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龙隼 | 明代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辨义——与赵义山先生商榷

明代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辨义

——与赵义山先生商榷

文/饶龙隼

上海大学文学院饶龙隼教授

摘 要：明代小说中存有大量诗词曲，有的还偶存赋作和其他文体。如何看待这种创作现象，如何认定其文体特性，在不同学者的论著中，颇见分歧而迄无定论。真正具有标举某种学说意味的，是赵义山等学者的“寄生”说。该说缘自近世以来援西律中、援后例前的学术理路，对早前西学镜照下的中国小说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寄生”说颇存疑义，其可疑之处略有四个方面：一学理不通，二效用不周，三推求过甚，四来源失据。其实，明代小说中的诗词曲并非单体的文学作品，本来就不具备独立的文学价值和文体意义；故而，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应该悬置不用，较稳妥的做法是回归小说发展的历史情境，尊重古代小说诗文共生、散韵结合的体制形态，并对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作出合理消解。

关键词 ：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援西律中；制度根源；叙事功能

针对中国古代小说中诗文共生的现象，古典小说研治者有许多描状性的论说。其中有诗词“寄生”说法，虽未明确标举为一种学说；但因其影响广泛，理论阐释力超强，而已然上升为一个理论学说，兹简明地称之为“寄生”说。该说在近世中国文学研究“西化”的情势下，对早前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确实有重要贡献；但在当今中国文学研究“全球化”的语境下，就应该立足中国文学本位而对之反思检讨。诗词“寄生”说并非中国本土小说所固有，乃是近世学人援后例前、援西律中的结果。它有自身的思想来源，也有明显的理论局限。对诗词“寄生”说作返本清源的辨正，将有利于认知小说中的诗文共生现象，切实把握中国古代小说的体制形态，准确研判小说中韵文的功能与地位。

一、“寄生”说的提出及其广泛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常见文本，是散韵结合、诗文并存。这种颇为流行的编创现象，延至明代而显得尤为突出。明代小说中存有大量诗词等韵文，有的还偶存赋作和其他文章体式，这是一桩不争的事实，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然如何看待这种创作现象，如何认定其文体的特性，在不同学者的论著中，颇见分歧而迄无定论。

影响较大的首推孙楷第的相关考述，他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描述明代文言传奇小说“多羼入诗词”现象，而将此类文学作品简捷地称为“诗文小说”：

凡此等文字皆演以文言，多羼入诗词。其甚者连篇累牍，触目皆是，几若以诗为骨干，而第以散文联络之者……此等作法，为前此所无。其精神面目，既异于唐人之传奇；而以文缀诗，形式上反与宋金诸宫调及小令之以词为主附以说白者有相似之处；然彼以歌唱为主，故说白不占重要地位，此则只供阅览，则性质亦不相侔。余尝考此等格范，盖由瞿佑、李昌祺启之。唐人传奇，如《东阳夜怪录》等固全篇以诗敷衍，然侈陈灵异，意在诽谐，牛马橐驼所为诗，亦各自相切合；则用意固仍以故事为主。及佑为《剪灯新话》，乃于正文之外赘附诗词，其多者至三十首，按之实际，可有可无，似为自炫。昌祺效之，作《余话》，著诗之多，不亚宗吉……自此而后，转相仿效，乃有以诗与文拼合之文言小说。乃至下士俗儒，稍知韵语，偶涉文字，便思把笔；蚓窍蝇声，堆积未已，又成为不文不白之“诗文小说”。

这段论说是就明代文言传奇小说而言，其对“羼入诗词”之描状还另有补说，如“以文缀诗”“赘附诗词”“诗与文拼合”“诗文拼成”等，要之是以“羼入诗词”语最为显豁。“羼入”之说一旦提出，就引起学界的广泛认同，不少学者承袭其用语，以为各自立论的基点。

