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夏天，与一种病死率达到50%的疾病作战 | 谷雨
7月10日，上海，清晨7点，气温30℃。
外卖骑手沈强已经骑上电动车开始送餐了。他是一个勤劳、节省的年轻人，在这座城市里他来去匆匆，挣钱才是第一紧要的。如果不是后来事情发展到最坏的地步，他可能根本也想不起来，在送了两小时外卖后，他感到了轻微的眩晕。
但这一天的外单订单实在太多了，连喝一口水、歇一会儿的时间都没有。一整个星期来，上海都热得要命，气象台天天发高温预警，黄色（≥35℃）转眼又变成橙色（≥37℃），而天越热，出门就像畏途，订单也就越多。
正是在热浪蒸腾之中，当时间来到中午，救护车将昏倒在路边的沈强送往了长征医院急诊。
年轻人体温41度，没有出汗，昏迷不醒，急诊医生吴昊迅速判断，这是热射病，重症中暑里最严重的一种，五脏六腑如同泡在热水里一样。他记得4年前，一位跑步爱好者参加完半程马拉松也确诊了热射病，多个脏器功能严重损伤，即便转诊到长征医院的ICU，还是抢救无效去世了。
这是一种并不为公众所熟悉的重症（当然在这个酷热的夏天之后，人们将常常将之挂在嘴边），它的致死率如此之高，如果没有规范治疗，热射病病人的病死率大概在50%。
沈强是长征医院今年接到的第一个热射病患者。医生搬来冰毯机——像电热毯似的，只是用来制冷——他把毯子垫在沈强后背，温度开到35度，然后在腋窝、腘窝、腹股沟分别放上冰袋，再用酒精擦拭皮肤。1个小时后，体温降到38度，沈强醒了过来。
但这还不够。他的肾功能有轻度到中度的损伤，附着在骨骼上的横纹肌有一部分被溶解了（通俗地说就是肌肉烧坏了），体温必须降到36度才能完全脱离危险。综合考量下来，能最快降温，同时清除体内毒素、预防出血，吴昊告诉沈强，只有做血液透析。
但这个刚睁开眼、还没力气动弹的年轻人拒绝了：他没钱治病。做一天血液透析要三、四千元，而他送一早上外卖，顶多挣几百块。同样的理由，他也拒绝转去ICU，ICU是以天来计费的，他就躺在那间有16张床位的急诊抢救室里，继续用冰袋降温。
从沈强开始，这一天急诊室里陆陆续续来了7、8个中暑病人。医院门口有方舱，8个床位，病人要在这里做完核酸，3小时后出24小时核酸证明，才能转进医院里的急诊室。“那天方舱的床位将将够，很勉强。我不停地接诊新病人，也不停地在转病人，刚忙好这个病人，下一个病人又来了，喘口气也没有。” 吴昊忙得焦头烂额。
电话里，吴昊总结道，“这是我工作8年来，第一次碰到这么集中、这么多中暑的人，而且还有那么严重的热射病。”除了沈强，当天确诊热射病的还有一位86岁的独居老人。前一晚家人给他打电话没接，第二天儿子去看时才发现，老人双脚垂在地上，上半身倒在了床上，整个人昏迷不醒。
下午2点，气温升高至40℃——这是自1873年上海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一个40℃。
“10号那天，上海的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和郊区的中心医院，几乎没有哪家医院没有接收到中暑病人的。”长征医院急诊、重症医学科室主任李文放说，“大家好像还没有从这种疫情防控的节奏中缓过来，长期都在室内待着，突然来了一通暴热，对这种没有想到的高温天气，身体还没有这个准备，热习服能力不够。”
“热是慢慢传导的，先是你的体表，往里是皮下组织，然后到深部，到肌肉，到血管，顺着这个血管就流到整个体内，到心脏，到大脑组织。大脑组织对热是非常敏感的，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自由基，这时候大脑的功能就紊乱了。等热度都到了大脑，就已经造成了损害，治疗也来不及了。”
在一天紧张的救治后，傍晚，李文放通知全科室开会。中暑病人治疗预案被紧急制定了出来，他们把医院门口的一个方舱划为中暑患者抢救专区——无论核酸是否阳性，谁来了都要先抢救。
“我跟我们医生提出了要求：今年中暑不许死人。说起来是容易，但哪个医院也不敢对外这么说，只是我想我们应该要尽最大努力去做到。”
年轻医生学习热射病知识 ©上海长征医院
