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卫星是一位高中语文老师，距离他最后一次走上讲台，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五年；他还是一位小说家，距离他第一本，也是到如今唯一一本小说问世，已经过去了十年。他年方五十，正当壮年，并未退休。在互联网初兴的十多年前，梁卫星曾经饱有名气，是钱理群笔下思想最深刻的中学教师，也曾被喻为民间思想者群落中的一员。但后来，他消失了，他不再写小说，远离了网络，他有博客但不再更新，有微博但又注销了，在一个不断进击的十年后，梁卫星的名字只剩下互联网考古学的意义。
本文就是关于这样一位教师、知识分子，还有他的朋友们失落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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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所期待、所呼唤的语文老师，中学老师，民间思想者，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等得太久太苦，他终于出现了。
钱理群致梁卫星的信
“那天你说想了解梁卫星，我大吃一惊，我以为他已经被遗忘了。”
82岁的钱理群先生只有眉毛还不是白色。他的语调轻柔，半是惊讶半是感伤。这是2021年的夏天，一个安静的养老院，当年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如今是一个瘦瘦小小的驼背老头。我们坐在一套满目是书的宽敞公寓里，这是钱理群为自己选择的终老之所，妻子过世后，他一个人独居于此。他因鲁迅研究，在学界享有莫大的声名，又曾以北大教授的身份积极介入现实，推动教育改革，虽然成败难论，但确乎让他身列当代中国最知名的学者之林。但扪心自问，钱理群需要这些吗？他不需要，搬进养老院，便是向社会的一场告别。晚年的时光要只属于自己，为此他婉拒过许多寻踪而至的拜访（包括几年前我的一次）。但这回，在电话里，钱理群说，关于这位被遗忘的中学老师，“我有许多话想说。”“大概是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收到梁卫星寄来的一本他私下写的集子。”没有停顿，钱理群进入了回忆，“我看了后非常吃惊，非常意外。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在这份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你可能知道，当时我也处在一种困惑当中，我大概是1999年就介入中小学教育，后来碰到我没有想象到的困难。”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的义务教育便被“应试”演化成了连绵不尽的战场，知识成了弹药，教育成了题海，一切都“工厂化”了。在这之中，语文教育可能更为复杂，习化了什么样的语言，便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传统的语文教学，从识字、分段、概括段落大意到总结中心思想，开放的文本被归缩成标准答案，每个知识点都有了分数的衡量，个体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就显得不合时宜，语文教育不仅变得乏味，还将培养乏味的人：具有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无误地理解他者（在学校是老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在社会上是老板、领导）的意图和要求，自觉压抑不同于他者要求的一切想法，然后正确、准确、周密，甚至是机械而死板地贯彻执行。但钱理群说，我们的教育不能只是培养兼具能干与有用，服从与付出的工具。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他受邀担任“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改革工作小组”的顾问，希望让语文教育回归“立人”。但真正参与进来，却发现困难重重。出版社反对他，学校也反对他，应试名师说他站着说话不腰疼，求胜心切的家长也不买账，他的书写了一本又一本，文章发表了一篇又一篇，但高考还是高考，就像做梦者谈论美梦，一切都是空谈。自上而下的改革，他无能为力了，那就自下而上的推动吧，钱理群转而希冀找到那些身处第一线，有理想、有智识的中学老师——如果他们决定做些什么，大概也能成为一粒粒燃烧的火苗。这是位浪漫的老师，他宣称自己的课堂“不独面向社会，面向知识，更面向大地与天空，河流和树木”；他对自己的责任高度自觉，“一个教师，不论以什么样的姿态营造他的课堂，不论以什么角色面对他的学生，他始终都是一个启蒙者”；他还有些小心翼翼，“我字斟句酌，绞尽脑汁，如林黛玉进贾府一般，处处留心，处处在意，害怕我的语言对学生形成误导……”“那些年，因为我在教育改革当中高举了理想主义的旗帜，所以那些有理想的老师就围到我这来了。”钱理群说，每一年，他收到的信超过两百封，那都是些最优秀的中学教师，有的来自一省名校，有的来自底层乡村；有的是年高长者，有的是热忱青年；有早已是学校里的刺头，也有的前途远大，甚至还有乡村的残疾教师。