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时间里，他习惯了一个人过日子，有客人偶尔会看到他在店门口抱着一台破旧的录音机，磁带里播着昭和时代的日本歌曲，目光空茫，望向远方，“我以前一直独居着，过了60岁也一直是这样生活着。我想我到死之前应该也会是这样的生活吧。”他说。
撰文丨张月
编辑丨金赫
咖喱死了，和它9个刚出生的孩子一起。岛田孝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愣了一会儿，停在了村里的小山坡上，五官挤在一起，表情痛苦，几欲落泪。那是一条灰色的、看不出品种的流浪狗，毛卷而长，有点像雪纳瑞。今年8月，在生完9只颜色驳杂的小狗之后，它体力耗尽，没了气息，一窝小狗没奶吃，也相继断了气。从今年1月底到五月，岛田和这条狗形影不离，武汉封城期间，他们被困在了武汉东南郊区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江夏区联盟村。他不会说中文，村子里人口稀少，能和他交流的人就更少了，在空无一人的山路上，他身边总是跟着这条灰狗，他年纪大了，步履有些迟缓，灰狗活泼跳跃，总在前方等他。“对我来说，咖喱的生命跟人的生命一样，我原本以为它至少还可以活个10年，还能够经常看到它。”岛田对我说。对于这位73岁的日本老人来说，人生的陪伴本就不多，现在又失去了一个。他在武汉已经住了10年，开了两家名为“顶屋咖喱”的日料店，卖23块钱一份的日式咖喱饭。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头发稀疏而灰白，背略微有点驼。熟客常能看到他穿着绿色格子衬衫坐在店门口抽烟，那件衬衫已经穿了30多年，上面有细小的烟洞。精神好的时候，他会操着蹩脚的中文欢迎和送别客人，“谢谢！”“再见！”店铺晚上十点关门，他会骑着一辆红色的老旧电动车回到自己租的住所，一个二十平米的小房间，位于一所大学的教职工宿舍小区。房间由车库改装而来，门直接冲着小区的围墙。屋里没有窗，白天也是昏暗的，让人感觉潮湿阴冷。 家具很简陋，一张三四十厘米的木板搭起来，就是厨房，上面胡乱地摆着方便面和调料。案板旁边是镜子和水池，是他平时洗漱的地方，刷牙杯子已经掉漆，牙刷的毛秃了一半。
屋里没有灯，他拉了一根电线进来，搭在挂衣绳上，吊着一个白炽灯泡，但亮度还是不够，有人来的时候，还得再打开一盏台灯。房间里最多的东西是书，摆满了视野所及的所有家具，大都是关于中日社会经济以及武汉历史的，《武汉市志》《武汉江汉关故事》《武汉巷史》等等，有中文也有日文。在这个拥挤的屋子里，几乎没有外人下脚的地方，大部分时间里，岛田要么坐在床上，要么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看书写作，椅子的海绵已经塌陷，桌上的稿纸密密麻麻，是他最近在写的一本书——《来武汉的日本人》，旁边摆着一个咖啡杯和堆满烟头的烟灰缸。这个月租700块的小房子，岛田已经住了七年。来看望他的人不算太多，胡丹算是最频繁的一个。她是顶屋咖喱店的店长，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二十出头，细致能干，和我交流的时候也能敏锐地观察到我背后客人的盘子里没了咖喱，招呼阿姨添一点。她在店里工作了6年，岛田不去店里的时候，她会给他打包一些咖喱饭和水果，过来陪他说会儿话。在胡丹看来，岛田没有太多的物质需求，尽管是店铺的拥有者，但他给自己开的工资是3300块，和店里的服务员差不多，是胡丹工资的三分之一。这个工资十年不变，他的生活也没有太多花销，吃饭基本不花钱，从店里带份饭就够了，每月支出的大头是香烟，但也是最便宜的红金龙，六块五一盒，烟和滤嘴一个月要花掉一千块左右。