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对抗，一个矿区青年的抑郁十年

徐州市东郊，权台煤矿。

近年来，抑郁症趋于低龄化，很多孩子发病后一蹶不振，消极、退缩，陷于网瘾，让父母操碎了心，但双方都不知道这就是抑郁。赵伟独自走完了这个历程，本文即记述了他用十年青春对抗抑郁之路。

撰文及摄影/  张进「谷雨特约撰稿人」

编辑/  秦旭东 周双玲

支持/ 谷雨计划 腾讯公益

青春对抗

对赵伟的采访，是在一座废弃的煤矿进行的。

赵伟今年27岁，抑郁已有十年。他在高三时发病，可以说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是在抑郁中度过的；但他又是极有毅力的，自小志向远大，对自己有要求，有期许。

为了走出抑郁，他探求至今，几乎穷尽了各种方法和手段。尽管大多数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但他屡败屡战，不认命、不服输，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初发抑郁，他把原因归结为自己心理素质差，于是下决心锻炼意志品质。

他有意识地自找苦吃，比如一个人爬上荒山野岭过夜；认为饥饿也是锻炼意志的方式，故意少吃饭、不吃饭；为克服“爱面子”，他在学校门口摆地摊，在人多的地方喊叫；放假回家特意坐慢车，有时还买站票……饥饿训练、体能训练、野外求生，各种能想出的稀奇古怪的办法他都尝试过。 

“意志战胜法”失败后，他去做心理咨询。

咨询师告诉他，他抑郁的原因在于“追求完美”，这让他吃了更大的苦头，因为他不知道“追求完美”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只能在咨询师的提示下，深挖思想根源，批判自己“想高人一等”“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然后要求自己“放下”，接纳现状，做一个平凡的人……但这和他的三观又发生了冲突，整个人变得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迷茫。

他当然也尝试过药物治疗。从老家到北京，遍访名医，还申请过专家会诊，用过多种药物，承受过各种难熬的副作用，最终未收到明显效果。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四年前，他持续了几年的心理治疗宣告失败，不得不转到北京寻求药物治疗。那次会面，他就和我谈起对 “追求完美”的困惑，眉头紧皱，纠结不已。

回老家后，他不时和我联系，后来成了“渡过”的作者。我知道他一直在努力，学习心理学、药学，用尽方法自我疗愈，病情渐渐好转，终于平稳下来。

讨论采访计划时，他提出可以带我到他小时候长大的煤矿看看。我问为什么，他说，他的抑郁和这个煤矿有关——这是他未曾和我说过的。

他出生在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姥爷、姥姥是第一代矿工；1980年，妈妈接姥爷的岗，是第二代矿工；他的很多小时候的玩伴，后来接班成为第三代矿工。

在中国很多地方，一个煤矿就是一个小社会。从小到大，他的社会支持系统比较稳固。有姥姥、姥爷的爱护，有爸爸、妈妈的陪伴，有表兄妹一起玩耍。

后来，因为环境资源原因，煤矿关井，棚户区拆迁，熟人们纷纷搬向城市，整个煤矿从繁荣走向衰落。这个过程，正伴随他的青春期、叛逆期——他认为，人际关系归属感的断裂，也是他抑郁的一个缘由。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采访的第二天，我跟他去了他从小生长的煤矿。

这个煤矿叫权台煤矿，在徐州市东郊，隶属于国有特大型企业徐州矿务集团，始建于1958年，是这一带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建的东大井，俗称“八一大井”，是方圆几十里最高的建筑。煤矿年产量最高达200万吨，职工最多达7000人。

可是，当我们来到煤矿时，矿区已经空无一人。那煤矿的外观仍在，是上个世纪经典的建筑样式：暗红色的砖墙、青灰色的地面、斑驳的巷道；铁路桥、电车道；井口、天轮、罐笼；煤灰、锈斑、青苔……

赵伟带我在矿区漫步，“长大后，我经常独自骑自行车到这里转悠。熙熙攘攘的人群早已不在，只剩下空旷的球场，停止运转的机器，和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铁路。”

“我的青春记忆断裂于此。”赵伟说。

中学发病

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是老师和同学心目中的好学生，对未来也充满期待。这个优越感在我高二期末考试时戛然而止。