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在这些人中间，梁卫星依然是最特别的，他的思想最深刻，“别说中学教师，一般的大学教授做不到，一般的知识分子也做不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钱理群告诉我，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最初的来源就在梁卫星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我们培育的学生，有的信奉“只有考上重点大学，才能做人上人”，因而形成了“成功者的自信与失败者的自卑结合”的畸形人格；有的以“要在现有的生存条件下活得最好”为人生目标，信奉“权力就是一切”的人生哲学，由此形成为了获取权力可以越过一切道德底线的“强权人格”；有的对生活、家庭、学校、社会，都失去基本信任，从而形成“反社会”人格。这三种人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获得成功，很可能就成为“高智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也契合了钱理群自己的观察，“在北大时，我感到了三个阶段。”退休前，钱理群开授了三十载的鲁迅研究课，“第一个阶段是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学生有强烈的共鸣，一边讲学生一边哭；第二阶段是90年代，我还是讲鲁迅，结果班上的学生就分两派，一派认为鲁迅这么活着太苦太累，希望他进博物馆，和我的生活不发生关系，另外一批学生就不，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太轻了，需要生活的重量；第三个阶段，我的名声越来越大，我就发现，听我课的学生，很多是奔着我的名声来的。很多人找我签名，我一看，这书都没看过，是新的。后来我就很愿意退休，觉得这种课没意思了。因为我要名声干什么呢，我不要这个嘛。”2012年教师节前夕，钱理群组织了一场“一线教师座谈会”，那些和他长期通信的老师们都来了北京，其中也包括梁卫星。钱理群不记得这是不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当时这位乡镇中学的教师已经调到了仙桃市某中学，那是一所省重点中学。这是这些理想主义者的第一次大聚会，也是最后一次。在会上，钱理群告诉大家，他要离开了。“我能说的都说了，能做的都做了，我提出要超越教育而谈教育，其实就是做不到嘛。”钱理群摇摇头，“但是我可以退出，他们没法退出。这是让我觉得内疚的地方。从某种程度说，他们也算我的学生，但我是害了他们。”“他们许多后来都被边缘化了。”钱理群继续说，他没有提，但你明白他说的是“失败”。这二十年，是素质教育提得最多的二十年，也是应试教育持续扩张，愈发坚固的二十年。那些与他通信的老师，有的在不同的学校间辗转流浪；有的被家长围着骂，直到痛哭失声；也有的被调去了图书馆，再不能上课。剩下的老师，也在这个十年愈演愈烈的“应试”战场上疲于奔命，那位一心想着人文素养的残疾教师，所带班级统考排名倒数第一，他不肯做公开检讨，被勒令“停岗”。差不多又是一个十年快过去了，钱理群已经垂垂老矣，他被诊断出癌症，自己估计还剩五年。疫情之前，几乎每年梁卫星都会从仙桃来看他，他老了，梁卫星也老了，当年的青年教师现在也过了五十岁。他看着梁卫星一年比一年意态消沉，钱理群说，“一点不妥协是不行的。”但梁卫星思想最深刻，也就最不会妥协。“为什么每年他都来看我呢，因为在仙桃那个环境，他没有可以谈话的对手。”那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文革”期间，钱理群被发配到贵州山中，那时候他也体会过的，就是鲁迅说的，“荷戟独彷徨”。“所有这些人里面最可惜就是他。因为他没有发挥出他应有的作用，他实际的水平远远高于他现在展现出来的东西。”我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梁卫星的《勉为其难的抒写》从未正式出版，这本叫《成人之美兮》的书，才是他出版的第一本，那也是十年前的事了。让人意外的是，这是本小说，作为教师的梁卫星，最后不是以教育者，而是以小说家的形式留下印记。小说谈的虽然是教育，但不关乎学生，而是讲述如他一般的中学教师的命运。
我们把知识当做谈资，调剂着课堂气氛；我们也把现实当做佐料，来迎合学生。我们以这些作为筹码，要求学生听话、老老实实地做练习、乖乖地遵守纪律。我们的课堂成了优秀课堂。梁卫星的《成人之美兮》出版于2010年，一年后加印，后来并未再版。如今在二手书平台上能看见零星的几本，售价相比原书的26元，最高已经卖到了152元。与之对比，两年后他又写了一本《梁漱溟传》，售价38元，同未再版，现在买还有打折，大概就能衬托出前一本受欢迎的程度。如果说作为教师的梁卫星，后来转型成了作家，他却只出版过这两本书，最近的一本也是快十年前的事了。
在刚刚出版的十年前，这本书有过不错的声名，我曾经看到过当年的记者采访，当时的梁卫星就像一位雄心勃勃的小说家一样，说他要写的是三部曲，第一本写老师，第二本写学生，第三本写校领导，《成人之美兮》只是第一本，颇有些文豪睥睨扬眉，要在笔端把我们的教育和人生一网打尽的意思。如今的互联网，知道他的人寥寥无几，但十多年前可不是这样，他不仅是新兴的作家，还被称为民间思想者群落中的一员：杂文、诗论、书评，他既以中学教师的身份，批评命题作文让学生成了学舌的鹦鹉，又以思想者的真诚，分析希腊城邦制度的兴衰。在互联网初兴的时候，表达还只有朴素的文字一途，中学教师梁卫星的表达欲如此旺盛，在每个下课归来的夜晚，文字就像被倾倒在键盘上。他最早在天涯论坛上饱有名气（由此也可见他的古早），他还是关天茶舍的版主，那是早期天涯非常著名的杂评版块，吾侪所学观天意，这是陈寅恪的一句诗，“关天”也就是关注社会，关心现实。但后来，他不再写小说，远离了网络。他有博客但不再更新，有微博但又注销了，仿佛是时代的发展与他格格不入。如今在天涯上，除了一些十多年前的断篇残章，倒是能看到一篇他人的评论：《怀念在关天“自杀”的梁卫星兄》。所谓“自杀”，也是他销声匿迹的意思。这就是我对他好奇的来源。