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鬼乐园里只有一种活法｜谷雨
欢迎来到穷鬼乐园。这里混迹着骗子、小偷、酒蒙子、碰瓷选手，还有举着手机表演吃播的网红。不要被这些负面的形容词骗了。所谓的道德，在这里有另一套逻辑。你能看到大打出手的醉汉，用拳头或者酒瓶，冲突的原因或许只是某个人少买了一杯酒。你得当心别让他们“不小心”撞到你，不然你也会被卷入冲突——就算你是个好脾气的人，也至少要付出一杯酒的代价。如果你是个粗心大意的人，赶快摸摸裤兜吧，看自己的手机是不是已经在别人手里了。
这里的很多酒客从不担心明天，只关心现在，把兜里的钱喝光就是这一天的目标。没钱也没关系，有的人口袋空空，却能游刃有余地蹭吃蹭喝，从早到晚。当然，次数多了也有失手的时候，一位擅长让别人请客的老兄曾因喝酒时只进不出，被人一顿打。就在几个月前，打他的那位又因为抢劫被送进监狱。
在沈阳和平区阜新二街五叉路口，万顺啤酒屋紧邻着老北市场、沈阳北站。这里被一位vlog作者称为“下流社会的名利场”，类似的形容词还有“夜归人的深夜食堂，失意者的和平饭店”。
万顺啤酒屋
最初，我从沈阳作家郑执的演讲中了解到这个地方。2020年年底，我在这个保持着世纪初装修风格的酒馆里喝了半个月酒——在老板娘和一位光头服务员师傅的保护下。他们不止一次把我随便乱放的手机和电脑送回我手里，因为东西被偷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有一次一位酒客喝多了，甚至直接去柜台钱盒里抓钱，换来老板娘一顿拳打脚踢。每当我兴致勃勃，要加入老酒蒙子们的酒局时，光头师傅就随便找个理由把我拉到一边，告诫我，如果不想惹麻烦就离远点。在这里，打斗是经常发生的事，最严重的一次，被打的人栽倒在地，好久没动弹，地上的血让服务员们清理了一晚上。
这里充斥着秘密，却没人有兴趣回答。没有人知道那位来了十几年，永远只坐在门口一号桌的葛元为什么从没结过婚；也没有人知道华子多年前跑去加拿大的老婆何时能回来；更不会有人知道那位来沈阳三十年、现在捡垃圾为生的河南人什么时候能攒够回家的车票。酒馆里的人大口喝酒，大口抽烟，酒气和烟雾飘在天上，喝醉的人唱歌，或者身体扭动，不要问他们什么问题，他们没空理你。他们只知道穷鬼乐园里扎啤六块钱一杯，小菜六块钱一盘——这是涨价后的标准，两年前五块，二十年前三块，三十年前两块。这家店开了三十三年。
也不知道“穷鬼乐园”这个名号，最早是从谁口中传出的。这里的酒客，到附近市场里买上五毛钱咸菜，或者从兜里掏出一只鸡爪下酒，就能让他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有人自己带小菜来喝酒，又抹不开面子，只能去二楼找个隐蔽位置，以防被老板娘发觉。一位从小在附近长大，后来到南方工作的医生告诉我，他在这里见过最不寻常的下酒菜是一只猪蹄——猪蹄孤零零摆在桌上，酒客不动筷，只是情绪饱满地盯着它看。盯到几杯扎啤下肚，猪蹄揣回兜里，下次来喝酒，下酒菜还是它。
在穷鬼乐园喝酒，最重要的原则是，不要试图在这里打探别人。上班、下岗，成为酒蒙子，是一些老酒客们大致的人生脉络。他们不会对旁人的惊讶感到惊讶，在他们看来，诸如谁喝醉酒冻死在冰天雪地里、谁的老婆跟人跑了，或者家人得了癌症之类的故事简直不能被称为“故事”。“谁家没有啊，”他们说。在酒精的加持下，所有的故事都由碎片拼凑，还有什么好问的呢？如果你没见过那些泛黄的、浑浊的、被酒精浸泡出来的眼神，那么所有故事都毫无意义。
