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矗立的动物园｜谷雨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红山动物园像高塔一样拔地而起，但同时，它也像高塔一样孤独而脆弱。
百兽之王
在南京红山动物园，沈志军是个特别的存在。过去一整年，他经常一个人在园子里游荡，低着头，背影瘦削。疫情期间，动物园闭园，这里也一下子变得萧条，四野无人，只有兽吼和鸟鸣。他熟悉这个园子里的一切声音，放牛山上会有鹦鹉、鹤和雉鸡的叫声，狼会在下午三四点钟“开会”，发出“呜呜”的叫声，五六点钟会有老虎低吼，中间不间断会有长臂猿在唱歌。
有一只红毛猩猩和他很熟。那只巨大的猩猩总是坐在一米高的枯木栖架上，一动不动地晒太阳。沈志军站在玻璃墙外，唤它的名字，“小黑！小黑！”猩猩扭过头来，脸上是一对对称的黑色颊囊，那是雄性的标志，它看到了他，思索了几秒钟之后，缓慢爬下栖架，走到玻璃墙跟前，安静地坐到了他的对面。路过的工作人员经常会看到这一幕：他们像一对老兄弟一样对坐，有时候不说话，有时候他会跟它唠几句嗑，“你冷不冷啊？
红山动物园位于南京城北，占地65公顷，住着2800多只动物，沈志军可以叫出它们大部分的名字，他的微信名叫“百兽之王”，管动物叫“孩儿们”。几乎每天，饲养员们都能看到沈志军在各个动物场馆出没，像个山大王似的，“每天巡视自己的园子”。
有时候，他对动物的状态比饲养员还敏感。一次到象馆，他看了一会儿，指着其中一头大象跟饲养员说：“它最近是不是有点暴躁？”饲养员说是，这头母象正值生理期。
这是他当园长的第13个年头。他49岁，总是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眼神看起来很温和，气质斯文。他在红山动物园工作的十多年，红山从籍籍无名一步一步变成了国内最好的动物园之一。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他几乎没有周末，用副园长李梅荣的话来说，他冲劲很足，斗志昂扬的，“不管压力多大，他不退缩。”
但过去的这一年，员工们发现，他明显老了许多。中国猫科馆饲养员刘媛媛说，沈志军一直是个开朗的人，看到她们总是笑眯眯的，现在在路上碰见他，他不太看人，“不知道自己想着什么，看起来就很憔悴。”以前沈志军喜欢在朋友圈作打油诗，押韵押得很凑合，配上拍到的动物图片，但去年，诗也作得少了。
2020年，赶上瘟疫流行，人们发现，原来人类的生活方式很脆弱。而比人类更脆弱的，是大城市动物园里的动物，它们几乎被遗忘了。由于没有游客，世界上很多动物园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德国新明斯特动物园没有钱给动物买饲料，打算给一些动物安乐死，喂养剩余的动物；在中国长沙的一处室内动物园，由于没有饲料，一只羊驼被活活饿死，员工发现时，两只白狐正在啃噬它的尸体……那是沈志军最不愿意看到的状况。
但红山动物园正在一步一步滑向危险的境地。它是全国唯一一家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性质的动物园，收入80%以上来自门票，2020年一共亏损了3000多万，占到往年收入的40%。最困难的时候，红山账上只剩下了五十多万。沈志军考虑了很久，最终扣下了员工半年绩效，想要先保证动物的饲料供应。
去年有20多个员工离开了这里。临近年底，有员工在群里旁敲侧击地问：“欠的钱什么时候发呀？”他回答不了，每次开会，管动物的、管人的、管园林的部门都在说自己的资金缺口。红山宣传教育部部长白亚丽看着坐在会议室中央的沈志军，觉得他有点可怜，“其实没人帮得了他，动物园里的动物是嗷嗷待哺，那我们员工也是嗷嗷待哺。”