那次考试，第一门考语文，我发挥得不错；第二门考数学时，突然觉得思维卡壳，该会的都不会了，只考了六十多分。班级排名也从最前列掉到最后。

进入高三，状态继续下滑。老师不像以前那样器重我，上课不叫我回答问题，曾经的优越感消失了。我拼命学习想挽回尊严，但长期的压力引发焦虑，导致明显的躯体障碍。

有几天，我觉得腹部持续疼痛，害怕自己得了大病；越担心，腹部越疼。到月考前，所有的焦虑集中爆发了，好像有上千只蚂蚁在身上爬，肌肉萎缩、胸闷、呼吸困难。那天是周三，学校澡堂开放，我去洗了个澡，对着镜子照了照，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缩小了，离死快不远了吧？

下午最后一节课，我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向班主任求救。班主任联系了学校的心理老师，她认真听了我的讲述，没说出个所以然。她说，如果觉得心里堵得慌，可以大声喊出来。回家的路上人多，没敢喊；回到家我站在窗口向外面呐喊，但没觉得有什么改善。

焦虑造成躯体障碍，躯体障碍反过来加重焦虑，过度焦虑使我学习效率下降，看不进去书，上课跟不上老师节奏。我变得悲观，形成负面思维，看到任何事情都往坏的方面想。我尝试自我调整，比如找家人同学倾诉，做深呼吸，在纸上列出自己的长处……效果都不理想。

再往后，情绪由焦虑变成抑郁。上体育课时，和同学一起打篮球提不起兴趣；上楼梯时，突然感觉内心空虚，会站住不动。早上五点半起床早读，坐在教室里，久久无法进入状态。晚自习练英语听力，大脑一片空白，只能一遍遍抄写着单词。深夜，每当困意来临，焦虑恐惧一次次让我惊悸，整夜失眠，白天更加萎靡，连做广播操都闭着眼睛。上课注意力无法集中，学习效率进一步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12月底，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即将来临，我发现还有很多内容没复习到：数列、三角函数……考试前一天中午，我再次崩溃，班主任通知了我妈妈，她赶来看我。我和妈妈坐在操场的草坪上，那时已步入冬季，凝视灰色的天空，眼前的一切都是暗淡的。晚上回家，我突然感觉全身无力，不能行走。上楼梯时，妈妈只能用瘦小的身体架着我，我在黑暗中一步步往上挪，仿佛用尽了一生的力气……

一个月后， 坚持到把二模考完，我再也无力支撑，只能休学。那天晚上，爸爸妈妈去学校接我，拿着行李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感觉落魄极了。我怎么这样？连走路都力不从心，我废了吗?

回到家，我不敢出门，怕遇到熟人问我为什么不上学。又熬了几个月，高考来临。无论如何，都得去试一试。我鼓起勇气走进考场，坚持考了下来。几个月没学习，成绩是不敢指望的，最后勉强考上江苏无锡一所专科学校，学汽车检测与维修。我对这个专业毫无兴趣，不过总算是上大学了。

找错了病因

我希望大学是一个新的开始，暗下决心，要通过吃苦锻炼意志品质。那时我不知道自己病了，只觉得是自己不能吃苦、意志差，才导致状态不佳。

开学第一个月是军训，我非常努力，被评为“优秀个人”；食堂招勤杂工，我报名负责收拾餐桌；每天早晨起来，我去操场跑步，在宿舍楼爬楼梯，或者在阳台上蹲马步。早饭通常吃两个馒头，或者不吃，用饥饿来锻炼意志。

课余，我还会去学校门口摆地摊，卖水果和手机挂件。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克服虚荣心。

后来我想了一个更绝的方法：我不是好面子吗？那就去操场上大喊大叫，让别人来嘲笑我。于是，我每天早晨去操场上喊；午饭后回宿舍的路上喊两嗓子；晚上下自习后再到操场喊几嗓子。每次喊完，路过的人都诧异地看着我，以为我是神经病。为了锻炼意志，我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还一个人到荒郊野外过夜。有一次翻过栏杆，闯进学校的后山，一边爬，一边大喊着，给自己壮胆。就这样从干枯的树丛中攀上山顶，直到半夜才摸着下山。

