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摆拍35年后，我终于看懂什么叫父爱如山丨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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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爸爸的第一次战争，便缘于拍照。
那天，我得到了一个气球，顺理成章地被爸爸当做了模特。他让我举着气球，拍了一张，他觉得不够完美，试图调整我举气球的姿势。我手一松，气球飞走了，一去不返。
我哭得很凶。他却惦记着要拍一张我喜笑颜开的照片。
“我就是不笑！”他清晰记得那天，我跺脚大喊的样子。
“小小年纪，性子就这样躁。”
那以后的30多年里，这样的战争发生了无数次。
7岁玩碰碰车。爸爸让我把车开到方便拍照的地方，但我做不到啊！
1996年，临近小学毕业，我发烧住院。他给我拍了一张“病中学习赶考”。
2002年高考结束的暑假，他说：“高考前不好打扰你，现在考完了，该留张高考攻坚的照片了。”
高中时全家出游，我成了摆拍照里唯一的不和谐因素。
“人，就是要活出个精气神来。”这是我爸的人生座右铭。这样一个人，认为无论拍或被拍，都应该跟打枪一样。“眼神有光，收着点呼吸，保持住！” 他也按这样的要求给我拍照，或者说，按这样的标准要求我。
他常以父亲的威严，要求我摆出某个姿势；或干脆命令我呆在某一个状态中，等待他和他的镜头。甚至，上一秒还在教育我，下一秒就拿起相机。
但我总佝偻着背、没有虎虎生气、打不起精神......一个听话的孩子，在照片中留下的却是经年累月的别扭，也算是当时的一种叛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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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最爱的歌唱拍照姿势。
爸爸最常对拍照者提出的要求：“下面拍到我的大腿，上面要适当留出天空。”
爸爸给亲戚们拍大合影，“训斥”不听指挥的人。
中国家庭里的父亲，似乎多是内敛、不露声色的。
我爸不是。他精力充沛，能歌善舞，追求完美，连嗓门都比别人大。
他曾跟我说：“你爸就是与众不同，对你的要求也会不同。”
“你出生前，我希望自己有三个孩子，一个搞文学，一个当画家，一个做音乐家。”
现实是，和20世纪8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他只有我一个孩子。
爸爸的三个希望背后，其实是他错失的三次机遇。
第一次，广州军区司令部从高中毕业生中选秘书文化兵。据他说，对方对他的素质非常满意，最终却因“出身与社会关系问题”未能通过“政审”。
第二次，潇湘电影制片厂招两年制的摄影学员。他的落选，源自他人“捣蛋”与不公平的“举荐”机制。
第三次，机会姗姗来迟，已经是八十年代后期了。那时，他已在乡村中学任教多年，结婚生子有了我。
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改变命运的机会不多，兴趣爱好更多的时候只是奢谈。
在爸爸看来，他只抓住了最末的一个机会。凭着“笔杆子”，他成了城里人。搁浅的艺术梦想，成为他一生的最大遗憾，每每想起，仍痛悔不已。
（左）托相机的爸爸（中）爸爸和学生摆姿势拍照（右）爸爸在全校运动会上作动员讲话
上世纪90年代，我们一家三口从浏阳到了长沙，开始大城市生活。
似乎是为了弥补小时候的匮乏，爸爸总迫不及待地把新事物推到我面前——生日时，会在电视台给我点歌送祝福；出差时，给我带各地纪念品。他给我买了很多课外书，带我看了很多场演出。别人爸妈觉得无关紧要的活动，他却觉得是让我受熏陶长见识的机会。
回望那个年代，我们站在入口处，四处张望，试图踩准节拍，跟上旋律。
1992年，一家三口在长沙玉楼东饭店“下馆子”。
1998年劳动节小长假，厦门，第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去机场的路上，爸爸回头抓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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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太阳”、“小皇帝”、“望子成龙”……是九十年代报刊杂志上常提到的关键词。全社会似乎都在担忧，生于80年代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们，能否顺利成长。
大人们一方面担心衣食无忧的环境里缺乏“苦难教育”；一方面又焦虑着自己的孩子输在了起跑线。
我爸爸是个强有力的教导者。我成长岁月里极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获得他的认可，更确切地说，是规避他的不满意。可是太难了，我常常觉得他阴晴不定，难以取悦。
上学前，他会手把手教我画画，提前教我识字；上学后，他检查我写汉字的笔画顺序，然后一一纠正；看电视联欢晚会时，他抓着我的手，跟着音乐打拍子。
再大一些，他开始教我对对联。一起逛旅游景点时，会随时考我——“这幅对联你读一下，看看能不能认下来。”
等自觉有能力为我“投资”时，他送我去青少年宫学习手风琴，还买了一架价值不菲的琴。
一开始，他陪我上课、练习。后来，他渐渐忙于工作，便让我自己去。
那时，我每天做完作业还要面对乐谱，周末再背着琴去青少年宫接受老师的检查。我开始以种种借口逃避练琴。再后来，干脆逃课，满街游荡，背负着巨大的琴和沉重的愧疚。
事情终于败露了。爸爸回来，看着我说：“我今天去见了手风琴老师，你最近都没去上课，对吧？”
没有想象中的责难，他只是叹了一口气，什么都没说。但我察觉出了他无声的失望。
爸爸从没打过我，但在他身边，我总感觉到一种压力。无论我做什么，说什么，他总会站在一旁，指出我说话做事方法的不当。这让我人生前十几年，在他身边做任何事，都心生恐惧。
