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她的选择不切实际，作为一个留守儿童，她选择的考古专业未来没有办法改变家庭的命运。引来的是更多的反击，大学的考古官博，一些省博物馆，出版社都站出来支持她。很多人渴望着这是一个“月亮与六便士”的故事，钟芳蓉放弃了可能坐在高级写字楼里的人生，拿着洛阳铲去了自己的田野。大家谈论她，但又或者，大家只是用她的故事去谈论自己——同一个轨道的赛跑太拥挤了，人们想要在这个刚成年的女孩子身上寻找到新鲜的答案。
在悄悄逃离自己生活了18年的耒阳之后，钟芳蓉终于决定在深圳告诉“谷雨”她的想法。她在微信上连续主动发过来五句话，说一直没有回复，感到很抱歉，还放置了两个被用来表达善意的表情包，令人意外地温暖热情。在此前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她是一个内向而略带封闭感的女孩。7月底，她刚知道自己考了676分，湖南文科第四。一直在外打工的父亲钟元位从广东江门赶回来，带着女儿在学校平时用来升旗的大草坪上放了好几排烟花。那天学校老师给钟芳蓉拍照片，“你笑一下嘛？”她把嘴角向上提，这是她在很多人记忆里最接近笑的表情，算是配合。高考出分当天，她就读的正源学校的校长罗湘云连夜开车去她家里放了烟花，后来还带她去爬山、聊天。罗湘云还记得，她的所有回答都很被动，有时就是“嗯”一声。只有校长在朗读一块石碑上的古文时，她主动说，“这里的句读错了。”再后来，她成为了公众的焦点，因为她留守儿童的标签，也因为她 “浪费分数”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一个颇为冷门的选择。“我从小就很喜欢历史，所以就选择了考古。”在此前为数不多的采访里，她几乎没有表情地这样说。一时间钟芳蓉这三个字变得异常出名，相关的微博话题三天累积到了4亿的阅读量。一些市里的房地产公司找过来，其中一家承诺钟元位要给“状元”家里以优惠购房，钟芳蓉知道家里想买房，懂事地陪着去了市里。但刚到小区门口，所有人都能看到“状元”入驻的红色横幅已经拉上了，给出的折扣是8折，还是买不起，他们一家又选择了回去。更遥远的媒体开始往这个冗长的地址上奔。8月初，她正常睡到接近中午醒来，从自己一楼的房间上二楼的客厅，本来就没有什么多余空间的地方，满满放了5台摄像机。“吓得她早饭都没吃就直接把自己锁房里了。”钟元位说。父亲钟元位，母亲刘小义，校长罗湘云都曾试图搭线她接受采访，没用。那天妈妈去敲钟芳蓉的门，她在里面应一声，交流就算结束。一个宣传部门的官员在客厅坐了一下午，还是没有等到她出来。爷爷去年经历过一场车祸，腿上还打着钢板，他对找过来的一些大媒体说：“她是这个脾气，这个个性，你们不要见怪，请你们原谅原谅。”好像是从这里正式开始，高中最后一个暑假，钟芳蓉逐渐把自己隐藏起来，开始了漫长的捉迷藏。她先是离开同仁村，住进了同学家，后来干脆离开湖南，去往妈妈打工所在的深圳，只在房间里留下了一张还没有填色完成的水彩画。像是她一直喜欢的二次元漫画里一种保护性的魔法，给自己的周围施以结界，她住在里面，外人只要靠近就会被弹开，没有入口。“担心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让人不舒服。”她这么解释自己不喜欢说话的原因，“我可以（只）打字吗？”她问我。从耒阳市区到钟芳蓉的家门口，车要行驶超过半小时，一路上，车窗外的景色从百货商场、十字路口，慢慢变成街边只挂着个招牌的小卖铺，被废弃的加油站。铺满红色土壤的山背露出来，绿色的野生植物长出来，路从柏油路变成水泥地，再变成碎石子，收束性地越来越窄，窄到在她家的门口，如果两辆汽车迎面相遇，一辆得一直往后退到路口，才能让另一辆出去。