21世纪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十年，如今回望，即使第一个十年，也给人遥不可及之感。梁卫星写小说是在第一个十年，发表时评更是远在十年之前，在一个不断进击的十年后，他的名字却只剩下互联网考古学的意义。他去哪了？还在教书吗？最初我试图做一点打听，一位实习同学来自北大，辗转找到了一位从仙桃某中学考入的同学，“你们学校有一位叫梁卫星的老师吗？”这位北大学生对此既未肯定也未否定，而是建议我们联系学校，由“官方”向我们作答。故事以“我”开场，“我”是一个浑噩度日的大学毕业生，一辈子没想过要当老师，却靠了家庭关系挤进黄花市最好的中学。但“我”并不是小说的主角，更像一个线索人物，随着“我”进入学校成为一名新老师，越来越多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他们全都是语文老师。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当然，也有如“我”一般的年轻人，他们还记得自己做学生时所受的折磨，希望能给学生不一样的课堂，他们先会无所适从，深陷痛苦，然后现实便要推着他们往前走。在与课堂一墙之隔的办公室内，所有老师，无论表面上多么游刃有余，内在的精神都处于紧张之中，他们和学生一样，都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这既带来了麻木也带来了不甘，麻木变成冷漠，不甘化成愤激，最后又都终于世故。直到这时，小说真正的主角终于登场，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比如“自私”，海无言告诉他的学生，这个词极具贬义，但是你们总是在新课本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这不是“自私”吗？合作需要自愿，爱心也不能损害自己，“自私”让我们成为独立的人，理性的人，不被宏大话语融化的人，这就是它被遮蔽的意义。似乎想在可有可无之间，让他的学生明白，知识不只是试卷上的答案，也是看清权力意志的钥匙，介入现实的方法。海无言是梁卫星吗？在曾经的采访中，梁卫星坚决否认了这一点，他说他只有海老师的缺点，却绝无他的优点。这当然可能是自谦，至少一部分读者是这么看的，梁卫星有一个简陋的百科词条，关于他的著作，除了已出版的两本书，还有四篇发表的文章。如果看过书，就能发现，所谓的四篇文章，全都是书中海老师的作品——其中三篇，完全是虚构的，在书和现实中都只是一个不存在的书名。只有第四篇，发表在读库上的《希腊城邦之光》，确乎既是海无言又是梁卫星的写作，像是后者为自己留下的密码。当然，小说人物不是作者本人，这几乎是常识，但情绪却可能是真的。海无言的痛苦与颓唐，是梁卫星对自己的刻画吗？他这十年的全无消息，就像将现实中的自己也活成了一座孤岛。关于与现实的交错，书中还有许多，比如，海无言提到了他那些远方的朋友。郭初阳，你们听说过这个名字吧？……他之所以不再教书，就是因为他已经不可能教到以前那样的学生了——他以前的学生是不需要参加高考的，少数是保送国内重点大学，绝大多数读完高中后直接出国留学，他可以少有顾忌地上课……现在，他的学校改制，和我们一样了，他只好不教了。
发下语文书的当天，我就问学生哪些课文想上，哪些不想上，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惊讶：我们有选择课文的权利？今年五月，郭初阳在杭州做了一场演讲，身份是语文教师兼教育研究者。他在演讲中提到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在整个小学六年的语文课本中，收录的名家名作，有79篇被改动过。有的是字词的更改，有的是节奏的变换，有的则堪称大刀阔斧，比如《海的女儿》被删去了一千多字，结局都改了。
尊重孩子，启发而不是遮蔽他们对复杂的理解力，尊重文学，不要把文学轻率地变成工具。这是郭初阳演讲的主题，老实说，其实也是老生常谈了，但现实是，即使谈了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我们还要接着谈下去。 “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郭初阳说，他第一次见到梁卫星是在2004年，一次全国教师的民间研讨班上，那时他们都还年轻，即使研讨条件艰苦，参加的老师只能住学生宿舍，睡上下铺，大家也被一种兴奋的心情笼罩——“当时大家都有一种在野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非主流、非名师。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和那些主流名师还是自觉有一定距离，有民间心态，草根立场。”郭初阳对梁卫星的第一印象是，这个男人手头总是变戏法似地夹着烟卷（海无言也是），笑起来却是一口白牙。他说梁卫星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虽然有许多话想说，但上台发言，却会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又是好几年后，另一次研讨班，一位参加教师曾经撰文回忆，站在台上的梁卫星最后几乎是吼出来了一声：“我活得屈辱！”我有些好奇让他感到屈辱的是什么。在网上，能找到2004年梁卫星为他的一届高三学生上的最后一堂语文课，不像一般的老师将之变成热血的高考动员，梁卫星没有提到一句高考，他只是为自己的退缩道歉。他曾经决定要给学生不一样的课堂，不搞专题复习，不做试卷，而是继续上课文，上老师和学生共同决定想上的课文，其他班级这一年都不再上新课，用题海来备考，他却带着学生看录像，写影评，编剧本，组织表演，要用这种方式证明，不为应试而作的教育也可以出成绩。