有时我也幻想，如果爸爸如愿有了三个孩子，会是怎样的情形？我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会帮我分担这份沉甸甸的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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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北京上大学，他来看我。在人来人往的校门口，我被他摆得有些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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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飞速长大，累积的挫败，转换成一种愤怒，直到有一天他觉得我难以捉摸。
2002年，我考上北京一所大学的艺术类专业。多年以后，爸爸总提起送我上火车时的那一幕。隔着车窗，爸爸觉得我背负着他的梦想远行；而18岁的我，心里想的却是如何逃离家，奔向自由天地。
大学二年级，爸爸送我一台相机。按他的话来说：“从此我们俩有了更多共同话题。”但对我来说，更多共同话题也意味着更多斗争。
爸爸的照片里，多是家人、乡亲、故乡......青山绿水，意气风发，中国意象，带着他成长年代的气质；而我天高皇帝远，常用相机“搞怪”赶潮流。
他总评判我“构图不精准”、“拍照太随意”、“缺少郑重其事的精神”，就像以前评判我“站没站相，坐没坐相“。
我抱着“少做少出错”的原则，尽可能不在他面前拍照。万不得已举起相机，都是应要求给他拍照。后来他又激我：“我看你也不怎么拍，这个相机不是白买了！”
爸爸拍的“浏阳河”
我拍的《西装与白衬衫》
毕业工作之后的种种选择，我都没有听从爸爸的建议。他大概最憧憬我成为张艺谋式的人物；我却暗中希望发展一套自己的话语，有一天超越他。我常常在他面前强撑着，保持一副不可打败的模样。
隔着千里，爸爸仍希望对我施加影响。好多次，电话那头他滔滔不绝教育我——要抓好“三头训练”（口头、笔头、镜头），要多练字，要多熏陶自己；电话这头我大吼着反抗。我们努力让对方听到自己，却都听不到对方。
在一次争吵中，我砸了他的墨和砚。
世界在那一瞬间安静，我被自己的举动吓到了。沉默，像过了一个世纪。爸爸开口了：“没想到，你现在劲儿还挺大。”我们都笑了。
一整墙的墨点子，一次父子战争爆发的遗迹，就这样留在了我北京的家中。
离家十多年，我独自生活，迎来的不是自由自在，爸爸盼来的也不是我的凯旋归来。但我们俩终于像两个男人一般，相对平等地站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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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找到了一种与爸爸相处的新方法——带他去旅游。一方面，向他展示我作为成年人的生活能力；另一方面，旅途提供了一种缝隙，让近处的生活向后退，那些属于我们一家三口的情感，就自然地爬上来了。
离开原本熟悉的环境，行走在陌生的风景里，爸爸身上显露出很多我未曾发现的东西。我才意识到，自己从未主动了解过他。
我想起有一年，我们俩跟团去西北旅游。大巴开过一片花田，隔着车窗，我举起相机又放下，打算忘掉这片一闪而过的风景。爸爸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让司机停车，跟车里的乘客说了一声抱歉，给我抛了一个眼神：“去吧！拍久一点。”让一车人等着我拍照，这绝对不是我的作风。
一路小跑冲到花田时，我突然了解了爸爸一直以来的用心——他对我的推动，是在鼓励我去肯定、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他对我的种种“限制”，反而为我开辟了一条通往艺术的自由通道。
2015年春节，台湾基隆，爸爸和妈妈。
2017年，呼伦贝尔草原上，爸爸指导我练车。
2017年，哈尔滨，爸爸烦恼他日益增长的腰围。
爸爸不服老，最爱收到的祝福是“永远年轻”。他常常引吭高歌，笔耕不辍，要在退休后的日子里加紧创作，弥补年轻时的蹉跎。
然而，2018年冬天，他被诊断出心绞痛型冠心病，在心脏里装了两个金属支架。
对自己抱有更高期望的人，是很难接受这生命中的“瑕疵”的。人们说他命大，可他总流露出一种失落的神色。心脏里的两个金属支架，时刻提醒他——你不能再情绪高亢了，你不能再想跑就跑，想跳就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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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疫情期间，我在家呆了近两个月，这是大学毕业以来我与爸妈相处最长的一段。
我开始看清爸爸脸上增加的皱纹，认命与不屈，同时在他身上显露出来。外面的时间停摆，我们也都卸下了很多，得以安心彼此陪伴。
那个严苛的、追求完美的、阴晴不定的爸爸去哪儿了？有那么一刻，我希望回到以前，回到他强有力的时光。
我返京前一天，爸爸又提出了好多要求。他拉着我，去地下车库练习转弯和倒车，说我在京开车机会少，别荒废了。我不情愿：离别让人不适，何苦又要增加这些麻烦事呢？
空荡的地下车库里，我把住方向盘，爸爸坐在副驾“出考题”。那一刻，我突然懂了。一直以来，他总有一种焦虑——要在有限时间内，把能给的一切都给儿子，把能教的一切——那些他认为重要的勇气、见识、目标、成功与失败的经验，都教给儿子。只是，在尚不能消化这些的年纪里，我把它们当作了负担。
回京后，传来一位亲人车祸离世的噩耗。爸爸给我打来电话：“你把车技忘掉没事的，一辈子不开车都没事的，只要平平安安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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