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启说，如果他的家庭能够正常地和他讨论母亲的死亡，他很可能不会选择艺术这条道路。当他意识到这个沉默事件对他的影响之深，自己也吓了一跳。他试着去剖析“感伤”的自己，试着去理解吸毒的舅舅，“煤挖空了，你的心也跟着挖空了，镇上变得空空荡荡”，试着去理解酗酒的姥爷——妈妈一直反对姥爷喝酒，但后来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他，他每天面对着随时可能丧命的下矿，在那个贫瘠的地方，能找到的缓解恐惧的方式，也许就只有酒精了吧”。
撰文丨赵晗
编辑丨秦旭东 周安
出品丨工作室
对25岁的东启而言，母亲的死亡是一个黑洞。19年来，那是家庭的绝对禁忌——为了“保护孩子”，从母亲的葬礼次日，全家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直到两年前的一天，在北京做艺术工作的东启回到兰州家中休假。无论是谁，见到他的第一面都发出惊呼：“这孩子怎么跟他妈长得这么像！”姥姥和小姨见到东启时，竟失声痛哭。 “我的容貌突然变得和母亲极像，在家里似乎成了一个无法被辩驳的事实。”东启说，一直被禁止谈论的母亲，从东启的身体里重新长了出来。 之后的一年，东启的脸越发不可控制地接近母亲的样子。变相的东启无论出现在哪里，都给家人带去之前的沉默无法再承载的气场，他们开始滔滔不绝，关于母亲的回忆像打开闸门一般倾泻而出。转变来得太突然，东启险些招架不住。一个念头在他心里酝酿：“既然都说我长得像，那我不妨彻底地像。”东启决定借着自己相貌突变的契机，扮演去世的母亲，体验与她的同在。 回到北京艺术圈后，东启逢人就说自己的打算：在家中开展表演母亲的临时剧场，邀请每一位家人按照他们心目中母亲李莉君的样子打扮他，直到达到最像的状态。 妈妈与东启
2018年，东启开始记录扮演母亲的过程。回到兰州，他每天都问家里人：“我妈李莉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按照家人的指点，东启刮了胡子洗了脸，穿上母亲留下的深色毛衣。小姨拍摄时，三姨负责化妆，把马尾扎得很高。 家人们以导演训练演员的方式，吩咐他的一颦一笑。小姨让东启反复侧脸，“眼睛往上，往大里挑一下”，正在接近“最像”时，东启一笑露出了大虎牙，破了相。反复尝试神态和位置，终于，小姨惊叫：“这个位置最像！” 在和家人的沟通中，东启得知母亲的骨灰撒在黄河边的木器厂河滩。他带上母亲留下的所有衣服，在河滩上一件一件换上。换到最后几件时，天空飘起了雪花，东启的眼前变得有些模糊。他想起母亲2000年和他一起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个造型“2000”的千禧年冰雕，母亲感慨“新世纪真美好啊”。漫天的雪花仿佛那个冰雕在一瞬间变成的碎屑，落在黄河里无声无息地飘走了。东启在母亲撒骨灰的黄河滩表演母亲
通过扮演母亲，一个紧闭太久的言说空间，被东启重新搭建。很多以往被埋藏的旧事，像底片显影一样渐渐显现出轮廓。 1996年母亲被查出胃癌晚期，1997年手术成功，2000年8月27日复发去世，东启时年6岁。如此简单的时间线索，也是在尘封数年之后，直到此时才在家人的帮助下梳理出来。 而近20年来，留在东启记忆中的关于母亲的印象，只有最后一两年的几个与死亡相关的片段。 2000年盛夏的一天下午，午觉后的东启心情不错，更开心的是大姑终于要带他出门了。他们来到兰州一家医院，走了一条很长的路，进入一间昏暗的病房，东启见到因严重腹积水而隆起大肚子的妈妈。“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母亲只对儿子说了这一句话。 两天后，家人又来接东启。他们到了一个有很多人的场馆。有人说，“让孩子看一眼”。没等他反应，背后一双大手夹着他的腰把他托举起来。东启就像个摄像机一般缓缓移动，最终定焦在一个非常接近却无法触碰的位置，妈妈的身体周围摆了一圈黄色的花，然后他又像摄像机一样慢慢移开了。