但这样的做法让他成为了所有语文老师的敌人，因为其他班的孩子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领导开始警告他不要以孩子的前途做实验……现实不是小说，他无法说服任何人，自己咽下前后不一的苦果，他停止了上课文，开始按部就班地搞复习，和其他班一样，和其他课程一样，枯燥的专题训练，没有穷尽的综合测试，机械重复的应试作文……“我没办法不停止……可是，我知道，你们也知道，我们牺牲了什么！今天，我向你们郑重道歉，请你们原谅我这个朋友真诚的无奈。”“我经常拿他作为一个参照。因为我有点怕他会批评我，他对鲁迅太熟了，《聪明人，傻子和奴才》，所以我在想，我不要做得太聪明，到时被梁卫星骂。有的时候在某些层面上，可能大家都是傻子，最好不要一不小心去做奴才嘛，我觉得反正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做应当做的事情。”2008年，郭初阳从学校辞职后，开办了“越读馆”，践行他心目中理想的人文素质教育，过程辛苦又快乐，他一办十二年，到今年才停掉。“我还真不知道梁卫星这十年在做什么。“郭初阳想了想，“他还在教体育班吗？”他说，《成人之美兮》出版后不久，梁卫星被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学生变成了那些依靠体育高考加分的特长生们——从概率上讲，他们很难说会是一个语文老师理想的学生。当时郭初阳劝慰他，越是困顿的条件，说不定越可以践行教育理想。“他写了《成人之美兮》后，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就让他去教体育班。现在体育班也停掉了，没给他排课了，就领基本工资，然后呢，没什么事做。”
我找到了书中海无言的另一位朋友范美忠，在电话里，他告诉我，梁卫星还在仙桃。和梁卫星结识的时候，范美忠还没有因为后来“出格”的言论闻名全国。当时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他，刚刚从上一份工作辞职，窝在宿舍看文学评论，关于史铁生小说《务虚笔记》的分析，他觉得有两个人的文章写得好，一个是学者邓晓芒，一个叫梁卫星，前者大名鼎鼎，后者没听说过。在论坛上，他找着了后者的电话，直接打了过去。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两个文学青年，都出身农村，都爱读鲁迅，一个是乡镇教师，一个在无业徘徊。范美忠说，他知道梁卫星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这个评价也可以用到自己身上，所谓“失败”，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你的经济自由没有解决，物质生活也不多，你也没有在江湖上获得多么高的地位，没有在大学教书，没有获得多少版税，也没有人到处去请你做讲座，是不是？再就是，从追求理想的角度，从改变现实的角度，我们也没有改变什么。两个层面都是事实。”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如果坚信自己是对的，世界是错的，挺矛刺向风车，结局往往毫无浪漫可言。老师范美忠曾经写过一篇《追寻有意义的教育》，放言要“在学生目瞪口呆之时对他们进行知识轰炸”，后来他是一份教育杂志的编辑，梁卫星是他邀约的作者，他们一起去参加民间研讨班，邀请崔卫平这样的学者来上课，范美忠斜挎小书包，在崔卫平身后做板书，起先是记录崔卫平讲的关键词，后来写着写着就开始把人家尚未讲到的，不会讲到的，一一列在黑板上，搞得听众很迷惑，不知道该听崔老师的，还是看他写的。但那都是过去的日子了，说到底，他们也没有改变什么。有一年，身处民办中学的范美忠打电话给梁卫星，惊奇地向朋友报告，教室里突然装上了摄像头，学生和他以后都要在监控之下上课，然后梁卫星平静地说，他们这早装上了。即使失败了，范美忠说朋友最珍贵的品质就是，对理想的坚持和对现实的批判，但这也是他痛苦的来源，“这种不减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己的消耗是很大的，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锋芒，是建立在我们青春的热情和身体素质上，可到了老了之后，那种批判也是消耗身体的，是需要身体素质来承受的，我们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批判这个世界所消耗的能量了。”范美忠说的也是自己，中年之后，他宣称走出了鲁迅，在《庄子》中找到了平静。“梁卫星还陷在鲁迅的状态里面，他的深刻和局限，都在这里。”如今，每个周末，范美忠会做免费的讲座，有时讲《红楼梦》，有时讲《庄子》，愿者前来，来一个也照讲不误。他说在《庄子》中找到了“道”，超越了曾经的痛苦，获得了内心的和谐。他也劝梁卫星读，但后者还没有他那样的领悟。“其实像鲁迅那样偏激的气质，又能适应他那个时代吗？最后都要回归到中庸之道。我原来很讨厌中庸，但我现在觉得中道才是最高的智慧。因为过度的偏激，也未必是符合事实，未必是认识到了真相，对社会过于负面的看法，也未必是真实的。”范美忠比梁卫星小两岁，今年也48了，他的话有一种经历了惊涛骇浪后的平静，“年轻时候那种偏激，我们说好一点，是可爱的理想主义，说不好一点，也是比较肤浅和幼稚。其实我们自己并不见得懂得什么，这样的偏激，真的有助于让世界变得更好吗？”范美忠说，（那是电话里一个遥远又笃定的声音），他现在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痛苦了，人为什么非得自我折磨呢？圆融不比锋利更好吗？圆融就是道，圆融更接近真。这些年，范美忠隔三岔五就给梁卫星打电话，问他在读什么书，然后说自己在读什么书。大家都是进入中年深处的人了，如果没有一个同道者，即使读书也快失去力气。两个人都成了边缘人，这是无法可想也不用后悔的事，这个十年，梁卫星被时代甩落，他希望朋友不要那么痛苦。范美忠曾经劝过梁卫星，事已至此，干脆离开，离开仙桃，去远方寻找别的生活，但梁卫星总是拒绝。梁卫星身上也有矛盾的地方，范美忠对此直言不讳，他说梁卫星有着生存的恐惧，他尖锐的是思想，但坚硬的易折，柔软的长存，生活需要的是另一种能力，他对身处的学校体制报以最坚决的批判，但离开了它，又像被丢进大海里没有一件救生衣。所以，他不敢离开。在仙桃，我终于见到了梁卫星。中等身材，光头，戴一副黑框眼镜，短裤旧T恤。他面色随和，目光也柔和，仿佛一个漫长午睡中被惊醒的好脾气的人。