“他就是吃饭吃饱，然后有个住的窝，然后有书读，他就够了。”胡丹告诉我，她也会给他买新衣服，但他翻来覆去还是习惯穿那些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旧衣。他的要求体现在其他地方。在经营店铺方面，他有着日本人典型的细致和严格，做咖喱有一套严格的流程：高汤必须要熬够24个小时，洋葱必须切成透明的薄片，薄了厚了都不行，炒够两个小时下到汤锅里熬，这样可以去掉辣味，只留下甜味。洋葱、土豆和肉材料放进汤里，要从早上八点熬到下午五点，熬化所有的食材。中国客人并不熟悉日式咖喱，有人觉得没有吃到肉，在网站上给了差评。有人曾劝岛田把食材切的大一点，少煮一会儿，他拒绝了，时间少一点点都不行，会影响咖喱的口感。给客人倒茶水要七分满，不能多也不能少。擦桌子的抹布要叠成方形，湿抹布擦完，干抹布擦。擦地板也要用手擦，这样才不会遗漏一个角落。如果他发现服务员没有做到，脸立即会黑下来。很多人无法忍受他的性格。2010年他刚来武汉时，合伙人是一个中国女孩，曾在日本留学，对方觉得咖喱的制作流程没有必要这么麻烦，时间成本太高，但岛田坚持必须要这样做咖喱，双方理念不合，最终一拍两散。店长来来去去换了几任，也有很多服务员受不了他的严厉离开了，最后还是剩下他一个人。“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跟他在一起的人其实挺辛苦的。”曾经跟拍过岛田的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告诉我。胡丹是那个唯一严格执行岛田要求的人，她曾在日企工作，更适应日本人的细致和严谨，在一些具体要求上，她甚至会比岛田更加严格，只有她一直留在了店里。
岛田年轻时是个背包客，去过很多城市，美国、欧洲、东南亚，35年前就来过北京，“每个地方都想稍微住一住，但是都没准备常住”。金睿启是岛田在武汉的好友，他告诉我，岛田常与他聊起那些旅行，但提的最多的不是景色，而是旅行途中遇到的人，“相比起景色，他更喜欢人。”金睿启说。在武汉，他在咖喱店里开了日语学习班，晚上八点以后免费教中国年轻人学一个小时的日语。他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漫谈政治、社会和历史，那是他阅读时最喜欢的领域。金睿启也曾是学习班的一员，在他的印象里，不同于对待店员的严厉，岛田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说话时，笑容总是很多，笑声也很大，大家常常在一起聚会喝酒。“看到他们，我觉得我会更有活力、更健康。”岛田说。岛田对这些年轻人展现出了慷慨的善意，聚餐通常由他买单，他还经常给一些不那么宽裕的学生包红包，牛皮信封里装着几百乃至上千的人民币。2010年来中国开店，也是为了帮助那个想开店的中国留学生，对方最终选择离开，他不得不一个人把店扛了下来。包红包的习惯来自于他父母的影响，他1947年出生于日本福冈的一个小镇上，他的父母经历了日本艰难的战后经济重建，邻里之间习惯了互相帮助，他的父母公务员，收入尚可，常常把钱包在信封里接济困难的邻居。在胡丹印象里，很长一段时间，岛田身边总是很热闹，被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围绕，大家在一起高谈阔论，和乐融融。但这种热闹有时候经不起细细推敲，常有一些动机不那么单纯的人，“完全不会去替岛爷爷考虑，就是蹭他吃饭。”曾有一个日语班的女孩跑来店里点一堆吃的喝的，不付钱，胡丹把脸黑下来，提醒她扫码点餐。今年疫情之后，生意不好，她知道岛田带来中国的钱已经所剩无几，经不起如此挥霍，她提醒他要留些钱养老，他总是不在意，“我不需要什么东西，没关系。”