沈志军一直期待的报复性出游高峰，始终没有出现。去年3月15日，红山动物园闭园51天后开门的第一天，他早早就在北门外等待游客。为此，穿得十分正式，褐色衬衫搭配着一身深灰色西服。为避免拥挤，动物园参观道狭窄的地方设了护栏，改成单行道；狭小的场馆入口安排了保安做分流，北门外特意铺了1米宽20米长的红毯，邀请了许多当地媒体来报道。
那天南京刚刚刮完一场大风，是个灿烂的大晴天，早樱要开了，正是出游的好天气。结果场面非常冷清，上午稀稀落落出现的，是附近晨练的老人（他们60多岁了，不用花钱买票）。红山当天限流2万人，最终入园的人数是：2247。
整个2020年，沈志军把最多的精力都放在如何出去找钱上。白亚丽说，园里开会的时候，他会跟大家说进展，“最近去了哪里哪里，然后说我们下一步再找哪里哪里，再写个什么什么材料。一级一级往上传。”但大多数时候是徒劳的。
在那些反反复复的过程里，他几乎耗光了自己的精力，“以前觉得有很多的激情，很多的空间……现在感觉自己已经黔驴技穷了。”他摘下黑框眼镜，颓然地抹了一把眼睛，像是一个战士终于弹尽粮绝了。
这种无力感极少出现在沈志军身上。2010年，南京火车站北广场建设，占用了红山南门一块6万平方米的地。确权签字时，由于各种原因，会议纪要上没有明确提及“归还”，沈志军考虑了很久，没有在那份文件上签字。他咬牙扛了三年多，上级领导找他谈话，但他油盐不进，硬是不签。
被占用的是一片山林，里面有一个大约七千平方米的大湖，湖水幽碧，湖边布置着金丝猴、野驴和丹顶鹤等700多只动物的场馆。如果这块土地不要回来，那意味着那些暂时到郊区过渡安置的动物就只能一直呆在外面，回不来了。直到2014年，市里一位领导去调研红山，他沿着山路几乎没喘气地给领导做了报告，领导听完之后说，那块地应该给动物园。他听到这句话，当场落了泪。
过往的困境，沈志军靠着决心赢得了胜利，但眼前这场，他没有信心能够度过。员工也大都感觉到了困难，刘媛媛记得，有几次开会，有领导会悄悄提一嘴，可能下个月发不出来工资，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沈志军努力在员工面前作出积极乐观的样子，开会的时候，他说：“发钱的事情你们不要去烦，我负责挣钱养家，你们把动物管好就行。”
信心满满说完，他会感到愧疚，“他们上了班之后却拿不到钱，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不公平。现在真的就是靠理念在支撑着员工，为了动物们能够健康地、有尊严地活着。”
最好的和最差的
在一本名叫《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的书中，科普作家、动物园爱好者花蚀把红山动物园评价为华东乃至全国最好的公立动物园之一。2018年，花蚀在微博上发下宏愿，要用四个月的时间，去中国的41座城市，逛遍56座动物园，结束之后，写本点评国内动物园的书。彼时他在微博上有200万粉丝，这趟行程了引发整个动物园行业的关注。他最后在书中这样评价——
好的动物园不仅会让游客获得愉悦和知识，并最终将所有的收获和感悟体现于日常行为的改善；这种行为的改变会减小对环境的压力，从而让人类和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都能更长久地存活在地球上。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把动物园变得更好，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
那时，国内大多数动物园还比较原始，挖一个平地，用铁笼子和水泥，把动物关起来。但红山动物园很特别，它的动物还保留着野性。狼会在水边埋伏，等野喜雀飞下来喝水，嗖一下扑出去摁住。它还会自己刨坑打洞，把小崽生在里面，饲养员第二天早上捡到一窝狼崽。那是在野生狼身上才能看到的行为。
