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全球健康发展行动计划，是联合国于2000年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包括的三项健康目标。此时，全球健康之说明显削弱了国际健康之说的影响。话语的转型伴随着资金投入的迅速提升。从2000年到2010年，全球卫生援助项目总金额每年平均上升了10%之多。继提出千年发展目标之后，联合国于2015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六个健康目标。至此，全球健康之说已经彻底地取代了国际健康之说。在新冠疫情全球流行之前，一部分西方国家根据各自的构想提出了引领全球健康发展的大政方针。除却提出相似的促进全球健康发展目标和原则，这些国家战略的一些侧重点不尽相同。譬如：美国政府强调了防止生物安全问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政府强调了英国在全球健康发展领域的领导地位。法国政府强调了法国文化思想在全球的感召力。德国政府强调了德国企业对全球医疗产业的潜在作用。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德国2020年10月经过调整的全球健康战略，再次强调了德国对全球医疗产业的潜在作用。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卫生工作本身的成就可以说已经是对全球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凡贡献。此外，中国对全球健康发展的支持，体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和全球基金执委会的作用。中国还大力支持了联合国千年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的健康目标。2015年，第五次中非论坛深入地探索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健康发展领域展开合作的方案。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合作战略计划，包括了继续为全球健康发展提供财力援助的承诺。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健康发展领域发挥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卫生援助资金投入，超过了除美国外的所有发达国家（Shajalal et al.，2017）。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努力中，中国国产新冠疫苗为全球新冠疫苗供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可比拟的。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主张。这一主张强调：构建双边、多边和民间合作机制，尊重全世界各国人民平等的生命健康权，促进健康领域的全球合作，增加全人类的健康福祉，研发全球健康发展需要的公共物品，打破全球卫生治理的零和博弈思维，倡导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刘姝，2021）。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主张，为我国将来需要考虑专门制定的全球健康发展战略提供了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接下来要考虑的行动路径、优先领域、策略重点等议题乃是中国在全球健康发展领域从共享共建走向共治方向的关键。为此，中国在全球健康发展领域积累的主要经验是什么的问题亟需澄清。本文认为，中国在全球发展领域积累的最主要经验，来自长期坚持的南南合作、从2000年开始构建的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以及近年来倡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的主张和努力。这三个方向的国际合作对中国对外卫生援助做出了什么贡献？它们对中国在全球健康领域走向共治方向的意义是什么？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实证研究支撑，不能泛泛而论。所以，本文拟参考两个来源的数据资料展开如下讨论。第一个数据来源是美国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建立的AidData，即外援数据库，里面存有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项目数据。第二个数据来源是中国北京播锐智咨询团队（Bridge Consulting）建立的China Covid-19 Vaccine Tracker，即中国新冠疫苗追踪器数据库，在里面可以查到每周更新的国产新冠肺炎疫苗出口、捐赠以及联合生产数据。