穷鬼乐园是“穷鬼”们最后的根据地——确实很难找到比这里更便宜的地方了。在这里，他们经常聊过去的人生，很多时候聊钱（“我有劳保！”或者“他没劳保”——劳保就是退休金，是人们区分阶级的重要标准），很少聊女人（“媳妇儿？跟我有关系吗？”）。更多时候，当舌头麻木到一定程度，肢体语言才是最高效的表达方式，人们喝到尽兴处，便摇起手，侧着头，表情纠结，半天憋出一句，“喝！”于是又喝了起来。有位得过脑溢血的醉汉，舌头本就不灵便，两杯酒下肚，就没人能听懂他说话了，但没关系，别人听不听懂无所谓，自说自话或者高歌一曲也能让他心情舒畅。
老板娘英姐
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要执掌这样一家酒馆，必然得有个能镇场子的老板娘。如果你在万顺见到一个对谁都笑脸相迎的女人，那就是英姐；如果你见到的是一个能对酒客飚出“最脏的脏话”，有时甚至拳脚相加的女人，那也是英姐。英姐55岁，烫一头高高的暗红小卷，早年上学的时候练过长跑，看起来敦实且干练。只要她一进门，屋里的音量就得瞬间提高八度。虽然时常吵嘴，但醉汉们尊重英姐，有位“社会上混的大哥”就跟她说过，“北市场谁打我都不行，就你能打”。
英姐也把酒客们放在心里。之前有电视台的人给她出主意，别叫穷鬼乐园了，叫“逍遥宫”，她一听就乐了，“哎呀妈逍遥宫，就我们家这（顾客）敢进来吗你说？”
作家郑执曾问过英姐，有没有想过哪一天不开这家店了？“不开了这帮X还能去哪儿呢？”英姐说。后来，作家把这句话翻译成：“如果此地终将消亡，那么这些灵魂将何处安放”。
至于万顺啤酒屋被提升到文学高度这件事，英姐似乎并不能全然理解。但这并不影响越来越多人来到这里，人们发现这里果然是故事的集散地，文学家们的灵感之源，也就不自觉地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比如一位编剧称自己梦到过这里，因为第一次来就知道男厕所在二楼。一位爱好文学的房地产老板，把客户拉到这里谈几百万的生意，还谈成了。还有一些留着长发的、失恋的文艺青年，专门选在这里用刀片抹脖子。
“哎呀妈！那老长口子！”英姐更理解不了了。
发泄的人
穷鬼乐园里的潜规则之一是，新客不会坐在酒馆中间的位置——这是老酒蒙子们的专属座位。酒蒙子的生活里只有酒，你极少能见到他们清醒的时候，连英姐也不知道，这些人每天来万顺时已经喝过几顿。他们往往径直走到中间的座位坐下——啤酒屋呈现长条状，十几张单座依次排列在落地窗边，中间摆放两张大桌，设计地像一个椭圆形斗兽场。而大戏总在这片狭小的空间里上演。
英姐印象中，最严重的一次斗殴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一位酒客用酒馆里的公用电话，放话说自己哥哥是电话局局长，想要赖账。英姐还没说话，旁桌坐着的五六位酒客看不下去了，借着酒劲跟那位不给钱的客人吵吵起来，没三两句就开始动手。喝了酒的人下手没轻重，店里的桌子腿也被卸下来当棍使。“那家伙，桌子都飞起来了，”英姐说，店里的客人见状，纷纷跑路。旁桌几个人打完跑了，赖账的人眼睛肿着，脑袋“全都破了”，被救护车拉走。
穷鬼乐园里总是在打架。英姐告诉我，谁跟谁打不一定，理由很随机，包括但不限于走道碰到我了、买酒买少了、吐痰吐人身上了，又或者，不需要什么理由，就是要干。三年前，两位老酒客喝着喝着就打起来，打着打着开始用啤酒瓶招呼，空瓶比装酒的威力大，一棒子下去，碎玻璃飞溅。另一位也不含糊，从包里掏出一把刨根（羊角锤）就往对方头上招呼。被打的人登时倒在地上，英姐以为出人命了，差点没吓晕过去。后来，二位到派出所醒了一夜酒，接受了批评教育。等到下回遇上，俩人又搂着肩膀称兄道弟呢。