▲孙楷第（1898—1986）

“羼入诗词”并非文言小说的特例，还普遍见于明代其他品类的小说中。如陈大康《明代小说史》就承其意旨，在书中设有两节讨论羼入诗词的问题，一为“第三章第二节羼入诗文手法的运用及其原因”，一为“第十章第一节中篇传奇多羼入诗文的手法与小说观念的变迁”。他是把“羼入”作为一种写作手法，来判定明代小说中的诗词、诗文的。而推循其辞气与用意，孙、陈两家所论平实，“羼入”只是描述性用语，并不是有意标举某种学说。即便标举“寄生”说的赵义山团队，也习惯而顺便地前缀“羼入”一词。如云：“中篇传奇小说中羼入寄生词曲的创作模式，是明代文人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进行审美实践活动创造的产物。”

其他还有“混杂”“嵌入”“镶嵌”“融会”“羼杂”“融入”“阑入”“整合”“引用”“引入”“穿插”“留文”“蒜酪”“掺杂”“插入”“插附”等描述性说法。如陈大康称，小说中的诗文“将其自身弄得文体混杂，体例不纯”；又说：“小说创作中融入‘诗笔’并不等同于机械地羼入诗文，元稹比较注意这方面的分寸把握，并不嵌入可能导致情节松散的诗词……而明初时的瞿佑、李昌祺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形式，在小说中高比例地羼入诗文，但这些诗文的羼入，较明显地留下了镶嵌痕迹。”赵义山称：“小说中大量融会诗词曲赋等韵文的现象，在明代可谓登峰造极，从而形成明代小说叙事中散韵结合的既定模式。”籍会英说：“《金瓶梅词话》算是明代最早的一部羼杂时调小曲的小说。该小说对韵文内容兼收并蓄，不仅融入大量诗词、散曲作品，而且阑入32首小曲（包括套数）。”徐德明说：“古代白话小说中的韵文被整合到了散体白话的叙述中，这不可能在某一个评话艺人手中完成，而是在文本的不断丰富增殖中逐渐凝定的。”刘晓军说：“引用诗词是明代章回小说的普遍现象。”郭光华说：“大量穿插诗词，这是中国古典小说一大特色……大量引入诗词又往往能将日常实事提高到诗的境界，增强小说的审美因素。”张静说：“有学者称引用在小说中的诗词为‘留文’，通俗来讲，就是小说中的调味品，被形象地称为‘蒜酪’。”“蒜酪”之说，更早见于明末。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凡例》云：“小说中诗词等类，谓之蒜酪，强半出自新构，间有采用旧者。”对此中意味，王利器解说：“余尝就《水浒》所载全部诗词，为之探赜索隐，而知其出于书会之留文。留文者，小说戏曲家谓之蒜酪。”郑海涛等说：“在有明一代的中篇传奇小说中，诗、词、曲等韵文体式的大量掺杂成了其区别于其他类型小说的一大特征。”郑海涛等说：“在《剪灯余话》21篇作品中，其中运用寄生词者共计5篇8首，其他16篇有7篇插入诗歌，剩下9篇则无任何韵文插入”；“小说文本中大量寄生词的插附，一方面是《娇红记》、《剪灯新话》等小说创作范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该时期小说创作主导观念的产物。”甚至钱谦益称《剪灯新话》多“偎红倚翠”之语，用“偎倚”来形象地描状小说中羼入诗词的现象。这些描状性的用语，大都无意于标立学说，并不含特别的理论意味，故仅此介绍而不深究。

而真正具有标举某种学说意味的，是赵义山等学者所创“寄生”说。他明确宣称：“我们便将融会于小说中的这部分诗词曲赋作品称之为寄生韵文，而对于寄生韵文中的词曲作品，便称为寄生词曲了。”为了支撑和证成其“寄生”说，赵义山团队先后发表系列论文。如赵义山《明代小说寄生词曲辑纂启示录》（《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明代小说寄生散曲中的【黄莺儿】及相关问题思考》（《东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郑海涛等《寄生词曲与明代话本小说的文体变迁》（《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寄生词曲与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文体变迁》（《浙江学刊》2013年第５期）、《寄生词在明代文言小说中的嬗变轨迹》（《晋阳学刊》2011年第2期）、《寄生词曲与明代章回小说的文体变迁》（《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万伟成等《寄生词与明代章回小说的文体变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蒋玉斌《明代小说中寄生词曲与社会生活》（《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明代小说中寄生词曲与民俗文化》（《东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而受赵义山及其团队的影响，不少学者亦采纳“寄生”说，如杜桂萍《寄生：明代词曲研究的新视域》（《光明日报》2014年4月12日第9版《文化遗产》），杨宗红《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中寄生韵文的地理言说》（《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寄生民歌的“吴地”色彩》（《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王丹《曲苑新裁：清代小说寄生散曲之考察》（《明清小说研究》2021年第2期）。这些论文均明确标识了“寄生”说，对小说中的诗词曲的属性作出界定。特别是赵义山、郑海涛等学者同属一个学术团队，其相关论说最后编入《明代小说寄生词曲研究》，而使“寄生”说成为一个颇具效用的理论，在中国小说研究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代小说寄生词曲研究》书影