妈妈刘小义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在寻找钟芳蓉，“人家考个清华北大也没这么火啊？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火。”决定选择考古这件事情，女儿没有和他们商量，父母二人是从新闻上看来。“后来我也劝过，我说不要填这么冷门的专业，你的分数那么高，你可以随便选一个别的。这个感觉不怎么实用，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你不能光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你得想一下你的生活水平。”但她说不动，只能由着女儿，这个家庭里有一种微妙的疏离感：“人家学习的时候你没管过，人家就业的时候，或者选专业的时候，你怎么去管？”钟芳蓉7个月的时候，刘小义和钟元位就已经离开了耒阳，去了广东。他们没有太多选择，钟元位说，“在农村里靠种田活不下来，一个月1000块挣不到。”刘小义之前在制衣厂车衣服，现在做物业，钟元位在家具厂做木工——这样才能给家里花20万盖上楼房，维持后来钟芳蓉和比她小4岁的弟弟上寄宿制私立学校的全部费用：弟弟花了12万，姐姐用了8万。这个数字并不如外界想象中贫困。钟芳蓉也说：“我是留守，但我家没有很穷吧，至少没有拖全面小康的后腿。留守也没什么吧，有时候其实爸爸妈妈在一起反而矛盾更多，我本来就不喜欢有人管着我。”她好像一直是那种在学习上有天赋的人，同仁村小学班上近20个学生，就她的成绩很突出，读完五年级，村里老师主动让家长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就算刚进正源成绩在百名开外，钟芳蓉越往后越是稳住了自己的第一名的位置。她能够从学习里找到一种快乐，“难题有一种成就感，获得新知识的时候会感觉自己的世界更大了。”
正源学校的食堂 图丨马拉拉
今年因为疫情，钟芳蓉和爸妈获得了多年来最长的一段相处时间，但对话也没增加很多。她每天早上自己起来早读，上网课，晚上10点左右睡觉。钟元位的弟弟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只比钟芳蓉小一个月，“加上她弟弟，四个小孩天天是打牌，打羽毛球，吵架很厉害，她看都不看一下。”钟元位说。
2月到4月只能上网课。因为家里没有网络，每次上课，钟芳蓉就拿着手机去屋前的碎石子地上站着——斜前方邻居家有网络，她能蹭上信号。下雨的时候，她就躲在屋檐下。但她从没向父母提出过关于网络的要求，是因为钟元位在家里看到了，所以主动装上了网络。钟元位总会提到“亏欠”这两个字。他和刘小义不知道钟芳蓉第一次开口叫的是爸爸，还是妈妈。每次打电话，也是几分钟就结束。钟芳蓉一岁的时候，他们回家过年，一起去姑姑家，刘小义已经抱着女儿，但女儿还是哭喊着要妈妈，刘小义当场哭了。“我觉得她是理解我的吧，前两年，有个文章很火，说我抱了砖就没办法抱你，她（女儿）给我点了赞，我觉得她还是理解我的。”钟元位说，“有件事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印象很深刻，她三岁多，那一次就是她弟弟出生，我们带她去广东，她弟弟满月了，我们就回家了，回家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很多行李嘛，我用三轮车推行李，她也坐在三轮车上面。上坡时候，我们叫都没叫她，她好灵活的，马上就爬下来，在车后面帮我推。很感动。我当时真的推不动了，需要她那么点儿力气。”钟芳蓉很少直接谈论情感。在她的回忆里，那次点赞，只是因为自己的习惯，而推车的事情，她太小了，不记得了。