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晨，第二股风 | 谷雨
血肉之躯的豪赌
拍了20多年戏，姚晨第一次如此彻底地使用和调动自己的身体。
从电影开始筹备，那两场情欲戏就重重地搁在她心里。剧本里只有两句话：一场几乎是强奸的性爱，之后四毛（男主角）翻身发现盛男在自慰。她不断问导演滕丛丛打算怎么拍。导演拒绝和她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导演也不知道要怎么拍。
“其实大部分女演员在这类戏上是相对保守的。我不觉得是观念上的问题，但每个人有自己的工作衡量标准，凯特·布兰切特拍《卡罗尔》的性爱场面也是替身。”要成为国产电影史上第一个在大银幕上自慰的女演员，她觉得自己简直在豪赌。
导演很年轻，第一次执导筒，她想着要把自己的身体、心理托付给一个没有任何拍摄经验的年轻人就觉得恐慌，她也知道女演员拍大尺度的性爱戏如果拍不好会带来什么，“一些观众会觉得这个女演员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还想搏一把”。而她决定赌这一把，只有一个理由，从剧本创作的逻辑上，女主人公的确需要这两场戏。
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姚晨觉得男女主角之间不该是一场纯粹的强奸戏，“在我的理解里，塑造这个人物就失败了，她所有的觉醒都在哪里。”她希望盛男最终能理解身边这个也曾怀着理想但被现实磨光了锐气的男人，两个卑微的人互相抚慰，无关爱情。“还好我坚持了。”她说服了导演。
拍那场戏的前一晚，几个主创收了工，关在房间里认真地讨论体位的变化，怎么走位，用什么样的姿势和行动表现两个人物关系的推进和变化。第二天开机，全剧组严阵以待，清场，房门用厚被子封了好几层，楼道里也封了两层。几个主创脸都红扑扑的，姚晨喝了点红酒，男主角李九霄直接吹了半瓶，俩人在床上反复试戏，滕丛丛和摄影指导林良忠一人一把瓜子坐在旁边，跟焦师被赶进厕所，录音师直接红了脸，以室内戏没什么技术难度为由在试戏时落跑了。
为了化解尴尬，姚晨大喊“这你都不看”。几条下来，大家都脱敏了，导演负责打板，录音师负责给两个演员盖被子。曹郁当时在《八佰》剧组，此时成了妻子姚晨拍摄性爱戏场面的场外指导，建议姚晨翻身的时候注意角度，和灯光配合，皮肤的光泽会更美，也建议不要光拍特写，因为两个演员的身体都很漂亮，体位、光影可以参考《龙纹身的女孩》……
滕丛丛早就做好了这场戏的最终呈现会面目全非的准备，“大姚是那个在现场说‘你们都不去试一下，怎么知道不可以’的人，她是监制，但更理想主义一些。她想的比我们更单纯。”她看着监视器，没想过姚晨会给她那么多，尤其那场自慰戏，“她皮肤泛红上来，青筋也会起来，到全部褪下去，整个过程非常细腻，我都看得很清晰。我不知道她怎么实现的，我觉得太牛逼了，拍了七八条，每一条都可以做到完整实现，就是她操纵自己身体的能力。那一刻才觉得演员不光是用经验和思想来演戏，她用她的血肉之躯来帮你完成这个事情，就是身体控制的艺术家。天哪！我为什么拍到一场注定不会完整呈现的牛逼的戏。”
姚晨觉得那天像是所有人彼此交付，像是大家一起完成学生作业，最朴素的创作方式。“完全用身体参与了创作，以前没有体验过。我相信对其他几位主创，也是一次天性解放。未来拍戏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吧。”
电影点映的时候，观众调研里对于自慰戏表示不适的更多是女性。“我很惊讶，也很心疼。”姚晨感慨。
凝视欲望
姚晨快满40岁了，处在最美丽的时刻，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她近几年渐渐意识到自己的美。
她会前所未有地在镜子里凝视自己的身体。“在30岁之前，从来没有认真地观看过自己的身体。很长时间里，性是一件不能与他人分享、谈论，让我觉得羞耻的事情。”十年前，她在访谈节目里看到自己青春期跳舞的影像，轻描淡写地调侃自己，“看人家都长得可清秀了，就我，那眉毛浓的，看那大粗腿，多结实”。那时《潜伏》正在热播，她是最炙手可热的年轻女演员。
