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齐 | 宋史研究琐言—— 专题导语

Original 曹家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8-28

宋史研究琐言

—— 专题导语

文/曹家齐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曹家齐教授

历史本是一个整体，每一时段都有其不可或缺之地位，但人们总是对历史上比较特殊的阶段给予更多的关注。若说中国历史上的时段，或者王朝，最受关注且众说纷纭的莫过于宋代了。关于其历史地位，宋朝当朝人郑樵（1104—1162）就曾云：“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最早指出宋代处于中国历史新时代之地位。明代史学家陈邦瞻（1557—1628）则立于明代后期，反观中国历史，认为自洪荒以来曾有三变，宋代是第三变之开端。延至近代，又有严复（1853—1921）、金毓黼（1887—1962）等膺承此说，均视宋代为中国历史一大变局之始。严复更认为：“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成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但当时国内之学界却对于宋代历史之面相各取其一予以强调，王国维（1877—1927）、陈寅恪（1890—1969）等先生推崇宋代文化之盛；钱穆（1895—1990）则认为宋朝对外积弱不振，内部积贫难疗。与此同时，域外学者又有对宋代不同之认识。先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1866—1934）、宫崎市定（1901—1995）等人用欧洲通行的理论解释中国历史，提出了被称为是“唐宋变革期学说” （或称“唐宋变革论”）的宋代近世说，继而二战后在本国引发了东京学派的质疑与批驳，从而形成长达三十年的“唐宋变革期学说”之论战，将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唐宋史之研究推至“显学”地位。约略同一时期，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极力推崇宋代的科技成就，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则认为宋代是伟大的创造时代，在唐后期和宋代所确立的文学、艺术和社会、政府模式直至20世纪初一直统治着中国文明。

▲曹家齐著《宋史研究杂陈》书影

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史学研究出现理论探讨的热潮，胡如雷先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提出另一种“唐宋变革论”，认为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宋代呈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重要特征。在此背景下，域外的学术观点及动态自然少为人知，但由钱穆先生观点生发的宋朝“积贫积弱”说，以及陈寅恪先生等对宋代文化成就的高度评价，仍然在学界和社会上有着广泛影响。1980和1990年代，域外学者关于宋代的认识逐渐被中国大陆学界接受，特别是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期学说”对中国的宋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学界对于宋代历史地位的认识亦更加丰富、多元。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宋代历史虽作出再认识，但仍是见解各异，或称宋朝“忧患与繁荣并存”，或发出“不要再误解宋朝了”的叹呼，社会上更多对宋代各种新奇之说法。

历史地位备受关注和争议的宋代，自然亦是学界倾心倾力的研究领域。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历史学学科调整及课程之专门化，断代史、专门史及国别史成为人们研究历史之普遍选择，蒙文通（1894—1968）、陈乐素（1902—1990）、张荫麟（1905—1942）、邓广铭（1907—1998）、聂崇歧（1903—1962）等先生集中对宋史作出开创性研究，宋史因而成为相对独立之学科领域，吸引众多学人专门为之。当时中国之宋史研究，因于民族存亡的社会现实，自然以人物及政治史为重要研究对象，但于社会、文化诸议题，亦多有发轫。从1940年代后期起，宋史研究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美国、韩国，及欧洲，均成为颇具显示度的学术领域，研究议题亦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多个方面，只是各地学者因教育经历与政治环境不同，所论问题之意旨各有差异。1949年后近三十年的中国大陆，史学研究虽然经历特殊政治形势而呈现为突出的理论探讨，但对于王安石及北宋熙丰变法的讨论，仍显示出宋代历史的独特魅力。

▲王安石画像

1970年代末以来的40余年，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与整个学术研究及国势相因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不仅研究机构及专业研究人员总数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及，研究成果更是不计其数。无论是断代史专著，还是专题研究论文，抑或是古籍整理及考古发掘，都堪称成果丰硕，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多年，出现了宋史热，中国大陆的宋史专题研究范围的拓宽及讨论之细致，最是引人注目，而且出现了若干由中国大陆学者引领的具有牵动力的学术议题讨论，在典章制度史、政治文化史、城市史、财政史、社会史及文献整理诸多领域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学者与海外同行在宋史研究中，亦已形成不少共同的旨趣；中国宋史学者也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有了深度的学术交流；中国学者组织的学术活动已然成为中外学者共同的交流平台，而境外举办的学术活动，亦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参与；中外学者的互访更是难以统计。但自2020年初以来的疫情肆虐，却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这一状态。尽管如此，各地学者仍是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学术交流，本专题汇集的四篇论文，亦可视作特殊形势下对于学术交流之努力。

就目下来看，海内外宋史学界，1950年代至1980年代四个代际出生的学者，仍是主要的学术生力军。而关于宋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尽管一直存在着理论渴望与议题平铺的忧虑，以及多种理想化的期待，但基本文献考证、政治制度及社会文化的辨析与解读，仍是宋史研究不断生成新知的原发点。鉴于此，本专题特意约请四个代际的宋史学者，就宋代历史研究相关议题发表新见。

王瑞来教授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在宋史研究和宋代典籍整理方面，著述宏富，享誉国际学坛。其《宋朝末代皇后之父——〈全公墓志〉考释》一文，将残存之《全公墓志》与其他文献比勘印证，不仅进一步证明《全公墓志》之真实可靠性及其史料价值，而且大致勾勒出宋末代皇后全氏之父全昭孙的生平事迹，并以此墓志为参考，澄清了全昭孙卒年、全皇后行辈等数条史实，是一篇颇具功力和学术价值的论文。

林煌达教授现任职于中国台湾淡江大学历史学系，长于宋代典章制度史研究，是中国台湾地区甚有影响力的中青年学者。学风踏实谨严，学术论著皆甚有质量和水准。其《南宋环卫官的演变与发展》一文，围绕南宋孝宗改革环卫官制度展开讨论，不仅究明南宋环卫官制度的实质性内容，而且分别梳理新的环卫官制度确立后的实施状况，特别是分别考述武臣、戚里和宗室担任环卫官的情况，对南宋环卫官制度研究有重要推进。

陆敏珍教授任职于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是国内比较有新锐之气的中青年宋史学者。长于宋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发表论著均颇有影响。其《从朱子〈家礼〉到日用类书》一文，分别考述了朱子《家礼》在南宋的具体实践情况，以及通过《事林广记》等类书编写，逐渐部分地成为民间日用常识的过程，指出，《家礼》中虽有对时俗的描写，但也有相当部分内容只是书写者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设定，而非宋代已发生的事实。不仅颇有新见，而且对相关研究具有纠谬的学术价值。

胡劲茵副教授任职于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长期从事宋代乐制及政治史研究，已成为对宋代乐制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其《司马光〈传家集〉“乐中公案”书信再考》一文，针对在学界颇有争议的司马光《传家集》中所受司马光与范镇讨论乐制的二十二封书信，仔细分析其中内容与往复关系，就二十二封书信的编排顺序和写作时间，作了较有说服力的考证。文章论述甚见功力，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讨论北宋乐律知识及司马光思想，有重要学术价值。

▲司马光《传家集》书影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责任编辑：赵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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