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丨谷雨
去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把管虎隔离在屋子里。“是老天爷让你停一下”。管虎说，他是个很宿命的人。漫长的没有电影拍的时间里，他开始大量阅读《1900》《长征》这样的大部头，以前不感兴趣的、觉得不重要的电影现在也都开始看。他新养了一只大黑背，“那种眼神儿、护着你那种感觉，就能形成一故事，让你特别有表达的愿望”。
撰文丨刘洋
编辑丨王天挺
出品丨腾讯新闻 x 故事硬核
“老天眷顾”
《八佰》筹划了十年，十年来，每次《八佰》被迫搁浅，管虎都是一句“老天眷顾”，搁下来的那些时日里，他觉得自己在全面成熟——电影观、世界观，以及能调动把控的行业资源。
“我们抗战，1937年的四行仓库保卫战打得很惨烈，非常羞辱的时刻，人平常欺负你，推你两下，那次是完全撕破脸，踩你在地上，往脸上撒尿，特别羞辱。我觉得这次战斗最值得纪念。它的形态又极为特殊，像舞台剧式的战斗，隔着一条苏州河，北岸在打仗，南岸是围观者，全世界也进不到其中。”
十年前，只为这些，管虎就决定拍这部电影，剧本在他的电脑里几度推翻又重建，但当时，“钱、演员、景都不可能实现”。他要平地钢筋水泥建起一座四行兵库，挖通一条苏州河，在对岸造一片上海租界的“东方巴黎”，一比一地还原1937年的苏州河两岸。
管虎希望一切的创作有史可依，美术指导林木考证了海量资料，电脑里都放不下了。关于四行仓库的史料描述都集中在南面和西面，美术组对南边的设计还原度极高，对仓库北面，则大胆地做了更加有工业感、堡垒感的设计。
南岸更为复杂，要营造一个“东方巴黎”，几乎要搭建整个社会生态，民居、商铺、影院、舞厅、赌场、烟馆、街市，独立的水电供应和交通系统等等。为了呈现老上海的摩登气质，时尚感、魔幻感都做了强化。管虎和林木希望剧本中的每个人物都能自动进入那个时代和社会，再小的配角都有自己的人物小传，每个人进入那个情境都知道“我是干嘛的，我今天为什么走在街上，要去哪里”。
“在当时，这叫匪夷所思，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3年，《八佰》第一次正式筹备，去象山划地搭景，但空间不够，“天时地人都不和”，项目就下了马。管虎去拍了《老炮儿》。
“钓鱼岛事件”后，他想拍《八佰》的欲望更强烈了，像他推重的鲁迅一样，想要去考察“国民性”。他和美术指导林木、制片人朱文玖几个前期主创整天对着个两平米的沙盘推演故事，却迟迟找不到将一切变换成真的可能。
简直不像在拍电影
《老炮儿》的庆功宴上，朱文玖旁边坐着华谊兄弟实景娱乐的时任副总裁刘育政，“华谊实景做什么的？”“盖景区的。”“那您有地吗？”“我有地。你有什么？”“我有项目啊……”
第二天，刘育政就站在了那个两平米的沙盘前，听管虎讲了整个电影。他随即回了苏州，报给王中磊，又向苏州政府报批土地。
那是阳澄湖边一块200亩的地，当时是卖螃蟹的，有五个大油盘、七条船。管虎觉得，似乎冥冥当中，那块地方就是老天爷安排给他的，《八佰》的造景终于有着落了。“华谊兄弟的老总愿意赔你赌这一次。战争片在市场上不太讨好，《血战钢锯岭》之后稍好点，但有个天花板，就是卖不到十几二十亿，而这个戏必然花费巨大。中磊他们几个人约定，说得做，赔就赔。演员们也开始信任我。万分的资源全汇集过来，似乎告诉你可以做这件事了。”
2016年春节刚过，林木接到管虎的电话，《八佰》重启，意料之中，他知道这是管虎一定要完成的事。他马上让美术组搭建了一个虚拟的三维场景预览，模拟一些镜头，配上了史诗感的音乐，在管虎的工作室连夜把整体美术场景预览剪成一个短片，赶着拿给王中磊，进入华谊的项目提报。
造景的一切构想，都要经过建筑设计院的专业设计以及工程方的评估，最终转化成一个土木工程的施工方案。
踌躇满志的兴奋感过后，这个巨大的土木工程让所有主创都望而生畏。