一、中国对外卫生援助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很快就将对外援助视为实施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行动的路径。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全力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1962年，法国殖民主义者撤离阿尔及利亚时，带走了法国医生和一部分阿尔及利亚医务人员，留下的本土医生不到300人。这个人口近八百万的国家随即出现了医疗体系瘫痪的局面。阿尔及利亚政府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出了派遣医疗队的紧急请求。中国、古巴、苏联、保加利亚等国及时派出了医疗队援助阿尔及利亚。中国政府于1963年派到阿尔及利亚的第一支医疗队来自湖北省，后来派到该国的中国医疗队也来自湖北省。湖北省派遣医疗队援助阿尔及利亚的传统坚持到今天，一直没有中断。中国第一支援阿医疗队由30名不同科室医生组成，他们于1963年4月16日抵达后，马上被派到一个极为贫困的地区工作，替换在那里工作的保加利亚医生，同时接管了地区中心医院。这些经过万里挑一的湖北医生迅速地把自己熟悉的临床医学经验在阿尔及利亚运用起来，参照新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走了一条因地制宜、土法上马、不计报酬、巡回医疗、动员防疫、一视同仁、全力医治的道路（Zou，2019）。中国后来派往非洲其他国家的医疗队也走了一条这样的道路。在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非洲十国时对非洲国家领导人承诺，中国将大力援助新兴的非洲国家，计划派遣更多的包括医生在内的中国专家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此后，两万多名中国医务人员先后在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加入到中国医疗队行列，到2017年一共为两亿七千万人提供了医疗服务（Chen et al.，2019）。至今，中国向非洲派遣的医疗队坚持得最久且规模最大，是任何其他国家派遣到非洲的医疗队都不能与之相比的。过去二十多年，支持全球健康发展的理念在中国对外交往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中非合作论坛于2000年的开设为中国对非卫生援助提供了一个更坚固的平台。在卫生领域扩展合作空间，是习近平主席与非洲领导人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期间达成的八项共识之一。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提供方式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以及优惠贷款。根据2011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中国对外援助60年累计人民币2，563亿元。根据2014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援助累计人民币893亿元。根据2021年《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2013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对外援助累积2，702亿元人民币，提供无偿援助1，278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47.30%。以上三个白皮书提供的数据都是宏观的，不包括按照领域划分的项目数据。按说我国的国际合作发展署应是收集中国对外援助数据的权威机构，然而，这个在2018年才成立的机构还没有公布是否建立了一个整合性的对外援助数据库。如果要分析中国对外卫生援助数据，卫生统计年鉴本应是一个权威性的数据源，但其实不然。涉及医疗器械的对外援助项目归商务部管理，属于医学教育的对外援助项目归教育部牵头，诸如此类的部门条块分割使得中国对外卫生援助数据支离破碎，尚未形成一个整合的、口径一致的、可以长期追踪的数据库。由于以上原因，我们选择使用威廉玛丽学院创新实验室建立的外援数据库（AidData）包括的中国卫生援助数据展开分析。这个创新实验室于2009年建立，其宗旨是利用大数据技术追踪未完全被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收录的外援资金流动数据（Tracking Underreported Financial Flows）。在国际援助领域，由20个西方国家于1961年创建的经合组织（OECD）建立了一个长期追踪外援项目的数据库。目前，经合组织成员国有38个，其中30个是它的外援委员会成员。这30个国家定期向经合组织外援委员会提交“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数据以及“其他官方资金流动”（Other Official Flows， OOF）统计。前者（ODA）是指用于经济发展和福利事业的援助经费，后者（OOF）是指属于合作和利益共享性质的援助经费。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并不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之列。为此，威廉玛丽学院外援数据库的建设者希望超越经合组织的外援数据局限性，系统关注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双边援助，尤其注重收集中国官方对外援助的项目数据。到目前，有关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经费规模的几个主要研究的结论都不一样，其原因是数据来源、相关定义、选择标准以及分析方法不同（McDade & Mao，2020）。AidData数据库主要储存的是双边合作性质的中国对外援助信息。使用AidData数据库的一个好处是它对项目信息的收集，甚至记录了经费数额很小的项目。使用AidData数据库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识别项目的具体用途和地理分布。这样的数据来源便于识别卫生项目与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关系。通对AidData数据库的数据分析显示，2000年至2017期间中国对外卫生援助项目共有1，749个。在这些项目中，包括经费金额的项目共有812个。为保证分析的全面性，我们决定对项目数量和经费金额都给予必要的分析。