就这样，凡是能够提高意志力的方法，我都尝试过。坚持了四个多月，发现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并没有提高多少，绝望感、焦虑感也没有减退。我对这个方法失去信心了。

期末考试时，抑郁、焦虑再一次爆发。我不甘心，觉得训练强度还不够，于是每天晚上都徒步二十多公里。那段日子我像疯了一样，吃完晚饭，就背着书包开始徒步训练。

有一天，心里特别难受，打算绕东蠡湖走一圈，走着走着，发现不太对劲：周围的环境很陌生，旁边已经看不到湖面。我迷路了。那时已是午夜十二点，我已经走了整整5个小时。精疲力尽，绝望感又向我袭来。

我身上没带钱，没法打车回去，而且这儿很偏，根本见不到出租车。向路人打听，知道这里是太湖新区，离学校有十几公里。这时室友给我发了一条短信，问我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我告诉他我迷路了，他让我尽量朝繁华一点的路段走，他打车来接我，才终于回到了学校。

寒假回家，我继续采用这种疯狂的模式，每晚都到小区花园里步行一个多小时，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市区找兼职。那时我把兼职也作为训练心理素质的办法。我去酒店做服务员，端盘子，一个人负责五桌。盘子非常大，又重，经常五盘菜一起端，确实是对体能和力量的考验。散席后，还要把桌上的餐具饭菜端给洗碗工，等统统干完，常常衣服都湿透了。

吃了很多苦，但我的病情依然没有起色。我向父母提出去参军，认为只有参军，才能提高自己，硬是被父母拦了下来。

军训，食堂当小工，校外摆地摊，在饭店做兼职，饥饿训练，体能训练，野外求生……各种锻炼意志、提高心理素质的办法都失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该相信谁，迷茫、空虚……

药物治疗失败

患病之初，我对药物治疗是抵触的。2009年底，高三上学期，爸爸曾带我去当地医院看病。医生诊断我为抑郁症，开了帕罗西汀。因没有明显效果，我并没有严格按医嘱服药，病情反反复复，四年后自行停药。

2016年元月，父亲带我去北京求治。我去了北京安定医院，首诊进行各项检查、测试，显示我处于中度焦虑、强迫、抑郁状态。医生给我开了两种药：舍曲林和律康，并嘱咐我：精神类药品在大脑中起作用需要一段时间，舍曲林和律康联合用药可抗强迫。青年人的成长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有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抑郁症，有时和生活事件密切相关。

从这时起，我下决心开始足量足疗程服药。

不过，此次用药没有效果。2016年3月7日，我和父亲再次来到医院，换了一位有名气的医生。他看了我的药单，说：“这还差一点，我再给你调调。”说话间新加了四种药：文拉法辛、奥沙西泮、阿立哌唑和苯海索片。看着他自信的神态，我心里有了底。之后几次复诊，我又尝试了兰释、劳拉、欣百达等多种药物组合。              

6月20日，我再次来到医院。排队挂号时，耳边传来令人绝望的嘶吼。转身望去，大厅一角站着一位二十出头的青年，穿着破旧衣服，双手不停地抽自己耳光，震得脸蛋通红，旁边一对夫妇呆呆地站着。这一幕让我心情沉重。

这次复诊，医生询问我状况是否有所改善，我摇摇头，他无奈地调整了用药方案：律康减两粒；兰释中午增加到两粒，晚上增加到四粒；直接停掉了阿立哌唑和盐酸苯海索片。

从北京回到家，我按新方案服药，感到特别困，身体乏力，这大概是药物的副作用。又坚持了几天，我再赴北京。这回医生也表示无能为力，建议我向医院申请联合会诊。

过了几天，医院为我安排了三位资深专家。经过讨论，他们停掉了我之前服用的所有药物，只留舍曲林一种药，一天一粒。

我踏上了归程。靠在车窗上，回想起半年多来数十次往返，花了几万元钱，尝试了十几种药物，承受着各种副作用，却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眼泪“唰”地流了下来，靠在爸爸的肩膀上嚎啕大哭……