那200亩的地是弹簧土，又软又蓬松，要在一年之内把场景搭出来，尤其五六层楼高的仓库没办法生根，只能用钢结构，技术要求非常高。
“这么大的戏，在保证剧组拍摄的前提下，要安全生产，我不允许出事儿。我们住宅的规定是每平方米承重200公斤。”制片人朱文玖感慨，“但我们这个戏，又打又炸，又上重装备、机器设备，再加上密集的人群——我要求所有的工程设计必须达到每平米400公斤的承重，所有钢梁成倍加粗，加固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所有工作人员的安全。”
雪上加霜的是，仓库内部两千平米的通透空间没法打光，点光源亮度不够，群戏也容易穿帮。摄影指导曹郁不希望给管虎任何限制，不希望场景里有很多灯——那么灯就只能在天上，他在棚顶挖300多个洞用来打光。
“打光是一个特别奇葩的场景。在二楼拍摄，你到三楼看，400多个晾衣架子，每个架子吊一个灯板，透过那几百个窟窿，把光打下去。等到在三楼拍的时候，地上全是窟窿，还又打又炸，我又得把窟窿都堵上，还得保证安全性。”朱文玖心有余悸。
造景的同时，剧本还在不断修改，设计也跟着不停地变化调整。工程建建拆拆，到了雨季，石漆铺不上，工期一拖再拖。导演组、制片组、美术组的工作人员，脸沧桑到认不出，恋爱谈了好几起儿，执行制片人在苏州两年孩子都生了。拖到后来，原本“流量男神天团”的演员阵容也流失大半。预算却在不断飙高。
造型服装设计也周折重重。仅几个主演的造型就做了十几个版本，主帅谢晋元最早的造型图是按照梁朝伟的形象设计的，后来是刘德华、张震等等，曾经提到的、假定的、有一点眉目的、口头答应的演员，造型指导李宙都会及时调整设计方向，但直到开拍前才最终确定饰演者。1000多张图纸，1800多套衣服，角色众多，甚至开机以后还将大量试装。
管虎有些彷徨茫然，几度想放弃。总有人告诉他，那几年、那么多的投入和资源，可以拍好几部电影了。说的人多了，就会怀疑这事儿是否像自己想象的有那么大意义。“把生命最好的时光、最好的身体状态、最成熟的心智都长久地耗在这么一件事儿上，值不值？突然觉得挺绝望的。”
作为妻子和出品人，梁静也无能为力，“他老爱说领袖的话‘胜利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他就自己喝口酒，我问他也不说，有的时候洗澡他就站着让水流，发呆。”
管虎想起姚雪垠写的李自成，“他被逼上山的时候，几百万的军队就打剩18个人，基本上就完了，在山里面骑着马低着头，仅仅是一会儿，毕竟是个英雄，要抬起头来，后来又起来了。人总有这种时候，你扛过去就好了。”
那种硬抗的感觉，是当年拍完第一部电影时有过的。那是一部反常规的、音乐叙事的电影，基调是灰的，他改了一年多，剪了1000多尺，有时躺在草地上就怀疑自己的才华和从业资格。“这一棒子打得挺狠，当时就是小孩儿，比较脆弱，也穷，骑着自行车背着拷贝，觉得人生很灰暗。”那时他就想起过李自成，“人嘛，总得有个念想。”
这次，还好主创一直在，曹郁、林木、富康，一线的摄影师、美术师、录音师，那三四年里始终和他一起，“好像我们几个都好这口儿，也愿意为此抛家舍业。后来聊天，都觉得冥冥当中有一个什么声音在呼唤着你，就招着你，你得过来，走到它那。”
始终没有被怀疑的，是把四行仓库保卫战这场抗日战争中最惨烈的必败之仗搬上大屏幕的意义。“我看了那么多戏，我老记得《甲午风云》，北洋水师跟日本人打，最后打不过，日本人的船太猛了，李默然演的邓世昌，他那枪都不行了，开着船说‘撞沉吉野’，越来越近，马上要撞，被人一个雷炸沉了，就这样结束了。我永远记着这个，那个屈辱感，最后那一下子，那种力量，憋屈的力量。这是电影的力量。电影不仅仅是自嗨。”
只不过，经历那么漫长的时间，管虎觉得《八佰》已经不是一部电影了，“这不是拍电影，有点像社会学概念上做一件事儿，像做一个大型的土木工程，我不是导演，是个工程监理，有点骑虎难下。”制片人成了装修队长；美术指导成了建筑设计师；摄影指导为了在20万平米的造景里实现大规模布光、打光，在九个巨大的调光台前操控上千个按钮，像个DJ。