“寄生”说一旦提出，就激发超强的阐释力。首先，它成为明代小说中羼入文字的标签，举凡羼入者均可标识“寄生”二字。如赵义山团队云：“寄生词曲的羼入于当时小说体式的繁荣、填词作曲风气的流播和读者的审美视野等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寄生词曲的羼入就小说文本而言，对叙述性情节的开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又云：“寄生词曲羼入话本小说后，于话本叙述体例、结构模式、语体风格等都产生明显影响。”对照上引孙楷第“多羼入诗词”之说法，“词曲的羼入”等已是相当清通的描状；然赵义山团队不满足于此，更明确前缀“寄生”一词，而成“寄生词曲的羼入”等表达，以此给小说中的诗词曲贴上标签。这个“寄生”标签的附加粘贴，实际也给小说中的词曲定了性。

其次，“寄生”说的涵盖范围由韵文扩大到文赋，将“文备众体”现象定性为“寄生文体”。对此，董乃斌评曰：“循‘寄生词曲’这一新的概念推而广之，如继续研治古代小说中融汇的其他文体，则可以有‘寄生诗歌’、‘寄生辞赋’、‘寄生骈文’等研究方向。”如郭丽萍、谭志轩等学者的论文，讨论小说中文章辞赋的寄生问题。前者曰：“该小说（《韩湘子全传》）羼入了多种文体，如诗、词、曲、赋、骈文、奏、状、表、招贴、檄等，可谓‘文备众体’。虽然此书中的寄生文体从艺术价值、思想内涵等方面无法与明清时期一些经典小说著作中的寄生文体比肩。”后者云：“《绿野仙踪》中共包含寄生文300余篇。不仅数量众多，其文体之丰富也是值得注意的，其中不仅有章回小说中常见的诗、词、曲、赋、四六等韵文，还包含大量的书信、奏章、悼文、禀帖等实用文体。”

再次，“寄生”说还成为学术操作指针，用于指导明代小说中的词曲研究。如赵义山曾自豪地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课题组辛苦多年而即将提供给学界的《全明小说寄生词曲辑纂》，这部特殊的文献资料汇编，它将来带给学界同仁的启示，也一定是很特别的，而且是多方面的。”对此，董乃斌评赞曰：“《明代小说寄生词曲研究》的著者，耗时七载，历经艰辛，广搜博览，将约700种明代小说翻检一过，共辑录寄生词曲约4 000首……它不仅为著者全方位探讨明代寄生词曲的价值与意义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而且，这种大规模的资料辑录所取得的成绩，本身也具有文献学的意义与价值。”可见，“寄生”说除了为相关研讨提供理论资源，还用于指导明代小说中的词曲文献之辑纂。且因“寄生”说赋予小说中词曲相对独立的价值，而使之有望编入《全明词》《全明散曲》之附录。

二、“寄生”说的来源及其理论局限

但“寄生”说有何理据？其实际学术效用又怎样？这值得深入思考，容或有如下数端：（1）将明代小说中的羼入文字都看作“寄生”，如此简单笼统是否利于考察小说文本实际？（2）明代小说中的词曲是否具有独立文本价值，能否将之辑纂成明代小说寄生词曲作品集？（3）中国古代小说天然地诗文共生，散韵结合，今人标举“寄生”说是否有援后例前之嫌？（4）“寄生”说被广泛援用有无过度阐释之嫌，其理论内涵与所设边界是否应该有所限定？（5）今若放弃“寄生”说能否有更好的替代语，来描述中国古代小说散韵结合的体制形态？