也是近几年，她开始关注身体的活力。两个孩子的哺乳期结束后，她爱上了气质刚猛的运动，拳击。对于女演员，运动从来不独与健康相关，像是个隐喻，让人联想到青春、年龄感、魅力，以及对自己的把控。运动产生的多巴胺，让她感觉良好，而回头一想，多巴胺，连自我感觉良好都是肉身控制的结果。她偶尔还是想调侃这一切，但不再有半分自卑。
尤其，当一个女人瞥见过死亡，她会觉得谈论自卑或者幸运都毫无必要。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姚晨阵痛了20多个小时，突然药物过敏，随即体温迅速下降，整个人抖如筛糠，床跟着她抖。先生曹郁握着她冰凉的手恐惧万分。但那一刻，她反而不太害怕，也许是来不及害怕，只想着把肚子里的生命带到世界上来，不惜一切代价。“女性因为生理原因天然要面对这些危险，也来不及不勇敢。”
在多年好友、合伙人刘一看来，近几年，姚晨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真正正视自己的欲望，敢于用自己的心和凭自己的口味生活，敢于直接说出自己的“想要”，然后快速行动，付出全部努力。
主动的亲密
越是明晰自己想要什么，遇上的时候就能一秒钟认出来。比如《送我上青云》。从制片人顿河那拿到剧本的第二天，姚晨就知道这会是她和坏兔子影业承制的第一部影片。立刻开始着手帮导演码盘子。
宁财神想起电影筹备的时候姚晨和他通电话，充满干劲，“当时正好是影视行业最热闹、最赚钱的时候，一个演员，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这样一部文艺片”。
安乐的老板江志强带话给滕丛丛，电影最重要的就是盛男这个角色，姚晨演好了，片子就成了，“要跟大姚建立互相信任的亲密联系”。滕丛丛却迟迟迈不出那一步，也不懂该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直到姚晨约她单独去咖啡馆那天，点了啤酒，说今天不聊工作，之后开始幽幽地讲起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成长，这几年的顺与不顺。当一个一线女演员把自己的私隐都赤裸地捧出来，滕丛丛开始喝酒了，讲起写剧本前后自己一个女文青忽然被拽进现实生活，应对不迭……两人都掉了眼泪。
“我是个职业演员，必须得在尽短时间内跟导演建立起信任。在创作面前是没有隐私的。”姚晨后来说。
同时作为演员和监制，姚晨觉得并不冲突，但的确要把自己掰成两半儿来用。建立一个专业的主创阵容就耗费了很多心力。还好，很快，掌镜过李安“父亲三部曲”的林良忠发回一篇一千多字的剧本读后感，《让子弹飞》《芳华》的录音师温波、《白日焰火》的配乐文子、《无证之罪》的美术李佳宁一一进组，最后还请来了《鬼子来了》的剪辑指导张一凡救场。
在朋友圈刷到李九霄的照片，笑容很灿烂，气质亦正亦邪，姚晨立刻觉得他就是男主角四毛。
“坦白说，我第一次看剧本根本不理解，不懂这个男人为什么那么渴望成功。”李九霄是90后，他坦率地说，自己最初只是为了和姚晨演对手戏。
这个喜欢久久地看蚂蚁搬家，时常盯着家里的柿子树看柿子结果、成熟又烂掉，因为亚马逊雨林着了一场大火而难过的大男孩儿，不拍戏的时候关注自然里的一切更胜过人。生活顺遂，“成功”这个词儿甚至不曾出现在他脑子里。在片场，姚晨和滕丛丛争论着电影的结尾，疯子应该对盛男说“我爱你”还是“对不起”，他懵懵懂懂地听着，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生活阅历让他对这个问题有清晰的判断。
片子上映了，他看了六遍，头三遍都在看自己帅不帅，表演节奏好不好，剪进多少戏，直到第四遍，他才觉得自己是纯粹的观众，听到疯子对盛男说“我爱你”，他哭了出来。