管虎转头又说，“不太像拍电影，但可能就真的是在拍电影。”
他给主创们立了规定：不许生病。筹备期间，大家每天都要带着计步手表定点锻炼，互相监督，“从身体到内心，那口气得顶住”。
似乎没有什么再能阻碍这部电影走向成功。用管虎的话说，“瓜熟蒂落”。他不忐忑了，“特从容”。那是2017年夏末，《八佰》正式开机的时候。
最黑的夜，最亮的光
曹郁当初写给管虎的摄影阐述，标题是“最黑的夜，最亮的光”。一场有观众的败仗，南岸极致辉煌，北岸非常黯淡，剧本里的“天堂”与“地狱”，被他翻译成摄影语言是“光与影”。
为此，主控机房里架了九个调光台。这项技术是《末代皇帝》的摄影师斯托拉罗发明的，来源于舞台技术。曹郁当年就是看了斯托拉罗拍的《末代皇帝》才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的。他从拍《妖猫传》才开始用调光台，但规模与设备都远不及《八佰》。
“一方面是控制，另一方面我很喜欢即兴创作，这本身是矛盾的，我在我的控制中即兴创作。这个技术完全符合了我很变态的两个性格特点。”曹郁很兴奋。
但他把灯光组弄疯了。他们每次布光要铺几公里的信号线，接到那九个调光台上，有的是从上千米外的南岸挖通地下河道接过来的。给调光台编程就更难了，他们把《007》拉片了无数遍，记录不同的闪烁率。“灯光组真的让我达到随心所欲，去调整各种各样的光、颜色和频率。工作量是普通工作量的10倍都不止。”曹郁则要记住1000多个频道如何使用，不同的编程用什么频率渐变成怎样的颜色和亮度。
他觉得像个将军，带领着摄影组、灯光组、机械工程组、DIT组去打一场硬仗。“完全进入到了一个摄影师生涯阶段性的高峰，有情感的。”
做南岸的霓虹灯牌时，曹郁预设的亮度通过曝光表量出来，制片组就疯了，说不可能达到。他坚持必须达到那个亮度，否则做不出“天堂般的影像”。
半夜12点，他接到朱文玖的电话，“我没法干了，拍不了了，那么多灯泡，用电量太大，发电车都不够了，光一天油就好几十万，我烧不起这么多油，我的电线也会着火。你要的‘天堂’没法成天堂！”
曹郁也急了，“这么久了，说这个干嘛！”
“我现在就是做不出来！”
曹郁想了半宿，把一半的灯泡换成LED灯，耗电量下来了，电线也没那么热了。“玖哥也暂时平复了。”
电影最高潮一场撤离仓库的跑桥戏——被管虎和曹郁视作全片精神化的象征——则让“光”的难题到了极致。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将士们守满四天趁夜撤到对岸，日军为了拦截，发射了照明弹——曹郁希望使用真正的军用照明弹来拍这场戏，用炮把照明弹打出去，在空中炸开，挂在降落伞上慢慢落下来。他想追求真实的有源光，并且极其戏剧化。
朱文玖又疯了，“最难的就是做照明弹！”他们到军队去找，但现役的不允许使用，最后甚至动用了军工厂，剧组用同样的配方自己研制照明弹，一颗就要8000多块，最后技术难题解决了，制作周期却来不及了，只做出300颗。那场戏要拍十天，每天要有七八十颗照明弹，才能保证七八条的拍摄进度。灯光组又做了一种像飞碟魔方一样全部用LED组成的灯，叫它UFO，用电脑编程，模拟照明弹的光，起辅助作用。
第一天拍摄失败了。剧组重新架设钢索来挂下水机、挂照明弹，也用航拍来吊照明弹。为了拍出真实感，曹郁用了很多长焦，架了很多个机位去模拟很多人的视点，士兵的、记者的、群众的，都是有源视点，并且完全按照他们与军队的真实距离来设定焦距，“就像你真的站到现场”。跟焦员陷入了不断校正560毫米长焦镜头的梦魇，把自己的眼睛逼成了精密仪器。而写意性的机位需要一个“悲悯”的视角，于是启动了航拍。“这些都是开创性的”，让曹郁很兴奋。
那场戏，像是朱文玖的一场澎湃的噩梦，“有照明弹，有所有的底子光，还要下雪，11台吊车加7台曲臂车，还不能出影子，再加上航拍。它是一个科研任务你知道吗？预制组、摄影组、灯光组、风雪雾、现场特效、烟火组，加上CG组，共同来完成这几个画面。”
杀青前，曹郁专门去数了数，2400多盏灯——事实上是3000多盏——灯光线加起来有50多公里长，能从苏州伸到上海了。