第一次来月经的日子是一个暑假，她在家中度过，没有和父母说（她略过了“会不会感到恐惧”这样的问题）。去年8月回家，看到爷爷出了车祸，她哭得很厉害，也没有人知道。在钟芳蓉小学6年级去市区就读正源学校时，刘小义陪读过几年，一到学校的半月假，她就骑摩托车去村口接两个孩子。后来因为钟元位一个人的工资没有办法支付两个孩子一年近4万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她选择了出去。再到临近学校放假的日子，夫妻俩会在广东看湖南的天气预报。家里住得太深了，几乎要走到所有小路的尽头，公交车只到村口，他们担心钟芳蓉自己走回家不安全。钟芳蓉高一下学期时，刘小义罕见地收到了一封女儿的手写信，满满两页纸，在里面她说回家路上有一只大黄狗，总是追着她跑，她害怕，问妈妈：“你可不可以回来？”刘小义看了好几遍，眼泪总会掉下来，但她回不去。这是少见的钟芳蓉会向她表达情感的一次，结界曾经松过口子，又很快关闭。她不是从未为此感到悲伤。“小时候有觉得爸妈对自己不太关心，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后来我明白，生命本身就是意义，生命的存在就是意义。”后来她又淡淡地解释了这句话，“小学和初中，差不多。觉得自己的生活终究和别人无关，没必要在意太多。”至于那条大黄狗，爷爷告诉她：“你不要怕，你不要跑，你慢慢走。”这所全寄宿的学校从2013年她入学的那年开始，几乎每年都送了学生去清华或者北大，这10个学生里有8个都是留守儿童。耒阳，被长沙和广东省夹在中间，曾经作为经济支柱的煤矿、有色金属冶炼，水泥厂都因为产业升级而在世纪初逐渐收缩，年轻人只能出去，把孩子留在原地。“乡下十户里有八九家都是留守儿童。”出身耒阳的媒体人叶飞这样说。分为小学、初、高中部的正源学校有特殊的“2+4”和“分层教育”模式：“初中知识比较简单，难就难在高中内容。我们正源是全住宿的，时间比较充裕，两年学完初中课程是完全做得到的。然后到初三的时候我们就进行分流，通过考试成绩好的就上准高一（开始学高中内容），还学得不扎实的继续读初三，所以我们是2+4和3+3两种模式并行。”罗湘云校长的夫人、同样也在正源任职的梁晓芬老师说，这意味着部分学生可以4年全部用来备战高考。
每一个留下来的学生都接受了这个体系，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不怎么在乎中考。一些学生会在中考的时候睡觉，而钟芳蓉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先写完卷子，之后再睡。就这样，她中考的分数超出了一所重点公立学校的录取分数线160分。
不太适应 2+4 的学生会再按照科目分班，把某个科目不好的学生组成一个班级，强化那个弱科。用这样的细致分化，学校实现了一种面向成绩的“因材施教”。那天一个在学校走廊看板报的“一本班”学生和我说，虽然会觉得过于明确的划分不太公平，但还是会选择留下，“因为这里学习氛围比较好。”她旁边板报上面，正文的第一句是：“不读书，你拿什么抵挡命运？”
什么都往前赶，这样可以比别人多一年准备高考，这种争抢的感觉一开始就被钟芳蓉捕捉到了：“刚去的时候觉得人好多，什么都要抢，还有公共澡堂……最紧缺的是水，夏令营不说热水，冷水都没有，我有几个夏天洗冷水澡，几个冬天洗冷水脸。吃饭也要抢，在前面抢菜，在后面抢饭。”
学校不能用手机，不能吃零食，不许谈恋爱……正源有严格的多重禁令。 每次重新进学校，老师拿高考用的检测仪去搜学生身上携带的手机，一个个打开箱子检查有没有携带辣条之类的食品，学校的小卖部不售卖任何的零食。高三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有争议的“砸手机”大会，把去年收缴过来的200多台手机当着学生的面一个个用锤子砸碎。