上述“寄生”说的可疑之处，实际上暴露该说的理论缺陷。其主要理论缺陷，大略有如下四项：

其一，学理不通。该说在学理上是明显不通的，不能恰当解释小说文本实际。“寄生”本来是个生物学概念，《辞海》“寄生”词条的释义曰：“一种生物生于另一种生物的体内或体表，并从后者摄取养分以维持生活的现象。前者称寄生物，后者称宿主（亦称‘寄主’）。”根据这个标准的界定，“寄生”现象的产生，要由寄生物和寄主两种生物来确立，且这两种生物分别是独立的生命体。以此衡量明代各体类小说，如果诗词曲是“寄生”的，则寄生物是诗词曲，那它的寄主是谁呢？如果寄主是小说文本之整体，因其整体包含有散文和韵文，诗词曲岂不成了寄生于自体？如果寄主只是小说中的散文，散文和韵文就彼此相对独立，诗词曲岂不是具有独立价值？然而，小说中的诗词曲不可能寄生于自体，小说中的诗词曲也不是单独的文本；以此反推小说中的诗词曲，可知“寄生”说难以成立。这是需要引起警惕的，以免造成理据的混乱。

由“寄生”说引申出来的，且易与“寄生”说混淆的，还有一个中国古代小说“母体”说，以及由“母体”连带的“附生”说。赵义山称：“在这些寄生的词曲作品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小说作者自己的创作……它们与小说母体一起，大多流行在市民文化圈内”；“在明代，大量的词曲与诗赋作品寄生于小说，与小说母体形成散韵共存的奇妙景观。”而其所谓“母体”，实指小说中的散文；否则“母体”若指散韵共存的文本结构，就不得说寄生词曲与“小说母体一起”。他进一步推论称：“一般来说，散体叙述之文始终是小说文本结构的基本骨架和血肉主体，而诗词曲赋等韵文，不过是依附于基本骨架和主体血肉中的某些局部，其主从关系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其依附性和寄生性特征尤其突出。”“依附性”与“寄生性”是很不同的，说诗词曲赋韵文依附于小说中的散文，是说得通的；但是将“依附性”递推为“寄生性”，说诗词曲赋等韵文寄生于小说中的散文，却是说不通。

其二，效用不周。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发展经历了缓慢的过程，其在不同时期的诗词曲羼入是不断变化的。既然小说中诗词曲的羼入是变动不居的，就很难简单粗率地用“寄生”来概括之。具体来说，有两种情形。一是“寄生”作为一个标签式概念，未必涵盖小说中羼入词曲全貌。小说文本中羼入诗词曲等韵文，是中国古代小说体制性的产物，而非仅出自编创者的匠心独运，其来源、形态、功能是多样的。例如，唐代传奇“文备众体”，作为科考前的“温卷”，其大量羼入诗词韵文是为了显露文士的才情，故多属词自己作且浑然一体地融入故事情节；宋元话本属于通俗文学，作为说书艺人所用脚本，其大量羼入诗词韵文是为了调节讲述的进度，故多属嵌入他作以增添雅致而难免冗杂生硬。再如，明代文言小说中大量羼入诗词曲赋等，是为了炫耀作者才情和渲染故事氛围；明代白话小说中大量羼入诗词曲韵文，是为了参与文本结撰、辅助叙事和外加评述。总之，“寄生”说对小说中的诗词曲并不具备普适性，单纯强调“寄生”也会遮蔽小说文体演变真相。

二是小说中诗词曲的存显方式是各式各样的，也很难粗率而笼统地将之视为“寄生”。有引用或改写别人所作的诗词曲，有小说编创者自己新作的诗词曲；有作品中人物所题咏的诗词曲，有虚拟他者解说评述的诗词曲。这些作品的来源、视角是不同的，其功能、意蕴、风格也是相异的。若说羼入前人、作者或第三者的诗词曲，还可以勉强视为小说中的“寄生”韵文；那么虚拟小说中人物的身份口气所作诗词曲，因与故事情节融为一体就不可视为“寄生”。比如，《水浒传》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中宋江所题反诗“敢笑黄巢不丈夫”、《喻世明言》卷32《游酆都胡母迪吟诗》中胡母迪所作诗“天道何曾识佞忠”，其韵文本来就与散文融合为一体，契入小说的文本结构与故事情节。要之，鉴于不同体类小说中形形色色的韵文羼入，实很难将所有的诗词曲一概视为“寄生”。