红山的动物有不被人看到的权利，豹猫天性胆子小，红山动物园的豹猫馆为它设置了很多藏身之处，游客在一丛丛灌木的缝隙中才能寻找到它那双发光的大眼睛。红山有自己的生态，除了是动物的家，它还有许多原住民，比如熊谷旁边是一片灌木丛，夏天晚上有特别多的野生萤火虫飞舞，有时候还能目击到出来散步的野生的貉子和狗獾。
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不太被人瞧得起的动物园。红山动物园副园长居丽自1998年建园就在这里工作了，在她印象里，当时的红山已经落伍了，出去参加行业交流时，“其他的公园也不太愿意跟我们交流，因为学不到什么东西。”
2008年，沈志军来到红山动物园的时候，很多动物在笼子里关久了，显得很呆板，眼神会木然地绕着一个相同的轨迹转圈。很多年后，沈志军还记得一匹狼的眼神，它被关在边长两米的六边形里，仿佛已经不再是一头猛兽，眼神非常胆怯，看了他一眼就赶紧移开，不敢和他对视。
沈志军知道生命要很艰辛才能活下来。来红山之前，他是一个习惯和植物打交道的人。他大学学的是园艺，毕业之后在栖霞山种过七年树。栖霞山一开始很荒凉，土壤贫瘠，他们要种上枫树和鸡爪槭这样的彩叶树种，先在山下育苗，等种子发芽长成手指粗的小苗后，他和同事背到山上一棵一棵栽下去，那时候没有水泥路，他扛着铁锹爬山，穿越杂树和灌木丛时，有的同事脚都会被戳破。
这段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沈志军对生命的看法。在山上施工时，他尽量不砍树，能保的都尽量保。同事偶尔会逮到一些猪獾、狗獾和小刺猬，同事们想带回食堂改善伙食，他说，还是放了吧。建防火道时，遇到一窝雉鸡，他带着同事悄悄绕了过去，没有惊扰它们。
看到笼子里被圈禁的那些动物，沈志军本能地想做点什么，让它们过得好一些，“它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们应该善待它，这是当时心里最朴素最基本的想法，不是矫情的，就是你应该对它负责。”
那时候沈志军很热情。苏原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沈志军还是十几年前。沈志军来北京参加全国园长的培训，苏原是讲师之一，他对沈志军的印象是，年轻、热情，在一个很轻的年纪担任了主要领导，难掩意气风发。
苏原当时已经是国内知名的动物园场馆设计师了，在业内说话很有分量。培训期间，沈志军问了苏原很多有关场馆设计的问题。苏原能感觉出来，他迫切地想做点事情。可以佐证这种迫切的有一个小细节：沈志军跟他握手的劲儿特别大，“都有点过了”。
但苏原不抱期望。在沈志军接手之前，苏原去过红山几次，那是一个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让人失望的动物园。当时的红山园内有三座山，大红山、小红山和放牛山，这是其他公园没有的地形优势，本可以依山造形，给动物们提供一些更自然的居住环境，但他们还是习惯把山坡挖成一块平地，用一览无余的铁笼子和水泥地来展示动物。
刚到动物园，沈志军就感觉到挑战。第一天上班开全员会，落在他身上的目光充满各种意味，他能感觉出，有些目光里的掂量和不信任，是在打量一个外行人。
他是种树种花种草的行家，看一眼叶片的颜色，就能判断出植物是不是健康，但在这里，他过往的理论和方法都失去了用武之地。
在沈志军来之前，这是一个收入稳定、清闲安逸的事业单位。2002年，苏原在培训会上遇到过红山的三四个年轻人，都是小年轻，充满激情，过两年他再去红山，遇到那几个人，诧异地发现，“（他们）已经毫无光芒了，你不知道这些孩子怎么了。”
他习惯跟踪来参加培训的年轻人后来的发展，“最惨的就是南京红山动物园，特别明显，就跟消失了一样，特别惨。”从那之后，很长的时间里，苏原再没去过红山动物园。白亚丽当时刚毕业来这不久，有着蓬勃的工作热情，每年会组织多批小朋友做科普活动。偶尔也会听到背后有人嘀咕了，“真是闲着没事干了。”
