人不断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处贫贱素乎贫贱”更是牵涉到士人操守的重要环节。那么，如何评价龙门子与虞丹子二人的不同处理方式呢，便须读者做出认真思考。尽管龙门子认为虞丹子的说法是“以君子之事望恒人”而予以否定，但他开头就以“君子何以处贫”为问，可见其本人所回答者亦并非针对“恒人”。其实，宋濂在此已汲取庄子“重言”方式，即面对同一话题给予不同答案，以增加寓言之曲折性，并引起读者思考，从而产生意在言外的效果。《郁离子》对话设置之集中代表莫过于“九难”一章，作者通过郁离子与随阳公子九方面有关人生欲望的深入对话，充分展现了丰富复杂的人生追求，并最终凸显了郁离子“讲尧舜之道，论汤武之事”的最高理想，是一篇少见之奇文。但如果就全书看，《郁离子》的对话设计显然赶不上《龙门子凝道记》。这大概与二人个性有关，宋濂乃性情平和的谦谦君子，因而行文风格多迂曲舒缓，故而人物对话曲折生动，摇曳多姿；刘基乃性格峻急、思想深邃之谋士，故而其寓言往往精炼而深刻，通过人物对话以烘托叙述人郁离子的深刻见解。但偶尔亦有短小隽永之对话故事，如《天道》有盗子问郁离子：“天道好善而恶恶，然乎？”郁离子答曰：“然”。随后盗子举出从植物、动物到人类社会等一系列反常例子，尤其最后问道：“自古至今，乱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与小人争，则小人之胜常多，而君子之胜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恶恶而若是戾乎？”于是，“郁离子不对”。盗子得意地说：“甚矣君子之私于天也！而今也辞穷于予矣。”通过精彩对话，盗子得意而郁离子辞穷，引出一个发人深思的历史难题，而且是易代之际身处战乱之中令人迷茫不解的难题。这些对话性寓言更接近于《庄子》笔法，它们所看重的不是明晰的结论，而是引起读者对人生问题的思考。
四、元明易代之后子书书写观念之演变
元明易代之后所创作的子书，今所知较为有名者有苏伯衡《空同子瞽说》与叶子奇《草木子》。《草木子》非子书之常体而近于笔记，在此可暂不论及。能够代表元明易代之后子书创作特色者，应为苏伯衡《空同子瞽说》。关于《瞽说》作者苏伯衡，相关文献有不同记载，《明史》撮合相关文献，所言较为可信，其曰：苏伯衡，字平仲，金华人，宋门下侍郎辙之裔也。父友龙，受业许谦之门，官萧山令，行省都事。明师下浙东，坐长子仕闽，谪徙滁州。李善长奏官之，力辞归。伯衡警敏绝伦，博恰群籍，为古文有声。元末贡于乡。太祖置礼贤馆，伯衡与焉。岁丙午（至正二十六年）用为国子学录，迁学正。被荐，召见，擢翰林编修。力辞，乞省觐归。洪武十年，学士宋濂致仕，太祖问谁可代者，濂对曰：“伯 衡，臣乡人，学博行修，文词蔚赡有法。”太祖即征之，入见，复以疾辞，赐衣钞而还。二十一年聘主会试，事竣复辞还。寻为处州教授，坐表笺误，下吏死。二子括、怡，救父，并被刑。其中可注意者有二：一是关于其最终结局，此处所言为“坐表箋误，下吏死”，他像许多浙东文人的命运一样，以追求理想而出，以失望坐罪而终；二是朝廷政治环境的恶化，他曾一再地辞官归隐。这两点均与其《空同子瞽说》写作关系至为密切。
▲ 《平阳县志·苏伯衡传》
“瞽说”之典出于《庄子》之《逍遥游》“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乃自谦之辞。其书名可能受到宋濂《燕书》之“郢书燕说”命名方式的影响，由此可知该书应产生于宋濂《燕书》之后。胡翰评价《瞽说》曰：“托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缘情以见义，明于国家之体，达于人情之变，如钩探物，连牵不绝，其出不穷，原其敝之所始，要其势之所必，至戚戚然，思以杜之、拯之，将以上承天子圣化，而措之乎太平之治。”在此概括了该书“托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的子书寓言特点，同时称赞了其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此类评价乃是朋友之间的场面话，倒是下面此句颇堪关注：“《瞽言》者，本乎仁，发乎义，有进戒之忠，有虑远之智，非若世之郁悒悲愤不平而鸣者比也。”这才应该是真正的有感之言。因为温厚和平与鸣国家之盛乃是入明后朝廷所倡导的主流文风，而“郁悒悲愤不平而鸣”则变得不合时宜。