分析结果显示，2000年至2017年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1，749个项目主要分布在非洲，共1，226个项目，占比为70.10%；其次是包括中东在内的亚太地区，共269个项目，占比为15.38%；再次是拉丁美洲，共125个项目，占比为7.15%；接受中国卫生援助项目最少的地区包括白俄罗斯、波黑、黑山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塞尔维亚、摩尔多瓦在内的欧洲国家，共35个项目，占比为2.00%。接受中国卫生援助项目数量排在前十名的国家分别是：安哥拉、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刚果布、刚果金、塞拉利昂、赞比亚、乌兹别克斯坦，马里、巴布新几内亚和尼日尔并列第十，具体情况见表1。表 1 接受中国卫生援助项目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 以上国家全部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协议或谅解备忘录。除乌兹别克斯坦外的9个国家都是中非合作论坛成员国，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行动的参与国。根据AidData数据库记录，2000年至2017年，中国卫生援助项目一共覆盖了117个国家，其中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行动的国家共有106个，中非合作论坛成员国家共有51个，同时属于中非合作论坛成员国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行动的国家共有47个。如上所述，本文分析针对的1，749个卫生项目，在数据库里明确记录了项目经费金额的项目共有812个。以2017年美元汇率换算，这812个项目的合计金额是188.23亿美元。用于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供水以及保障饮用水安全的中国对外卫生项目金额，在所有类型的中国对外援助项目资金投入中的占比很低（1.24%），然而项目数量是最多的，针对的受援国数量也是最多的。这些项目的具体目的是防治传染病、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改善生殖健康、派遣医疗队、修建医院、实施药物援助、开展医学研究、设立奖学金、培训卫生官员和健康促进组织的工作人员。还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国对外卫生援助项目金额，2000年至2017年实际上要远高于上面提到的188.23亿美元。这是由于卫生项目常常混合在其他类型的项目之中。譬如：中国政府于2017年承诺为马里一家大学提供价值相当于4，440万美元的教育援助经费，为该校建设一万多平方米的工业技术研究所建筑，其中1/3建筑占地留给了健康科学院系。但是这个项目的分类是教育项目，而没有列为卫生项目。又如：中国政府于2017年承诺为缅甸的两个乡镇提供531万美元减贫示范项目经费，其中包括建立安全饮水设施和修建乡镇卫生院的经费，但是这个项目属于脱贫项目，所以也没有列为卫生项目。以地区而论，2000年至2017年，非洲接受中国卫生援助经费比例最高（53%），亚太和中东为次（35%）。在我们分析的卫生项目数据中，单独的卫生项目得到的最大经费支持力度是20亿美元。这个项目是为了帮助伊朗建立五家医院。伊朗在上述18年内一共接受了中国卫生援助23.8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卫生援助项目经费总金额12.68%，因而伊朗在本文分析针对的时间段是获得中国对卫生援助经费最多的国家。排在伊朗后面的九个国家分别是：苏丹、安哥拉、斯里兰卡、喀麦隆、赞比亚、古巴、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肯尼亚，具体情况见表2。以上10个国家获得的中国卫生援助项目经费金额占中国对外卫生援助项目经费总金额60.23%。在这10个国家中，伊朗、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协议或谅解备忘录。苏丹、安哥拉、喀麦隆、赞比亚、肯尼亚是中非合作论坛成员国。古巴是西半球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计划的参与国。另外，苏丹、安哥拉、喀麦隆、肯尼亚，既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行动的正式参与国，也是中非合作论坛成员国。表 2 获得中国对外卫生援助项目总金额排名前十的国家（2000—2017年） 以上呈现的中国对外卫生援助格局需要从历史制度论的视角加以阐释。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原动力来自旨在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修正主义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路线。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竞争对手不仅来自西方，而且包括前苏联。随着时间推移，中国政府自1968年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宣传推广的赤脚医生制度，秉承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至上的社会主义思想（Zhou，2017）。时至1973年，在世界卫生大会公布的且受到中国基层卫生工作思想影响极大的《阿拉木图宣言》，秉承的是普惠全人类的初级卫生保健思想。相比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执行的城市中心主义的精英医学路线，中国政府倡导的初级卫生保健思想，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卫生官员以及一部分西方学者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中间产生了积极反响，以至于“老大哥”以不甘落后的姿态在1973年世界卫生大会前夕紧急决定出资支持大会的举办（Rivero，2003）。