李梅荣能感觉出沈志军的急切，刚到任不久，他有了一个大动作，发动全部饲养员开展场馆丰容竞赛（在当时丰容是一个很新鲜的概念，刚刚进入中国没几年，就是以一种较低成本的方式，改变动物的进食方法、增加栖架和玩具等，让动物展现出更多的自然行为）。
李梅荣在红山工作多年，他劝沈志军，全园都开展不太现实，是不是先选几个场馆试试，但沈志军希望全面铺开。“他比较急，也比较理想化，追求比较极致的完美，就是有好的方向我就要朝那个方向奔。”李梅荣告诉我。
当时红山饲养员大都学历较低，没有受过专业教育，主要靠老师傅传帮带，无法完成这种新理念下的操作。“他们首先在心理上没有接受，其次在方法上也没有找到好的方法。灵长类式动物可以做做攀爬设施，其他动物呢？猛兽怎么样，鸟类怎么做，都不了解，所以工作最后都落实不下去。”李梅荣说。
连沈志军本人也谈不上专业，他很认真，会把书上看来的方法告诉饲养员。李梅荣在旁边听，他学动物出身，觉得不大对，又不好意思当面指出，等沈志军走了，再告诉饲养员，“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下。”
一些员工不愿意多干活儿，沈志军曾当面收到饲养员的抱怨，“没事折腾这事干嘛。”园里某位分管领导也旁敲侧击给沈志军提意见，这是让员工多干活，又不多拿钱。
那场大刀阔斧的尝试维持了12天，以失败告终。李梅荣记得，最终只有少数几个场馆实现了丰容，大部分没有变化。因为响应者寥寥，沈志军自己成了最积极的人。
白亚丽说，猩猩喜欢床单，沈志军就把家里不用的床单被套都拿来，还有一些毛绒玩具。有一次，他跑去超市，一个人要回来一堆塑料袋的卷轴和其他废品，让饲养员把卷轴扎一些小孔，塞进去食物，给动物丰容。
有一次，白亚丽去旧灵长馆，看到一只单独关着的小猴子，它生病了，裹着一个棉袄在睡觉，那个棉袄过于干净，出现在破旧的笼舍里显得有些突兀，她问饲养员棉袄是谁的，对方告诉他，是沈志军拿来给小猴子盖的。
动物优先
那几年，沈志军家里的电视换了台，以前播的是《鉴宝》，现在变成了《动物世界》和《自然传奇》，他办公室的书桌上摆着很多动物的文献和书籍，他成天在各个山头和场馆里面出没，尤其热爱和饲养员聊天。
2010年到2012年，沈志军出国参观了大量国外动物园。在法国博瓦尔动物园，他亲眼看到工作人员给非洲象做人工授精，把很长的工具探入大象的体内，大象看上去很安然，他震惊地问：“大象不会踢你们吗？”对方告诉他：“不会的，训练好了，大象很信任我们。”
当时在红山，所有饲养员最服气的是一位养老虎的老师傅，只有他能把老虎从一个笼子喊到另一个笼子。沈志军观察了一下，发现这位老师傅最常用的方法是大声的呵斥，老虎听到吼声，会顺从地听令。
令沈志军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欧洲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下辖的EEP（欧洲濒危物种计划）听到的普氏野马的故事。那是世界上现存唯一野外生存的马种，栖息地位于中国新疆、甘肃和内蒙的交界地带，数目濒危。
EEP的工作人员曾尝试人工繁殖了一批，放归到新疆的草原，然而第一年放归的全都死掉了。工作人员很痛心，他们发现，野马大都是饿死的，冬天冰雪覆盖草原，野生的普氏野马能用蹄子刨开冰雪吃到草根，而人工繁殖的野马早已丧失了这一能力。此后，EEP的工作人员对野马进行针对性训练，每次喂食都会在草料上覆盖一层冰，让野马不断练习用蹄子刨冰的能力，过了这关才能放生，经过几年的训练，EEP再次尝试放归，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批珍贵的野马在广袤的草原上活了下来。
那一刻，沈志军豁然开朗，最高境界的动物园应该是EEP那样的，尊重和保护动物天性，做好物种保护，如果将来需要，最终能够反哺野外，才是动物园的终极价值。
