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校园互杀案：当一个老实少年决意拿刀反击 | 谷雨
这样一个同学口中“品学兼优、积极向上的受害者”，是怎么变成“施害者”的？他走向用极端的方式保护自己。没有成功。弥漫在事件之上的创伤和失败，更令人沉思。
撰文 | 陈龙
编辑 | 李克难 林一
出品 | 谷雨 x
陈淇霖几乎一直在躲。
下午上课，为躲开李全星他们，他压着上课铃进了教室。
他怕挨打，不敢出去，一直躲在教室里。第二节课偷偷去上了厕所，回来后，听几个同学说，同学李全星、金彦他们又来找过他。
在陈淇霖那张恐惧的脸上，爬着紫色的斑，裤子上踩满了脚印。它们都在证明：自己被打了。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
早上在食堂排队买饭，陈淇霖被李全星踩了几脚。“我喜欢踩，你想搞哪样！”对方嚷嚷，不仅没有歉意，还一拳下来，打在陈淇霖左耳下。七八个人围上来，拳打脚踢，直至一位食堂阿姨出声制止。
陈淇霖不想打架，找同学帮说情，“让他们不要打我”，无果而终。在2014年4月30日这一天，他被打了4次。
在被打的4次里，他鲜有反抗。在场的石青松回忆，被李全星持刀捅刺时，“陈淇霖边用脚踢李全星、边往后退，还挣扎脱落往后面跑了几步，被李全星抓到衣领用刀捅背”。直到最后一次、最后几分钟，具有身高、臂长、腿长优势的陈淇霖举起了刀，开始反抗，拿刀“直捅李全星”。
那把刀刺入李全星胸部，对方倒地、身亡。也刺向陈淇霖自己平静的生活，他被判8年，故意伤害罪。在贵定未成年犯管教所，贵州省唯一的未成年人监狱，曾是班里优等生的陈淇霖已待了四年。
最近，陈淇霖的父母和律师申请再审，呼吁案件定性为校园霸凌事件里“危及生命的情境下的反戈一击”，无意中杀死了逞凶者，应改判无罪。尘封的往事再次被打捞。“毕竟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杀人犯，曾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也是一名积极向上的同学，更是这起事件中的一个受害者，一个需要你们保护的受害者。”55名同班同学当年联名在请求信中这样提到。同学回忆，他从未在学校里吵过架。
老实、不混圈子，很多身边人这样评价陈淇霖。他有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在一篇过去写的作文《尊重》里，陈淇霖说，要学会尊重别人，自己早已把“谢谢”当做口头禅。作文结尾，他总结，“尊重看似一件大事，但做起来就会知道是那么容易。人都是平等的，只有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这样社会才会更和谐。”
遗憾的是，他和他的价值观没有收获尊重，在弱肉强食的逻辑下，它们显得不堪一击。
陈淇霖的人生被分割为出事前和出事后。出事前，人们盘算着他有几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比如告诉老师，或者家长，再或者，拼命逃跑。他没有。或者说，出于主动或被动，他拒绝了。他没告诉父母长辈，原因是：“怕被说在学校打架”。没告诉老师，是因为：“讲了还会被李全星和金彦他们打”。他也没抓住机会跑，“跑了他们后面还是会打我，所以不敢跑”。他当时“只希望表哥尽快接自己走”。
出事后，陈淇霖的名字，在瓮安县法院一审判决书、二审裁定书、《关于请求轻判陈淇霖同学的请求信》、“互杀案”中的新闻标题中传递。他的命运一路下沉到越来越深的地方，如今，陈淇霖待在未成年人监狱，等待着又一轮悬而未决的再审。
他能发挥主动性的事还是不太多，等待算是，抬头看天也是，那或许能给另一个时空的母亲慰藉。“想我的时候，多看看天，也许我也在看。”在少管所，陈淇霖这样写信给母亲。
