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舱里跑步、拉琴、工作，努力维持珍贵的日常 | 谷雨
上海社区工作者刘强在疫情期间的轨迹是这样的：在浦西大封控前，每天没日没夜地喊楼做核酸、核对名单、发菜包。3月28日，他被要求不准回家，开始住在街道办公室的行军床上，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半夜随时被叫出来工作，“整个人已经在崩溃的边缘”。4月3日，他的核酸检测阳了，是无症状感染者，倒感觉出一种解脱，然后跟着目的地未知的转运车到了静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在那里，他又感到一种与日常生活脱节的虚无和茫然感，直到他发现，可以用跑步来维持与日常的联系。
他是一名有着六年经验的马拉松跑者，个人的最佳成绩是2小时48分钟。起初，他绕着方舱跑，由于被围观太多，也被质疑，“这里的空气里都是病毒，你怎么还跑来跑去的？”他只得切换到走廊进行折返跑。4月10日，在这条长度只有一百多米的“跑道”上，刘强孤独地完成了一个半马。在这段生活大起大落的日子里，跑步，为他维持了生活的秩序。
在方舱里，刘强还看到了一个备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拉小提琴的姑娘，每天练习六七个小时，只练四首曲子，无论多少人围观都沉浸在练习中，“她好像什么也不关心，心里只有琴。”要开会的打工人会特意换上衬衣，中学生依旧要上网课，精致的上海阿姨坚持每天涂身体乳，老爷叔带了一本旧书进舱。他也看到很多人迷茫着，就像生活被按了暂停键，每天只是不停地在手机上刷核酸状态，看上海新闻。到了晚上，舱内安安静静，一眼望去有不少人站在自己的床位前发呆。
作为社区工作者的刘强有种和人打交道的能力。方舱里的人感到他踏实可靠，能把心里的担忧都说给他听。他像一个灯塔，再不安的人，只要看到他还在一圈圈地跑步，就觉得这日子还有希望，还能过下去。
他和其他人一起帮小提琴姑娘在走廊门口找了一个回声比较小的地方，让孩子顺利地完成考试。那天，吵闹的方舱安静下来了，大家都配合着不来回走动、不大声说话。他还每天安慰核酸迟迟没能转阴的上海阿姨。前天下午，他的核酸第一次转阴，舱里的人都为他欢呼。他开玩笑说，你们是不是舍不得我走呀，我走了以后早上四点半就没有人跑步影响你们睡觉了。有人和他约好，出去之后还要在苏州河沿江跑步，“等开放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跑跑真正的步。”
不是每个方舱都像静安体育中心这样秩序井然，也不是每个人都像刘强这样幸运，写下他的故事，是想记录一些人为了守住内心的宁静所做的努力，他们在非正常的情境下勉力维持着珍贵的日常，这是他们现在能做的为数不多的事情。
“大家都相信这是会过去的，相信这个是暂时的。跑步也好，练琴也好，工作也好，都是为了有一天从方舱出去的。你要有这个信念。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刘强说。
方舱里的半马是一百多个来回
在静安方舱住了14天，我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厕所，摸摸自己的腹肌还在不在，是不是还结实、轮廓分明。比起每天测核酸，这才是我确定自己身体状态的仪式。方舱里没有秤，我没法判断自己是不是在增重、在掉肌肉，男性最容易积累脂肪的部位就是肚子，只要腹肌还在，就说明我的身体没有发胖，还很能跑。但是最近几天，我的腹肌上已经悄悄长出了一层薄薄的脂肪。
被检查出阳性后，我是直接从办公室被拉走的，身上最要紧的行李就是一直跟着我的两双跑鞋。我们跑马拉松的人出门都习惯带跑鞋，脚上穿一双，包里还背一双方便换着穿。我连旅游都会背着跑鞋，四点钟起床先绕着城跑几十公里，白天玩的时候我永远比别人要多了解这个城市，因为地图上的路线我往往已经亲自跑过了。跑步是不挑场地的运动，随身背着鞋，万一就能有机会跑跑呢？
住进方舱后，时间好像和外界脱节了，生活里要紧的事只剩下每天测核酸和检查健康云上的核酸结果。唯一还没变的事就是跑步，我只要闲着就会想动一动，跑一跑，跑起来还和以前一样轻松痛快，我才感觉到生活还在继续。