很多年之后，沈志军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个故事。但当时在国内，存在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很功利，认为动物园就是用来赚钱的。另一种声音则站在道德高地，认为动物园本身就有原罪，通过剥夺动物的自由来满足人类的观赏趣味。
但沈志军想要一个不一样的动物园。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贡献给了这件事。先是取消动物表演，契机是2011年，住建部出台了172号文，要求保障动物福利。但对于国内的许多动物园来说，动物表演是创收的重要方式，大家都选择观望。
沈志军最先推动这件事。当时红山的班子里有人提出反对，觉得这会让动物园陷入经营困难。李梅荣回忆，那段时间，园里反反复复开了很多会，“阻力很大”，但不管别人提什么反对意见，沈志军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动物园应该引导公众，而不是简单的迎合”。
取消动物表演之后半年，的确出现了客流量的下降，许多带团的旅行社一听表演没了，“那还有什么意思。”
为了增加收入，沈志军想了很多办法。停车场合同到期之后，沈志军重新组织了招标，新的租户以76万的价格中标，旧租户落标之后，在招标现场闹事，对方发狠话威胁沈志军：“你等着，你家小孩在XX学校上课，你家住在XX小区，老子去你家吃饭。”
接收停车场的前一天，沈志军一边让人继续和旧租户谈判，一边做了最坏的打算，他通知新租户：“你们明天做好打架的准备。”他是个细致的人，工作做得周到，先给自己的分管领导打好了预防针，说：“我们明天有可能要打架。”领导大惊，说你最好跟派出所也说一声，派出所听完原委也很无奈，建议他装个监控。
沈志军记得，那天的谈判进行了很久，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他和园里另一位分管领导坐在四楼会议室等着，两人一直都没说话。直到十一点有人上来说：“谈成了，对方愿意退了。”沈志军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它可能挺孤单的”
沈志军不怎么考虑“门面”的事情。白亚丽说，园里员工的电脑和一些办公设施，大都已经使用了十年以上。整个动物园只有一个大会议室，里面的椅子样式乱七八糟，海绵的、木头的，都很旧了，有一次，大家建议沈志军：“会议室是咱们的门面，稍微收拾收拾，买一套统一的椅子吧？”沈志军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旧的放哪儿去啊？还不是得用。”
国内一位动物专家来参观，他陪着对方逛，白亚丽无意看了一眼他的皮鞋，皱巴巴的，很破旧，她把目光转开了，没有再说什么。
他常常需要面对质疑。在动物园，当人和动物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一定是动物优先，饲养员刘媛媛说。冬天天冷，饲养员想申请个油汀，很久都没批下来，“但如果是动物要，就会很快。”会有员工发牢骚：“人的福利都不好，还谈动物福利。”
李梅荣甚至和沈志军吵了一架。
起因是亚洲灵长馆的饲养员休息室。这所场馆在2017年设计之初，有一个单独的饲养员休息室，很宽敞，但在实际建设时，李梅荣发现那个休息室不见了，沈志军把它变成了长臂猿和金丝猴的活动空间，休息室被挪到了通道处的废弃空间，不到八平米，有些寒碜。他当场和沈志军当场吵翻了脸，“你怎么能不把人放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动物很重视，不重视人呢？”
不只是亚洲灵长馆，在猫科馆，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隔间，摆着给动物切肉的案板、员工的办公桌、监控动物状况的电脑。两个饲养员在里面转身都很困难。