人们关心：这样一个同学口中“品学兼优、积极向上的受害者”，是怎么变成“施害者”的？他走上极端的方式保护自己。他没有成功。弥漫在事件之上的创伤和失败，更令人沉思。
在新闻报道评论下面，人们燃起一种捍卫陈淇霖就是捍卫自己的同仇敌忾。毕竟那样突如其来的困境，可能笼罩每一个自以为跟周围世界相安无事的人。假如真被命运抛到那一刻，该怎么办，以及有什么可以依靠？
交集
陈淇霖开始逃。
跑出小区西北门，跑过几条大街，跑到一公里外的华都百货街，撞上匆匆赶来的表哥蒋宏。
“哥，我被人杀了，后面有人追我。”陈淇霖肋骨疼得不行，把刀递给表哥。蒋宏指着对面百货门口的治安岗亭，“你先去报警，让他们送你去医院”，蒋宏跑回家拿钱，取了一百多元，是自己的生活费。这时，考试完放学的表姐蒋诗也赶到，打了120，和辅警一起，架着陈淇霖去了最近的医院。
当晚，陈淇霖手术昏迷，学校师生、警察、近20个学生的父母都被惊动。陈淇霖母亲接到班主任电话，担心得一下子哭了，夫妻俩租了辆车，从福泉县开到瓮安县，走在半路上，医院通知重危，20分钟内家属必须签字，否则不给做手术。二伯母代签了字，陈淇霖把命捡了回来。一审判决中，法院则同时采信了陈淇霖“重伤二级”和“轻伤一级”的两个损伤鉴定。
“一直没意识到事情多严重。”蒋宏始终记得出事当天，陈淇霖最开始求救的电话那头，呼呼的杂音。4年过去了，他一直在用陈淇霖用过的尾号1026的手机号。后来，他才知道，在那天，自己被表弟当作最后一根稻草。
如今，蒋宏已大学毕业工作。他常被后悔纠缠，总问自己，如果当时更有经验，早点告诉父母和老师，事情会不会有不同的结局。
异样是在中午吃饭时发现的。在二伯陈忠璐家吃饭时，陈淇霖郁闷、沉默。蒋宏、蒋诗问他，脸上的紫斑是怎么回事？
“被人打了。”
“学校里有老师同学，不会出严重的事。”蒋宏这样想着，没太往心里去。
事实是，对于富于战斗经验的人来说，躲避老师和摄像头是他们擅长的。
在食堂，回头陈淇霖发现碗里被吐了唾液，只好把早饭倒掉，跑进了教室。上午课间操时，十几个人，包括李全星、金彦，他们把陈淇霖拉到隔壁班后门，拳、脚密集地落在他身上，陈淇霖步步后退，一直退到女厕所。
打人的工具不断地升级。金彦从女厕拿来扫帚，被陈淇霖同学何日强叫住，理由是：担心老师看见。后来，李全星他们把陈淇霖拉到五楼男厕所，挑衅地问：“服不服？不服你就打我啊、打我啊。”
沉默。
陈淇霖不是习惯反抗的人。在过去十多年来，陈淇霖的世界运行得平稳、波澜不惊。家是陈淇霖依赖的，像他小时候画的那幅画，家是有太阳、青草、红花、笑脸的地方。即将到来的五一，他想和表姐、表哥一起，回老家福泉，一个离瓮安2小时的地方。如果放学就出发，刚好可以赶上家里热腾腾的晚饭。
尽管老家福泉——那个他依赖的地方，在那起事件中，也曾受到来自李全星、金彦、李剑龙的歧视。
校园的江湖于宁愿安守本分、老实学习的人，经常是陌生的。他们希望两个世界可以各自运转，相安无事。
事与愿违。在那起事件中，陈淇霖的生活被从正常轨道中拽了出来，拽到那个他不熟悉的江湖。他被选中。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被宣泄荷尔蒙的人，是自己。
打骂还在继续。
李全星接着问，“你到底爽不爽？不爽我们就单杀。”在江湖规矩里，那代表要一人一把刀，互决生死。
中午放学后，李全星、金彦一伙人把陈淇霖拉到附近的花竹园小区。被折腾了几个回合后，他们听到陈淇霖说了那句：“不服”。
“不服就单杀。”李全星再次说，金彦在旁边附和，“要么你们就一人一把刀单杀，不是你死就是他死。”
那刻
下午4点45分，放学提前了。八九个要好的同学在五楼陪着陈淇霖，一直到5点。金彦上楼，拉着陈淇霖走出了校门。几个同学，跟在后面。
这样的校园霸凌，事实上，并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直到恶性事件发生，生命陨落，校园霸凌作为附带的议题，“反思”“深思”的文章，才喧闹地见诸报端。