作为第一印象的补充，可以来谈谈他的手，不像一般知识分子的手带着几分秀气，反而皮肤粗糙，指节粗大，是被体力劳动锻造的结果。梁卫星出生湖北农村，童年和少年都在农田间度过，插秧、割稻、打药，唯一不会的是用牛犁田，那是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后的事情。朋友们说这是他愤怒的起源，他出身底层，看多了底层的不公。他的烟瘾很重，高峰时候一天三包，现在，他说要控制在一包左右，在湖北仙桃，梁卫星独独钟情于湖南产的白沙烟，从几十年前抽到现在，最早时候四块一包，现在八块。我们坐在十字路口旁的一家咖啡馆里，说是咖啡馆，这里还能喝茶、喝酒，还有简餐、炒菜，打麻将的包厢。我们选了一个二楼的靠窗卡座，整间大厅，除了提着开水瓶的服务员，只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在辅导孩子暑假作业。我问他，这是小说里那家咖啡馆吗？《成人之美兮》中也有一家咖啡馆，那些无所适从，满怀不甘的青年教师们，就是在这里，围着海无言，喝咖啡也喝酒，听他沉郁间喃喃自语，说他的愤怒、彷徨与恐惧。我抛给他那个问题，这十年，你在做什么？
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生活了，也没有工作。我每个月有基本工资，但没有课上。在别人看来，你过着提前退休的日子，很多人都羡慕这种生活，但对我不是这样的，有一个痛苦是什么呢，我其实是真的很喜欢教书，我喜欢和学生在一起，我喜欢这个事情，再就是我的很多文章，我自己所做的，自认为有价值的工作，都是通过教书教出来的。我这么多年没教课，我就没办法产生新的东西，这才是对我最大的打击，因为只有在教课的时候才有思想的活跃。
现在生活被迫变得简单。但我本来就是没什么追求的人。
梁卫星1993年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乡镇中学教师，这是同为民办教师的父亲托的关系。第一次去报到，他空手，人家不爱搭理，他掉头就走，第二次，父亲只好押着他去，还拿了条红塔山。
在写作《成人之美兮》前，他的教师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青年教师梁卫星曾因上厕所被记缺勤撕掉过考勤本，曾因被区别对待提椅追过校长，校长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他是学校里有名的刺头，不服管束者。（但我和老师关系很好，只有和当官的我才会这样歇斯底里地发作。我年轻时候不能控制自己。）天真和激情都在课堂上，像一个膨胀的气球，恨不得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学生，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随后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只是因为敢打领导，成了镇中学的“无冕之王”，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后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无目的地冲撞十年之后，他在虚拟的空间找到了散落四地志同道合的朋友，前十年他从未有写作的冲动，却突然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他承认一开始是带来了点虚荣，范美忠不是还认为他是大学教授吗？一所大学请他去给研究生上一年选修课，原本要给他评客座教授，发现他博士学位都没有，这事才作罢。后来他调去仙桃某中学，曾经发表的文章也算一个亮眼的理由。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梁卫星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钱理群曾告诉我，他原以为小说出版后，会提升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没想到却适得其反。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他觉得我把自己写成海老师——你有那么好，我有那么坏吗？但他看不到，里面最坏的老师身上也有我的影子，我对书里的所有老师都抱着一种同情。海老师一直在退缩，在失败，怎么会是理想人物呢？他永远都在退缩，每时每刻都在挣扎，真的不理想。如果说这算是一个理想人物，但这个理想未免太低了。看了之后大部分把自己对号成坏老师，我觉得还算是有自知之明，但把自己对号入座成海老师，我觉得就是恬不知耻。学校里面没有，我觉得很好，至少还有自知之明，但外面有人就和我说，这小说写得真好，这写得就是我啊。海老师不就是我吗。我心里想，就你这德性还海老师，虽然海老师在我心里不够好，有很多缺点，但就你这德性还海老师，他妈的。我没想过要伤害谁，要刻意针对谁，确实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因为原来没写过小说嘛。再说我没想过会有多大的影响力，但我不后悔，我再活一遍，也是会这么写。他先是被从普通班调去了体育班，学生成了为体育加分而努力训练的特长生们。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然后又过了几年，体育班不办了，据说是文化班的老师纷纷投诉，认为这些精力旺盛的家伙整天无所事事，逛逛就逛到了文化班所在的教学楼，这会影响好学生的学习，这是一所省重点中学，然后老师们抗议成功，体育班解散，他也就无课可上了。梁卫星大概也不算一个勇于付出的老师，被发配到体育班，如果是一腔理想，说不定会将之视为大有可为的开始，毕竟一个老师最大的价值，就是把差生带出来，就像老掉牙的电影《死亡诗社》一样。梁卫星认可这一点，但他说自己没有这份情怀，也没有这份耐心了。