英姐说不清楚人们为什么要打架。作为一个八面玲珑的老板娘，不介入具体纠纷才是明智的，如果一定要找出个原因，那或许是“一种发泄”？英姐说，“（他们）也挺让人心疼”。她记得有一次，一位看起来挺年轻的小伙子独自来喝酒，喝着喝着就开始砸啤酒瓶，她赶忙上前询问，原来是小伙子被对象的父母嫌弃没钱，“想发泄发泄”。还有一对即将离婚的夫妇，选择这里做最后的战场，回忆往事并没能让他们对彼此手下留情，反倒借着酒精把多年的怨恨一股脑倾泻而出。
英姐将人们酒后的暴烈行为理解为发泄，或许是因为她有过一个酒鬼哥哥。她哥哥酗酒，下岗之后更厉害，家里永远备着一大箱啤酒（24瓶装）。他喝多了就闹，打老婆，一家人不得安宁。后来哥哥患上肝癌，人就没了。英姐打心底里不喜欢喝酒的人，她嫁给老公李延宏——也就是万顺啤酒屋的老板——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喝酒、不抽烟，最大的爱好也就是玩玩手串。
万顺啤酒屋里喝酒的人
我去到万顺啤酒屋那天，沈阳下起今冬的第三场雪。酒馆里客人不少，大家扯着嗓子喝酒。中间的大桌，酒蒙子们聚在一处，坐着九哥、华子、老于等一干人。酒瓶散落满地，声量越来越大。按往常的经验，这种局面再发展下去就要动手。“他们呐，十次有八次（得打起来）！”此时，英姐无心它顾，一边上菜一边紧盯他们。突然，居中坐着的九哥放下酒杯，和身边酒友不知所云地对骂起来。只有一旁的华子，依然在晃晃悠悠地神游，他唱着没人能听懂的歌，眼睛半睁，像在跳没有节奏的广场舞。
华子是英姐几十年前没搬家时的老邻居，当年在国企当工人，小拇指被机器搅断一截。印象中，他并不是个一无是处的酒鬼，待人接物“还挺立整儿”。大约二十年前，华子下岗，老婆去加拿大打工，之后再也没回来过。前些年，英姐听说华子得了脑溢血，走路晃晃悠悠，说话也开始呜哩哇啦。
妻子离开之后，华子独自一人住在单位分的老房子里，或许是因为天天喝酒，女儿结婚后也跟他断了联系。后来，华子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跟人干仗的时候越来越多。他身体不行，话也说不清楚，跟人起冲突主要是他被打，打不过别人就开始自残。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华子跟人吵起来，先是拼酒，喝白的。后来华子倒在地上，醉得站不起来，索性抄起啤酒瓶，砸成半截，拿碎玻璃划自己胳膊和脖子，血就往外飚。英姐赶紧给华子妹妹打电话，好说歹说“把他求走了”。
戏剧性的场景最终没有发生。凌晨12点半，九哥终于被身边的朋友拉出酒馆。他意犹未尽，一边拉上棉袄拉链一边骂，“酒都不让喝，这地方我再不会来。”
李延宏背着手悠悠然踱进柜台后方，“你不来，你不来我现在就去放鞭炮。”
逃避的人
人们会因为各种原因来到穷鬼乐园，高兴了、难过了、孤独了、忧伤了……或许这些形容词不太准确，能说出明确原因的都不是这里的常客。经常来喝酒的人将所有负面情绪视为懦弱，绝不在外人面前展露，亲近的人也不行。英姐见过太多这样的人。就拿华子来说，英姐极少见他清醒过，只有一次，还没喝多的时候，英姐跟他唠，问他在加拿大的老婆怎么样了。华子显然不愿聊这个话题，“挺好，也给我邮钱”，说完就转过脸，眼眶泛红，还没等眼泪掉下来，脸一抹，上厕所去了。