心理治疗错位

药物治疗无效，我的心理治疗之途也是布满坎坷。

最初的心理咨询，其实只是宣泄。当时我还在学校，心理咨询室的老师给我讲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说遇到负面情绪要及时疏通。于是我天天跑到她那里诉苦，时间久了，心理老师也麻木了，我便不再去了。

后来去医院就诊，碰到一位心理医生。他告诉我，我的症结是“缺乏斗志，害怕失败”。这也是我最初试图通过“磨练意志”战胜抑郁的渊源。

毕业后，我找到一位咨询师，接受精神分析疗法，历时两年多，咨询四十多次，花费几万元。收获是了解到自己的疾病与童年经历有关，对自己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第一次咨询，他对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表演自己？”我归因于自我要求高，比如工作时担心自己动作慢而被批评；和喜欢的女孩交往时，担心自己不爱说话、缺乏情调被拒绝。特别是单独约会时，双方都不说话，于是费尽心思找对方感兴趣的话题；又担心说错话，让对方反感，每次约会我都筋疲力尽。

他接着向我提出：“为什么过于恐惧别人的否定，在意别人的看法？”我说，希望超越身边比我强的人。

他又问：“为什么一定要得第一？”我谈到以前很多同学都比我强，我得了第一名后，会有一种超越他人的优越感，得到家人和亲戚的肯定。

他又问我：“这些要求靠谱吗？”我承认我是想集身边所有人的优点于一身，这种幻想使我愉快，所以我更害怕被否定。

于是这位心理咨询师作出结论：我是过于理想化，导致害怕失败；两者互为因果而非并列关系。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做“放下”的努力。

要想全部放下，先从局部解放开始。两年多来，我时刻提醒自己，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有太高的要求，要接纳现状，做平凡的人。但是我整个人变得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迷茫。

两年后，这位心理咨询师得出结论：我把心理咨询当成维系理想化自我的手段，已无药可救。并嘱咐我，什么时候领悟其中的内涵了，再去找他。这仿佛给我宣告了死刑，我再次陷入绝望。

时至今日，我认识到，这位咨询师的观点，从理论上说是有道理的，很多人得了抑郁症，都可以归因为完美主义，性格好强、要面子、对自己苛刻等。

有一次，和另一位心理医生谈起这个问题，他反问我：别人也追求完美，为什么他们没病？这句话把我从自以为是的治疗中惊醒。

的确，“完美主义”本身没有错，这是人类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也许差别在于，当完美实现不了时，有的人能够适时调整期望值，而我不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他们的追求是有弹性的，而不是偏执地去追求达不到的目标。这么说来，我的追求是一种逼迫。

那么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放弃？后来我读到一篇文章《什么是科学有策略地坚持目标》，其中谈到：坚持与放弃，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而是一个连续谱。在这个连续谱中，坚持可以表现为从一而终的追求、持久不变的努力；面对相同的目标，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实现。我们可以坚持以某种方法实现某个目标，但目标的大小难易，或者实现的期限，是可以调整的。

弹性如何把握？尼布尔曾说过：“上帝，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给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赐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区别。” 

智慧从哪里来？我想应该从日常实践中来，通过不断尝试来认识自己，认识环境，从而调整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

完美主义会使我们反复思考同一个问题，这就叫“思维反刍”。如何避免？我的经验是：首先考量这个事情的难度，在本子上列出关键所在，可能有哪些解决的办法；然后给自己规定思考这个问题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想不通就不再继续，转移注意力去干别的。由于人的实践经验及知识的局限性，很多问题现阶段无法解决，当知识与阅历到达一定程度自然就会解决。

更重要的是，完美主义要与自我实现相结合。马斯洛谈到，“自我实现的人是完全自由的，支配他们行为的因素来自于主体内部的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人在其非常喜爱的工作中显出巨大的潜能；自我实现的人是摒弃了自私狭隘的人；自我实现的人是创造性的最终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完美主义没有对错之分。正是执著于所热爱的事情，全身心地投入，才使一个人找到生命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而这也才能最终摆脱抑郁。