中国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时代，于1983年提出了对外援助的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原则，并于1995年决定采用无偿贷款、优惠贷款、合资合作三种形式提供对外经济援助。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一个侧重点是平等互利。2000年形成的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升华了中国在南南合作领域的大国担当的责任和角色。中国政府于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带的倡议，是在中非合作论坛建立的机制和基础之上，努力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大幅度扩展和延伸。以上诠释的要点是：属于南南合作领域的中国对外卫生援助早期主要以派遣医疗队和理念倡导为主，2000年开始的中非合作论坛以及2013年开始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则是大量资金由中国政府投入到全球健康发展领域的一个关键。尤其在非洲，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规模是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都不能比拟的。若换一种方式表达，中国在全球健康发展领域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
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健康治理领域发生的风云突变，对我国学界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道与术问题。我国有一个全球健康大学联盟。它成立于2013年，由10所高校发起，旨在实现中国高校全球健康学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相互促进以及整体能力的提升。这10个发起单位分别是：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南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昆山杜克大学、昆明医科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按说这个联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反思长期以来影响全球健康治理的西方学术思想，毕竟这个联盟是希望在我国培养既有公共卫生知识也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全球健康专业人才（尹慧，2013）。但是在联盟单位人员有关人才培养的讨论中，还看不到相关理论思想的系统论述。全球健康学到底有什么理论？出自西方学者的全球健康学理论有哪些问题或盲点？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全球健康学理论基本看不到踪影？中国学者提出了什么样的全球健康学理论？这些都是我国学界的全球健康学亟需回答的问题。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结果之一，即是只能行其术，而不能行其道。再有，目前已经发表的有关中国参与全球健康发展的学术论文，包括一部分论述非企业类民间组织的讨论，也就是关于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公民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全球健康发展的讨论（张明吉等，2016；钱熠等，2015）。其主要观点之一是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比如比尔盖茨基金会，为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做出了贡献，我国的富翁们也该如此。殊不知，我国许多财富显赫的慈善家，对国内的卫生建设和卫生制度的社会生态，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即便偶尔捐款支持卫生事业的发展，其底色还是索取回报的慈善利己主义。在国家意志支配我国对外卫生援助的宏观格局之内，大谈民间组织或慈善家的潜在作用，实属论及边际，不重主流。此乃另一种术也。还有一种术值得参考，也值得慎重对待，那就是将中国儿童免疫接种、基本消灭血吸虫、计划生育、出生缺陷筛查以及孕妇体检和在医院分娩的成功经验输送到其他国家（罗娟，2014；蒋华杰，2015；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合作司，2019）。之所以说这种术值得参考，是因为它含有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经验，但它还是一种术，而不是道。此类主张毕竟与其他国家的国情存有很大差异。我国儿童免疫接种的良好效果有学校制度作为支撑，如果一个儿童不接种是不能上学或进幼儿园的。基本消灭血吸虫的经验并非是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而主要是通过医治手段切断了传染源。计划生育和出生缺陷筛查，在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盛行的国度是行不通的。那里的人们不会在得知人口素质说、抚养比例说或人口红利说之后就会出现生育观和生命观被彻底颠覆的奇迹。