这么多年我心累了，我这个人一向是很悲观的，对于教育改变一代人这样的观点，我没这样的。
基本上我看到了，我教的学生，就把我教的那套当做谈资，当做炫耀的资本，当做话术，用来歧视他人——我知道你不知道。你以为他们接受了吗，没有，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粗糙的知识体系，而不是价值观。百分之九十九是这个情况，可能还有百分之一真当回事，但真当回事就会和我一样，活成我这个鬼样子，要么就最后突然觉得“老子还是太幼稚了”。我不情愿他活成我这个样子，我宁愿他觉得我幼稚，因为说我幼稚，至少我没那种负疚感。
“愿意相信他的学生，很少，相信的，我只能说不会过得很好。”后来我联系上了他的一位学生，那是被发配去体育班之前，梁卫星教的最后一届。他说读书时，梁老师的特立独行在学校就出了名，学生喜欢他，因为他总是能说出不一样的话，击碎一些平常的观念，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冒犯”。他现在都记得，有两年的周末，梁老师会邀请学生去到一家巷子里的书吧，他们在那里不说学习，不谈考试，而是谈天、看书，也看像《V字仇杀队》《浪潮》一类的电影，现在想起来，他觉得那属于“美”的一种。后来梁老师的《成人之美兮》出版轰动了学校，同学们买了来看，找他签名，兴奋于书里揭露的“老师的另一面”，但，也就仅仅止于此了，一心上进的学生很快就忘了这个不务正业的老师，最开始觉得新鲜，慢慢无心听讲的学生，对他的人文知识，也不过是当听了个笑话。
现实不同于理想，就像那个曾经寄托了一些理想的书吧，在他高三那一年，就倒闭了。
只有极少数人会真的选择相信，他告诉我，即使是当年，还不懂事的他们也知道老师是一个不受待见的边缘人。因为梁老师，他在大学立下要扫荡图书馆的志愿，但慢慢的，就感到了孤独，“你和别人想法不一样，怎么他们这么想，明明这是错的，你就会内心很痛苦，好像在一个黑房子里，有一瞬间你看见了窗户摇曳了一下，但只有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这个东西一直折磨你。”
他说自己的生活并不顺遂，也曾经历变故，社会自有规则，大学毕业后他再也没有见过梁老师，手机上偶尔问候，也从不会谈起自己的生活，“因为他的生活不好，我的生活也不好，有些东西没有办法说，说来平添烦恼。”
在体育班，学生们上课玩手机、玩游戏、睡觉、看视频，对梁卫星说，老师你不用上课的，坐那就行了。他也就真的坐在讲台上，坐满一节课，和他的学生们一样百无聊赖，不过后者的无聊中有年轻气盛的诱因，他则纯属中年人茫茫然的疲惫。有时候兴致所至，他倒是会和学生们扯扯淡，和他们讨论网络小说。
千万别看穿越类的，他劝告这些身强体壮不爱学习的孩子，一个现代人记了几句诗几个物理公式就回去装蒜？就成功了？这太低级了。他用一种斩钉截铁的方式说。这就是在体育班，中学教师，同时也是作家的梁卫星留给学生们的教诲。没有课上之后，梁卫星回到家，有了大把的时间无处打发，他没有愤而埋头写作，接连创作一本接一本的小说，成为小说家中闪亮的恒星，反而如一颗流星一般在作家遍布的夜空中一闪而逝。他几乎将全部时间都贡献给了网络小说，坐着看，躺着看，看到老眼昏花，看到睡着，看到睡不着，看到斗转星移，看到不下楼不出门。他践行了和学生们说下的原则，不看穿越小说，除此之外，他还有两个原则，一个是不花钱，他绝不付费，容忍神出鬼没的弹窗广告；二是，一旦他嗅到网络小说的作者想追求高级，比如往严肃文学上努力攀登，他就不看，认定这是作者不务正业，这大概是一个小说家的骄傲，他沉迷其中，但又深感不耻。矛盾心理的结果是，梁卫星要看就看最低级的，升级打怪，修仙成精，怪力乱神，毁天灭地，一个招式的名字就撑够三十个字那种，他就在这样的自我放逐中乐此不疲。作为一个曾经饱览群书之人，现在他的感叹是，看得最多的书成了网络小说，一本就上千万字，开玩笑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写了多少字？米兰昆德拉又才写过多少？根本不经看。时间先是膨胀，白天黑夜一秒停一秒，仿佛宇宙无边无际不到尽头，然后突然就流逝了，一秒消灭一秒一去不返，等到回过神来，便过去了好些年。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我不愿意到学校去，说你们给我安课，我不愿意做这种事情，因为我要去，就要求人。哪怕你觉得这是正当的权利，作为一个普通老师，你去找他给你安课，这已经是一种羞耻。所以我就不去，那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唯一痛苦的就是你不能讲课了，有无穷的时间没法打发，就只能整天睡觉，睡觉不一定睡得着，就是躺在床上不动，活死人的感觉嘛。我睡到床上总是觉得浑身疼，但我又喜欢床。我之前就经常这样子，老是觉得事无可为，做什么都没用，然后就会沮丧，那种无力感，就像被注射了一剂毒针，从精神到身体都麻痹了，那种感觉非常可怕。我的抑郁一上来，我就没办法做事了，你知道治抑郁最好的什么？就是网络小说，躺在床上啥都不干，就看网络小说。这十多年我什么事都没做过，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但我是失眠的，看网络小说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我没办法睡觉。