我一开始绕着方舱跑大圈，方舱里的人看我跑得欢，都觉得我吃太饱了，有很多人围过来拍照录像，还有人喊住我说，“这里的空气里都是病毒，你怎么还跑来跑去的？”没有办法，我只能改成在两个舱室之间的走廊里折返跑。
这条走廊原本是静安体育中心的观众通道，很宽敞，但长度只有一百多米。4月10日，进舱7天后，我戴着口罩在这条走道上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舱半马，一共跑了一百多个来回。因为走廊直线距离太短，我只能做折返跑，速度刚刚上来就需要刹车减速，没有办法敞开飞奔，跑得相当憋屈，配速只有6分钟每公里，感觉像一条动物园里打转转的狼。
（对于跑者来说）进入方舱最大的问题还是吃。开始跑马拉松以来，我每顿饭都要讲究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配比，脂肪也只通过坚果来摄入优质脂肪。吃菜几乎不加调料，主食一般吃一盆水泡燕麦片和馒头，每顿饭吃400g水煮鸡胸肉，有时候把鸡胸肉榨汁喝了。为了增加肌肉量，牛奶也不停地喝，一天起码要灌半升牛奶。
但是进方舱时，我只来得及带上24罐牛奶和三斤燕麦片（能泡出10斤）。一开始一天三顿饭，我每顿都要吃一盆燕麦片，配几罐子牛奶。没想到我吃得这么快，带来的干粮5天后全都消耗光了，我弹尽粮绝。
我肌肉量高，身体消耗大，吃完干粮之后就进入了长期的饥饿状态：吃完早饭就得掐着时间等午饭，吃完午饭等晚饭，吃完晚饭就抓紧睡，不然又要饿了。老实说，方舱里的饭不差：早上有面包牛奶，中午晚上主食是盒饭，菜色有烧茄子、西葫芦、青菜，有时候会有炸鸡排，也会发酸奶。看到方舱的盒饭，我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很多年没吃过米饭了。第六天，我吃了第一口盒饭，感觉米饭可真香啊，越嚼越香。我实在是饿，只能腆着脸问派饭的工作人员，“我能多吃一份盒饭吗？”人家都觉得挺惊讶，这人看着瘦不啦叽的，倒还挺能吃。
我是无症状感染者，在被确诊新冠后，我真的很想要找一点不太舒服的地方出来，但除了腰酸，我想不起任何其他的症状，从头到尾没有喉咙疼，也没有发烧。而且对我们这些长期训练的人来说，肌肉酸痛是正常的，所以我当时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肌肉酸痛是训练导致的还是感染导致的。
倒是有一点，我观察过我的静息心率。进方舱的前三天，我的静息心率比平时快了10左右，我原本的静息心率维持在44-45，那段时间大概是在55-60之间。但是从4月9号开始，我的心率又开始恢复正常，我猜病毒的影响已经褪去了，但是我的核酸结果还是一次都没阴过。我也有担心过新冠会影响我跑步，进舱后我每次跑步都会在运动手表上看自己的数据是不是正常，观察到心率在110到115之间，跑完之后血氧在95%以上，心里才比较踏实。
我从2016年开始跑马拉松，之后就越跑越快，越跑越多，2019年，我跑出了2小时48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马拉松是一项痛苦的运动，需要长期保持自律的训练，能跑进三小时的人本身已经不多，破三之后成绩每提高一分钟都很难。在疫情之前，我每天四点起来跑步，每天训练量在10-20公里之间，一个月至少要跑500公里，体脂率严格控制在10%左右。
三四月是跑马最好的季节，再晚天气热起来就跑不出特别好的成绩了。然而自疫情以来，全国的马拉松比赛都开始停摆，我们平时系统的训练也被打破了。今年上半年本来有一个无锡马拉松，取消了，接下来的厦门马拉松我也报名了，也取消了。我的年纪也不小了，身体的上升状态不知还能保持多久，我告诉自己，只要有马拉松比赛我就参加，但我上次比赛也已经是19年11月17日的上海马拉松了。
我们跑马拉松的人对痛苦都有一点变态的追求。马拉松没有任何观赏性，过程中也没有愉悦感，就是一直苦熬着。30公里之后的每一步都是痛苦：肌纤维受损已经很严重，全身已经到了极限了，只能机械性地摆腿摆臂，身体同时还在分泌大量的内啡肽来麻痹这种痛苦。在跑马拉松的过程中我已经无限接近于绝望，最爽的只有跨过终点的那一刻，身体的痛苦还在继续，但是我的精神瞬间解脱了，充满希望和愉悦。