逢年过节的时候，英姐觉得华子尤其低落。有一年春节，华子自己过去喝酒，面前摆着两个酒杯。英姐就看见他“跟个人（自己）敬酒，跟个人说话”。英姐吓懵了，回过神就过去凶他：“你整神经病了还是咋的？！”华子也不言语，隔天再问他，“忘了”。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当生活跌落谷底，逃避就成为最好的选项。谢伟60岁，长一张长脸，酒糟鼻，胡子凌乱，走起路来像条松了劲儿的弹簧。他随身提一个大购物袋，里面装着一只黑色女士背包，烟叶、烟纸和不知从哪里搞来的罐装啤酒，经常在万顺一喝就是一天，在英姐和光头大叔看来，谢伟是典型的“喝死拉倒”那种人。有一天，谢伟主动叫我过去，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他原先在一座叫“十二线”的菜市场工作，负责给人幺秤。在他的讲述中，“十二线”没人不知道他的名号，只要他看谁不顺眼，上去就是一“电炮”（拳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收敛起了脾气，见到他那天，他摇晃着身子去前台买酒，英姐见他喝多了，不卖给他。他赖着不走，死活要喝，一边的光头师傅眼一瞪，冲他骂道：“还喝！喝你个X啊喝！”光头师傅五十多岁，穿一件印着狼头的黑色卫衣，不苟言笑。他两年前成为这里的服务员，见过太多酒蒙子，习惯用强硬的方式应对。另一边，谢伟嘿嘿嘿笑起来，一点都不尴尬。
即便跟谢伟喝了两顿酒，且成了他口中的“兄弟”，但我得承认我无法理解他。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六年前，因为找老丈人拿户口本取钱时，对方不配合，他一怒之下把老丈人打伤住院，被老婆赶出家门——这或许只是事实的一部分，过一会儿他又告诉我，是他自己想走的——我只能将其理解成自我放逐。他明白自己的德行，自从2003年下岗，他什么也没干，想开烟酒铺，但买断工龄的两万多块钱根本不够。干别的，又没那个能耐。他只能沿着铁路捡垃圾，捡的时候还要避开“十二线”的老同事，毕竟自己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流浪了半年，住过寺庙，也住过桥洞。说不想家是骗人。那年冬天，他喝完酒回到自己家的单元楼，却始终没进家门。几小时后，他因纵火被捕入狱。关于纵火这件事，谢伟的说法是这样的：那时候正是冬天，冻得他熬不住，想点支烟取暖，于是烟纸点燃了堆放在楼道里的画报，画报又点燃了不知道什么东西。总之，当邻居报警，警察来到现场时，他已经是证据确凿的纵火犯了。“进去三年，”他举起三根手指，看起来像是在讲一个陌生人的故事。
自我放逐不是一瞬间的事，它往往与痛苦相伴，但只要每次跌落的时候不动弹，就会发觉生活无论如何也能过下去。出狱后，谢伟没再找过老婆和女儿，想是想，但没用。也不知道是有意无意，他把自己的手机砸了，像是要跟所有人划清界限。他住在姐姐每月花500块给他租的房子里，依然捡垃圾，塑料瓶子什么的，积少成多，每天换个三十二十，“是顿酒钱”。
没有比遗忘更有效的逃避方式。人们回忆往事时，总是将过往的精彩瞬间慢放，那些漫长的、没有收入的日子则一笔带过。比如李先生——他让我称呼他为“李先生”——无论如何也记不起，自己下岗之后的日子到底是怎么过下去的。“还能怎么过啊？”他擅长用反问回答问题。
我见到李先生那天，他刚从八一公园闲逛回来。他穿一件藏青色棉外套，头戴一顶黑色毡帽，耳暖耷拉在两侧。2000年从毛纺厂下岗之后，他的生活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坠落，吃穿用度全得靠老婆——老婆在饭店当服务员，一个月四百块钱，但一份隐形福利是，可以把客人的剩菜剩饭带回家吃。