德育处的蒋老师记得，有一次学校查到一个女生偷偷玩手机，当时把家长叫过来，学校让家长把手机当着孩子的面砸了。家长觉得这样的管理太过分，学校就直接说要不然家长自己带回家去，那个女生听到后，自己把手机拿过来砸在了地上。早些年，罗湘云还在公立学校教书，以特立独行地上课时带学生去爬山而闻名。但近年来，在校长手稿里，他提成绩的次数变多了，有时候是鼓励大家考高分，有时候又担心考低分的孩子会不开心。正源超过半数的学生来自于留守儿童家庭，他们比城市的孩子更需要抓住高考这根向上的绳索。
一切都在为高考服务。学校放半月假，月假，学生在学校对于外界的了解来自周末统一提供看电视的时间。“就是这一周发生的大事情可能我们不太知道，只能放假回家才知道。但是老师有跟我们放‘新闻周刊’（央视一档将过去七天的中国浓缩在45分钟的新闻栏目）。”毛苗说，“其实是为了积累语文素材。”
这样高强度的学习，到后期令人感到疲倦，像是咬着牙跑完一场马拉松的尾程。这个学校的一切都在盼着那个日子到来，学校宿舍熄灯之后，从床上爬起来去卫生间看书的人变多了，风油精成了一种流传在学生里的公共物品。学生的状态管理被继续细化——高三的食堂里出现了老师，专门观察学生身上的蚊子包，如果严重，就要宿舍全面灭蚊，不能出一点差错。
准高一的时候一般学生会被启蒙思考自己以后要读一个什么样的大学，这所学校被选择的理由除了是留守儿童的安置所之外，它还提供一种希望：无论学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学生，只要你是优秀的，耐得起几轮的筛选，就竭尽全力去帮你去清华北大，去读一个好的大学。钟芳蓉作为最顶尖的那几个优等生，比同在清北班的毛苗要多经历的，是半年的河北。在高二已经学完了全部的课程之后，学校帮忙牵线，把钟芳蓉送去了衡水中学。“之前觉得正源严格，去了衡中之后才知道什么叫严格。” 她说。在正源，高三的时候课间休息只有5分钟，常常是这节课老师拖一下休息就没有了，下节课老师会默契地先让学生去上洗手间。但在衡中，时间是以分秒计算的，吃饭4分钟，课间上厕所是30秒，老师会在外面计时，拖延1秒钟都不行。每个学生的桌子上都有一个电子按键器，ABCD四个选项，一个题目出来老师能瞬间知道所有回答，一切都熟练精确得宛如机器。她从衡水回来，是去的三个学生里唯一一个成绩没有退步的。在整个聊天里，钟芳蓉没有说一句对于正源或者衡中的抱怨，她像接受上网课家里却没有网络这件事情一样，冷静地接受了所有的这些。只是提到学校的荷塘，她会突然变得柔软。她喜欢三食堂附近的荷塘，每次经过都会特意走到荷塘中央。 “荷花很好看，会让心情更好，也可以和一起走的同学边走边聊荷塘有关的事，等第一朵荷花盛开。”那是一点只属于她的、微小的自由——连接教学楼和食堂之间的窄小岔路，不是最近的那一条。图丨正源学校王英林
钟芳蓉没想到自己会考上北京大学，高考的时候，她数学最后一道题没有做完，都没有估分。分数是学校最先查出来的，看到676分的时候，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沸腾了。这种兴奋先传到钟元位的手机里，那天的午休，他没有能睡着。他打电话给钟芳蓉，那边声音很小，女儿还在睡觉。第二天清华大学招生办的老师过来，过两天北京大学的老师和钟芳蓉见了面，她确定了自己要学考古，追随樊锦诗大师的轨迹，事情这才开始发酵。她的这个选择几乎让所有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平日里她并没有很明显地表现出对于考古和历史的兴趣。高三的历史老师说，历史课上她甚至都不怎么问问题。班主任劝她学法律，历史老师劝她学会计，一些教师群里完全不认识她的老师托人劝她，要去做更实用的选择。