东启全程都是木的，没有哭。家人私下议论：“这孩子心里哭呢。” 母亲去世后，家庭中关于她的一切随之关进了暗室。除了在房间角落偶尔瞥见的还未来得及清理的母亲照片，大部分时间则是因担心孩子过度伤心而制造的巨大的沉默。年幼的东启无法理解这沉默意味着什么，模模糊糊觉得那似乎是一个装满恐惧的屋子，一旦开启就会有什么灾难或惩罚似的。 没过多久，东启进入小学。他家住兰州西固区，父亲在石化公司上班。母亲去世以后，父亲用加倍的忙碌麻痹自己。东启没事时就趴在房间窗户往外看，看到大油罐子，高高的烟囱，各种混杂的厂房，但他对这些一点兴趣也没有。倒是在晚上，加班的工厂灯火通明，每一个高高的烟囱上都有很亮的光点，密集的烟囱构成密集的光芒。小小的东启就一直盯着看。整个小学，东启都过得非常恍惚。列车经过兰州西固看到的兰化工厂
为了给孩子解闷，东启父亲订了不少文艺杂志给儿子看。直到有一天，他读到一篇关于海子自杀的文章，被触动了。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母亲去世的事实因为无法触碰而无法做到真正去面对，只能在不自觉中通过抽象的文学去回应。他写下大量与死亡相关的诗作，“感伤主义”也从那时起注入他的生命中。 东启说，如果他的家庭能够正常地和他讨论母亲的死亡，他很可能不会选择艺术这条道路。当他意识到这个沉默事件对他的影响之深，自己也吓了一跳。 在母亲逝去18年之后，东启终于通过扮演母亲的方式，从众人口中，渐渐勾勒出母亲的形象：美丽、大方、顾家、有担当。他也了解到母亲强大的背后敏感的一面。东启的爷爷是绍兴人，抗美援朝后支援西北建设，举家从绍兴迁到兰州，一直对兰州没有归属感。东启的妈妈生于兰州阿干镇，普通话不好，但在东启家里，大人间只说普通话。一次电视里提到鲁迅，父亲对东启说：“这是你老乡，以后你也要多写文章。”妈妈听了这话，悄悄去书店买了很多鲁迅的书看。 然而对东启而言，母亲的形象并没有因为他的扮演而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反而愈加模糊，就像一道封闭的大门刚刚被打开，里面的世界相比大门外更加让人看不清楚。
扮演母亲过后，家人又逐渐回归沉默。就像观众走出剧场时，戏剧的张力会因为空间的变化和时间的流逝渐渐消退。在家人们的眼中，这就是东启的一次艺术表演。每一个家人在指导东启成为她们记忆中的母亲的样子后，依然会以以前的身份看待他。但东启不满足于此，他想要更近距离地走近母亲。 为了有一个母亲的身份和家人保持交流，东启以母亲李莉君的名义注册了一个微信号。根据家人对母亲喜好的描述，东启模仿母亲发朋友圈。比如在六一儿童节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照片，“猜猜这是谁”；比如发些花花草草的照片，“在环卫科工作多年，深知保护生态比什么都重要”；或者发些水滴筹爱心接力等。 不过，这些父辈朋友圈的常见内容并没有引发家人和“母亲”的互动，直到“母亲”开始触碰家中的痛点，谈论家族中被忽视的人和事。 东启胆子越来越大，假借母亲身份，去看望得精神病的二姨，重访家族废宅，重访昔日维系一家人生计而今却凋敝的阿干镇煤矿，更直接谈论家中两个男人为家族带来的创伤：姥爷酗酒，舅舅吸毒。 这种饱含大姐责任和气场的关怀令东启家人的态度发生转变，家族的阴影和禁区似乎只有大姐才敢触碰，他们开始觉得东启扮演母亲这事不仅仅是个艺术项目了。 在和家人的沟通中，东启发现所有人都推测母亲的生病和生气有关，而生气的主要原因是舅舅吸毒和姥爷酗酒。