更进一步，文风不仅应平和盛大，还应起到尽忠虑远的政治实效，对于当时文人才是正面评价。这当然体现了胡翰的文章观念，关键是它是否符合《空同子瞽说》的创作实情，需要考察该书的具体内容。关于作者的情感抒发问题，非但“郁悒悲愤不平而鸣”的负面情感确已大大减少，甚至其整体主观情志的抒写也已大大淡化，更不要说深刻犀利的批评讽刺了。从此一角度，《空同子瞽说》与《郁离子》《龙门子凝道记》相比已发生明显变化。在28则短文中，真正能够有点情感色彩的仅有两则，其一为：“空同子掩书而起，曳杖而歌曰：‘黜吾知，任吾真，佚吾形，抱吾神，两耳之存，六用之泯，人乎天乎，天乎人乎！”表达了一种隐逸超然情怀，但却没有任何背景描绘与原因揭示，亦即仅为个人情感的抒发而不涉及具体语境。另一则曰：空同子行于河滨见渔者，视其网则缯也，观其所得之鱼，宛转噞喁鳞鬛莫辨，则其大者才如指而已。顾谓门弟子曰：“先王发政，网罟之目必四寸，而鱼之鬻于市者必满尺。何其仁也！当是之时，鱼鳖之类咸遂其生。又何幸也！今缯以为网，而鱼之如指大者登鼎俎焉，甚哉乎，鱼之不幸也！甚哉乎，渔者之不仁也！渔者曰：“嘻，是何足怪。古者取民率什一，后世则大半矣。古者役民岁三日，后世则终岁矣。古者山泽无禁关讥不征，后世则以山泽关市之征为经费矣。然则不幸岂直鱼哉？不仁岂直渔者哉？”空同子乃歌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慨我窹叹，念彼周京。”歌已而归，归而颦蹙者累日。
在此，作者通过古今捕鱼之不同，对比古今政治之变化，发出“念彼周京”的复古感叹。如果与宋濂“龙门子观于河”的寓言相比，具有明显的互文性。两则寓言同样是观察网眼与所捕之鱼的大小引发出政治话题，宋濂寓言中那位渔者所抨击的，乃是由于文人“肥遯”所导致的政治状况恶化，从而使得“国家失太平，干戈万里，掠人为粮，甚或载盐尸以行，生民之类不绝如缕”。其中既讥讽现实社会混乱，又反思自我隐逸行为优劣。而苏伯衡尽管也借用了此一寓言框架，却仅仅涉及赋役关税之轻重问题，批判广度与深度均已大大弱化。而且即使如此，这也是《空同子瞽说》中绝无仅有之孤例。
由上可知，作为浙东文人代表的苏伯衡，依然坚守“行道”的儒家理想，依然坚守自我的尊严，依然拥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依然希望进行独立的思考。尽管朝代已经变迁，环境已经变换，但浙东文人长期所形成的儒家理想却并不会迅即消亡。
▲ 《苏平仲文集》书影
不过，从《瞽说》所显示的内容看，苏伯衡的坚守显然遇到了现实的困境。尽管这种困境所显示的迹象隐约闪烁，零碎而不完整，但依然能够给人以清晰的感受。比如第18则论教与学之间的地位尊卑，结尾忽发议论：“今也在下位而为教则歉然不安，而人且以为倨；在上位而受教则阉然不屑，而人且以为辱。不中者终于不中，不材者终于不材，不贤者不至于贤，贤者不至于圣。不知卑贱者耻教人之过耶？不知尊贵者耻教于人之过也。”联想到苏伯衡曾为国子学正的身份，他在教学过程中虽尽心竭力，但不仅效果堪忧，而且自身为师尊严似乎也遭人质疑。又比如第16则写群猫争抢“腐鼠”，忽而转笔写道：“今之人平居，相与握手附耳，以致欢欣洽爱，自谓骨肉良不过是。及乎势位一接，幸于得而忘其所以为义，丑诋而深排，阴挤而阳夺，不得之不已。心术之移于利也如是，则与东郭氏之猫何异哉！”可知当时官场之争权夺利已令其难以适应，联系到明初朝廷中淮右势力与浙东官员的权力之争，便可明了苏伯衡置身漩涡的恐惧与焦虑。《瞽说》第21则是与《龙门子凝道记》中“何以处贫”相近的话题，即何以“处忧患”。苏伯衡的做法是“不动心”“听其所为”，他将其喻之为乘船遇飓风而泰然处之。因为“夫穷达、得丧、死生、祸福莫非命也，”所以“处忧患惟听其所为而已矣。听其所为则不知忧患之为忧患而自然安焉。”这种通达态度略近于庄子之命运观，所谓“知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由于把握不了自我命运而不得不将生死置之度外。宋濂“观渔微”的处贫之道，无论是“羡艳不生”的“忍之”“安之”，还是“居之道德”的“心无愧怍”，都是能够通过自我操持把控而实现的。而苏伯衡“听其所为”而安之若命的态度，无疑是更为消极无奈的。这也难怪，在明初官场中，升迁贬谪、生死祸福既不取决于品格之优劣，也不依据于政绩之有无，士人们始终处于一种变幻不定的局面中，所谓宦海风波，诚如乘舟于波涛之中，不知何时会葬身大海，除了安之若命外，似乎也的确找不出更好的生存方式。