我晚上基本不睡，没办法睡，不是不想睡，想睡也睡不着。我的失眠非常严重。美忠过段时间就打电话给我，最近在看什么书啊，其实我很惭愧，我没看书，我看网络小说，我也不能和他交流网络小说吧。我就叹气，我和他说我在看网络小说，他就说你还是要活下去啊，人还要活啊。其实我同意他这个观点，只是我没办法振作起来，我不像他。这是一个年轻时候在大学里扫遍图书馆的人，曾经告诉他的学生，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都是火与冰的结合，米兰昆德拉就只有零度以下的冷眼。如今，他说自己沉溺在怪力乱神，以力降人的故事中，幻灭就像沼泽一样。作为一个可谓无所事事之人，梁卫星并未给我玩世不恭之感，大概是因为，都说时光如流水，悲观的心境却像沉水的石头，让生活，和活着的人都有了沉坠之态。我不肯出去，他们的判断就是我胆怯，其实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不想出去，最基本的认知就是，哪里都一样，简单的说，米兰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但我觉得在当下这样一个氛围下，哪里的生活都是高度一致的。余世存有多次暗示我，害怕我自杀，所以说他非常了解我。但是我不会自杀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我要自杀早自杀了，我都活到五十岁了。
余世存是著名学者，也是多产的作家，几乎可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其中流传度最广，影响最大的是十六年前出版的《非常道》，仿《世说新语》的体例，用短故事的形式，记载数百件现当代史上的名人轶闻，奇谈怪论，最出彩的都是关于那个逝去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当年风靡一时的“民国热“，此书也算推波助澜有余。在《非常道》出版的2005年，微博还未兴起，但余世存的写作暗合了碎片化阅读的时代趋势，以“蝇量级”的故事，在十年内四次再版，长盛不衰。写作《非常道》之前，作家余世存生活困顿，常常要为房租发愁，著名作家高尔泰曾将一笔数千元的稿费转赠给他，以解燃眉，没想到却是这么一本由他常年摘录的阅读卡片汇成的书，让他成了畅销书作家，彻底打开了写作之路。
著名学者、作家余世存
梁卫星和余世存也是通过网络结识，余世存北大中文系毕业，读书时也听钱理群的课，这些年，他们俩常常一起去看望钱老师。世存，你帮帮卫星啊，钱理群有一次当面就说。余世存便叫屈，我怎么没帮他呢，是他不愿意。梁卫星出版的第二本书《梁漱溟传》便是余世存主编的丛书中的一本，书出来后，梁漱溟的儿子还曾托余世存向梁卫星致谢，认为在关于父亲的传记中，这是非常独特的一本。从仙桃回来后，我去拜访了余世存，一个疑问是，如果不能当老师了，梁卫星为什么也没能成功转型成职业作家？毕竟，余世存就是这么做的，北大毕业后，他先是当了几年中学老师，然后才开始写作生涯。“当时出丛书，我知道这是比较便捷的方法，帮助年轻作者出处女作，或者让他有一个进入文化出版界的名片。“在京郊的家，余世存坐在宽大的书桌后开始回忆，背后是一整面墙的书柜。他说好几位如今知名的作家，这套丛书里都有他们的处女作，梁卫星没有出来，可能和他的个人性格也有关，不像其他人或多或少长袖善舞，会来事，其他人评价他，都说这个人有点“各色”，这是一个模糊的词，可以理解为不合群，特立独行，不够通情达理，俗话说的情商不高，大概率是一个贬义词，但想想鲁迅，他的同代人难道就不觉得他各色吗？“梁卫星可惜了。我和他成为好朋友，是觉得他的思想有穿透力，思辨也是罕见的，每一代人中总能找到几个思辨力特别强的，只是他没有用好。”余世存说，“不能说他怀才不遇，大家都看到他有才，只是他没有发挥好，和他一直待在仙桃有点关系，因为待在那个小地方，用我们的话，还是需要不断有人和你交流。”他理解梁卫星的愤怒和痛苦，但这也是一个要命的问题，他还陷在自己思想上的青春期。余世存难道没痛苦过吗，他也曾是时代的焦虑症患者，有好些年，自觉走投无路，自杀的念头总是萦绕脑中，直到《非常道》意外的走红，给了他信心，他可以找到和大众连接的办法。所以关键是，还要做事，还不能放弃。不能成为时代的失语者，无论被迫还是主动。去年是余世存所在的北大1986级毕业三十周年，为了庆祝，他们发起了征文，号召同学们回忆这三十年的人生。那一届一共2112个北大学生，都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在毕业之后，赶上了这个国家最高速发展的三十年，人生顺遂莫过于是。但让余世存意外的是，两千多人中，只有不到五十人响应，更多的人选择沉默，似乎无话可说。这不是因为大家不热络于联谊，毕业生们建了冥想群，打坐群，关于寻找内心平静，都能聊得热火朝天，只是当要表达这三十年，他们却失语了。“去年那时候，他们请我去做讲座，其中有一次，希望我给他们讲金刚经，我都没想到，我北大物理系、数学系的这帮同学，五十岁之后，竟然都在读金刚经。”每个人都想寻找，也都该找到安顿自己的路。余世存说，他找到了，所以还能奋进。让我意外的是，他的答案酷似范美忠的选择，在度过了服膺西学的青年时代后，他一头扎进传统文化之中，他说他也读庄子，也是乐在其中，顿觉人生开阔，他还说他一直在补课，回到四书五经的原典。这让他后期的作品与前期截然不同，他曾经有过用近十年的新闻报道，给《阿Q正传》作注的想法，如今他的出版物是《重新发现易经》《余世存说中国传统节日》《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后一本是他最新的畅销书，成了许多年轻人新的心灵鸡汤，一个十八九的女孩就告诉他，考试前，她把书中一句话贴在桌前：“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到八九月自有答案。