陈淇霖不想打架，磨蹭了十多分钟，“我家哥和姐要来接我。我姐在考试，要五点半才来”。
金彦他们把陈淇霖拉到丽都大厦旁的虎鹰扎啤店，“还差五分钟，如果你哥到五点半还没来，我们就要弄你。”
形势越来越不好。五点半后，他把陈淇霖往花竹园小区C区的一个巷子里拉，“你要不去，我每过十秒踢你一脚”。进入小区东南角时，那里已聚集了一群人，没穿校服。
起诉书上，这样勾勒当天案发那一刻：李全星对陈淇霖进行殴打，陈淇霖拿出刀戳在李全星的胸部。李全星冲上来杀在陈淇霖左背部，陈淇霖杀在李全星胸部。陈淇霖向外跑，李全星持刀追了十几米，倒在地上。
结束了。
时间回溯到那一刻，那个叫陈淇霖的15岁男生，可以通过什么保护自己？
根据警方资料，当时李全星身高168，陈淇霖身高175。金彦后来供述，“李全星打不赢陈淇霖，所以我就去帮李全星。（我也）应该打不赢（陈淇霖）。因为陈淇霖是一个人，我和李全星两个人能打赢他。”而李全星对陈淇霖的每次击打动作，也都需要跳起来。无论面对李全星的拳脚还是刀，陈淇霖基本上都凭着臂长优势，多次试图把对方推挡开。
陈淇霖想通过给表哥打电话保护自己。失败了。“你哥来了，我一样打你。”在事发现场，李全星嚷道。更何况，表哥当时也不到18岁。而打电话的行为，在后来量刑时，反而给自己增加了不必要的烦恼：一审判决中，把陈淇霖打电话，视为约架。他与表姐通话近7分钟，则被警方和法院“没有注意到”。“打给表哥还可以误解为约架斗殴，把表姐一个女生叫来也是一起斗殴，这说得通吗？”律师林丽鸿认为，通话记录足以证明，陈淇霖当时呼叫表哥表姐是为了求助，而非约架。
陈淇霖想通过武器保护自己，他选择了刀。失败了。而且显而易见，它成为最差的那个方法，成为一审判决书里定罪的充分条件：“在主观上有追求伤害对方的动机和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用卡子刀刺杀对方胸部，并致对方死亡的严重后果。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刀是陈淇霖主动要的。同学贺震在口供中也提到，是陈淇霖主动问他要刀，“他说他拿刀去防身”。那把卡子刀，插到李全星胸口，留下“嘴巴大的口子”，并且带走了他的生命。
陈淇霖想通过法律保护自己。这也是这4年，陈家一直努力并为之奔波的。模糊在“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两端，法律看起来也没法给当时的他更多的庇护了。在解决感情和道德困境上，法律有时显得为难。时间流转，事情也开始闪现转折的微光。“2014年，司法系统并没有今天这样明显的‘正当防卫’意识，放到今天，结果也就判个防卫过当。”一个法官对多个记者都这样说。
陈淇霖想通过侦查阶段的律师保护自己。未果。“15岁，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行为意识和控制能力还比较差，按道理公检法每个阶段都应为他指定法律援助。”现实是：“他在公安讯问侦查阶段是没有律师的。”林丽鸿说。直到后来，林丽鸿成了他的代理律师。
同学们也想保护他，试图从感情层面引起共鸣。2014年10月判刑后，班上55位同学联名写了一封《关于请求轻判陈淇霖同学的请求信》，每个人在后面留下名字、电话和指纹。如果单纯从结果衡量，也失败了。2015年1月22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裁定：维持原判。
