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时间，可以让大手大脚的年轻人变成生存狂 | 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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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个普通年轻人的“生存”故事。他们身上聚集了许多“甚嚣一时”的标签：出身农村、双非本科、新闻学子和媒体从业者。他们所经历的“美好时代”以及所面对的当下困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镜像：从热钱涌动到省一分是一分；从讨伐996到抓紧996的机会。为了防止生活被击穿，两个年轻人不得不舍弃许多，放弃许多——“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这句名言从未如当下这般贴合我们的生活。
就像文中引用的《M型社会》，大前研一在书中写道：
“日本员工进入公司后，在终生雇佣制度的保障下，一辈子安安稳稳。年轻时虽然薪水不高，要从低层阶层或中低阶层开始起步，但是因为可以定期加薪、升职，最后总是可以升到中上阶层，顺利的话，甚至可以以上层阶层的身份结束职场生涯，退休之后也有足够的退休金，可以安享晚年……但是，就像前面所说的，这种情形今后只能是幻想。”
但是也应看到，即使身陷“不确定的夹缝”，两位年轻人也在恋爱、结婚，在经历许多美好之事，在努力并坚韧地生活。
这场人均几十块钱的婚宴就设在一家潮汕馆子里。头正往门外张望的这个人，是我的新婚丈夫伍十。而我，当天的新娘，穿着一件小熊印花的宽松T恤，搭配一条休闲长裤，正站在馆子门口，打了一个半小时的工作电话。“赴宴”的是我们一位同在上海的朋友，也是结婚当天唯一的宾客。当时，上海疫情尚未结束。他不是为我们结婚专程而来，只是刚好有绿码，刚好习惯了在周末聚餐，又刚好碰上了老家人替我们算好的结婚吉日。
因为疫情，我们有了正当理由，拒绝所有热心亲友，按自己的想法，结一次不耗半点心力财力的婚。
没有父母双亲到场，没有酒席，没有司仪，没有婚纱，与普通的周末聚餐无异。简单点的几个小菜，还不如隔壁桌的丰盛。那是一家名字里带有“草根”“排挡”的潮汕餐馆，店里挂着老式的玻璃牌匾，裱着“丰俭由人”四个大字，一如我们对这场不像婚礼的婚礼的定义。
2022年的冬天，两个来自潮汕地区的95后沪漂，经历过疫情、封控、失业，终于在这天自愿结为夫妻，给低迷的结婚率贡献一个不起眼的数据。
吃过饭后，天下起了小雨，我们打车，回到租房，换上睡衣，舒舒服服窝在床上看一下午的电影。
我妈在前一天给我转来2000块钱，叮嘱我们吃顿好点的饭。我回复“好的”，随即把钱存进了储蓄卡，当做接下来大半个月的家用。
另一个聊天框里，素无来往的姑父突然托表姐嘱咐我准备喜庆些的裙子，说没人在身边送我出嫁，还是要多关心关心。言下之意，是替我觉得有点可怜。
这样寒酸的细节可比我的亲人们想象得更多。他们不知道，订婚时那枚一克拉婚戒是借来的，它的主人是伍十的姐姐，指圈比我大上几个号。交换戒指的仪式上，我需得紧并着五指，才能勉强让它不从我无名指上脱落。
买一个入手即贬值的钻戒，对我来说实在算不上笔划算帐。我更得意的是让伍十买下的那几件简单加工的五金首饰。我们低价买入，又在订婚后的几个月就瞄准时机卖出，最后得到近千元的额外收益。至于它们在我订婚仪式上的短暂露面，只是为了顾及娘家人的感受。毕竟多一件钻石黄金，就更让他们相信眼前这个年轻女婿的心意。
我们没有传统的婚纱照。最像样的，是一次出游时，在一家民宿拍的一套居家风合照。由业余摄影爱好者伍十亲自操刀，再由我边看教程边修图。我们约定，婚后每年都自拍一套写真，帮助我们记录婚后两个人真实的状态变化：家庭成员的增加，看向彼此的眼神，甚至每一条皱纹的生长。比起婚纱摄影店千篇一律的摆拍和后期，它们或许更接近婚姻本身。
但更直接的理由是，没有婚纱照，我们又可以省下一笔钱。就如我给伍十发过去的一篇文章讲的那样——婚礼宴席是铺张浪费，钻戒就是智商税，而婚纱照拍摄累人、费钱，影楼修图难看，婚后基本扔在一边吃灰。结婚，总体会导向消费前置，让新家庭过早陷入财务的窘迫。“人生里有些事情属于没经历过觉得有点遗憾，但经历过又觉得挺脑残。”
我和伍十早早达成了共识，在结婚这件事上，能不花钱就不花钱。