未知的旅程
2017年冬天，拍完北岸仓库，以及仓库与对岸关系的戏份，剧组就没钱了。渐渐地，天暖了，树绿了，天天下雨，和北岸拍完的冬季镜头不接戏了，剧组仍然没能复工。
管虎顾不上钱的问题，南岸的两千多群众演员没有像北岸军队的400个形态演员那样接受大半年的严格训练，一盘散沙，“疯了，再去找”。制片组从上海、苏州、无锡、杭州近三万的志愿者里筛人，而且，日薪一两百的群演都被换成一两千的特约演员。
梁静只能再去找钱，她觉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当年拍《斗牛》，一共400万的拍摄经费，拍到最后三天，全剧组只剩3000块钱，管虎的导演片酬早就全搭进去了，他让朱文玖拿着那3000块钱去买硫酸镁、买假雪。朱文玖说不够。“找你静姐去。”梁静取了40万，《斗牛》总算给拍完了。梁静刚认识管虎的时候，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故事就躺在他的电脑里，如今，除了“默默支持，哪怕超支”，她不知自己还能做什么。
后来，有更多资方进来，雨却一直不停，一天天地荒废。有天忽然有人说画一只王八烧了，雨就能停，梁静赶紧画了只王八，壳上面写着“求雨停”，雨季潮湿，王八怎么也点不着，好容易把王八烧了，雨又连绵地下了半天。又有人说，王八是求雨的吧。所有人都惊了。怎么办？再烧一只。
林木通常在拍摄的后半程已经离组了，但这次，直到临近杀青，他的置景工作仍在持续。所有分镜头能拍到的部分，已经让他竭尽精力和钱，分镜带不到的区域本想尽量节省，但管虎和曹郁的创作一直在即兴发挥，朱文玖曾经拍着胸脯保证不会拍到的后街、房间内部，如今镜头都要伸进去了。林木只能随时去面对这些问题，“他就是拍到了，他就是反悔了，这个内景就是要进去了，就是要多一个反打了，只能尽量把场景做到无死角，让他360度随便拍。”美术组的制景群、道具群、造型群，每天收工后要核对第二天的任务，每次有新的拍摄想法产生，到晚上，大家的微信就跟机关枪一样响个不停，大量的修改要连夜调整。
每天早上，管虎都会问曹郁有没有睡好，自己又没睡着，只眯了两个小时，很焦虑。两个要面子的狮子座，都觉得对方老了好几岁。“我们把北岸拍完了，南岸就像俄罗斯方块必须找缝插进去，要是方块对不上，这行就消不了。每多耗一天都要多花很多钱，到底要不要坚持之前的标准？”后来，他们每天制作ABCD四个拍摄计划，晴天拍什么，阴天拍什么，下雨拍什么，假阴天拍什么。“最后压力大到，不至于一棵稻草，反正如果来棵白菜估计就倒下了，还好那棵白菜没有来。”
剧组不断超支，梁静最大的支持来自王中磊的一句“没关系”。
“如果电影都这么拍真的挺可怕，太费钱，太需要精力，没有人这么干”，杜淳在剧组六个月，学到很多没见过的技术、没接触过的镜头。当初看剧本的时候他就在想，跑桥那场戏要怎么拍啊，太难了。实拍那些天，他一整夜一整夜扛着人和炸弹在桥上奔跑，觉得像做梦一样。
李九霄没想到自己会演得那么好，管虎即兴地刺激着他的潜力，林木“咚，把一条河挖这，弄一堆房子垛这”，把他丢进去，他觉得自己就在生活里，就是当年那个壮士。但第一天拍摄，他甚至没找到机位在哪里，更不知道曹郁的调光台是干嘛的。跑桥那天，每拍一条，他跑到最后的位置，“砰，死那儿，然后看着地上的水倒映着阴郁的天空，也倒映着北岸的房子，还有地上的沙石，自己流了血的手，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对得住这个壮士”。
对于欧豪来说，从进入仓库那天起，就不自觉地情绪压抑，他故意不吃不睡，极度疲惫的时候才觉得自己的眼神是对的。他反复受伤，不是磕掉一块肉，就是从高处摔下头着地，看到监视器里自己的眼睛充满红血丝，觉得状态更好了。没有自己的镜头，他就待着，也不和人交流，他想大家会觉得“这孩子是不是有病”，但不能让自己出戏。仅有的释放是在11月的河水里连拍十条，冷得快崩溃了，他和张译一起在河里唱歌。