只有以前教她初中历史的老师支持她，老师说：“我只看过夏天的北京未名湖畔，希望能因为你看到秋天的它。”她回，谢谢老师，附带了一个表情包。小学毕业的钟元位其实不明白女儿选择考古意味着什么，她房间里的白色书桌是他去年买的，靠墙附带几个能放书的格子。但上面的《全球通史》《史记》《变形记》……他一本都没有听说过。我们见面那天，他穿一件短袖，没有超过10块钱，虽然一个月多的时候能挣七八千，但他和妻子依然是为了攒孩子学习的费用紧巴巴地过日子，“想她以后有出息嘛，不用做农民了嘛。”他知道有很多人劝钟芳蓉不要选择考古，毕业找不到工作，他说：“无所谓，她考上北大，这么好的学校，谁也不可能找不到工作。我相信她的选择，她自己从小都是自己作主，一直都是这样的。”钟芳蓉成为了家里的第一个名牌大学生，高考作为阶层跃升的最好工具这件事情，依然被城市和乡村的信息鸿沟所保护而被坚定相信着。与其说钟元位相信女儿，不如说他相信的是北大这块金字招牌。今年他40多岁了，在这40多年，无数的人早就跨过了高考那条线，和之前就跑在前面的人一起，制定了游戏新的规则。
8月初，几个先于钟芳蓉考上清华北大的学长在校长罗湘云的提醒下都去找过她聊天。不论是潘军，还是刘凡犁，他们共同提到的是一种寒门学子进入大学之后的“落差感”。刘凡犁作为省理科状元进入了清华的钱学森班，2012年，他也是很坚定地选择了工程力学，但现在，他提到当初的坚定其实是盲目的：“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你说你喜欢和不喜欢都是没有依据的，我当时连科研都没有做过，也不知道科研的大概流程是什么，什么东西比较重要，怎么做，什么都不清楚。” “你看过《一个北大状元的抑郁史》那篇文章没有，我刚入学的感受和她非常相似，你进去发现这个同学会几门外语，那个同学刚进学校就已经在准备出国，并且他们对自己的人生都有非常清晰的规划，但你呢？除了做题什么都不会。”他很坦率地说。刘凡犁并不是留守儿童，他住在耒阳市区，父母都是老师。但是整个高中他也必须为了抵达后来的成绩而拉扯自己——白天一天上8节课，吃饭跑着去，晚上下了晚自习还会主动留下来做题，时间是围绕着高考流动的。在清华的班级里，30个人中17个人都是保送，听说人大附中的学生一周只有5天课，晚上没有自习，他为这种自己不熟悉的生活感到惊讶。在这些被差别化了的时间里，长出了不一样的结果，“有的室友钢琴弹得很好，有的会几国的语言，有的游戏玩得特别好。”茫然时，他还跟风去考了一次托福，近乎满分，但这并没有让他觉得更快乐。“你考了第一又怎么样呢？哪怕你跟风考GRE出国了，上了好学校，其实也不怎么，因为别人做这件事是有目的的。他是为了未来自己的计划，然后为了它在打基础，而你，只是在模仿别人。”这种感觉，就像是你拼了命努力往前跑，过程里舍弃了很多，当跑到终点的时候才发现抵达的不过是别人人生的一个门槛。正源第一个考上北大的潘军的家庭背景与钟芳蓉极其相似，父母在他三岁时南下打工，从小在爷爷奶奶的抚养下长大。高考时，他选择了药物化学专业，他当时对媒体说想要从事科研，成为一个不断靠近偶像“钱学森”的化学家。但如今回头看，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时说：“一个高三刚毕业的学生，就了解各个专业？”农村孩子口中的兴趣，很多时候只是在有限经验中作选择。权衡了一些现实的因素，今年潘军回到耒阳成为了一名选调生，对于这个选择，潘军说，“不够勇敢”，但自己一直想要帮助很多人的初衷没有改变。对于钟芳蓉选择考古专业这件事情，潘军作为前辈建议她在北大读一个历史的双学位，说既对从事考古行业很有帮助，更重要的是，可以作为一条退路，“即使你以后可能想转行，都来得及。”