其三，推求过甚。据实而言，明代小说中的诗词曲并非单体的文学作品，本来就不具备独立的文学价值和文体意义。对这个基本历史情实，诗学研究者是清醒的，如《全明诗》《全明词》《全明散曲》，就不辑录各种体类小说中的诗词曲作品；倒是有些小说研究者，反而模糊了文体边界，将小说中的诗词曲与单体的诗词曲混同对待，而主张编入《全明词》《全明散曲》的附录。如有学者称：“话本小说中虚构人物之词，其真正作者仍应是小说作者，应将其视为‘全明词’的一个特殊构成部分，辑集作为《全明词》的附录。”赵义山也主张将小说中的寄生词曲编入《全明词》《全明散曲》的附录，他还带领团队耗时七载从约七百种明代小说中共辑录寄生词曲约4 000首。如此不畏繁难，确实令人钦佩；但其实际学术价值，还是需要审慎评估。

▲《全明词》书影

这是因为在对寄生韵文的定性上，赵义山团队的认知是游移矛盾的：一则认为，寄生诗词曲赋“在融进小说之后，其原本所具有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虽然被程度不同地削弱，甚而发生了变异……相当一部分作品不能独立流传于世，它们大多是依附于小说文体才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又不同于传统的单纯的诗词曲赋创作”；二则认为，寄生韵文“作为诗词曲赋所具有的一些最基本的文体特征，如讲究声韵、平仄、句式等，却始终被保存下来……因此，我们便可以将其从小说文体中分离出来，而作为古代诗词曲赋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观照与研究”。对此中的命意，有论者解读曰：“指出小说是母体，词曲附生其中，为局部，为客体，为他者……将‘小说’和‘词曲’处理为一种‘他者’和‘在者’的关系……即，在揭示明代词曲的寄生生态时，将作为其母体的小说处理为“在者”，使作为“他者”的寄生词曲拥有一个前提、一种环境、一位血缘依存者。”这对“寄生”的解说颇为深切，但似未及警示其推求过甚之嫌。盖将之限定在“母体”与“附生”的关联上，则是说得通的；但若将之推演为“他者”与“在者”之关系，则属过度阐释。

其四，来源失据。“寄生”说的提出，是基于一个大前提，即小说的语体本来是散文，若在散文中存有诗词曲等，就成为散文中“寄生”了韵文，这样韵文便是小说中的寄生物。然而这个前提是假设的，且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据实论之，中国古代小说的语体从来就是散韵并存，迄至明清时期也少见纯粹的散文体小说。既然中国古代小说不曾是纯粹的散文，那小说语体应是散文之前提缘何而来？推寻其由来，实出自人为设定：首先因见现代小说是散文体，故推古代小说理应是散文体；其次因见西方小说是散文体，故推中国小说也应是散文体。亦即，近代学人受西方小说影响，将欧美小说观念阑入中国；当代学人受现代小说影响，将现代小说观念阑入古代。这样就造成了援西律中和援后例前，脱离本位而使“寄生”说来源失据。

尽管赵义山团队也注意到这种失据，而在其相关著论中有所救正和警示。如他指出：“散韵结合、雅俗共赏成为章回小说的独特的审美规范，且已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民族特色，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西方小说观念对中国小说创作发生影响之前。”他还指出：“晚清以来，随着西方小说的翻译引进和‘小说界革命’的开展……开始对古代小说中融合诗词的传统持一种批判态度……对旧小说中融合诗词的现象基本一笔抹倒，这显然忽略了旧小说产生的文化背景，未免失之偏颇。”他也批评了美国学者毕肖甫、白之对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插入诗词的偏见，肯定了在中西比较视野下侯健、陈大康等人对羼入诗词较切实合理的看法。但未从根源上摆脱晚清以来的思维定势，而习惯沿用援西律中和援后例前之做法。因此，仍抱定古代小说语体应该是散文的假想，而不断强化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甚至，从其来源失据的理论假设出发，推导出“双重忽视”等伪命题。