度过了史上最早的40℃后，不到两天，新的气温纪录诞生了：7月13日，40.9℃——上海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温。
第二天，又一个40.6℃。过去148年里，这样的极端高温在上海一共只出现过14个，而今年上海尚未入伏，就出现了3个。
对这座新冠疫情余波未了的城市来说，高温不仅煎熬着出门做核酸的市民，还威胁着穿防护服、负责核酸采样的工作人员。长征医院急诊、重症医学科主治医生陈奇通说，他们科室有一位护士，在今年4月，夏天甚至还没来，气温只有20多度时被抽调去做核酸采样，一度中暑差点晕倒。
7月10日后，上海许多核酸采样点开始找制冰厂买冰，就是那种最传统的、平常只供给菜市场、一块就有100斤重的大冰块。一家制冰厂的工作人员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5、6个街道办在他那儿下单，早上7点核酸检测前就要送到。这家制冰厂本来快倒闭了，因为疫情，他们有三个月交不出房租，结果那几天订单源源不断，机器24小时运转，工人一天只睡3、4个小时，一下补足了三个月的量，“整个上海还是冰荒。”
不只在上海，这个夏天，全国各地的高温都在突破历史极值。当福建出现42度高温——2003年以来福建最高温，浙江很快后来居上，出现接近46度的局部实测。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的瓦片屋顶被热化了，江西一条道路被高温炙烤到路面拱起至少15厘米，而南京干脆开放了地下防空洞以供市民乘凉。
从6月到7月中旬，全国各地发布了1.5万多次高温预警，其中2000多次预测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
地球的另一端，法国一度热到42℃，随后一辆货运列车在铁轨上擦出火花，引起了9起火灾，大火直接烧到了法国的度假胜地皮拉特沙丘，一天之内，这个全世界冲浪爱好者最爱的海滩撤走了8000人。而英国出现了有气象记录的181年来第一个40℃，连机场的跑道都热变形了，航班暂停，伦敦市长萨迪克汗不得不呼吁市民，非必要不出行。但如果一个苏格兰人也向你抱怨，34.8度，太热了，也请不要怀疑，因为这已经破了苏格兰近二十年的记录。
一个既定的事实是：如今高温致死的概率，可能超过了许多疾病。
《柳叶刀》子刊202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拥有全球将近一半人口的43个国家、750个地区中，高温导致的额外死亡率已经上升到1.04%，相当于每年有接近50万例的热死亡。
在另一项针对中国1979年-2020年的高温热浪研究中，1980年代的年度归因表死亡人数是3679人，到2017年，这个数字达到了史上最高，26486人，增长近7倍。
同样在2017年，北京大学能源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室的调查显示，与异常热浪相关的全因死亡人数、死亡相关经济损失的数据中，上海受高温热浪影响最为明显——434人死于热浪，死亡经济损失2.388亿元。那一年，上海出现了史上最高温40.9度，和今年7月13日的气温并列第一。
这个夏天，长征医院已经接收了100多位中暑病人，其中7位确诊了热射病，他们几乎都是在上海出现极端高温的那3天里被送进了医院。虽然无人死亡，但仍有2位还在ICU治疗。
“他们现在神志都是清醒的，剩下的就是小问题了，哪怕肝脏有损害，哪怕心肌的指标有损害，只要脑袋醒过来了，我就认为这种愈后肯定没问题的。”李文放说。
每一个季度，李文放所负责的上海市急诊医学质控中心会收集全上海的急诊情况。这个夏天还没统计，但他早就从各家医院里听说，上海可能已经出现了超过10例热射病死亡。
而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高温中暑病例报告系统”中， 2013年-2017年上海重症中暑病例共有1152例，其中533例是热射病，其中115例最终死亡。
急诊医生吴昊至今还记挂着7月10日第一个确诊热射病的沈强。让他做血液透析，他拒绝。让他转进ICU，他也拒绝。他总觉得自己身体感觉良好。实际上，他的肾功能还有损伤，虽说这种高热导致的急性损伤是可逆转的，但如果不治疗，也可能无法恢复，甚至进一步加重成尿毒症。“这些我都告诉过他。”吴昊说，他想就让沈强先在急诊抢救室里留观几天。但10日那天吴昊下班后，年轻人当天深夜就自己签字出院了。