几个员工把取消休息室的事情编成了节目段子，在新年晚会上调侃他。他跟员工解释，“我有限的资金要用在刀刃上面，这个刀刃是什么？是给动物的。”
红山后来成立了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有空的时候，沈志军会和别人一起去放生救治的动物，那和EEP的放归不是一回事，但他还是很喜欢参加这个活动。笼子打开之后，大部分动物都会在几秒钟消失，野猪奔向山林，白头鹎飞向天空。让沈志军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海龟的放生，他和同事开着车把海龟和救护中心其他工作人员从南京送到了广东惠东，两个多月后在那片海域放生了这只龟。
那只海龟从笼子里爬出来，触到了柔软的沙滩，它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定位了大海的方向，开始缓慢地朝着那个方向爬去，它爬得慢，爬一会儿得歇一下，再继续爬，如果前面有人挡道，它会稍微绕一下，一路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洁白的海浪终于触及了它的身体，把它身下的泥沙冲刷干净，它和大海融在了一起，几个起伏之后消失不见。
有人把这一幕拍了视频给沈志军，他看了很久很久，“你看着它一步一步向大海爬去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对于沈志军来说，最挫败的时刻就是面对动物的死亡。
红山有一只叫乐申的红毛猩猩，它1999年出生在红山，是这座动物园的明星，它身形巨大，披着橘黄色的厚厚毛发，南京的游客都很熟悉它，有人小时候被爸妈带来看它，长大之后再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
但乐申并不喜欢被人群围观，人多的时候，它总是缩在笼舍的角落里，背对着人们。但它认得沈志军，他们是老朋友了。每次他来，它都会从栖架上爬下来，踩着某种特殊节奏的步伐走到玻璃跟前坐下来。他从来不会俯视它，总是蹲下来，他把手放在玻璃上，它也会把手放在同样的位置上。
乐申智商很高，会刷牙，能画画，还能配合饲养员捡垃圾和打扫房间。后来，它甚至学会了用绝缘物体去试探电网，2019年6月5日下午，乐申用床单扯开电网，逃了出去，发现之后，兽医远距离对它进行了麻醉。
乐申再也没有醒过来。麻醉后的第一个小时，它呼吸还是平稳的，但紧接着出现了呼吸困难，鼻子有液体流出，那是肺水肿的迹象，开通静脉通路、吸氧、呼吸机也上了，都没有用，一个半小时之后，乐申停止了呼吸。沈志军从外面请来的一位呼吸科主任看了乐申的情况，冲它摇摇头，没希望了，他不相信，几个人继续轮着上去做心肺按压，饲养员一直在喊乐申的名字，摸它的脸和手，几个人按压了一个多小时，都累瘫了，还是不放弃，直到有人慢慢哭了出来。
白亚丽到的时候，看到沈志军红着眼，所有人都是哭过的样子。红山的工作人员大都和乐申很熟，它在红山生活了20年，马可一直记得，小时候的乐申喜欢扒在他小腿上，甩都甩不掉。白亚丽也掉了泪，其他人情绪崩不住，又哭了，她隐约听到沈志军骂了一句脏话，语气愤怒而无力。
乐申去世的第二天，南京下了一场小雨，天气阴沉，马可去了乐申的场馆，隔着玻璃看，是空空荡荡的栖架。马可拍了一张照片，在照片的栖架上，乐申最爱待的位置，他用红线勾勒了一只猩猩的轮廓。
“每次看到动物不在的时候，我都会问为什么，就是它如果在自然界死的话，是被捕食了也好，还是其他原因也好，它是大自然的法则。但是在我们动物园里面，它无所依靠，只能依靠我们人。所以我们既然拥有了它，为什么不好好照顾它？”沈志军说。
乐申事件之后，有一位饲养员在园子里偶然碰见沈志军，他们一起走了一段路，沈志军语气平静地跟她说，乐申应该过得不是很快乐，它一直在自己的那个二十平米左右的小房间里，饲养员为了防止它搞破坏，不敢给它留下坚硬的物体，比起其它的猩猩，它的屋子要更空旷一些。