我和伍十都是互联网从业者，两人加起来，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有3～4万。工作三年，再加上大学实习，我们俩已经攒下了大几十万存款，由我掌管财务。
省钱几乎成为一种执念。有时候，我跟伍十开玩笑，我们有点像“末日生存狂”，只不过人家在地下室囤积罐头和干粮，而我们储备存款。共同点在于，潜意识里警醒的危机意识。
几年前的我们并非如此。读大学时，我和伍十几乎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到周边城市旅游，从没认真计算过开销。印象最深的一次，光是定一天酒店的费用，就花去了几千。就连伍十送给我的礼物，也是最新款的手机或笔记本电脑。
在广州旅游 ©陈铭
伍十身上天然带有一股草莽、生猛的气质，反感教条和虚伪。他在公号上抨击当年的大学生创业团队，把创业分享会开成“努力就能成功”的鸡汤大会。过一阵子，又把炮火引向学生会，不满主席们在大学这个微型社会里模拟的官僚游戏。
没过多久，他写了一篇的文章点评文学院的两名教授：
“老赵喜欢说‘他妈的’，也喜欢说‘你去死吧你’，也喜欢说‘我有的是钱’，偶尔也喜欢说‘我是上流社会的人’。”
“老赵是个读书人，张扬而又粗俗的读书人”，又像是“整天提着鸟笼斗蛐蛐的老大爷”。
他消解了端坐于神龛的教授权威，借此吸引了一批还没从高中褪去怯懦沉默的大一新生，被“妄议”的一位教授也成了他的公众号读者。他的阅读量很快超过了影响力最大的校报。
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人最自信张扬的样子。我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他的。大一下学期，我成了伍十的忠实粉丝，托一位同学要到了他的联系方式，又因为同样喜欢写作而走到一起。
在写过好几篇阅读量十万+的文章之后，自媒体圈渐渐有人注意到了伍十这个新人。大三时，一个广州来的投资人邀请他见面，包揽他的吃喝住行。再回来时，伍十身上多了一份500万的投资合同。对方想买断伍十的公众号IP和粉丝，替他招聘团队，由他主管。伍十第一次感受到资本的狂热，把几张合同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几天，最终还是不敢签字。
在伍十所在的自媒体圈里，生产着各种各样致富神话——年薪百万的90后、月入十万的00后、“生日给母亲打200万”的某公众号博主......
大三那年，我跟着伍十去参加过一次自媒体人组的饭局。席间，一个跟我同龄，但已经是一家小自媒体公司CEO的女孩说，自己招进来的员工，月入一万只是基本线。
晚上在学校里散步，能看见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里灯火通明。我进入媒体实习时，“90后网红CEO”也一度成为各类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伍十提到过，之前想找他合作的一位自媒体人，曾经就在大学时和朋友一起开发了一款知名软件，卖了几千万，实现了财富自由——那就好像是一个热钱满天飞的时代，你要做的，就是努力捡钱。
凭着做自媒体的经历，还没毕业，伍十就接到了一家北京互联网公司媒体总监的offer。而我也得到了一份媒体公司的实习。2019年下半年，我们一起到北京工作实习，送我到机场时，我爸少见地主动搭话，说等我们在北京成家立业，就可以带着我妈过去旅游。
但不过一年后，2020年6月的毕业季却格外冷清。我们成为一批刚走出校园，就碰上了三年疫情的年轻人。那年，带着异常的行程码，我没法从北京回到广东的学校收拾行李，一同遗留在那里的，还有大学时代独有的，由无知催生的天真和乐观。
不久前，一个前同事群聊弹出消息：“大家都有工作吗？”我才知道，五个人中，除了一位前同事辞职读研，其他人都处于待业状态。两位同事待在老家，当了一两个月的全职儿女，开玩笑说，“在家吃饭多添一双筷子，出门打工掏空六个钱包。”我向伍十吐槽，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农村家庭，碰上失业，连当全职儿女的机会也没有。
我认识的一位媒体前辈总喜欢感慨，“其实你们就是晚生了几年，不然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我笑笑，权当是对我待业在家的安慰。