另外一种术是不能否定的。它可简约为“质优价廉”，其道理是说中国技术对全球卫生已经释放出影响力或具有潜在作用。譬如：中国生物制药商生产了以中医认识的青蒿素为基础的抗疟药物，并将这些药物提供给了非洲国家（柯夏童和陈一鸣，2018）；中国乙型脑炎疫苗出口到包括印度在内的乙型脑炎高流行国家；两根型皮埋剂（两根型长效皮下埋植剂避孕技术）可以大规模输送到生殖健康资源贫乏国家（Freeman & Boynton，2011）。强调技术之术，由于缺乏“社会技术”思想，尚未能够论证使技术有效的社会途径或使之无效的社会障碍（Kleinman et al.， 2021）。卫生援助之道，它应该基于对“空降医疗”思想的批判和有关中国对外援助基本原则的温故知新。本文所说的空降医疗是指从一部分遥远的国家调集人力、物力、财力，试图解决另一部分遥远国家的卫生健康问题构成的发展危机，而不是针对危机的根源提出制度建设的思想。即便谈到制度问题，也是用援助国或援助组织的思维方式作为标杆，而不会考虑受援国本土社会及文化资源如何用于制度建设。空降医疗思想的最大弊端是全球健康发展的途径依赖，其结果是受援国独立自主精神的削弱，甚至被从西方国家空降而来的卫生援助所淹没。至于上面说的原则是指对外援助的价值观在于帮助受援国的卫生制度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20世纪50—70年代所要求的中国对外援助的革命人道主义（王云屏等，2017）。在健康发展问题上，通常有四种价值观在决定着卫生制度的建构和健康促进的实施。按照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发展研究者于2013年在《重新想象全球健康》一书提出的观点，第一种价值观是提供紧急援助的人道主义。第二种是基于人权思想的、倡导人人享有健康权的、提供全民卫生服务的、且由政府承担医药费用的国家福利主义。第三种是将医疗用品和卫生服务视为商品、需要付费、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新自由主义。第四种是保基本、保大多数、正视资源有限性、讲求人们有区别的社会贡献、且承认社会群体等级差异的实用主义（Arjun Suri et al.， 2013）。《重新想象全球健康》一书有关卫生外援的第十章还特别提出，全球健康发展需要的外援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是有效还是无效。这个关于有效性的问题，针对的是外援能否减少全球范围和受援国内部的健康不平等（Jonathan Weigel et al.，2013）。值得指出的是，无论哪一种价值观最终成为高举高打的宗旨，它都需要以独立自主的卫生制度作为支撑点。现有的、主要由西方学者开发的、带有欧美中心主义思想的全球健康学的一个最大问题，即是回避、忽视、甚至无视发展中国家卫生制度的独立自主问题。这背后是全球健康学尚未“去殖民性”的基本事实。这一事实还反映在我国一些学者的表述方式之中，比如将某一西方大国形容为一直最积极坚持推动全球健康发展理念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分不开。周恩来总理于1963年底至1964年初访问亚非14国时强调：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为了帮助受援国一步步走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中国派遣外援专家是为了帮助当地技术人员全面掌握应用相关技术的能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0）。1964年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加纳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指出，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顾龙生，1993）。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说：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使命是教学相长，而不是制造依赖，中国专家离开之后，中国医疗队辅导过的那些坦桑尼亚医生可以继往开来才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不能独立自主的卫生制度必然导致各种弊端的横生。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相当一部分医生在国内或国外经过欧美医学教育熏陶，其医术是精湛的。在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官员中也有很多人在国内外接受过流行病学的训练，其专业知识是充分的。然而在卫生制度“大脑流失”（brain drain）作用之下，这些精英们的职业选择逻辑，或是出国行医或是在本土流动到国际卫生组织和国际诊所里面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Kuehn，2007）。这是一种可理解的选择，但同时也是因制度建设不善而出现的一种令人遗憾的人才流失问题。不能独立自主的卫生制度还必然导致本土传统医学贬值。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本土传统医学遭到过殖民主义医学的打压，直至今日难以抬头。即便世界卫生组织不断庄重地承认全世界各地传统医学的重要性，但其疾病分类手册到2019年才纳入中医章节（Lam et al.，2019）。中国政府力推中医促进全球健康发展的决定和行动，不仅对中医发展是有益的，而且对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发展也是有益的。对一个国家的卫生制度是否独立自主的另一考量方式是判断哪些人热衷“医学旅游”，也就是生病之后带着钱财跑到国外就医。且不说富人，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不少政府官员也不相信本国的卫生制度，因而变为医学旅游的带头人。