“它可能挺孤单的吧。”沈志军说。
理想主义者
在陈月龙的定义里，一个动物园园长必须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当动物园真正服务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时候，需要这么一个人带领动物园艰难前行。而沈志军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陈月龙是北京人，光头，后脑勺留着一撮小辫子，有点玩世不恭。但他是行业里知名的野生动物救护专家，曾在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救活过几只穿山甲。他说话直接，很少给人留情面。有一次，在红山食堂吃饭，同事问他要坐哪儿，他说：“我想挨着你，但我不想挨着他。”他指了一下沈志军。
陈月龙知道他听见了，但沈志军没有流露什么，打了饭自己坐一桌吃去了。“我这样的人可能也只能在红山混了，去别的动物园早被开了。”陈月龙说。
他曾在太原动物园见过一只叫东东的大象，它的暴脾气在整个行业里都是出了名的，有饲养员曾被它伤到骨裂。陈月龙第一次见它，东东用鼻子吸了水，喷到他旁边的墙上，那是一种试探，它在等他的反应，“它早就预设了，我是什么反应，它就会有什么样的应对。”他没有动，也没有说话，只是把视线移开了。”那头大象再也没有对他做什么，“其实象看得比谁都明白。”
对行业来说，红山动物园正在变得有吸引力。彭培拉从一个以极其成功的商业化著称的动物园辞职，晃荡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最后也来了红山。那是2019年春节，在一个同行的饭局上，有人提到红山，“如果想在国内好好养动物，可能就只有红山了。”
沈志军追求的是一个更能展现动物天性的动物园。在设计亚洲灵长馆时，马可希望通过设计一种分配通道，实现长臂猿和金丝猴在不同展示场馆之间的便捷转移。他想着能不能用软网来做通道，比较轻巧，几条通道之间可以实现并联，每一只猴子可以去往每一个展馆。
这个建议几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只有沈志军支持”。验收的时候，第一天放金丝猴，那只猴子从内舍伸出头来，手勾着软网，一瞬间就窜过去了。马可觉得自己是个理性的人，但那个瞬间，他热泪盈眶。“它天性就是喜欢这种晃荡的东西。”
去年新开放的狼馆，是马可最为骄傲的作品。场馆位于半山腰，在一千多平米的山坡上，马可为狼设计了高中低三层活动区域，里面的环境复杂而多样，有错落的山石，树丛，还有循环的瀑布和水池，在这里拍的照片，如果不说穿，很多人以为是在野外。每个观赏位只能看到场景的一部分，狼总能找到一个位置躲开游客的目光。
陈月龙记得，有一次去狼馆，在一个观察口，一群人在探着头，视野里并没有狼，但下一刻，一匹狼从径道上出现，它走在来自山体破土而出的原生岩石上，以狼标准的一颠一颠的步伐向玻璃橱窗前的人们走来，人群抬头看着这头猛兽，发出惊叹和欢呼声。
李梅荣也发现了一些变化，新的猫科馆建成之后，三只华北豹入住，它们摆脱了水泥地和铁笼子，拥有了一片山坡和树，矫健的豹子在山坡上纵跃，兴致来了，会爬树。一位养了许多年豹子的老饲养员看了许久，悄悄跟李梅荣说：“工作了几十年，我以前居然从来不知道豹子会上树。”
“其实游客不用懂那些技术什么的，当那个动物朝他走来，充满了自信，浑身干净又漂亮的时候，他们就是能感受到。这就是动物园应该给公众的东西，当他看到那些动物积极、勇气、果敢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才是我们和生命对话的时候应该获得的东西，而不是什么动物蜷缩在水泥地的一角，在那儿瑟瑟发抖。”陈月龙说。