我感觉自己已经很幸运，起码还能在方舱有一条小小的跑道（来追求痛苦和感到愉悦），如果没有这条跑道，我可能只能原地做一些简单的有氧运动。方舱里的生活就像回到读书的时候，非常规律。我每天早上四点起来跑步，天还是黑的，方舱里只有低沉的呼吸声，等我结束了一天的练习量，六点开灯，方舱里的人才开始分批醒来，晚上八点我睡觉，看到的是空荡荡的洗浴房和卫生间，十点半，方舱熄灯了。
方舱那一天安静下来了
进方舱跟抽盲盒差不多，可能只有转运车的司机知道我们要去哪，然而司机是被隔开的，也不可能问到。我所在的静安体育中心原本是个体育馆，厕所和洗漱区域都配备完善，还能洗热水澡。
体育中心分南舱北舱，我目测我所在的南舱最多只有600人。方舱里每张床都配有被褥、床头柜、床头灯、无线应急呼叫器，住进来的时候每人领了一只盆子，里面是毛巾、牙膏、纸、消毒液。这里从改造到交付仅用了四天，球场墙上的球队旗子还没来得及撤掉，体操房的巨大镜子也在提醒人们这儿不是睡觉的地方，但一转眼，运动场里就摆满了床，篮球架上就挂上了洗好的内衣裤。但比起其他方舱，这里条件已经非常好了。
方舱不是医院，这里真的只是个集中隔离点，大家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护士只负责量体温，测核酸，发连花清瘟，发饭。但即使是如此，也能感觉得到人手越来越紧张。我们方舱分包给了静安中心医院，方舱里的护士同时还承担着医院里的工作，一开始大舱三个护士，小舱有两个，现在只有一个护士在。
所以你看到的大多数的状态就是：一群无症状在那边刷着手机，看着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六个小时之内不能脱，也不能吃饭，也不能上厕所，还得为大家服务。
方舱里有带着电脑来工作的社畜，每天还得穿着衬衣开会，有上网课的中学生，也有带着一本旧书进舱的老爷叔。但大多数人都进入了一种迷茫状态，就像生活被按了暂停键，不知道自己该干嘛，只是每天在手机上刷核酸状态，看上海新闻。到了晚上，舱内安安静静，一眼望去有不少人一脸迷茫地站在自己的床位前发呆，也许是玩手机太久了腰酸背疼吧。
有一个拉小提琴的小姑娘，扎个马尾辫，大额头，看着年纪很小。她说自己是从温州来的，今年初三，要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结果还没赶上考试就感染了。小姑娘很有礼貌，她进来的第一天就跟大家说，我要练琴，可能会打扰到大家。考试很重要，小姑娘每天练六七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琴上，只练四首考试曲子。说真的，再好听的歌，连听十天滋味都不好受，但孩子练琴是最重要的事，我们这些人闲着也是闲着，肯定要支持她的。到了小姑娘线上考试那天，我们给她在走廊门口找了一个回声比较小的地方，吵闹的方舱那一天安静下来了，大家都配合着不来回走动、不大声说话，让她专心考完了试。
每天测核酸，挤洗手间，很多人围观她练琴，对她来说好像都不叫事儿，她好像什么也不关心，心里只有琴。
在方舱里，大家积极参与的集体活动就是查健康云，看看自己有没有转阴。核酸检测结果会分批次出，哪里有人转阴了，哪里就爆发出一阵小小的欢呼。核酸每天做，只要连续两次结果是阴性就可以出去，但好多人第一次转阴之后就没有第二次了，大喜大悲的。连续两次阴性之后就不需要做第三次了，疾控中心会通知街道，街道再安排车把人接回家。上海现在每天有几千人转阴出舱，转送的流程很慢，有些人等了两三天才被车接走，等待期间还是要在舱里戴着口罩，和阳性病友生活在一起。
阴的人都欢天喜地，没有阴的人就来找我倾诉，大家都觉得我身体这么好，会是第一个转阴离开方舱的，结果我一直阳着，大概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安慰吧。
我认识一位很精致的上海老阿姨，每天洗澡，洗完擦身体乳，住进来很多天了一直不转阴。每次方舱里有人转阴被大家欢送，阿姨转头就开始难受，担心自己身体出问题，担心影响家人，也害怕回去后被人歧视。我跑完步之后就会陪阿姨聊聊天，让她讲讲自己的故事，转移一下注意力。