其间不是没有挣扎过，他给私人打过十天工，觉得不正规，不干了；后来在街边给人修自行车，遇上城管，被没收了“作案工具”。他没办法解释清楚，这十几年自己在做什么，事实上，他什么也没做。在他看来这不是什么事儿，不值得骄傲，也不值得贬低。唯一重要的是，能在漫长的、等待60岁到来的日子里喝点小酒，“知足”。
来万顺喝酒二十多年，他从不乐意跟别人拼桌，“还得给人买酒”。他是那种一辈子没惹过事儿的本分老头，谨慎又小气。过去的几十年里，他深谙如何用最低成本换回快乐，他买两块五一斤的散装白酒喝，下酒菜是北市场里卖五毛钱的咸菜。
后来，他听说卖咸菜的死了，这让他有些忧伤。再来万顺，只能请求老板娘卖他一块钱花生米。情况改变是在六年前的12月，他第一次收到退休金——对于万顺的醉汉们来说，拿到退休金是仅次于下岗的重大人生转折。他把存折拿回家交给老婆之后，立马跑到万顺，点了两瓶“闷倒驴”（11.5度的雪花啤酒）、一整盘小菜，心里美得不行。他看着电视新闻里的大人物，“XXX那么大年纪了，天天还这么忙，也不一定有我高兴。”他说。
喝到酒的一百种方法
来万顺啤酒屋的人都懂规矩：先交钱，后喝酒。这源于英姐长久以来的经验——意外总会发生。或许是一场架吓跑了所有客人，或许是没钱的酒鬼偷偷溜走。事实上，为了能喝上一口酒，酒蒙子们能想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办法。借钱的、赊账的，耍赖的、碰瓷的，应有尽有，只要能弄到钱，能喝一顿是一顿。
即便事先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当我真正去了万顺啤酒屋，并和一些以喝酒为业的人搭上话，我还是轻易地被他们戏弄了。我遇到一位自称“蔬菜公司老板”的人。他看起来并不像一般的酒蒙子那么萎靡，反倒挺有精神，留一头板寸，鬓边有些白发。那天下午，他正和谢伟面对面坐着喝酒，谈话的声调很高，但完全听不清在说什么。我主动找他搭话。他摇摇手，脸上挂着轻蔑的微笑。幸好，同桌的谢伟搂住我，猛吐一口酒气对他说，“这是我兄弟！”“蔬菜老板”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头往前凑了凑，开始了他的讲述：
“万顺啤酒屋，我跟你说，这里面黑着呢！这（个地方）就是1920年的上海，百乐门知道吗？上海我几十年前就去过，南方，我都去过，那时候倒腾假币（他捻了捻手指，压低声音），知道吗兄弟？我比你大，但我叫你一声兄弟。”就像这里所有的酒客一样，他起了个高调，而后适时地表达自己的真诚。
“你想听这儿的故事对吧？太黑（他轻轻摇了摇头），就像他（偷偷瞟一眼正在收拾碗筷的光头服务员），狠角色……知道吗兄弟？我比你大，应该是你父亲，但我叫你一声兄弟。你问我怎么黑？嗨！我一看你，不行，我在这儿好好喝酒，那我怎么能告诉你呢？我图什么呢？”他突然拍着桌子激动起来。
见我愣着不知该怎么接话，谢伟拍了拍我，“他意思是让你给他买杯酒，买包烟。”“蔬菜老板”满意地笑了笑。后面的故事不难预料，在我老实奉上烟酒，并听他声情并茂讲述了自己是个多么实在的人（比如卖菜从不缺斤短两），他揣起烟，留下一句“你不行”，走了。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无恶意。但是为了喝到酒，他们的表演会很丰富。在光头师傅看来，这是一种本事，“他从今天上午坐在那儿，一分钱没花，喝到现在”。柜台上方的时针已经指向下午四点。
后来，英姐告诉我，这位自称“蔬菜老板”的人，实际就是酒蒙子一个，经常能空手套白狼，不花钱也能喝酒。“看见哪个敞亮人来了，坐桌上就开始跟人唠，唠完之后人家买酒，”英姐说，但次数多了，总会露馅。有一次，他跟一帮社会上的人喝酒，一桌人买酒买菜，就他不掏钱，对方脾气上来，抓着他打了一顿。