环境的凶险与心灵的焦虑，终于酝酿出苏伯衡对于生命意义的怀疑与隐逸生活的向往，第8则写空同子“过北邙山见丛冢”而大发感叹，认为无论何人，什么王侯将相、巨家富子、百工技艺、侠客释氏，最终都难逃一死，变为“华表摧折、穹碑剥落、草花磷斒、牛羊砺角”的“败冢之累累而已”，则生命又有何意义可言。尤其是他对比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万物之间，众人之中，维贤维哲，立徳立功，坤翕乾张，蟠地极穹，有生有死，虽众攸同，其英魂灵气则不随草木而腐坏，其令闻广誉则长并天地以无穷，茍能如是则善矣，尚何彼之悲为？唉！宇宙有不朽而不务之，方蝇营狙诈，舞文用机，竞浮荣于旦暮，较强弱于锱铢，俯有拾，仰有取，争势利，计崇库，将其肉未寒而名已泯，何举世之没没蚩蚩也！”在这举世皆蝇营狗苟的氛围中，自己立德、立功、立言的追求又是何其虚幻可笑！于是，他惟一的选择便是：“去其健羡，脱其枚羁，放乎山林，弦琴诵诗，进徳修业，惟恐后时。”就《空同子瞽说》实际情况看，的确代表了明初浙东文人的感受与思考。新朝建立，万象更新，他们希望为新王朝的礼乐制度重建贡献自己的才智。但他们依然渴望实现其行道的政治理想，以仁义治国，以民生为本，并保持自我的人格尊严。然而，儒家之道与帝王之势在新政权中必然无法达成共识，文人的美好理想与官场黑暗也必然产生冲突，于是只能徒然长叹，悻悻然而归隐山中。就创作水平上看，《瞽说》没有达到《郁离子》《龙门子凝道记》的高度，无论是其艺术想象力还是文字表现水平，《瞽说》显得都较为平庸。这与苏伯衡的诗文整体状况较为一致。宋濂《苏平仲文集序》言其文章“精博而不粗涩，敷腴而不苛缛，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刘基《苏平仲文稿序》则言其“语粹而辞达，识不凡而意不诡。”都是称赞其理精辞达的平和体貌。其实，以苏伯衡自身才气言，他未必没有写出好文章的能力。从其观念看，《瞽说》中有二则论及文章写作，第15则将辞达而自然，连用15个比喻以表现文章体貌之多样性；第20则将文章能够传事传人而使之不朽，都是很有见地的看法。此外，在《染说》中，他特意强调了文章之“妙”：“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况于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论文至“妙”处，就既超越了技巧层面，也超越了道德层面，苏伯衡的看法也许受到其祖上苏轼的影响，但起码他是认可此一看法的。而且，在《瞽说》中，苏伯衡也偶有精彩之笔，如第23则讲唇齿相依、末去本亡的道理，借用士蒍谋划铲除“群公子”以孤立桓庄之族的寓言，从离间富子到谋杀游氏二子再到尽杀游氏之族，将此道理足足讲了三遍，同时还穿插了大木与女萝的比喻。像如此完整而曲折的寓言，即使在宋濂与刘基的子书中也很难见到。由此可知，《瞽说》的创作之所以未能达到应有水平，并非作者才气不足而是时代环境所致。在一个动辄得咎、充满焦虑的境况里，苏伯衡显然无法自由发挥自我想象与充分施展自我才情。他的子书书写观念，包含了更多的制度建设的设想，规避风险的策略以及人生归宿的谋划，而艺术的想象，情感的抒发与文采的展露不能不有所忽视。▲ 苏伯衡书法
胡应麟曾选出《郁离子》《瞽说》《龙门子凝道记》《燕书》作为元明之际子书的代表，的确眼光独到，因为它们真正代表了那一特殊时代孕育的一种特殊文类所蕴含的特殊文学观念。在那样一个战乱四起，社会动荡的时代，文人们存在着多种人生选择，并拥有了短暂的自由思考空间。于是，这些怀抱行道志向的浙东文人，选择子书文类进行政治与文学书写，不仅通过寓言方式畅论其经国治世方略，还能够尽情抒发自我情志与人生苦恼，并充分展现自我才情与文笔，以实现其流传后世的生命不朽追求。从实际效果看，他们更多达成了文学书写的目的，而政治理想不得不付诸东流。在朱明朝廷这一专制政体中，文人们如果要实现自我政治理想，就必须屈己降志与朝廷合谋或合作，否则他们在山中所谋划的种种远大目标与奇思妙想非但无法落实，甚至会为此丢掉生命。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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