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 一水安流日落时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６期编后记

本期含“经史传统与中国智慧”“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亚欧文化研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研究：资本市场治理”等专题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20篇。

民国时期，上海的哈同花园一时兴起，曾经创办过一所颇有异端色彩的“仓圣明智大学”，校名中的“仓圣”便是仓颉圣人。传说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左史官，天生异相，有双瞳四眼，造出了最早的象形文字。哈同花园为了壮大声势，驰函敦请当时寓居日本京都、声名颇著的王国维主编以字学和经学为核心的《学术丛编》，兼在大学授经学课。这是一所相当任性的“大学”，任性的结果便是无法对接教育制度，故不数年即匆匆关门，因为要将传说落到实处，总是千难万难，甚至难免有异想天开的成分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则是许多学人的案头必备之书，在查寻古音、字源与字义等方面，厥功甚伟。但在东汉经学大一统的背景之下，把《说文解字》简单视为一部字书，可能遮蔽了许慎更深层的用心。汉代经学往往从声训正名发端，此检《白虎通》《五经异义》等，率从此义，在声训正名的基础上，再裁断经学诸说，并以此整合为天人统系。这一思维方式的又一证据便是《说文解字》，细绎此书，可证陈寅恪所谓“一个字就是一部文化史”，并非虚谈妄论。然而以文化史视角来看待《说文解字》，可能也稍嫌笼统，因为其中的经学思想散在各处，而统其端绪，则小学与经学庶几融通为一，相当彻底地呼应着《白虎通》的义理方向。孟琢《正名、裁断与统系：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许慎经学》深入这一议题，带来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说文解字》宋刻元修本

魏晋玄学继两汉经学而来，思想形态有异，而彼此实可贯通。盖玄学之“易”与经学之“易”，既秉承同一文本，则即便阐释方向不同，而义理或多殊途同归，乃是意料中事，只是分合之处，尚需精细辨析而已。如两汉经学中伦理纲常的核心议题，在魏晋则衍为名教与自然之义，两者实可对勘。简单来说，从史学的角度证成名教，重塑经史之关系，就是东晋玄学的一个基本特点，而袁宏堪称代表。本期“经史传统与中国智慧”专题诸文，率多别张一途者，因统为一组，贡献于学术界。

贬谪文学在古代尤其在唐宋文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贬谪看上去是个人命运的转折，其实这种转折背后是一时代政治风云的激荡所致。唐宋时期各种形态的政治斗争频繁，而不间断的斗争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大体就是赢者在朝激扬天下，输者外任隐忍其劳。从文学一面而言，贬谪则为文学家提供了深刻观察社会和反思自己的机会，往往为文学创造的成熟、转型或提升提供了条件。苏轼在“乌台诗案”后责授黄州，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他的一批文学经典如《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等，便是自称为独行者、边缘人和幽居客的苏轼换了一副眼光和心境而创作出来的。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在苏辙看来，贬谪是苏轼文学发生质变的重要契机。唐代韩愈在贞元、元和相距十六年间两度南贬：一贬阳山，一贬潮州。在韩愈看来，被贬阳山是朝中群小作恶所致，而被贬潮州则是直接得罪了唐宪宗。这种对被贬原因的自我分析和定位，一方面导致了贬谪生涯中生存态度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文学风格的差异。这种精微之处，非全面了解，仔细辨别，难以有此体会。尚永亮精研唐代贬谪文学多年，成果丰硕。本期刊发其专论韩愈贬地、心性与文风关系研究之文，乃进一步深化并细化了此前的研究。

▲韩愈像，南薰殿旧藏《唐名臣像册》

古代文人对花卉往往各有偏嗜，如陶潜之于菊花，苏轼之于海棠等皆是其例，而为诸多文人共同喜爱者，或以梅花居首。元丰三年（1080）正月二十日，苏轼在从京城贬谪黄州途中，路经麻城城东春风岭，见数枝梅花孤寂落寞，感赋《梅花》二首，其第二首云：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梅花成为苏轼寂寞行程中难得的安慰，当然苏轼与梅花是双向奔赴，彼此安慰了。“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李清照对月下梅花的清赏，也是如在眼前。梅花之幽韵冷香，自来为素心人赏爱不置，当然是有原因的。如林逋之“梅妻鹤子”更是一时之佳话。南宋范成大在《范村梅谱》自序中说：“梅，天下之尤物，无问智愚、贤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轻重。”民国词人谢玉岑既与诸子立梅花吟社，复言：“仆平生爱梅，以为梅冷且秀，其佳处自在软红之外，不当与尘俗同论。”称赏梅花之冷秀有不同凡俗之致。而南宋陆游在78岁高龄在家乡山阴作《梅花绝句》，其三云：