综上所述，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应该悬置不用，较稳妥的做法是回归小说发展演进的实况，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情境中，研判羼入的诗词曲之存显性状。以此衡之，“寄生”说的可疑处，也可相应地辨正如下：（1）中国古代小说从来都是诗文共生、散韵结合，不能将小说中羼入的韵文笼统视为“寄生”；（2）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韵文并没有独立文本价值，不能将之辑纂成“寄生”诗词曲作品集附录；（3）“寄生”说的理论内涵与边界应该有所限定，并戒除晚清以来援西律中、援后例前之流弊；（4）必须尊重中国古代小说体制发展的自然形态，放弃诗词曲“寄生”说而代之以切实的描述；（5）在返本归正、立足中国文学规定性的前提下，更深切到位地研讨中国古代小说的本土特征。

三、诗文共生、散韵结合的体制形态

如上所述，要放弃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就必须首先戒除援西律中、援后例前的流弊，追源溯流，返本归正，正视古代小说体制发展的自然形态，最终落实到中国文学自身规定性上。

中国古人从无小说语体应该是散文的执念，认定小说语体应是散文的观念实出自西方。20世纪英国小说家爱·摩·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即这样认定说：“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这种观念在欧美流行已久，并在晚清时期就传入中国。晚清大量译介欧美小说，国人自当受其风气影响，乃用西方小说观念来比照中国小说，而有“以西例律我国小说”之做法。如陈钧宣称：中国小说“以视西人之列小说于文学四种之一，诚不可同日而语矣。今欲明定其界说，固不得不藉助于西人之论也。”一旦拿西方小说来衡量中国古代小说，就会发现后者的种种特异与不足之处，而诗文共生、散韵结合的小说体貌，是最受中外学者关注和指摘的事项。如志希（罗家伦）、茅盾对照西方小说文体特征，对中国旧小说中融合诗词的现象基本持否定意见；美国学者毕肖甫（John L. Bishop）《论中国小说的若干局限》认为，中国传统小说滥用诗词，徒为虚设，无关要旨，甚至拖延故事情节高潮的到来，这“实在是中国小说的局限”。以西律中，有所参照，这对认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特征确实有所助益，但率然贬低否弃小说中羼入韵文却是不可取的。今日重新省察中国古代小说，就应尊重历代小说文本实际，努力去西方化，冀求返本归正。

▲《小说面面观》书影

中国古代小说体制形态多种多样，其演进也是多源兴起、分途发展，从无固定的体式，更非纯粹的散体。首先，从早期小说名义来看。《庄子·外物》载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小说”是指称庄子之外的各家为小道；《汉书·艺文志》中列在末位的“小说家”，其实是“可观者”前九家之外不入流的剩余。它们都是低下琐屑的思想语料之汇合，并无整齐统一的文本体制与语言体格。魏晋以后出现的志怪、志异、志人等小说名目，都是对具体样式之特称而并无“小说”之类名。这些都是诗歌、辞赋、史传等之剩余，也无整齐统一的文本体制与语言体格。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小说名义和类目，自当不能以西例律为“用散文写成”。其次，从小说语体雏形来看。左丘明叙郑庄公与姜氏“阙地及泉，隧而相见”事，即有母子和好赋诗唱和活动并载录其所作诗各一首：“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这是在史家记事中兼记人物言语，将散文叙事与韵文抒情融为一体。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在散文记事之后，又以当时最流行的五言诗16韵160言复述之。敦煌俗讲变文将讲经、故事和偈颂相糅合，形成融散文与诗歌为一体的通俗短篇体制。这些编创、场景、功能等各异的文学形式，提供了古代小说文本散韵结合的较早来源。如此清晰可考的小说语体来源，绝非以西例律中所能忽略遮蔽。由此可知，中国古代小说在源头上即非纯粹散文，有散有韵、散韵混合才是其本然形态。若拿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小说概念来强行框套中国古代小说，因以指斥其诗文共生、散韵结合的体制形态则属郢书燕说。