钟芳蓉很少有外出的机会。她3岁时去过父母打工所在的广东。前年，爸爸带姐弟俩去过一次长沙，在动物园里玩了一天。现实中距离历史最近的一次，可能是在准高一的时候，正源组织了一次“北京励志行”，她去了很多重点大学，也去了故宫。如今回忆起来，“去故宫因为不认路反而没看见什么文物了，是完全沿中间宫殿走的。”毛苗说，尽管钟芳蓉很喜欢故宫文创，那时她也并没有钱去买。但即便是故宫路上的台阶和石狮子，也让她感到趣味。钟芳蓉选择“浪费分数”去考古系，她抵达田野的路径，和潘军、刘凡犁又有些不同。潘军聊到当年喜欢化学，某种原因是他们从小到大只有学习，他是理科生，只能从理科科目中找兴趣。但历史对于钟芳蓉来说，其实是一种她主动选择的无意义的时间出口。刚分科的时候，钟芳蓉不想去文科，她的理科和文科成绩比较均衡，历史成绩并没有很突出。一直以来正源学校的优势在理科，而且理科比较方便找工作。她因为物理成绩普通，被劝了3次才答应转去文科。虽然钟芳蓉知道自己喜欢历史，也“做梦一样”地考了676分，但对于她当时最想去的元培学院来说，这并不算是个足够稳妥的分数。至于在元培学院和考古两档分数线之间的实用性专业，钟芳蓉自己不感兴趣。她有考虑专业的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坚定地去选择了考古。在成为热点之前，她想要考上一个好学校的愿望很简单，“希望能去北京，能常看看故宫。”她对历史有一种无关分数的热情——初中就有的一些历史书籍，是钟芳蓉自己攒着零花钱买的。假期时，她也会去在城里的毛苗家，在那里她可以上网，在B站上看《国家宝藏》《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类的纪录片。用了很久的ID，契珩，是文言文，契是一个通假字，雕刻的意思，而珩是杂佩中间的白色横玉，很小，但却被雕刻得复杂精细，因此珍贵。她微博的点赞里除了追星周深，九连真人和看动漫之外，有的时候会去投票一个生僻词的读音。她对我说，自己最大的感受是历史让她“了解了更广阔的时间和世界的演变”。对于很多关注钟芳蓉的人们来说，总会有一种想象，渴望这是一个思特里克兰德主动出走的《月亮与六便士》的故事。但作为一个刚成年的18岁女生，她做出这个选择，更像是把一颗种子洒在地上，于是春天长出了花苞，是时间和种子刚好走到了一起。对于未来，钟芳蓉其实和那时候的潘军、刘凡犁一样，没有考虑太多，她不属于那个从小就开始计划人生的群体。陪伴着她成长的，不是英语外教、钢琴培训班，而是被她背诵了7遍的课本，和依然长在土里的奶奶的落花生。钟元位回耒阳之后一直没有上班，他得接待各种来访，准备等女儿去北京后尽快回到自己干一天有一天钱的日子里。门槛之后仍有竞争，她并不在现实里拥有更多的筹码。钟芳蓉还是安静地维持着自己的选择，无论周围的人都是在劝阻她，微博有人私信骂她想当网红，还是更远处的人给自己寄来了50斤的礼物包裹。但她愿意提到樊锦诗，她是在语文素材里看到这个故事的。她看到的是，“一种坚持，一种执着。”在连夜回复出版社送给她的《樊锦诗自传》那封信里，她写：“樊先生选择了敦煌，选择了坚守，成为了敦煌的女儿，也找到了心灵的安顿，我希望能追随您的脚步去选择北大考古，选择为考古献身，也希望能找到心灵的归处。”生活没有向她提供过一个稳定的回答。对于这个常常沉默的、向大多数人封闭着自我的女孩，她希望能真正找到一处归所容留心灵。“如果一直找不到答案怎么办？”钟芳蓉回答我说，“就随遇而安。”像她的签名，Finding and Missing，一直寻找，一直错过。在8月的某一天夜里，钟芳蓉一条条取消了能判断出是她的，曾经点赞准备入学的动态，像一个继续住在结界里的女孩。但这个结界映射出来的，还有很多颗因为自己曾经破灭，于是以最小心翼翼的姿势去捧着她的，碎掉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