“他也是因为昏迷了被别人送过来了，如果他自己有意识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愿意来医院。这也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这样一类人群在这样的炎热天气，还必须辛苦地工作。”长征医院急诊、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生陈奇通说。
高温下的劳动者 ©视觉中国
高温摧毁着最脆弱和最辛苦的人。吴昊粗略估算，长征医院今夏收治的100多位中暑病人里，约有一半是外卖骑手、快递员，以及独居老人。而7位确诊的热射病病人里，有3位独居老人，2位外卖骑手，1位交警，1位穿防护服、在封闭小区里运送物资的志愿者。
其中一位独居老人，还是居委会上门喊做核酸时才被发现昏迷在家。李文放说，“好多老年人他可能就有个节俭的意识，能不开空调就不开空调吧，一旦出现中暑的情况，等他想开空调的时候都没力气开了。有的在床上躺着，躺着躺着人就躺没了。”
早在2012年就有《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在保护户外劳动者的权益。当天最高气温40℃以上就禁止户外工作。37℃-40℃，则不能工作超过5个小时，午后最热的3个小时里也禁止工作。而35℃以上仍在工作的劳动者，单位得发高温补贴——每个地方的补贴标准不一，广东、上海、江苏一个月发300元，吉林、辽宁是200元，而今年6月就出现极端高温的河南，也是从今年6月起，补贴从一个工作日10元涨到了15元。
但7月5日，西安建筑工人王建禄因热射病去世那天，西安的最高气温只有34℃，甚至还有阵雨。当王建禄晕倒在回家的路上，送到医院后，他的体温却高达43℃。实际上，天气预报上通常会有两个温度，一个是气象温度，一个是体感温度，后者还考虑了相对湿度等因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7月10日早上6点的上海，气温虽只有30℃，但湿度80%，实际体感温度是40℃。
“我们在治疗中暑病人的时候，是不能按照当时的气温来判断这个人的情况的，因为暴晒下，周围的环境温度可能更高，我见过很多那种在夜里暴走的人，温度也不高，但就是中暑了。”李文放说。
现实情况是，越是高温天气，外卖骑手的工作量越大。一位浙江的外卖骑手接受《工人日报》采访时说，签约骑手的高温补贴是一天6元。他所在外卖站点每年7月就会启动“夏季战役”，完成1000单的话，每单奖励0.1元。有骑手为了冲单随身备着一瓶风油精，好在太阳底下还能感到一丝清凉。
李文放希望这个夏天最好不要再有中暑的病人，虽然他也知道这并不现实，高温无处不在，在高温中讨生活的人也无处不在，作为一名医生，他所能做的是，当中暑病人涌来时，要求自己的科室能顺利接住。
“预防是最重要的。”李文放说，而这需要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的协作。如今气象预报已能精准到几时几分，一旦出现高温，卫生行政部门就要警告大众，同时通知医院提前准备，“就像地震预警，一样的道理。”要是某家医院突然来了20个中暑病人，那说明问题出现了，“是不是哪个地方有工地在违法开工？把原因找出来。”如果医院人手不够，就从其他医院调派医疗资源。总之，要及时干预。
近两个星期，上海还没出现第4个40℃。虽然某一天气温飙到了39℃。长征医院又收到了一个热射病病人，但症状很轻，也没有昏迷，第二天就出院了。
七月就要过去了，“热”还会持续吗？
55岁的李文放在电话那头笑起来，“在上海人的潜意识里面，我们这个地方热了好几天了，台风就应该来了呀，结果没来，还更热了。”
按往年上海的惯例，七月只是开始，八、九月都是酷热之时——如果还记得前面提及的一位跑马拉松、热射病致死的患者，那发生在九月，气温32℃的一天——“热还在持续。”
◦ 沈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