即就嗣后文体渐趋成熟的多种类型的小说而言，唐传奇、宋元话本及明传奇、拟话本与章回体，其文本所呈诗文共生、散韵结合的体制形态，大都是制度化的产物，而非作者一己之创意。在各类小说的制度化进程中，编创者的主体意识不甚张显，其羼入的诗词多属摆设和附赘，艺术水准远逊于同期独创诗词。唐传奇“文备众体”，诗词等韵文仅其一项。诗词虽由传奇作者自创，或出自作品中人物之口，有些融入故事情节中，有些游离在情节之外；但作为参加科考士子炫才的道具，它实不具备独立自足的文学意义。这种小说体格一旦确立，就一直延续到宋明传奇。宋元说话并无明编话本那样的底本，其在勾栏讲演主要依托说话人口头；因而口头与书面并行，竟非纯粹的文本形式。入话与结尾的诗句由说书艺人吟诵，用以调节说话的长度和叙事的节奏；故事情节则用散文书写，并由说书艺人口头讲述。这就形成诗词与散文并行的体制形态，而以书面文字结撰成散韵糅合的文本。以后书面化的拟话本和章回体小说，虽供案头阅读而不再用于勾栏讲演；却仍保持口头与书面双线并行的文本结构，并稳固为诗文共生、散韵结合之体制形态。故有学者说：“白话散文系统和韵文系统的共生状况是话本小说在勾栏中的原创生态，发展蜕变到清末民初的小说都不曾彻底舍却了表演赋予的余况。”

基于小说诗文共生、散韵结合的体制形态，其文本中的诗词曲便不可能都属“寄生”。兹以历代小说的若干实例，来反证“寄生”说之附会。如桂衡序《剪灯新话》曰：“但见其有文、有诗、有歌、有词、有可喜、有可悲、有可骇、有可嗤。”这里所言诗、歌、词等是韵文，在小说中它们与散文是并行的，并不存在谁主谁次之分别，故没有韵文寄生于散文之事。从唐传奇到明代的“诗文小说”，有一类作品集录小说人物的诗词，如唐代有《游仙窟》《莺莺传》等，明代有《怀春雅集》《寻芳雅集》。尤其是明成化朝邱濬所作《钟情丽集》，全文总共才24 831字，其中羼入文字（主要是诗词赋曲）13 489字，韵文字数竟超散文。该小说借瑜娘之口曰：“与其景慕他人，孰若亲历于己？妾之遇兄，较之往昔，殆亦彼此之间而已。他日幸得相逢，当集平昔所作之诗词为一集，俾与二记（《西厢记》《娇红记》）传之不朽，不亦宜乎？”又在结尾作者呼应曰：“玉峰主人与生交契甚笃，生一旦以所经事迹、旧作诗词备录付之，命为之作传焉。”对该小说中作为主体的韵文，就不能强行视之为“寄生”。至如对更晚《红楼梦》中羼入的诗词曲，赵义山所作评论适成“寄生”说的反例：“假如把《红楼梦》中的诗词曲通通拿掉，这部‘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奇书，还会那么有‘味’么？答案显而易见。”既然羼入的诗词曲不能从《红楼梦》中“拿掉”，就说明它们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寄生”。由此可知，对小说中羼入的诗词曲等韵文应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粗率地用“寄生”说来一言以蔽之。

▲《钟情丽集》书影，《花阵绮言》卷6

当然，中国古代小说中亦非绝对没有“寄生”韵文，在特定功能语境中亦间或存有“寄生”诗词。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小说中羼入的诗词曲大都没有独立的文体意义，其存在的价值是参与诗文共生、散韵结合之体制建构；但也有一些特殊的羼入成分，容或具有某种“寄生”属性。如明清时期白话小说中的评赞词，以及明中期文言小说中的评赞词，因其具有相对独立的文体意义，而可视为小说中的“寄生”词。对此，赵义山考述曰：“自《怀春雅集》开评赞词先河后，寄生词被小说作者广泛有意运用……出现了一些独立于故事文本的词作。如《才鬼记》中卷13保存了《念奴娇·今夕何夕》、《临江仙·灯火满城鸣竹爆》、《清明日·潇湘逢故人慢》、《满江红·乙丑七夕》、《次岳武穆满江红词》、《喜迁莺·丙子七夕》、《碧芙蓉·壬辰七夕星桥怀古》等词，作者录入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逞才炫博而已。《才鬼记》评赞词多达12首，《刘生觅莲记》中评赞词达13首，都是前朝小说中未曾出现的新变现象。”这些独立于故事文本的词作，才属真正意义上的“寄生”；而除此以外，则不可太泛。因此，“寄生”说有特定的适用性，其阐释的范围应该有所限制。