母亲对姥爷喝酒的厌恶之深，到了一个地步，找对象听说对方喝酒，不论条件如何，理都不理。舅舅和姥爷，一直和母亲处于对立面，但东启又觉得每段关系一定不只有负面情绪，往往是爱恨交织的。于是他想以母亲的视角来梳理家庭成员的关系，从母亲的视角看待每个人的行为，从而理解母亲当时的处境。 母亲曾写过厚厚的一摞书信劝舅舅戒毒。1992年，舅舅第一次吸毒，母亲尝试各种方法帮他戒毒。那时期正赶上全国气功热，妈妈积极锻炼气功，希望可以从中找到帮舅舅戒毒的妙法。多番尝试没有任何效果。2017年，舅舅又因为吸毒入狱。东启变相后，开始想要面对母亲曾经面对的，帮助她完成未完成的事情。 东启听社工说，成瘾者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很想去逃避的东西，而逃避的事物通常是他们无法直接沟通或自我消化的。东启想直接挑战这个难题，希望疏解那些令舅舅从根源上无法面对的事情。怀着这样的期盼，东启以母亲的身份在戒毒所见了舅舅。舅舅面色黢黑，形容枯槁，话不多，问到“从银川回来后”，就开始沉默。 几个月后，舅舅再次因吸毒被抓回了戒毒所。东启意识到，以母亲再现的方式重新进入舅舅的生活并帮他戒毒，“是绝然不可能的”。而且，在这样的错位下，他既找不到母亲，也找不到舅舅，更找不到自己。
对母亲生前责任的继承，让东启从母亲容貌的表演变成了关于母亲在家庭中身份的表演。随着关于母亲的话语不断展开，母亲从得病到死亡，除了身体症状外精神和经历的闸口也在慢慢打开。 东启决定以母亲的名义继续给舅舅写信。母亲当年写给舅舅的信件早已丢失，据家人回忆，母亲在信中言辞犀利，还提到如果再不戒毒就断绝关系等。 东启记得，家人以前提起舅舅，总是说他意志力薄弱。生长于矿区，大家对于下矿习以为常。现在煤矿破产了，回望那段时光，才有空间消化它残忍的一面。隔三差五就出人命，家家都学会了做花圈。生活太无常，死亡太经常，矿工们学会了及时行乐。姥爷也是矿工，他是不是用酗酒来排解恐惧？舅舅吸毒，也是在麻醉自己？ 基于这种理解，东启和母亲的方式不同。他更多看到舅舅毒瘾背后的失落和痛苦，他知道舅舅早已对说教和规劝免疫。他帮舅舅注册视频直播软件，陪伴他。渐渐地舅舅对东启的话多了起来，还告诉东启，他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吸毒，最痛苦的事情是结婚。 东启开始以母亲的名义再次给舅舅写信。只不过，这一次的信中加入了往日信件所没有的理解。“煤挖空了，你的心也跟着挖空了，镇上变得空空荡荡”，“信里我狠心地和你说，如果你再不戒毒，我就和你断绝关系。说完这样的话我的心如刀绞，对你射出的箭原封不动地射回到我自己身上”，“我一直反对爸爸喝酒，但我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他，他每天面对着随时可能丧命的下矿，在那个贫瘠的地方，能找到的缓解恐惧的方式，也许就只有酒精了吧”，“理解了父亲也就感觉理解了你”。 东启给舅舅写信，每一封一千多字，却写得无比吃力。他知道舅舅说不出“我很感动”这样的话，但舅舅跟他的话多了，常问他“吃饭了没”“什么时候回来”，他知道这就是舅舅的回信。 在给舅舅写信的过程中，东启意外地发现，另一个线索渐渐浮现而出。“我和舅舅当年其实都是母亲眼中正在成长的男性，她对舅舅的价值期待其实也会相似地放在我身上，只是她没有来及完成罢了。”东启感到某种前所未有的和母亲的强烈的联结，感觉“我以母亲的名义写给舅舅，其实也是以母亲的名义写给我自己的话”。东启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和母亲靠得这么近。东启给舅舅书信的字体来自家人对母亲字迹的集体辨认