他开始相信一部电影、一个角色真的可以影响其他人，他觉得自己有一部分欲望释放了出来，他开始想要被肯定，想要成为成功的演员，同时也明白了姚晨，以及很多演员谈过的这个职业的“被动性”。他回忆起姚晨在剧组的琐碎劳碌。剧组伙食不好，姚晨贴了钱在当地遍寻更好的饭馆，贵州的雨季快到了，山里异常湿冷，她张罗着买回一堆羽绒服，主创每天收工后都要开会，她常常点了一碗粉还没送到嘴边，新的问题又来了……这些都与纯粹的创作无关，但她最初只是想演绎盛男这个角色而已。
提起演员的“被动性”，李九霄还没想过自己会因为这种“被动”去做点什么。不过，姚晨的付出看在眼里，他知道那很艰难，也没有绝对的主动和自由存在。
“成功与否真的是我很厌恶的一种标准”
在这个压力最大的宣传期，没钱路演，姚晨连续跑了20几个观影现场，自带妆发——一个一线女演员出席活动的妆发费用就足以烧掉这部电影的宣传预算，场地是她用自己的广告置换的，对谈嘉宾——李银河、许知远、史航、姜思达、李艾、燕公子、马薇薇等等——是她刷脸一个个请来的。从休息室离开前，她把平底鞋换成高跟鞋，在影厅的入口候场，又干脆把高跟鞋踢掉，赤着脚踩在地上。“怎么人类给女人发明了这种刑具？”
每进一个场子，她立刻成为那里的主人，像在自家的客厅。有别于许多已然能够把握自己事业和人生走向的女演员，或者说女人，姚晨并不显得干练，身上没有丁点儿“劲儿劲儿的”痕迹，她显得很平坦，放松，有耐心，用轻盈的方式回应着观众投递来的理解和不理解，观众和她唠家常也都娓娓接住，不时地，她会自我抽离，用“对姚晨这个人来说……”表达自己的看法，好像自己也是她观察的一个对象。
姚晨有着女演员特有的对表达的爱好，在回应提问时，她的态度在职业女演员和一个直率女人之间摆荡平衡：很谨慎，又口无遮拦。
电影的宣传语是“送给当代女性的一封情书”，她很想知道是否和女性产生共振，对观众不解或误解的每一处细节都仔仔细细地给出自己的理解。很多女人看过电影后向她讲起自己的故事。有的时常在内心里对身边的男人发出冷笑，担心自己会因为“厌男”而恐婚。有的想知道男上司喜欢开性玩笑该怎么应对。有的切除了左侧卵巢囊肿，并庆幸没有影响性生活。一个女记者泣不成声，她北漂多年，渐渐很少和家人通电话，父母的话题只有“你谈恋爱没”“你到底什么时候结婚”，摔断了腿也不想和父母讲，电影里盛男很惨，但她很羡慕盛男还能和母亲吵架，她没人可吵。姚晨有些词穷，走下台去抱着她。有女孩曾像电影里的盛男一样和前夫说“我想和你做爱”，说太多了就成了前夫。“那可能是前夫身体不太好。我好像只能这样很实在地讲，才能安慰你。”姚晨说。
她知道电影可以是梦，可以很尖锐，也可以是陪伴或抚慰，虽然是一部小成本影片，但真金白银投进去、血肉之躯演出来，为的就是这样一些时刻，与观众产生强烈的共情。“我想去演绎平凡却闪闪发光的大多数。”姚晨说。
也有女观众告诉她不喜欢这部电影，也不喜欢很丧的盛男，更喜欢她在《都挺好》里演的苏明玉，以及刘涛、马伊琍近几年塑造的成功女性，有一技之长，貌美又能干，“让我这种追求榜样力量的人更高兴一点儿。这个片子感觉像80年代的灰调电影，在商业上可能不会成功。我还是喜欢你在《非诚勿扰2》里面，挺骄傲的，挺美艳的，我觉得那是你的本色。这部电影很不符合你的人性，所以我不喜欢。”
姚晨笑得很柔软，“你说你不喜欢，但是你看得特别仔细。其实你有可能是爱上这部电影了。爱上一个人有时候你是不自知的，就像有时候爱上一个男人，觉得这人怎么那么讨厌啊，但你发现你过后老想着他。真的，你之后可能会老想着这个电影。有时候人会爱上一个不符合你原来频道的东西，它可能脱离了你觉得安全的区域，所以你也许觉得被冒犯。”
笑容渐渐褪去。“我很理解这位观众不喜欢，这部电影也许超出很多像她这样的观众的舒适区了。我这几年确实一直在塑造当代女性的角色，但我不想笼统地把她们分三六九等，然后去赞美其中很成功的，她们其实也都有各自的失败，包括苏明玉。成功与否真的是我很厌恶的一种标准。苏明玉的确生命力很强，但现实中大多数人像盛男一样生命力很弱，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工作没有那么顺心，工资只够养活自己，恋爱总是失败，化妆画得没让自己更美，烧个饭也会糊，但她们也在很努力地生活，在某些生命的节点可能还会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会让你非常意外，然后赞叹生命的伟大。”