她能理解他的心态，“他还是希望有朋友可以聊天。”他希望吃饭的时候热闹一点，在那个小屋子里，他常常随便煮点面条，坐在床边一个人吃饭，“大家一起吃比一个人默默吃要好些。”他说，哪怕需要花钱来购买这样的社交，他也觉得，“不要紧的。”那些热闹的人群像流水一样，走一拨，来一拨，到最后，他的世界还是那个小屋，我注意到他屋里有一副围棋棋盘，胡丹告诉我，他常常自己和自己下围棋。孤独吗？仿佛也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他本来就选择好了的生活图景。他性格平和，不喜欢争强好胜。有30多年的时间，他一直在福冈一家律师事务所当会计，收入不算太高，每月10万日元，但他没有想过换工作。“我跟公司说工资可以少发给我，但我想要安静读书的时间。我只想看看书、工作，默默生活，那就是我的理想。”有假期的时候，他就出去旅行。他的书桌上还摆着自己写的书，封皮是复印店的蓝色牛皮纸，题目叫《晴耕雨读》，他觉得这个题目就是他一直想过的生活。“在我出生之前的（日本）那一代人还在打仗，他们过得很苦，吃不了饭、没法学习、还必须要到军队里出去杀人，但到了我这一代就已经有饭吃，稍微工作一点就不会太穷，（挣的钱）还能够出去旅行，和上一代相比我觉得我真的已经很幸福了。我从小就这么想的，所以一直没有想跟别人争，没有想成为富翁的这种想法。” 为了这种生活，他放弃了婚姻。“我怕到时候妻子会找我要很多钱，要我去赚很多钱，要我快点买房，还会找我要孩子。我周围人都是这样，如果我结婚的话一定会跟他们一样。这样的话我就不得不去竞争，不得不去拼命工作。我讨厌这种，所以没想结婚，但是会想恋爱，但是女性就会知道我不想结婚所以就分手了，我也不是很有钱的人。”不是没有遇到过喜爱的人。40多岁时，他去美国旅行，遇到了一位金发的美国姑娘，她美丽热情，帮素不相识的他拍照，他们一起吃饭，约会，散步，聊得投契，在纸条上给彼此留了通信地址。之后的三十年里，他们没有再见，但一直保持通信，出去旅行的时候，他都会给她寄明信片，上面含蓄地写着：“圣诞快乐”“新年快乐”“生日快乐”。也会收到她的明信片，内容类似。他从未表白过心迹。现在回忆起那个姑娘，他嘴角含笑，甚至有些许羞涩， “她曾经像电影明星一样（美丽），现在估计也变成了老奶奶了。”漫长的时间里，他习惯了一个人过日子，在日本或者在异乡，并没有太大区别，客人偶尔会看到他在店门口抱着一台破旧的录音机，磁带里播着昭和时代的日本歌曲，目光空茫，望向远方，“我以前一直独居着，过了60岁也一直是这样生活着。我想我到死之前应该也会是这样的生活吧。”他说。2020年春节之前，胡丹担心岛田一个人过节有些孤单，便带他一起回了老家，也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联盟村。这场计划中只有四天的旅程被不可抗因素延长到了四个月。家中没有网线，为了省手机流量，他们看新闻也不算频繁，武汉疫情的沉重和焦虑被隔绝到了网络之外。这四个月里，岛田觉得自己当了一回中国农村老大爷，体验了过往人生里不曾有过的生活图景，每天早上鸡鸣起床，他套上自己的蓝色羽绒服，趿着棉拖鞋出去散步。咖喱是在武汉收养的，也一起带回了村子里，它总是跟着他。胡丹家里有两片菜地，他们一起上山摘菜、捡柴火。家里有辆三轮车，他带着胡丹的儿子坐在三轮车的后车厢里，咖喱在旁边跟着车跑。他带了三本书回来，很快就看完了，于是开始学中文，在纸上一边写一边念中文的词汇，“安静的，安静的，安静的”，但记性坏了，总是记不住。家里有客人来，胡丹会喊自己的妈妈出来招待，几次下来，岛田学会了，客人再来，他也会大声喊一句：“妈！”胡丹的爸爸则学会了在吃饭的时候说，“米西米西！”他觉得胡丹的家人似乎并没有把他当客人看，大家相处很随意，除夕夜还一起放了烟花。