在帮助舅舅戒毒后，家人和东启的合作出现了一个反转，他们开始乐于向东启分享关于母亲的各种细节，也开始意识到，母亲的死亡除了医院所提供的关于身体症状的描述，她的精神世界和遭遇也可以形成另外一个从生病到死亡的线索。 2019年初，东启千方百计从母亲去世的医院获得了一盘母亲当年的胃镜视频。在胃镜最后极速抽出的瞬间，东启意外地定格到母亲疲惫的脸。那一瞬间他感到一种错愕。如果说死亡是关于消失，关于无，是不强调彰显的，但这幅肖像却是在证明胃癌晚期，是死亡的证据。 他想到了弹幕。在弹幕上，东启整理出家人怀念母亲的一条条录音字句。其中有一些理解母亲的重要线索。好强的母亲自己考入兰州石化公司，但因为不讲普通话和没有背景而受到歧视。如果说过去家人总是强调母亲端庄大方，那么这些弹幕也从其他方面补足母亲的面貌。比如从小经历父亲酒后的打骂，早早扛起家庭责任的沉重担子，在国企遭受歧视，以及帮助舅舅戒毒时爱恨交织却无能无力。东启捕捉到外人口中刚强的母亲背后的易碎和脆弱。 “每个人都在补充他们认同的那一部分，而将这些记忆的线索并置在一起，又会发现他们彼此有时竟是充满矛盾的，即使母亲至亲的家人们对她依然充满不同程度的误读。”东启说，“将母亲来自医院方面关于身体症状的线索和来自家人关于母亲经历的线索合在一起，大抵才是我所能触碰到的真实吧。” 在与医院交涉的过程中，东启认识了一位医生，令他第一次意识到医生面对死亡时的伤害。那位医生所在的部门九成的病人要走向死亡。最后她实在无法云淡风轻地面对，只好选择离开。她告诉东启，“医生的创伤从来没有人关注过，我们的创伤被关怀，才有能力关怀病人和家属。”
从表演母亲，到帮舅舅戒毒，再到关注医护群体，东启突然发现这3件事串起了母亲短暂的人生，即注重容貌的青春岁月、成熟后承担家庭责任、在医院度过的最后时光。这条完全不在他设计中的生命线，帮助他一步步接近母亲。 “如果表演母亲时和母亲之间是100米，之后的事情会把距离变成50米、30米、20米、5米，但始终有一段无法逾越的距离横亘在我们之间。”东启并不知道那最后的5米意味着什么，但他确信，即便真正的连接也充满裂隙，但在裂隙中看到新的裂隙，或许才是进行下去的原因。 母亲作为注脚，也令东启理解了自己的人生。他想，如果当年家人对母亲去世的讨论足够充分，他很可能不会走上文学和艺术这条路。这种兴趣和性格曾经令他疏离于家庭。这次因为扮演母亲，他重新进入那些熟悉而陌生的情景和空间，将他的人生选择在家庭中合法化了，比如他的长头发。 在刚过去的夏天，作为“一个人的社会”10组田野项目之一，东启关于母亲的项目在广州展出，包括模仿母亲的照片、扮演母亲给吸毒的舅舅写的家书，还有母亲离别前的胃镜医学影像。 展出方告诉他，很多人在现场“看哭了”。东启一听有点疑惑，追问“他们在哭什么？”东启似乎觉得伤感并不是他想要传达的效果。
东启记忆中和母亲最近的一次合影，1999年8月14日
策展人满宇从现场带来的反馈打消了东启的顾虑。人们的眼泪，原来不是为了东启，而是为了自己。很多人告诉满宇，他们在观展中感受到自己过去的创伤，那些分明非常深刻却从未被处理的遭遇，那些从未被理解过的处境。如果说被理解是种奢侈，那么去理解则是一种医治。分析家刘洋告诉满宇：“《一个人的社会》这个项目反馈越强烈，就说明社会上有太多的人，在太长的时间里，没有被人这样理解过。” 东启扮演母亲的项目，催化了一种不只存在于母子间的情绪，挑旺了每个人心底被理解被联结的渴望。有人在看完展览后说：“他让我们看到了自己从未被看见的痛苦，把不可见的变得可见，把禁忌反复言说。” 有人问东启，这个项目做下来，他有什么改变？东启最不擅长做这种总结，但他举了一个例子。之前，吸引他的女生都带有某种哀伤的气质。但他最近心仪的女孩，快乐而勇敢。东启想，这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寄托在异性伴侣身上的关于母亲的死亡阴影部分，去掉了。东启说：“忧伤的气质并不吸引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