在心理治疗这一块，我还接受过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行为疗法的原理是：影响一个人的情绪、生理反应和行为的是他对这件事情的认知，而不这件事情本身。一个人的精神障碍或者心理行为问题与其负面思维有关，如果能将其负面思维转变为积极思维，就能改善症状。

认知行为疗法强调，要把认知和行为改变作为切入点，打破恶性循环。以我为例，假设某次考试没有取得理想成绩（事件a），我觉得很丢人、羞耻，害怕下次还会失败（认知b）；从而产生沮丧和焦虑状态（情绪c）——这是一个常规的流程。

那么，改变的思路可以是：“考试成绩不理想，这不是坏事，它促使我反思，总结失败的原因，及时改正，这或许是提高自己的机会。”这就可以有效地改变情绪。

这种疗法似乎立竿见影，但后来我认识到，认知行为疗法的精髓在于行动。仅仅调整认知当时也许会豁然开朗，可没过几天，负面思维又会再次占领大脑。负面思维的消除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只有通过相应的积极行动不断强化认知，促进内心深处负面情感的解冻和领悟，进而启动自我发展和疗愈的力量，才能最终收效。

苦涩爱情：陪你走向成熟会很累

和其他年龄段相比，青少年的抑郁挡不住青春的脚步。升学、恋爱、工作……每一位抑郁少年都必须面对。一步耽误，步步被动。

因为抑郁，学生年代我没有谈过一场恋爱。终于到2014年底，23岁，家人给我介绍了一位女孩，是我喜欢的类型。我鼓足勇气约她见面，一起吃饭时，担心冷场，强迫自己找一些话题，旅游、电视剧、综艺节目……还不忘给她夹菜、倒茶。至于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把她送上车后，我才长出一口气。

后来我每天给她打电话，中午打一个，晚上打一个。内容大概都是：吃了吗？工作忙不忙？然后向她汇报我的工作情况。有时她会问问我的家庭，声音很小，我把手机压在耳朵上还是听不清，只能回答：“嗯……是的……”每次聊完，额头上全是汗。

上班的时候，脑海里会浮现她的样子。我鼓足勇气买了一捧鲜花，在她家门口等她。那天，她陪我一起去玩，回去后发信息：谢谢你送的花，很好看。

圣诞节快到了，我寻思给她买一件特别的礼物。在一家超市偶然发现一个心形礼物盒，用来装苹果她应该会喜欢。平安夜那天，我用袋子把礼物包好，还放了几个冰糖橘子。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把礼物给了她，她表示感谢。

但她对我依旧不冷不热。年底的一天，我早早到她单位门口等她下班。我们并排走着，我尝试牵她的手，她松开了，半天没说话。晚上我给她打电话，问她对我是什么感觉。她说觉得我太单纯，不会哄女孩开心。我说我正在走向成熟，她说陪我一起走向成熟会很累，她想找一个能懂她、关心她的人。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地板上，待了很长时间。

从那之后，我的恋爱观发生了改变。我不再刻意追求爱情，要在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中等待那个对的人出现。我对自己说，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确定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先养活自己，再实现自己

青春期抑郁是不幸的。人生的关键几年，一步跟不上，就会被抛出生活的轨道。幸好我没有颓废，还在努力适应社会，这或许是我能最终走出抑郁的重要原因。

大学毕业后，我在汽修厂、4s店做过维修工；尝试过做销售、为节目配音；想过经营奶茶店；又遵从家人建议，自学临床专业。最后都不了了之。

我曾在亲戚的公司帮忙，后来选择离开，独立进入社会。很快找到一家超市收银员的工作，边干边学习心理学。虽然收入微薄，但我愿意从基层做起，靠自己的努力生存。

工作不复杂，但带着症状的我，必须全力以赴。每天，我会提前一个小时上班，做好各项准备。先预习工作流程，清洗打扫，领零钱、密码纸、发票，备好塑料袋。顾客来了，输入顾客会员卡号，商品逐一扫码，解磁扣，收钱，找零；下班前，我请会计核对我的收银报表，没有误差再走……回到家做个小结，工作中存在哪些问题，列出解决方案；哪些方面取得进步，给予肯定。