他的头发一天天长长，胡丹让他和外婆都坐在院子里，用小梳子比着，一点点剪短，他觉得剪得过短了，有点嫌弃。他喜欢绿色植物，闲着没事儿的时候，胡丹会带着他出去找花，最先开的是李花，紫檀花、桃花……甚至还奇迹般地找到了一片樱花树，花瓣颜色很淡，不像武汉市内那般浓烈，反而类似他老家日本福冈的品种。有一次出门遇到了一片泛着绿意的桃树，他摇晃着肩膀，开始唱一首在日本广为流传的童谣《春天来了》，“春天已来到，春天已来到，春天到哪里？来到了山上，来到了乡间，来到了田野上。”所有花里，他最喜欢一片油菜花。那是一片巨大而炽烈的黄色，他老是带着咖喱走去看。福冈以灿烂的油菜花著称，站在武汉这片黄花丛里，他对胡丹说，“我只有在小时候才见过这样子的花，我没有想过能够在老年还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他也不曾预期过再去看花，身边还会有人陪伴，“我觉得很幸福。”他说。金睿启给他发微信，询问他的状况。岛田不会打字，智能手机也是前年才换的，他只能先在信纸上写下回复的内容，然后拍照发给金睿启。
联络不上，让你们费心牵挂了！
之前我在自己家使用的wechat，终于也能在丹子（胡丹）家乡下的家里用上了。现在我在丹子的家里平安的生活着，每天享受读书、学中文和田间散步的生活。
岛田孝治
2020.3.18
“他说春天的天气特别好，他想要多呆一段时间。”金睿启补充说。“感觉好像在武汉有了家人。”岛田说。
我问胡丹，为什么愿意一直照顾这个有点固执的日本老爷爷，她想了一会儿，告诉我，她和岛田在一些经营理念上有分歧，有时候会吵得很凶，她没有办法说服这个顽固的老头儿，常有挫败感。也曾有别人邀请她一起开店，但她想了想，还是拒绝了。她总是记得，顶屋咖喱店2016年第一次搬迁的时候，关店之前，岛田去给巷子口的清洁工大叔发红包，原因仅仅是岛田每次经过的时候，清洁工都会冲他笑笑，而不像门卫会嘀咕一句，“日本鬼子又来了。”岛田跟清洁工笑着说：“加油。”然后一路抹着眼泪回了店里。竹内亮向我回忆了一个场景，在2017年拍摄岛田孝治时，他们一起去了岛田之前常去的一家菜市场，卖肉的女摊主还记得岛田，“他以前过年经常给我们发红包的，他人很好的。”她说。从菜市场出来，竹内亮把女摊主的话翻译给岛田，老人慢慢走着，然后开始掉泪。他告诉我落泪的原因，“就觉得自己的善意有好好传递到中国人心中。”但在胡丹的印象里，那并非是个全然美好的故事，菜市场的人都知道有一个不会说中文的日本人，他们经常会把一些残次品送到店里，有的萝卜心是黑的，瘦肉里常常掺着肥肉，总是送得晚，岛田有时做咖喱做到深夜。胡丹觉得，岛田身上有一种哪怕被辜负也不曾改变的善良，冬天在地铁口看到截肢的残疾人，他会把自己脚上的袜子脱下来，给残疾人穿上。最近在网页上看到一个在日本帮助中国研修生的志愿者，他把这条新闻打印出来，让丹子帮忙找志愿者的联系方式，他想给对方捐5000块钱。“他这个人内心很柔软。”她说，“我能够感受到他对别人的好，他对别人好，我就希望世界上有一个人对他好。”陌生人看到岛田和胡丹在一块儿时会问：“这是你女儿吗？”胡丹会点点头：“我是他女儿。”我和他一起去岛田家里，她告诉我，门卫对于语言不通的岛田，总是很警惕，开门也常常不情不愿，她特意多买了一瓶水，塞给了门卫。岛田孝治和胡丹 图丨胡丹