“曾经有一位拜访者尖锐地问，你已经不愤青了，你怎么想？“我也有失落感，好多想法没有实现。也是说时机不成熟，或者说时代没给我这个机会。”余世存点燃了一根烟，但这不是不继续做事的理由，人不能停下，更不能悬置。他举了一个同龄人的例子，毕业于中央美院，有着天才似的艺术造诣，早在三十年前，就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后来他拒绝接受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住在京郊农村，自我流放，自我封闭，穷困潦倒。有一年还是余世存介绍了一个老板向他买画，画家才得以度过那年的冬天。余世存说，自己做不到像他那样。“他怎么还有这种闲心？”余世存面露讶色，“像我时间紧张得不得了，过了五十岁，还有好多书要看，好多书要写。”余世存说，自己五十年的人生走得非常辛苦，苦难常常如潮水涌过，但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关键还是自己。就像这些年，他一直被痛风困扰，一旦发作就下不了床，后来一个医生告诉他，这是因为他吃了二十多年的止痛药，药力非但无法缓解他的痛苦，其中的毒素还已经进入五脏六腑，唯一的办法只剩自愈，于是，如今，即使痛得呼天抢地，余世存什么药都不再吃了。 “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万不会有的事。”在仙桃的第三天，梁卫星带我去看看他的住所。小区分AB两区，A区是树木葱茏的联排别墅，B区是隐身其后的小高层，他的住所当然在B区，7楼，没有电梯。说是住所，因为这不是梁卫星的房子，他说自己的房子过于老旧，常年漏雨，如今借住在朋友的空房子里，已经快一年了。
这个朋友就是小说里面那个“我”，他对我真是不错。他还在教书。其实我算是误导了他，他本可以在学校里面走仕途，但是因为他这么多年和我这样的人在一起，我这种不良影响，让他一直处于犹豫之中，但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如此，他去年才下决心走这条路。他专门请我喝顿酒，然后和我说，希望我不要失望。其实恰恰相反，我觉得他早该走这条路了，他有这个条件，但是我耽误他了，迟了好多年。我们一边爬楼一边说话，过了四楼，梁卫星的呼吸就短促起来，甚至快说不出话了，汗水从脑门上淌下来，他弓着腰，扶着膝盖，走几步歇几下，疲惫仿佛融化了他，一滴一滴落在脚边。你能感到，他抑郁的心情已经影响到了身体，精神的症状都身体化了。进了门，一间宽敞的客厅，电视墙的地方是一整面书柜，是梁卫星帮朋友设计的，书柜上的书也是他的，他搬了三分之一过来，把书柜都填满了。一个小电风扇摆在一边，他不开空调，有时就躺在地上。梁卫星坐了好一会儿才平缓下来，不得不感叹自己的衰老。真的是时间过得好快，以前五十就是老人了。我一辈子都是边缘人，我是不甘，我这一辈子，活到50岁，真的是时时刻刻有一种不甘感。余世存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天命，以前我是认同这一点的，三十来岁觉得自己有天命，老天爷要赋予我们一个责任，要把这个做出来，但事实上没有什么是注定你要做的，不是这样的。不像我写的梁漱溟，炸弹来的时候，他说他不可能死，不然他死了中国怎么办。
现在我觉得，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我就是没有。如果我有天命，我不会有抑郁症。
梁卫星借住的书房
有一会儿梁卫星没有说话，我问他，钱理群的回信还保存着吗，他说已经找不着了。包括曾经那些暗含着雄心的自印书，也不知道放哪去了。这十年，他离不开仙桃，他要赡养父母双亲，他说自己的父亲一生胆小慎微，总是担心儿子要犯错误，七十多岁了还在叮嘱他不要乱说话，现在他们都走了。他的妻子也是中学老师，不像他离经叛道，渴望一个正常老师所有的表扬和荣誉，但这也就意味着她的痛苦他无能为力。还有他的女儿，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她一到考试就紧张，发挥不好。我的意思是，你真正在这个场景里，是没办法摆脱它的影响的，除非是像我这样的人，但我这样的，人家是认为有病的。之前我以为我对她的保护已经很好了，是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我多么后悔，真的，我自以为保护她，其实是做错了，我没有保护好她。如果能重来，我肯定是从小就找人给她搞补习，培养特长，她要是能会一样乐器，能够画画，哪怕能够做题也行啊。如果重来一次，我一定会像别的家长一样搞法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成人之美兮》中，海无言也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海老师让她自由生长，她也就像阳光下的小树苗一样，健康快乐。在书中，少女有着光明的未来，高中没毕业就被一所大学提前录取。但现实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当抑郁的情绪在没顶之后退潮，喘息之间，梁卫星也会重拾写作，这个夏天，他每天带着电脑去公园，就在公园的石凳上写，每天的精力只能支撑写一会儿，写不动了就绕着公园转圈，但慢慢也就写了十万字。他打开电脑给我看，我却发现文档里还有好多有着古怪名字的文档：都是这些年稍微振作之时写下的东西，是表达的冲动永远不会消失的证明。我请他打开来看看，却发现在标题之下，常常是一片空白。我其实写了四五万字，后来一键删了，主角应该也是老师。梁卫星有些不好意思，但笑容里似乎又有些骄傲，那些半途而废一事无成里，未完成的都有着梦幻的色调，都是孤注一掷的选择。就以此作结吧，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