就连舆论最中心的瓮安，也很快陷入平静。它不再是那个不安的县城，可能被放大的情绪很快被安抚，方法也是直接的: 赔钱。涉案学生家庭共赔付李全星父母40多万，其中陈淇霖家赔了11万。“案发当晚，政府就催着我们赔钱。我家没钱，孩子还在病危中，我就问他们：还让我们活吗？最后有关部门偷偷给了我们几万，我们自己出了几万，政府再以我们的名义给他家送去。”陈淇霖家长说。“当地公安的侦破速度很快，相关各部门也充分考虑维稳和风险评估，尽量做到了缜密、周全和善后安抚。”一个法官骄傲地介绍。
解脱
那天后，陈淇霖回过一次学校。
当天下午，母亲李如雪去接儿子。出校门后，街对面一群“染黄头发的社会人”，一个胖胖的孩子，由爷爷领着，是金彦。李如雪有些担心，拖着儿子往前走，走了300米，打到出租车，把儿子送回医院。学上了一天，不去了，怕被报复。那个陈淇霖忌惮的江湖还在，依然充满他想躲避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甚至在医院里，也甩不掉。陈淇霖母亲曾对记者回忆，在医院做手术同时，走廊里，来了几个染头发的小孩，要找陈淇霖“寻仇”。二级重伤，引流手术，手术室给了陈淇霖最后的庇佑。
出事后，治病花了2万多，加上赔偿，父亲陈忠实把背着20万贷款的房子卖掉。为照顾儿子，误了工作，李如雪被公司辞退。如今，李如雪在妹妹开的宾馆里打工。四年多来，一家三口一直寄宿在陈淇霖姨妈家。
家里的时间好像停止了，停在陈淇霖还没出事前。他依然是父母口中那个值得骄傲的小孩。刚到瓮安时，因为口音，陈淇霖很难和班上同学交流，成绩一般，和女生讲话都会脸红，他腼腆、孤独，通过努力，陈淇霖很快考到了靠前的位置。“六百多分，在班上占十多名”的那种。
2014年6月，陈淇霖过生日，七八个同学到家里，给他庆祝。那天，陈淇霖唱了《每天多爱你一些》，是他最喜欢的张学友的歌。从学校回家、从刀下幸免，他以为躲过了那一劫，想更用力地拥抱生活。
5天后，他被瓮安县公安局批准逮捕。2014年10月判刑后，瓮安四中九6班已经初中毕业，但看到判决书的同学们还是沸腾了。他们在联名信里对判决书和八年刑期“深表震惊，痛哭流涕”。他们提到，陈淇霖对老师和同学都很礼貌，从没和同学吵过架，更不曾动手打架，也没有过违纪违规记录，甚至经常帮助困难同学，学习刻苦，和大家相处融洽。
李全星的父亲李强生至今反感“正当防卫”的说法，“第一刀是他家孩子先杀我儿子的，能算防卫吗？”他愤愤不平地说。他觉得陈家的申诉对儿子不公平，“死了的人不能说话，活着的人能说话。我儿子死了躺在土里，不能开口说话，现在来戳我的脊梁骨？活着的人怎么说都可以，肯定要为活着的人说嘛……”
在他的印象里，儿子还是那个乖巧的孩子，自己平时都严加管教，“有一次我打他把一根棍子都打断了”。出事那天早上，在煤矿上班的父亲还给儿子煮了面条，告诫他好好上学，不要惹事，他明明点头答应了。“我每天都好好教育，谁知道他出去了能做这么愚蠢的事情。”
对于“校霸”的指责，李强生说之前从没听过儿子和人打架闹事，从来不知道儿子坏不坏。“我家里没有一个人是坏人。我也不知道他那天为什么欺负别人，出了家门我就管不着了，一定是学校没有教育好。”
无论如何，这起少年悲剧，最终让两个家庭都成为受害者。
也有意外收获。高墙之内的陈淇霖，有机会在那个慌乱的校园江湖之外，找到喘息，得以解脱，更专注于自己的世界。陈忠实碎碎地念叨起，儿子在监狱里，一边学习、一边劳动，2019年能修完专科。陈淇霖让妈妈给他寄书、杂志，他在里面写文章、写歌，还得了奖。
学习是陈淇霖在意的事。被捕前，班上同学把中考资料复印，带到医院给他，他就在病床上复习。5月12日，陈淇霖担心中考，急着去学校，母亲李如雪扶着他去了。
陈淇霖不是没设想过以后的生活。他想考北京的大学，那是自己和同学约好的。
在那封请求信上，55名同学兴致勃勃地规划着，长大以后，他们会变成老师、医生、工程师、公务员，会和陈淇霖一起携手升入高中，他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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