张译当初是怀着悲情和愁苦进组的，饰演的人物很复杂，又面对极端的生存状况，他“对角色没底，不光是（表演）技术上做不到，心理上也不接受”。第一次到苏州大本营，他和李晨跟着管虎到处转，当时河道还一片荒芜，仓库尚是毛坯，楼梯没有护栏，大家上下还要互相拉扯。他知道自己本该兴奋好奇——阳澄湖就在旁边，如果把河水引进来会不会有大闸蟹——但当时心思全无，满心想着自己即将在这个地方开始一次完全未知的旅程，“100%的未知，那就是一场灾难，你可能会死在这里，你的艺术之路有可能会终结在这”。拍摄时，他发现很多演员和他一样没底，甚至，“导演和老曹也不是特别有底，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我一个人在受难”。慢慢地，他开始腾出一些精力去观察，从剧组的硬件到软件，他发现在很多方面都在经历演员生涯的第一次，“它的故事，它想表达的主题，到整个剧组庞大的工业化生成”。
林木提前两周就预估到了杀青的时间，赌场、烟馆等等内景要提前清空了，每到拍摄间隙他都一个人到空荡荡的屋子待一会儿，耳边萦绕着对讲机里每天“321”的倒数，马上想到后面百人千人动起来，每拍到煽情处，录音喇叭里都会传出军号声，听了八个月快听吐了，忽然想到一切都要结束了，心里不是滋味。
杀青第二天，是朱文玖的生日，他一大早一个人去拍摄现场溜达，尴尬地碰到也在独自溜达的管虎，灯都还在天上，地上预埋的电线捋出来有几吨重。朱文玖觉得解脱了，“没出事儿，没丢脸，把一千多人安安全全送回家了，可以去澳门踏踏实实玩儿几天了”。“再来就不是这样了，再来就不是这样了……”管虎不停地念叨着。雨又下起来，俩人都踩了一脚泥。
电影的历程还远未结束，视效指导Tim的主要工作刚刚开始，将有1300-1500个视效镜头等待制作，八家特效公司会同时开工。管虎计划用6个月的时间剪辑，视效部门将在剪辑两个月后开始他们8个月的特效制作。这样，才能赶上原定2019年7月5日的公映档期。
看过3个半小时和2小时58分两个剪辑版后，曹郁觉得很多段落比想象中更好，甚至有时会恍惚，“这个真的是我拍出来的吗？”于是期待值被顶到最高，就等着管虎定剪。他想着，“最终一定会特别激动，可能热泪盈眶，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重打鼓，另开张
一年过去了，《八佰》终于迎来了它的“云首映礼”。管虎又能抽雪茄了。他酷爱雪茄，此前发愿《八佰》不上他就不抽。
如今，心态也发生了些许变化。此前被迫停下来的几个月，他被按在琐碎的日常生活里，创作倾向也调了个头，“原来（创作），整个人就奔着咱们这个民族、社会、近代史，整个家和国的概念往前走着，比较宏观性的，我现在比较想回归微观世界、个体故事。”剧本都写出来了，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的，也报批立项了。疫情几个月，他完成了四个不同题材的剧本，觉得很享受。
像是回到刚从电影学院毕业那会儿的状态里，那时，“用剧养着电影，我是很从容的。后来开始接受现实的时候，不喜欢的我得把它变成喜欢，我得挣到这个钱。现在这个阶段，螺旋式的，反而又回到原本了，不是把拍电影当成一个生计、职业，而是纾解自己。”
近几年，他也觉得艰难，“要咬着牙，要背负着，逆着，拧着，坚持着。我现在从身体状态、创作状态，各方面都是最好的时候，特别希望拍点儿自己喜欢的东西，但也只能按目前的时代节奏走。”
历经疫情，他忽然觉得前几年没有好好珍惜，“突然陷入这么一个黑暗境地，未来恢复要很长时间。但总要过去嘛。我这个人又是相对乐观的，了不起明年后年，重打鼓、另开张，得准备好粮食啊。不过，这段日子没有鞭子搁后边儿紧催，没有那么多的项目、现场、人员、资金，没有这些难题和压力，自然而然地随着心情的流出去创作，还是很快乐的。”
不久前，管虎导演的新片《金刚川》刚刚开机，一个抗美援朝时期的故事，他又进入了久未体验的紧张节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