不久我换岗，调入仓库烟酒科。我从头学起，先用铲车把成堆的饮料拉到后仓，再把每箱饮料搬上仓位，多余的饮料打成堆转到外仓。每天下班，红马甲上布满了汗渍。这么大的工作量，我的身体难以承受。于是我每天增加两个小时的力量训练，也不管用，苦撑半个月后不得不选择放弃。

后来又找到一个维修公共自行车的工作。刚开始，因不熟悉站点位置，维修任务重，我情绪有些焦躁，回到家总是很累。后来，我把工作分成“紧急”和“非紧急”两类，紧急的优先完成；再把剩下的工作分成“有难度”和“容易”两类，先处理容易的，等有时间再静下心处理有难度的。遇到无法处理的问题，及时和同事、上司沟通，寻求解决办法。就这样逐渐适应了工作。

这几年，我做的工作没有一样是自己喜欢的，但磕磕绊绊中也学会了不少东西。在4s店掌握了简单的电气维修；维修公共自行车开车到处跑，对本地城市道路熟记于心，将来说不定可以做出租车司机。在社会上独立生存，为我今后考研、学习心理学提供了保障。

这话说的似乎很辛酸，但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大学毕业时会有远大目标，但当梦想无法实现，或者还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时，首先要做的是能独立生存，不靠父母养活。

重塑社会支持系统

回过头看，我抑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支持系统的断裂。

小时候，我的社会支持系统是良好的。我在煤矿长大，儿时的记忆充满快乐和温馨。那时我最喜欢过年，不用看书写字，和小伙伴们一起放鞭炮、做游戏。大年初一，矿里的球场上举办各种表演，大人们围在一起观看，小孩子挤在里面凑热闹。

后来，棚户区拆迁，煤矿关井，本矿劳动力向外输出，整个矿区从繁荣走向衰落。我家也搬到城市，亲戚同学之间离得远，见面机会少，关系逐渐冷淡。左邻右舍几个星期才见一面，寒暄几句便消失在视野之外。我站在小区的楼下，过往人群从我身边经过，几年过去，依然记不清他们的面孔。

恰在那一段时间，我抑郁了，变得自卑、胆怯，不敢与人交往，尤其是熟人。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西，我的工作不断变动，和社会隔阂愈深。

很幸运在这时，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两个契机，其中之一是加入了“渡过”大家庭。

2016年初，我关注了“渡过”，是公号的第一批读者；而后我给公号投稿，进入作者群。这个群有患者、患者家属，也有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学者、公益人士。他们有科学严谨的思维、开放的态度、人性的关怀，给了我强大的支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坚强、勇敢、智慧，给予我无私的守护与爱。这是我重建社会支持系统的起点。

另一个契机是我开始跑步。我在“渡过”公号上读到一篇文章，《如何通过跑步治愈抑郁症》。作者患病后，千方百计寻求自救之道，效果都不理想，最后尝试跑步，历尽艰难，终于治愈。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信心。

2016年9月，我下决心开始晨跑。最初缺乏经验，有次跑完后洗澡，着凉感冒，头晕，浑身无力。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坚持工作，感冒未愈又拉肚子，这期间抑郁有加重的迹象。我意识到身体健康对情绪的重要性，决定病好后恢复跑步。

10月初，我的身体逐渐好转，重新起跑。起初只能跑2公里，渐渐地，3公里、4公里……一个多月后，能跑5公里，对自己有了信心。一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分享了两篇文章，谈如何做跑前跑后的热身和拉伸，以避免受伤。我按照视频上老师的动作演示，一步步跟着学。

进入2017年3月，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我在湖边慢跑，身体重心略微倾斜，作为前进的动力；收腹，挺胸，抬头，双眼平视前方，大腿和臀部肌肉拉起小腿，双臂上下垂直摆动，双脚与地面轻盈接触，均匀地呼气吸气，所有动作逐渐趋向于同一个节奏。

在不断奔跑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内心积压的负性能量，通过呼吸一点点被清空。此时跑步已不再需要毅力去坚持，相反被轻松愉悦感所吸引，不想停下来。一望无际的湖面，星星点点的嫩叶，微风吹过脸颊，此时此刻我享受着当下，心中的焦躁感逐渐消失，情绪慢慢趋于平静。