但谁都未曾预料，一场疫情会把红山推入绝境。
“别太拼了”
整个2020年，沈志军跑遍了相关政府部门和主管红山的旅游集团，希望能获得一些纾困资金。有人给沈志军出主意，你每年有五百多万的客流，要努力加大经营，“其他动物园搞动物表演，照相收费，什么收费投喂，你怎么不搞呢？”他只好沉默。
只有沈志军自己知道，他的很多努力是难以撬动市场的。过去十年，红山的客流量从每年87万上升到560万，但其中，只有160万人买票，另外四分之三的人群是免费的，包括老人、儿童、残疾人、军人……还有一些南京市政策特殊规定的弱势人群。南京市常住人口一共880万，按照饱和率来算，红山已经达到将近70%，不太可能有大幅增长了。尽管人力成本和物价成倍地增长，但红山40元的门票价格已经维持了11年。
在苏原看来，沈志军正在遭遇的是某种理想主义的悖论，“他们做这么多尝试、这么多努力，受这么多苦，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些东西没人去买，只有人夸，但是这个夸跟钱又没关系。”
2020年八月，走投无路的时候，沈志军给南京市长韩立明写了一封信，写出来，又修改了半个多月，犹豫了很久。8月，听一些领导说韩市长在朋友圈里转发了他的专访后，他做了决定，以挂号信的方式寄给了市长本人。
半个月之后，市里财政领导给他打电话，划拨了400万的应急资金。主管红山的旅游集团后来又借了300万给动物园。
这两笔钱不能填补巨亏，但他可以暂时缓一口气了。
2020年沈志军最舒心的事情是十二月去了一趟上海动物园，看到小黑的女儿，一只一岁多一点的雌性红毛猩猩，像人类婴儿一般小，不到五分钟，那只小猩猩就抱住了他。
也是在上海，他见到了老朋友，对方听说了体制与困境，劝他，“兄弟啊，你别太拼了，别太当自己的事干了。”
某种程度上，他和他的动物园都是孤独的。李梅荣告诉我，狼馆开放之后，夸赞的声音大都来自动物园发烧友，但同时也有游客跑去提意见，“这个狼馆不好，以前那个狼都在里边跑，一眼就看见，这个绕一圈都看不见，要费劲地找狼。”这些意见让动物管理部感到压力很大。
“可能现在国内的市场只能接受馒头，但老沈天天捧着一个奶油蛋糕出来，很多人其实是消化不了的。”在苏原来看，外界的不理解和红山面临的经济危机其实根源是一致的，红山已经超越了国内很多人对于动物园的认知，“公众的水平在这儿，红山突然窜到了那儿，他（沈志军）怎么能让周围这些人去支持新的状态，他只能去靠打报告、呼吁社会力量。”
以前苏原还会跟沈志军讨论，场馆还有哪里可以改进，但现在很少再说了。以他对沈志军的了解，他一定会去改进，“最后可能在某些方面又进了一步，但是除了这个圈子里的人理解之外，很多公众看不懂，如果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压力怎么办？如果因为这个事就崩了怎么办？”
这半年，苏原在帮红山申请一个国外的动物园场馆设计网站zoolex，上面发表的都是国际顶尖的动物场馆设计，此前没有任何一家中国动物园的设计被发表，他把红山一些场馆的资料发给了网站的编辑，已经沟通了半年，如果可以发表在上面，是很大的荣誉。他没有告诉沈志军。他希望帮沈志军做一些事，“这些事做完之后不会给他带来其他层面的压力。”
陈月龙觉得，那也许就是红山现阶段必须要承受的，“总要有人先走这一步，然后他就要顶住压力，面对这些，当有一天别人意识到，这才是一个动物园的样子时，这个行业才会有更多好的动物园出现。”
也许沈志军早就收到了自己的奖励，他的办公室摆着一个小画框，那是南京市一家幼儿园的小朋友送给他的礼物，小朋友的字歪歪扭扭，每句话后面都陪着简笔画，他们写：To 100之王（百兽之王）：
太平巷幼儿园大一班
小朋友把这个小画框送给沈志军时，他掉了泪。他把那块黑板摆到了办公室书柜的前面，进出都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