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

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一树梅花一放翁”，这就是陆游的豪情了。陆游何以对梅花情有独钟，何以在50年的创作过程中时涉梅花？是一种纯粹的审美，还是一种清冷性格的认同？凡此约略言之，大约总是容易的。但陆游提出了“何方可化身千亿”的奇思妙想，这种“化身梅”的意义便不能以寻常心去猜度了。李小荣多年研究佛教与文学之关系，他敏锐地发现陆游诗歌中的“化身梅”其实深蕴着佛教精神，读来仿佛别有巨眼，穿透了文字的阻隔而突臻妙境。

▲南宋·林椿《梅竹寒禽图》

在中国学术谱系中，汉学与宋学长期争锋，难分高下。其实汉学与宋学之间，不是一定要分高下的问题，而是他们如何互补，助力中国学术谱系建立基本架构的问题。凡一学之形成，总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范围较广到内涵明确的过程。在新宋学的建立过程中，陈寅恪当然是不可忽略的人物，他曾把中国学术的未来与新宋学的建立直接对应起来，可见新宋学不只是“新”的“宋学”，而是从整个中国学术史着眼来试图建构的新学说，从本质上说，与传统宋学的旨趣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别。他兼重义理与史事的特点，实际上包含着部分对传统汉学精神的汲取。但换个角度来说，陈寅恪虽然说过“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的话，但他自身的学术研究还是大致在汉魏六朝与隋唐这一时期，不遑去究心他认为值得付出心力的宋史、宋学。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陈寅恪为何基本不研究宋学而却郑重提出建立新宋学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陈寅恪未暇研究宋史宋学是事实，但他研究唐史，便已然感到唐代学术的不够完备和成熟之处。衡诸中国学术史，宋代学术的多方并进、明融通透，确似高峰凸起，令他起敬仰之思。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亦正如王国维所说“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宋代学术对宋以后一直到民国年间的学术产生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张凯结合新发现陈寅恪关于“李翱思想起源”的课程笔记，大致梳理了陈寅恪关于建立新宋学的观念演进，弥补了其中若干重要的环节。

1917年，王国维先后完成三篇鸿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和《殷周制度论》，以新发现甲骨文为基础，考订殷商之礼与殷周制度，有力推动了上古史的研究。道器之辨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话题，如果简而化之，此甲骨便是“器”，此数文考订者则为“道”。正如阮元所说“器者所以藏礼”，本期“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专栏以“礼藏于器，诗礼兴邦”为主旨刊出三篇文章，正大致呼应着这一话题。文章虽以考释为主，但能部分导向义理，这便是本刊鼓励的方向。

▲《王国维全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书影

本期“亚欧文化研究”专栏，继续着以往跨学科、跨地域和跨文化的风格，虽大体指向文学，但承载的学术内涵相当丰富。2019年，法国索邦大学弗朗索瓦·穆罗教授曾应邀来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演讲，本期刊发的《恐惧感与早期欧洲旅行文学》一文便是在其当年演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他立足文本文献和图像文献，探索旅行文学中的人学特征和意义。香港雷晋豪关注的是《穆天子传》中周穆王的西行之旅，揭示其神异中不失理性的特点。这两篇关乎“旅行”的研究，所采题材、地域颇为悬殊，但不妨互鉴其优长。法国弗朗什—孔泰大学史学教授埃玛纽埃尔·卡尼亚尔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程方毅分别关注大熊猫和章鱼，他们的研究兼有历史、生态与文学的多重意义，一新耳目。

资本市场治理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融资、公司治理与精神激励，都离不开这一基石。本期由戴亦一主持专栏，就中国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外资股权监督以及经典审计质量度量指标等主题展开讨论，相信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

今冬不同往时，南北气温普遍较低，竟然让我格外想念刚刚过去的爽朗秋日。犹记宋代朱熹《入瑞岩道间得四绝句呈彦集充父二兄》之三云：

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

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黄叶共悠悠。

联想总是无端而来，无端而去。由朱子之“清溪”，又让我联想起十多年前夏访韩国首尔，黄昏时刻踏访清溪川，忽然有感，曾赋《鹧鸪天》词云：

首尔初行岂乏诗。只因未至夜清溪。两边银树花开尽，一水安流日落时。

灯隐隐，草萋萋。佳人绰约足参差。可怜今夕温情意，枉入临津东复西。

杜门读稿，以夏秋之温热略驱寒气，便觉自在了很多。人自在，方能文自在，读书人应该感觉相似的。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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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宋宇

审核：詹拔群、周吉梅

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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