这时你能感受到胃肠道在蠕动，想到跑完步去吃些什么美食，或者联想到跑完后把运动数据分享到朋友圈，得到伙伴们点赞支持。收到一些素未谋面的朋友的鼓励，内心会有一丝欣喜。 

2017年初，有朋友建议我参加跑团。跑团每周六约跑，有专业教练带我们跑前热身，热心人士提供贴心补给；跑步过程中，大家三五成群，按照自己熟悉的配速跑。跑完后，大家畅所欲言，交流跑步心得，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

坚持跑步一年，我的身体素质明显提高。过去抑郁加重，多半是身体不适引起。现在身体状况好转，心情愉快，食欲增加，免疫力提高，形成良性循环。

因为“渡过”作者群，我感受到温暖和肯定，不断发掘自身潜能；因为跑团，我增强了体质，改善了焦虑抑郁状况。这两大群体重塑了我的社会支持系统。

人生最好的礼物

时至今日，我的抑郁症已经好转，同时也在反思：我的病因是什么？又是怎么好起来的？

我想，我不是独特的个案，而是“80后”的缩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传统家庭格局改变，一家一孩，人物关系单一。孩子成了家庭的核心，一出生就被装在一个盒子里，呵护着，封闭着，承载着父母和家族的希望。

从小学到大学，成绩成了家长、老师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在这种只注重学习、不关注能力培养的教育模式下，青少年缺乏认识自己、与人沟通、调整情绪的能力，心理不健康的种子就此埋下。

等这批孩子长大到17至27岁，进入人生剧烈变动期，面临高考、选择专业、就业、结婚、建立社交圈等各种挑战，却突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决策过，而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考试那么单一，每一项决定都会对未来有着深刻影响。此时的他们，迷惘、惶惑，心智尚不成熟，缺乏社会支持，价值观很容易倒塌，精神疾病多在这一阶段发生。 

青少年精神障碍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只能多管齐下，寻求综合解决方案。就我而言，药物、心理、社会、运动，我都尝试过。

首先，尽管服药效果不明显，但肯定是有用的。记得最后一次在北京联合会诊，医生觉得我用药无效，干脆大幅度减药，只留舍曲林一种。没想到，减药后我的状况反而慢慢好转。我后来才认识到，我的病，不是抑郁症，而是神经症；我的焦虑、强迫等神经症表现，存在一定的生物因素，目前药物无法根治。

这就是说，我是由神经症引发的抑郁症状，抗抑郁药物只能缓解抑郁，不能去除焦虑；用了大量的抗抑郁药，其副作用会影响情绪，加重各种症状。这或许是为什么减药后，我反而逐渐好转的原因。

从刚开始排斥用药，私自停药；到重新治疗，寻找适合自己的药；再到大剂量联合用药；再到单药维持——这是我的全部用药经历。

我不后悔当初接受药物治疗，毕竟药物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在黑暗中摸索，从失败中吸取经验，这个过程是艰辛的，必须怀着一颗勇于尝试的心，敢于承担药物无效和副作用，才能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

其次，心理咨询对我是必要的，但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咨询师，很不容易。后来我自学心理学，做自己的心理咨询师，反而逐渐有了效果。

具体而言，人本主义是我运用的主要理论；精神分析让我了解到疾病的深层原因，以及童年成长经历与疾病的关系；森田疗法让我不过度关注自身症状，全身心投入生活；认知行为疗法让我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每当陷入自我否定时，我会写进步日记，列出最近取得的成就，防止对自己苛责。

目前我最常用的是认知行为疗法。遇到问题，先行为激活，以正面积极的状态替换抑郁消极的状态，获得可掌控感；继而实施认知改善、思维监控、情绪条件反射，同步做家庭作业；最后解决导致抑郁的心理创伤、人格问题。这是一个系统化的集群技术。

再一个经验，就是独立谋生，融入生活。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因为抑郁放弃工作。我知道，一旦脱离社会，只能离正常的生活渐行渐远。哪怕工作不如人意，哪怕遭受冷眼和蔑视，我也得咬牙坚持。