去欧美国家看病疗养是这样的领导人的偏好，去泰国、南非等国求医问药是这样的政府官员的选择。不能独立自主的卫生制度也不能防止疾病的污名化。新冠疫情发生前，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八种新型传染病。它们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埃博拉病毒、拉沙热病毒、尼帕病毒、裂谷热病毒、中东呼吸道病毒、SARS病毒、寨卡病毒。除却SARS病毒，其余七种新型传染病的污名化指向的或是一个国家或是某国某地。譬如：埃博拉是西非的一条河流；拉沙是尼日利亚的一个村庄；裂谷在肯尼亚；寨卡是安哥拉的一片森林；尼帕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村镇；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以及中东呼吸道病毒的命名更是毫不遮掩地将疾病与国家或地区联系在一起，而且上述被带上疾病污名标签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疾病污名化提醒我们，全球健康学需要质疑一些长期以来想当然的术语和概念，其中包括所谓的热带疾病。热带疾病和相关的热带医学其实是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政权扩张和西方传教士宗教扩张的产物，其缘起地域是我国台湾省和福建省厦门市。作为热带医学的创始人，大英帝国医生曼森（1844—1922）在台湾传教士医院工作时开始研究疟疾、鼠疫、血吸虫流行规律。1871年，这家医院因传教与当地人民发生冲突而遭到毁坏，曼森决定到厦门鼓浪屿开设布道医院继续研究热带疾病。严格而言，许多所谓的热带传染病也是欧洲人罹患过的疾病。在这一事实被遮掩的话语中，“热带疾病“这一概念的创造起到了改变历史的作用，热带疾病话语成为了殖民主义政权“拯救”被殖民者的借口和说辞，为殖民主义医学披上了人道主义外衣，乃至于直到2004年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还在Empire：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一书中，借用所谓的热带医学成就鼓吹“良性殖民主义”（benign colonialism）带给被殖民者的好处和对全球健康的贡献（Ferguson，2004）。
结 语
近二十年，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在国际援助领域发挥的作用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作为主要援助国之一是国际事务领域中的一个较新动态，然而中国几十年来坚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却是一个长时段的事实。在卫生援助领域，中国人民已经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与中国长期坚持的南南合作道路、2000年开启的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以及近年来贯彻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方针，保持着一层层的紧密关联。中国在全球健康发展领域已经做出了颇有成就的共享共建的努力。共治的重要性由于新冠疫情显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明朗化。全球健康的共治需要明确、坚定、体现文化自觉的立场。国产新冠疫苗的全球配送，尤其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疫苗技术并将它变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健康公共物品之举，即是推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卫生制度实现独立自主的实在行动。在我国，全球健康学是一个新兴分支学科，隶属于公共卫生学和卫生事业管理学。这个学科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缺乏有关中国对外援助史和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也缺乏国别研究的功力，更缺乏浸泡式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体验，因而教研工作往往只能依据卫生统计学方法和卫生管理学知识。当然，这并不排除一部分学者用人类学方法、史学思维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学者合作的方式完成的精彩研究（富晓星等，2020；高良敏和程峰，2019；高良敏和齐腾飞，2019）。但是这样深入实地、与发展中国家学者合作并顾及历史分析的研究到目前为数极少（Tang et al.，2017；Liu et al.，2017；高良敏和程峰，2019）。缺乏实地研究和对历史的思考必然导致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忽视。其结果之一是不能清晰地认识全球健康治理框架的由来和现存问题以及中国对外卫生援助思想和实践的演变。我国的全球健康学亟需纳入对历史情境的研究和人类学主张的长时段实地调查策略，另需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广泛影响全球健康学导向的西方学术思想，不仅要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还要与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一起努力建构全球健康学的南南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