舱里还有一个澳洲的留学生，平时练crossfit（一种高强度交叉训练），他看我肌肉挺不错的，就要跟我比一比。我们俩之前还经常一起做一些徒手力量训练，但他自从开始跟我锻炼就再也没阴过，一直阳着，在认识我之前还是阴过两次的。最近他也不理我了，话也越来越少，看来是转阴的时间远远超出原来的预期，有些着急，怕我把他传染了。
有人急于转阴，也有人不想离开。我们舱里有一个外地来找工作的小伙子，早早转阴了，但出舱之后既没有隔离的环境，也没有工作可以找。小伙子求管理人员，能不能在这多待两天，因为自己没有地方去，买东西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买，也买不起，出去就要饿肚子。方舱里也有一些外地阿姨，确诊阳性之后就丢了工作无处可去，问能不能就地做保洁工作。这些无处可去的人的问题至今没法解决，大家都觉得他们很可怜，也不忍心驱赶，但是人肯定不能一直待在方舱里，也不知道将来要怎么办。
我们一起去跑跑真正的步
回忆起来，我应该是在浦西封控前的大筛查时中的招。我在居委会基层工作，核酸检测时喊楼、核对名单、发菜包，都是我们在负责。3月28号，单位担心我们被封在家里，开始要求我们住在街道办公室里。当时根本没人想到奥密克戎的感染性那么强，等我们发现楼栋里的阳性越来越多，感觉不对劲时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小组里11个人，5个人确诊。老实说，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护士，对消杀防护相当业余，处理感染者的职业习惯需要多年才能养成，但我们这些基层人员都是看了个视频就硬着头皮上了，只要一个人没那么细心，就得全部中招。
检测出核酸异常时，我已经连续五天睡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半夜随时被叫出来开始工作，整个人已经在崩溃的边缘，觉得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头。当我4月3日得知自己阳了之后，突然就解脱了，这段时间真的好辛苦，已经不可能更差了。
3日当晚，单位临时给我们找了一个小房子，可以消杀和封闭管理，我们这些确诊的人全部集中在里面等疾控通知，一口气等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才被转运走。
我从小长在上海，觉得我们上海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和人之间总要保留一点距离，上海人关心你，但关心的方式不是问东问西，是留给你自己的空间。但这次疫情逼得人和人之间缩短了距离。我老婆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但我进入方舱后，老婆打电话告诉我，因为家里缺菜，她开始当团长为小区里买菜，一来二去把整个楼栋里的人认清了。楼里有年纪大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她都会帮他们多带一份菜，我感觉疫情已经改变我们的性子了。
前天下午，我第一次转阴，昨天下午，我第二次转阴，舱里的人都为我欢呼，一起啪啪啪鼓掌庆祝。我开玩笑说，你们是不是舍不得我走呀，我走了以后早上四点半就没有人跑步影响你们睡觉了。舱里的朋友和我约好，出去之后还要在苏州河沿江跑步，等开放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跑跑真正的步。这段时间在上海高兴的事也不多，这已经是我最近最高兴的事了。
我不推荐大家现在看有关上海的文章，可大家又忍不住，世界上好像已经没有别的事可关心。但新闻里的那个上海实在太陌生了，我总觉得我家不应该是这样，已经不认识这样的上海了，如果这是个梦我只想快点醒。
大家都相信疫情是会过去的，相信这个是暂时的。跑步也好，练琴也好，工作也好，都是为了有一天从方舱出去。疫情过去之后你难道不做人了吗？还是要做人的呀。你不能过得太难看，不能辞职，不能坍台。你要有这个信念。我们大家都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