有时候，故意引起冲突也是换酒钱的方法之一。在酒馆里喝到东倒西歪，往别人身上撞，摔倒了，手机掉了，都是赖钱的理由。怎么办呢？遇上好说话的，给个十块八块，或者给你买杯酒，就过去了。遇上不好说话的，两边立马就要干仗，就又得英姐出面调解。
靠嘴皮子功夫换酒喝，只是初级操作。英姐的丈夫、酒馆老板李延宏告诉我，这里的另一个潜规则是，想喝酒的人都往那些“有能耐”的人身边靠。
九哥就是“有能耐”的人之一。据英姐讲，九哥是附近的“地头蛇”，主业是给人拉货，副业是搞点小偷小摸。有时候手头紧了，两项业务也能放在一起办。有一次英姐刚开门，九哥就开辆面包车过来了，门一打开，整车的卫生纸。问她要不要，便宜卖，英姐让他赶紧滚犊子。
九哥看起来是个狠角色，一言不合就黑下脸。老板李延宏觉得，这是混江湖的有效技能之一。“先在气势上压住别人”，旁人自然敬他怕他讨好他。但在英姐看来，九哥的豪横也仅限于万顺啤酒屋了，别看他总像是要随时暴起，但实际上呢？“遇上比他强的，他能给人跪下来那种”。
维护往日尊严的人
总得来说，万顺啤酒屋是个阶级平等的地方。酒客们对“穷鬼乐园”这样的称呼并不想发表什么意见。“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人们共处一室，互不打扰（当然是没喝多的时候），喝到尽兴处就拼成一桌，招呼老板娘再来一打。事实上，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应该是平等的。二十年前或者更遥远的时代，他们上一样的班，拿一样的三十八块六毛钱工资，下班后去一样的舞厅。他们更愿意讲过去的事，说起自己的父辈时眼神都会变亮，“八级钳工，工资99，比厂长拿得都高！”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酒客葛元情绪激动。
他们的身份认同和上个时代紧密连接，每个人介绍自己时的第一句话总是，“我是XX厂的”。当然，这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他们提到的一些工厂早已消失。但对尊严和体面的维护，成为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执念。
葛元59岁，永远坐在酒馆门口的一号桌。他从来都是自己一个人，穿着沈阳铁建的深蓝色工服默默喝酒，吃黄豆。葛元平时帮人看仓库，收入不多，大部分交给姐姐存着，余下来的钱全都花在喝酒上。即便如此，他从不会接过别人递给他的烟酒，“我不配”，他说，然后转头抽起自己7块钱一包的黄果树。
作为八级钳工的儿子，年轻时代的葛元过着相对充裕的生活。十几年前，他下岗，父亲去世，万顺啤酒屋就成了他每天必来的地方。这里的老客们都知道，葛元直到现在也没结婚，但没人清楚原因。英姐热心，寻思着给他介绍一个。聊天中谈起来，葛元只是摆摆手，“不唠”，话题就被终结了。
葛元
在穷鬼乐园里，人们的故事有真有假，但大致脉络一定是高开低走，有人到达过顶点，然后跌落，再然后以强硬的态度面对这种跌落——他们试图维护旧日的时光，方式是永远按照同一种逻辑做事。
我去啤酒屋的第二天晚上，张军出现了——他是穷鬼乐园里最体面的人。他身材矮胖，披一件黑色呢子风衣，踩着锃亮的黑色圆头皮鞋，里面是整套银灰色西服。推开门，风衣一甩，红蓝相间的领带也被规规矩矩解下来，放在柜台后的桌子上。