这些年我自学心理学，很喜欢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他把人类的最高需求定义为“不断实现潜能、智力和天资”“完成天职、命运或禀性”“在个人内部不断地趋向统一、整合或协同动作”，我由此想到，生存只是我的最低需求，只有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活着才谈得上价值。

那么，我的方向在哪里？自我审视，患病这十年，正处在青春期，经历了高考、就业、建立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挑战。我艰难地走完了这个历程，有义务和那些还处在抑郁漩涡中的弟弟妹妹们分享一些经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我确立了人生方向：自学心理学，通过考试拿到学士学位；再考心理学研究生，把青少年抑郁作为主攻方向，实现自我价值。

抑郁让我深刻思考生命的意义，如果没有抑郁，也许我永远无法知道自己为何而活，未来将走向何方——这正是抑郁带给我的最好的人生礼物。

生活在继续

我们在矿区边走边聊，不知不觉过了两个多小时。整个矿区走了一遍，多年盛衰尽收眼底。

准备离开矿区时，赵伟说了一句：“我姥姥和姥爷还住在这里。”

我一愣，问：“不是都搬走了吗？”

赵伟说，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走了，还有一批老职工恋旧，不愿意离开；有的搬进城，最后还是回到这里。比如他姥姥、姥爷退休后，矿上给他们在城里安排了房子，但老两口把房子让给儿女，自己回矿上住。他是姥姥姥爷带大的，现在隔三岔五也会回来看望姥姥姥爷。

时间还早，我提议去看看，赵伟就带我来到了煤矿工人村。

在中国，煤矿是个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矿，职工人数众多，要配套各种生活福利设施。权台煤矿也是这样，矿区之外有生活区，职工宿舍、食堂、医院、学校、邮局、粮站一应俱全，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

来到工人村，发现这里比废弃的矿区要兴旺得多。一排排筒子楼、平房，虽然年久失修，呈现出老旧破败的模样，却人烟稠密，只是很多人家已是外地的租户。

赵伟说，那时他家在村西头，屋后是劳保办，老年人总在那娱乐，小时候隔着窗户就能听到姥爷打牌的喧闹；姥姥家住在村东头，旁边就是学校，每天上学他从姥姥家门口经过时，总要吆喝一声：“姥姥，我走了！”……

姥姥看到我们突然到来，意外且高兴。这是一座有了几十年历史的老宅，房间狭小昏暗，摆设都很陈旧，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感觉。老人家八十多了，身体康健，衣着整齐，白发梳得一丝不乱。看到赵伟，满眼都是慈祥。

赵伟又到里屋看姥爷，老人躺在床上没有动静。姥姥说，他听不见，过去在井下挖煤，打眼放炮，把耳朵震聋了；后来又得了矽肺病，喘气费劲，只能在床上躺着。

两个80多岁的老人这样生活着，我心情很压抑。但赵伟的姥姥却是快乐的，也许是看到我们高兴吧，她一刻不停地说着话，中气十足。这么健康乐观，多少让人觉得些许安慰。

说话间，姥爷在里面叫唤，姥姥赶紧去照顾。赵伟对我回忆起小时候的场景：姥姥推着四轮车，他坐在车前头，姐姐坐在车后头；再往后，姐弟俩大了，小推车带不动了，姥姥改成拉货车，他在前面跑，姥姥在后面推着；有一次他生病，姥姥见他放学没来，知道他在医院了，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他面前……

正说着，楼外突然传出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在这昏暗得空气似乎凝固的小房间，声响虽然吵闹，倒也显出生气。

又坐一会，我们就告辞了。赵伟的姥姥送我们出来。一出楼，见到阳光丽日，外面围满了人，热热闹闹。这天是双日子，小小的工人村有一家在办婚事。新娘新郎身着盛装，款款而行；一长串黑色的轿车，排场一点不比城里差。

煤矿衰落了，但生活在继续；那满地的红色鞭炮纸屑，就像是鲜艳的梅花。

（本文自述部分为赵伟所作、张进整理）

本文作者张进六年前患重度抑郁，病愈后开始研习精神健康问题，先后出版了《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渡过2：接纳是最好的治愈》。2015年创办了精神健康公号“渡过”。2017年，腾讯谷雨计划支持其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抑郁症患者寻访计划，完成新著《渡过3：治愈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