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评论家们，那些最欣赏它的人，即使他们也发现它几乎无法理解；在他们看来，不可救药的晦涩不言而喻。当大学女生发现它像《主教订购他在圣·坡莱克墓园的坟墓》⑬一样易懂，一样难解，你只需记住第一代批评家评论布朗宁所用的词语正是后来被用于评论艾略特的措辞，就可以理解这些批评家们令人失望的或攻击性的误解。世界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迎头赶上！然而，它确实从未“赶上”，只是被另一个不需要赶上的世界所取代；因此，当老人们对我们说，“我该怎么做才能理解奥登(或迪兰·托马斯，或任何最新的诗人)”时，我们只能回答：“您必须重生。”在一次聚会上，一位老先生和我谈起一首我们都欣赏《鲁拜集》中的四行诗，高兴地发现我们的品味如此一致，而他问我，我最喜欢哪个现代诗人。我倒愿照他的布裁我的大衣，我回答说:“罗伯特·弗罗斯特。”他惊讶地看着我，温和又毫不掩饰地说：“他有点在我那时代的后边。”这发生在1950年；当然，在1850年，某位喜欢格雷、古柏和克雷布⑭的老先生一定对年轻的马修·阿诺德说过同样的话，但那次指的是威廉·华兹华斯的诗。 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人们会发现什么是晦涩；当我在萨尔茨堡教书时，我发觉我的欧洲学生们感到读《荒原》比读弗罗斯特轻松得多，因为一个人亲近他们自己所有的文化预设，另一个人就反对；我不仅不得不向他们解释《家葬》，而且不得不让他们相信这是一首诗。我想到了另一个例子：罗伯特·希里尔⑮。在我读到的一篇关于《尼摩船长之死》的书评中，书评人首先抱怨这首诗晦涩难懂。我感觉自己仿佛看到有人指责参议员麦卡锡是克里姆林宫的特工；希里尔先生怎么会晦涩呢？ 因为各种各样充分的理由(可以理解地充足)，诗人，现代诗人，甚至晦涩过他可以晦涩之时——这是最主要的（或如今天的人们说，基本的）姿态之一，对此难以写下任何不明智的、抑郁又平庸的东西；你还不如继续谈谈信仰和作品，谈谈继承和环境，或那个老问题：既然穷人的浴缸只用来装煤，为什么还要给他们浴缸？任何足够了解的人会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没那么做；而，即使他们那么做，那也不是你不想帮他们付浴缸钱的理由。”同样地，当有人说：“我不读现代诗歌，因为它们是世间没人能理解的东西。”我足够了解而能回答，虽然不那么大声：“不是这样；而，即便这样，那也不是你不读它的原因。”任何一位有一定年龄、相当高龄的美国诗人——你忍不住说，萧伯纳的年龄——继承了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环境中没人注视他，故而每个人在这环境中埋怨看不到他：因为那个没人注视的角落总是黑暗的。而承继了这种不读诗习俗的人们，他们用以证明不读诗的合理性的论据，是他们从未读过的诗的晦涩——既然大多数人判断诗人是晦涩的；实际上，那种判断，很像立法者对别人有意让他厌恶而串起的几个片段瞟一眼，就判决某本书是色情的。当一个人以指责的态度说他不能理解艾略特的诗，他的语气暗示他最快乐的时光大部分在教堂度过，壁炉边放着《阿伽门农》、《菲德尔》⑯和威廉·布莱克的象征主义著作旧损的印刷品；而发现以下的事令人沮丧，正如有人一般会发现：几个月中有某一次，他急切翻动《飘》⑰或《琥珀》⑱的书页，在书中，这可怜的成瘾者用脑袋、手、翅膀和脚，一路追寻，成功,消沉,涉水,爬，飞行；他对所有莎士比亚最快乐的记忆，似乎来自高中演出的《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在这部戏中他扮演摔跤手查尔斯；而他通过自由联想的某种隐晦过程，把詹姆斯·拉塞尔、艾米和罗伯特·洛威尔⑲合为一体：一位蓄着胡须、抽着雪茄的驻梵蒂冈大使，其在陪同西奥多·罗斯福进行他首次非洲远征后，回到家中口述临终前的《和谐颂诗》⑳。许多人，因为艾兹拉·庞德对他来说太晦涩，已永远合上《失乐园》的书页，或人们会对这样的人同时呈现的理论和实践皱起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