一坐下来，张军就滔滔不绝。他是这里少有的说话讲逻辑的人。他会告诉你他下乡当过知青（“1410天！”），他想当兵没当上（“因为扁平足”）。后来因为个人奋斗和历史的进程，他三十岁就当上国企的科级干部（“我管28号人”）——这段经历会在他每次喝多后重复提起，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从那时起，他每天出门都要穿西装打领带，夏天还要穿件白净的小汗衫。“特干净特立整儿！”英姐评价。像酒馆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十几年前，张军成了下岗工人，没日没夜喝酒打麻将，但这身西装再也脱不掉了。
即便是最痛苦的时候，张军依然在人前保持着体面。八年前，他母亲去世，妻子查出乳腺癌，他崩溃欲绝，自己闷在家里，眼泪哗啦啦地流。他不让旁人看见，更不会让妻子看见，哭过了一抹脸，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他一有空就来万顺啤酒屋喝酒，也不呼朋引伴了，就自己坐着。英姐听说他家出事了，安慰他，张军就默默听着，不时应几声。大概就是从那时起，他觉得万顺成了自己第二个家。
在穷鬼乐园，人们维护自尊的方式有很多种，并不是每种都像张军的西装那样显眼。对于偶尔过来的李海洋来说，他的方式是，永远不会一个人喝酒。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他独自出去喝酒，点了一碗冷面，一条明太鱼，一碟干豆腐，配上两瓶啤酒。喝着喝着，邻桌几个人过来挑衅他，“一个人喝酒？就混成这样？”他一瞅，是当年的几个小弟，现在跟着韩国人混，有点钱。他压住怒火，吨吨吨几口把酒喝完，酒瓶子“咣”一声摔在地上，“我见过钱！X！”从此之后，他再没一个人喝过酒。
在李海洋的讲述中，他的人生曾到达过高点，又重重跌落，对于这前后的反差尤其敏感。他曾是那个混乱无序又生机勃勃的年代里的弄潮儿，是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成功者的标准模板:出身体校，给人当过保镖，“进去过”，之后出来干生意。他曾是被人簇拥着的大哥。据他说，自己巅峰时期手下有五六十号小弟，“沈阳（有头有脸）的老人儿里认识我的不少”。
二十多年前，他迷上了酒精和赌博，赔进去的钱自己都数不清。在他讲述的版本中，落魄之后，他去过其它省份，也去过韩国，唯一的工作是给别人“看场子”。“那时候都给配这个”，他举起左手，比了个“八”。
没人知道这些话里真实的成分有多少。六年前，母亲突然患上脑血栓和肝脓肿，他回到沈阳。他召集了当年所有兄弟吃饭，一句话，“以后社会上的事就不要找我了”，意思是，他主动切断了几乎所有社会关系。他要一心一意照顾母亲。李海洋已经52岁，平时养花养鱼，一天给母亲做三顿饭，属于他的年月终究是过去了。
英姐
英姐原名叫王凤英，二十五年前，她所在的运输二公司下岗分流，就把她从单位推到了外面的世界。那时万顺啤酒屋已经开张，老板是李延宏的姐姐，人称“北厂二姐”，夫妻两人跟着二姐一道干。后来二姐年龄大了，英姐和李延宏就接管了啤酒屋。这不是个好干的生意，早年间沈阳干这行的二百多家，现在只剩下两三家。万顺刚开店的时候，附近的地痞从家里拿来脸盆，到店里拧开酒桶硬接，说不听，“能咋地？”
李延宏原来当过木匠，脑袋上窄下宽，一身死劲，遇见得寸进尺的也不含糊，一电炮砸下去，脸上就绽出几条血口子。英姐心里有数，在这里做生意，讲究的是软硬兼施，点到为止。别看她发了火也会拳脚相加，只有一点，“决不能打脸”。毕竟她是做生意的，不能吃亏，也不能真给人打急眼（发火）了。打完给人上杯酒，笑眯眯说几句软话，这是开店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智慧。