若诚能将诗词“寄生”说限定在适度范围内，小说中的韵文及其演变就能得到更合理解释。通观中国古代各体类小说的发展历程，诗文共生、散韵结合的体制是变动的，大抵经历了唐之前初形、唐五代成形、宋金元定型、明前期增聚、明后期删减、清前中期融会、晚清近代消退诸演进形态。在此漫长的过程中，明代的进度最关键。这既是一个文人士子炫才夸博矫激的时代，也是市民阶层骤起、通俗文化勃兴的时代；尤其到了晚明时期，知识阶层去精英化，大都热心参与通俗文学编创传播，导致各体小说的案头化与高雅化，这就直接破坏了小说中羼入韵文的自然生态，促使羼入诗词曲的删减和散韵文的深度融合。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删减改编羼入诗词，使小说体制更趋于雅化。如清毛宗岗认为“叙事之中夹带诗词，本是文章极妙处”，为此他并不一概厌弃《三国演义》中羼入的韵文，而是删减其中所引周静轩等人的“鄙野”之诗词。又如冯梦龙特别看好小说中羼入的诗词，其改编创作章回小说中的诗词更趋精工，尝夸称“诗句书写，皆海内名公巨笔”。二是删减重置羼入诗词，使小说体制更趋纯熟。如建阳余氏双峰堂所刊刻的《水浒志传评林》，即据容与堂本《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改编，将原有诗词809首删剩为338首，并将引头诗写于评本的上层。对此，袁无涯评曰：“旧本去诗词之繁芜，一虑事绪之断，一虑眼路之迷，颇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顿挫人情者，又未可尽除。”又如，《金瓶梅》诸本中所羼韵文，词话本中有诗353首、词23首，绣像本中有诗236首、词49首，张评本中有诗231首、词49首。可见，愈往后《金瓶梅》诸本羼入诗词的删减幅度越大，其诗文共生、散韵结合的体制形态也就更显纯熟。

▲《水浒志传评林》书影（明万历二十二年双峰堂刊本）

至于晚清近代小说中羼入诗词曲的消退，则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体制形态的终结。这应该看作是诗文共生、散韵结合的体制形态之消解，而不能说成是小说中的“寄生”诗词曲等韵文之消失。

综上所述，古代小说中的诗词曲等韵文“寄生”说是难以成立的，应在当今中国文学研究“全球化”语境下被反思检讨；而还原小说中诗词曲存显之本来面目，以消除“寄生”说所带来的种种疑义。质言之，小说中的诗词曲不具备“寄生物”的独立生命，其体性规制及本然具有的抒情功能呈弱化态势；而相反，其叙事能量竟然有所扩展增强，主要表征为对叙事的辅助功能。这辅助功能，是修饰性的。《庄子·外物》所云“饰小说以干县令”，适为历代小说提供了典据并于此得到印证；而旅美学者陈世骧等，对之亦有精要的提示。他说：“传统小说其中一项形式特征——在散文体叙述中遍插抒情诗。我相信，抒情精神如何渗透中国小说艺术，润色之、增美之，将会在米乐山（Lucien Miller）教授的论文中有更精细和具体的说明。”而其修饰性，具体呈现为，调节叙事节奏，复述故事情节，渲染环境氛围，描摹人物心理，突出人物性格，推动事件发展……这些其实都是韵文的修饰性功能，出于《诗》传统“赋”能的激发。这些理论命题和知识点的研讨，恰应以放弃“寄生”说为起点。当然，兹放弃小说中的诗词曲“寄生”说，并不是要贬低其持论者的学术成就；而是在推重赵义山诸家学术贡献的前提下，扭转早前援西律中、援后例前的学术理路，为当今“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校正治学理念、调整学术方向并开辟新的前景。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责任编辑：张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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