岛田的签证有效期是两年，但每次入境只能停留三个月，每三个月他需要去一趟香港，盖出入境的戳。前几年他都买早上九点的动车，下午赶四点半回武汉的车，当天就能往返。但这两年他体力下降，很容易疲惫，只能在深圳高铁站住一晚，第二天再回武汉。胡丹也能感觉到这两年岛田的身体在变差，以前可以走过去的一段路，现在往往需要打车。在武汉举办的一个活动上，他试图拿着顶屋咖喱的传单去发给路上的行人，但很快有些支撑不住，最后只好搬了把椅子，弯着腰坐在远处的草坪上。最近一次回福冈是在2018年春天，这些年每次回去，都会收到老友去世的消息，这次是两个朋友都走了，和他同龄，他说，“我觉得我可能也差不多了。”他去店里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小屋子里写作，仿佛是担心时间不够用，他写书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常常整夜不睡，写到早上五点钟，然后再沉沉睡去。“以前只是喜欢看书，看过就完了，现在觉得应该把看过的东西记录下来。”他说。在正在写的《来过武汉的日本人》里，他搜寻那些曾经来过武汉的日本人的痕迹，写一个名叫三河卧水的日本商人在1884年来到武汉时的场景：“武汉附近多水域湖泊，江汉平原的广阔田野上，一直以来保持传统的农村也非常的多。到了晚上灯火熄灭后，周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抬头望去，天上繁星闪烁，一望无际。”尽管这些书大概率无法出版，只能作为打印店的打印材料存在，但“他好像想要留下点什么东西”，胡丹说。
他很担心，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能再办签证，也就无法继续留在中国。潜意识里，他把自己当成了武汉人，疫情期间，日本大使馆准备撤侨，有日本朋友打电话给他，他下意识地回答：“为什么叫我回日本，我是武汉人啊。”武汉和日本有什么区别呢？他仔细想了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住福冈的日子和武汉差不多，每天大部分时间在看书，偶尔出去会友，本土的日本料理也更符合他的口味，可以吃到好吃的牛排和豚骨拉面，有某些瞬间他觉得不回武汉也可以，呆在福冈也挺好。但接到丹子的问候电话之后，他却又开始思念武汉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在日本还是会有秋风过耳的感觉，虽然秋风清爽，但如春风般的温暖还是只能在武汉体会到。”“在日本有一个词叫做孤独死，就是年龄大了，独身老人一个人在家里死了，都没人发现，这种情况非常多，但至少在武汉他不会。至少他老去的时候，会有人陪着他。”金睿启说。胡丹是个有计划的人，她在武汉买了一套小房子，就在岛田租住的房子附近，她把其中一间屋子留给了岛田。如果他喜欢乡下，父母的老屋也有一间房子留给他，父母对接纳这个日本老爷爷没有什么意见，“添双筷子的事情”。岛田书里写的那些日本人在武汉居住几年，体会风土人情之后，大都离开了，但他想要留下来，在胡丹老家散步的时候，走到了她家族的墓碑里，看着林立的墓碑，他想着：“等我去世了以后，骨灰也会像那样成为土地的一部分，我想那也不错。” 今年8月去办续签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他，正在帮他申请更长时间的居留权利。胡丹一直记得那个瞬间岛田的动作，他紧紧握着工作人员的手，用力摇动，低头说不出话，一副将将要落泪的表情。之后又握住胡丹的手，用力摇动了几次。“他那天真的特别高兴。”她说。自由而漫长的人生之后，他仿佛终于在这个异乡得以安顿。我离开武汉那天，最后又去探望了一次岛田孝治。他正站在门口刷牙，大门敞开，屋子敞亮了一些，他给门口一株很瘦的葡萄藤剪了剪枝，又给旁边种在一个破旧花盆里的袖珍椰子浇了点水。他把正在写的那本书打印好送给我，装帧得很仔细。我用手比划着，跟他说我要离开了，他听懂了，拿起钥匙，脚步迟缓地送我走到小区门口，我上了出租车，回头看他，他还是穿着那件30年的绿色格子衬衫，在大树下静静伫立，冲我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