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企业并购重组决策
——专栏导语文/李善民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企业研究院李善民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迈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并购重组是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手段。202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中提到，上市公司做优做强的要求之一就是“促进市场化并购重组，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并购市场主渠道作用”。“十四五”规划中也强调，在促进构建产业体系新支柱过程中，“要鼓励技术创新与企业兼并重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完善企业兼并重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要求“加快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可见，并购重组是促进产业集聚发展、促进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据普华永道发布的《2021年中国并购市场回顾与2022前瞻》统计，2021年中国国内并购交易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按交易额计算占全球并购市场的13%，其中“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双循环”等是促进并购交易的热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并购的数量也突破了新的记录，说明我国并购市场相当活跃。然而，目前我国企业并购重组还存对并购的风险认识不足，并购手段运用不够熟练，融资手段不多，缺乏管理技能等问题。同时政策层面尚需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不断优化并购重组决策，强化并购重组的资源配置作用，助力企业突破并购重组中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高质量的并购重组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普华永道发布的《2021年中国并购市场回顾与2022前瞻》统计
本期“新时代中国企业并购重组”专栏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有资本并购重组理论、机制与模式研究”（72132010），收录的三篇文章分别从宏观层面的环境规制政策、中观层面的国有企业改革、微观层面的公司高管特质的角度，对企业并购重组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相较于已有文献，本专栏的文章强调从并购决策的角度深入理解并购绩效，为并购重组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在宏观层面，严格的环境规制究竟是倒逼企业通过加大创新投入转变生产经营方式，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还是挤占企业的创新资源从而减少技术并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环境规制、融资环境与企业技术并购》一文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并购的影响，发现新标准实施后重污染企业显著减少了技术并购的投入，这种情况在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以及股票流动性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揭示了融资环境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并购的重要作用机制，该研究对于如何降低环境规制对技术并购的抑制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在中观层面，中央企业利润上缴的改革是否会通过集团网络对其控股公司的并购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是否能限制国有企业盲目扩张？对此，《国有资本收益上缴与企业并购：基于中央企业集团的证据》一文利用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政策作为外生事件，研究中央企业集团母公司向政府分红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集团内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发现中央企业集团母公司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时，会抑制该母公司控制的集团内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且中央企业集团存在财务公司时，由于其对成员公司财务管控更强抑制效应更大。该研究拓展了对国有企业分红的经济后果和企业并购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和支出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在微观层面，如何提高并购质量，使其切实服务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背景下，金融背景高管能否发挥促进企业高质量并购的作用？通过怎样的机制和途径提高并购质量？对此，《金融背景高管能助力实体企业高质量并购吗？》一文研究金融背景高管如何帮助企业克服并购困难、实现高质量并购的问题。该研究发现金融背景高管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和提高风险承担显著促进了公司并购，提高了并购绩效和并购质量，研究结论支持了社会资本理论而非代理理论，说明金融背景高管通过发挥自身社会资本的作用促进实体企业高质量并购。该研究对企业的并购决策和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专栏的三篇文章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层面，分别从绿色发展和技术创新、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高管特质和社会资本理论角度出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并购重组决策行为进行深入剖析，为丰富企业并购决策、并购绩效以及并购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作出了创新性探讨。期待本专栏能吸引更多学者在并购重组领域展开更广泛、深入的研究，推动中国情境下的并购重组理论创新，助力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