英姐不是没想过撒手不干。几乎每一天，她都要面对啤酒、烟灰和浓痰混合而成的肮脏地面，呜哩哇啦的喧哗声和时不时爆发的冲突，就连之前的民警都跟英姐抱怨过，“一接到你们电话就头疼”。有时候，酒客把人打伤了，赔钱，兜比脸还干净，又腆着脸找英姐借钱。但与酒客们相处时间久了，互相之间自然有些感情，有些老客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包狗肉，也要给她尝尝。大年三十，街面上一片漆黑的时候，她依然要开店，并更加频繁地问候每位酒客，“给大家一点温暖”。
就像那些度过了辉煌年月的酒客们一样，所有人都发现，万顺啤酒屋远没有当年的火爆了。那栋三层小楼如今只开放两层，顶楼租给了一家会计公司。酒馆附近的舞厅拆除，改成了一片仿古建筑，每年也就庙会的时候能聚点人气。
穷鬼乐园里也不是只有穷鬼了。大概六年前，一个叫郑执的沈阳作家来到这里，他称这里为“精神的废墟”——这是万顺啤酒屋自诞生以来第一次和文学扯上关系。老板娘英姐很开心，把郑执和呼兰（另一位曾来观察生活的创作者）的照片挂在高处显眼的地方。英姐记得，郑执刚来的时候，总是坐在酒馆中间的位置，点四瓶啤酒，一桌菜。他显然不属于穷鬼乐园里的那种人，但英姐也不知道这人什么来头。有一次，一位老酒客喝多了闹事，英姐对酒客一顿打骂，郑执看着，一边喝酒一边大笑。英姐还记得郑执的父亲，当年也常来万顺喝酒，总坐在靠窗的位置，他经常向酒友们夸自己儿子多厉害，考上了香港的大学之类的。
常有热爱文学的青年，不远千里来寻找郑执，上来就问“郑执什么时候来？”英姐答不上，他就每天来酒馆喝酒，喝了一个多星期没见到人就走了。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万顺成了沈阳的网红打卡地之一，一些vlog博主来这里记录生活，模特们来这里拍时尚硬照。于是酒客们也就被分成“观看者”与“被观看者”，二者最重要的区别是，在这儿喝了几十年酒的老酒蒙子们从来没发现墙上还有照片儿。
我在这里遇到一位业余vlog作者刘大为。他承认，自己最初来这里拍vlog的目的只是猎奇。但来了之后，却发现“这里的酒徒才是真正的大隐隐于市，每个人都背负着宿命的十字架，被无形的枷锁困在岁月之中”。于是觉得，“他们只是喝醉了的正常人”。
并不是所有人生都需要意义，穷鬼乐园里的人生尤其不需要。下岗了，没钱吃饭了，老婆跑了，脑溢血了，又能如何呢？在万顺啤酒屋，总有更苦难的存在。但只要你来，别的不说，一杯扎啤还是六块钱。
现在，陪伴这些老酒客，成了英姐生活的一部分。2020年疫情期间，几位在这喝了几十年的老客都走了，没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在家闲着没事，喝死了。英姐记得其中一位叫“螃蟹王”，来喝酒总要点十只螃蟹。疫情之后一直没见他，一问其他酒客才知道，人早就没了。说起来让人难过，平时不觉得，但突然就不来了，她心里空落落的。还有位老客人，八十多岁，得了脑溢血之后，什么事都不记得了，不认人，更不认路。只有一次，家里人没看住，这位老先生独自一人从铁西区走到万顺啤酒屋，就为了喝杯扎啤。他的记忆留在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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