在雾里痛快哭一场
《送我上青云》还在一些影院的早场或晚场上映着。姚晨每天一睁眼就惺忪地盯着猫眼，“像土财主一样盯那个数字”。“排片刚出来时，我们所有人都很崩溃，因为一般情况下排片在8左右才能有往上翻盘的机会，但我们上来就2.7。后来就自己跟自己比了，稍微往上爬0.1就兴奋的不得了。”她穿着蓝底印花的茶歇裙，平底鞋，疲惫又松弛地坐在沙发上。
谈起在曾经的很多年里，她对自己的成功所感受到的错位，比如她曾执着于成为“悲情的女演员”，却以喜剧形象走红多年。后来成为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登上《时代周刊》、获得世界经济论坛水晶奖的那些年，她珍视它们的价值，“但确实没想过要这些东西”，她渴望收获表演上的肯定，“行业内外会觉得你是不务正业，那时候最想要别人对你业务上的认同，但更多的认同来自业务以外。”
《送我上青云》的最后一场戏，在云顶高坡的山路上，大雾弥漫，姚晨一路往上走，穿过雾气，经过两边剧组的工作人员，而他们和镜头都看不清她，她在雾里痛痛快快哭了一场，觉得是盛男拉着她从雾里走出去。在那之前，她自己的生活也像笼罩在一团迷雾里，五年，两个孩子先后离开襁褓，自己重新启动工作，《找到你》刚杀青不久，只知道自己掏心掏肺地演完了，心力交瘁，前程未卜。早已签约的《都挺好》还没开机，惦记着苏明玉这个角色是不是对观众的挑战有点大。
“现在吧，我就觉得给我的我就接着，甭管好的坏的。谁都无法预料成功这件事情。年轻时候红了，有很大的机遇成分，有一些是你靠本能、靠天性去实现的东西。到这个年龄呢，你要想再成功，再有一个新鲜的面孔被人接受，需要你去不断地自我推翻、自我重建，需要你更勇敢，也更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个阶段其实运气帮不了你太多。运气不可能随时随地跟着你，它还有很多人要去伺候。”
她看到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电影人自发地为《青云》包场，接力一样，“头几天排片那么差，我感觉靠大家包场才顶下来的。行业里这样集体去帮一部作品，我很珍惜。”姚晨告诉滕丛丛，这样的盛事，她在这个行业里20多年了，也只见过两三次。
许知远看了《送我上青云》后很意外，在姚晨身上看到了“第二股风”。“我们最初的创造力也许并不自知，你的经验经过自我的思考和消化，又吸收了新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原来最本真的，但是你有了‘第二股风’，有了新的表达。这两年我看到姚晨的第二股风，包括新的角色，处理更复杂的问题。这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力。”
三年前，姚晨是《十三邀》最早的访谈对象之一，许知远和她聊了几个小时之后，说她身上有种“惊人的平淡”。如今他说，“我们整个一代人都面临着‘平淡’的问题。”如此，后天的努力和第二股风才显得更珍贵，而姚晨比他想象得更有力量，坚定地做自己的电影公司、做自己的项目，“过程很艰难嘛，这部电影也是个反市场的东西。”
电影《送我上青云》海报
听说姚晨进入很多影院经理的群去推荐《青云》，许知远赞叹，“她要使她的力量变得更富机构性，更富系统性、逻辑性，这跟当演员是不一样的，她更要为这个组织负责。她对她的力量的方向有要求，说明她变成一个更成熟的人了。”
当一个女演员自己鼓起第二股风，没有偶然，没有歧路。“既然等不来风，我就自己上了青云吧。”姚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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