失业的过程，就像是一步步陷入越来越深的泥潭，总以为再走一步是出路，但等待你的其实是能吞没人的淤泥，退无可退。
毕业后的第一个春节，我背着电脑从北京飞回广东潮汕。大年初三开始发烧，初四在一堆纸巾团的包围中写稿。初六上级打来电话，说这个稿子没有用心。
在任职的一年多里，我早已习惯了工作对假期没完没了的挤占。唯一躲过的一次，是周末去爬山时，因为信号不好，没接到公司临时打来的电话。没有调休，没有加班费，但我的上级厉害之处，就是能用最自然的语气说出“下周一交哈”。
我无法拒绝，只能黑着脸——那张因长期作息紊乱而暗沉、爆痘、发胖的脸——来表达勉强。
在我提离职时，上级试图挽留我，说“现在外边环境不好”。我只当是恐吓的话术，还是提交了辞呈。
我奢侈地躺平了两三个月，然后给心仪的两家媒体公司投去了简历，一家面试后，久久没有回信。一两个月后，才听说整个内容团队被遣散的消息。另一家，朋友建议我别去，说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我也去过一个头部短视频内容平台。整栋大楼铺满地毯，冷气开到最足，楼下有高级门禁，连过道都飘着香氛气味。朋友告诉我，这是公司财力的外显。公司主要的受众都是城市中产，内容要精致，也要高端。有个同事喜欢关注底层社会话题，主编说没必要做，“调性太low”。我生闷气，愈发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地方。
打开手机，朋友圈里有人转发了“停止内耗，不要在工作里找意义”的文章。我却弄不清，这样的生活，是消灭了内耗，还是少了支撑。我想起大学时，在一家新闻机构实习的时候，几十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或多或少都听从过“铁肩担道义”的新闻理想召唤。而几年后的今天，“考研名师”张雪峰在直播间说，宁愿把孩子打晕，也别让学新闻。
我那位曾经的上级，对我辞职后的走向预估还算准确。我能找到的工作，一份比一份差。经历过无望后，我索性决定自由职业，成了灵活就业人群。
伍十的选择更加现实。早在一两年前，他就看出了媒体行业的颓靡，离开了靠这个写作为生的行业，转而到一家上市公司做品牌宣传。
我们从北京搬到了上海。他磨除了棱角，适应了加班，口头禅是“没问题”和“好嘞收到”。有事应酬到深夜四五点，回家也只是悄悄趴在马桶边上吐。在我面前，从没有吐槽过公司一句坏话。我们都明白，在风雨飘摇的今天，这份薪资尚可的工作，是最后一根稻草，必须用尽全力才能抓紧它。
2022年3月，上海封控前夕，正好赶上公司的行业年度大会，伍十忙得抽不出空，下楼测核酸都在举着手机开会。我独自一人，连续两天，到大大小小的超市抢购物资。其他人大多都是一家子出动，再不济也有个男主人。最后一趟，我买的粮面、油盐、装了满满两大购物车。从超市柜台到大门口，来回搬了几次，最后才打上一辆车回家。
“如果没有我，你岂不是打算饿死？”我没好气，但也无可奈何，有些工作不允许人生活。
但我们已经算是疫情中的幸运儿，工作没丢，收入没断，伍十背靠的公司神通广大，在物资最难抢的时候送来一大箱肉菜。一次散步时伍十跟我说，话糙理不糙，有的996，或许真的是福报？我不知如何反驳，只是笑骂他是个屁股坐歪了的工贼。
住处附近有一片高档小区，能在一片草坪和绿树掩映下看见深处的三四层小楼栋。骑着二手淘来的小电动车路过时，我问伍十，羡慕吗？不羡慕，他说。
那种成功人士的生活，让他想起公司那位身家上千万的高管。在一次晚上十二点对接工作时，他几乎是以请求的语气问伍十，开了一整天会，脑子实在转不动了，能不能明早再对？在他疲惫的脸上，伍十看见了“鸡飞狗跳”四个大字。另一位工作狂高管，在生过一场大病后，突然想起要陪伴家人，辞掉了工作。
伍十说，那种你咬紧牙关都不一定够得上的生活，居然好像没有那么值得过。这是一个危险的发现，就好像一个被植入成功人生既定程序的机器人，有一天恢复了自然人的意志，瞧见了脑门上刻着优绩主义的思想钢印。
看着那套高档楼房，想着由它代表的上海中产生活，伍十迅速换算出余生所需要承受的压力和苦头，得出“要一直这样工作到死”的结论。
事实上即使他愿意，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2022年初，伍十被评选为“公司优秀新人”，几千个人里选几十个，百里挑一的殊荣。但伍十的leader也在同一时间告诉他们，今年的目标是要把公司平台的日活量做到百万，如果达不到，整个团队都将在明年被公司优化淘汰。
伍十的书架上搁着一本《M型社会》，大前研一在书中写道：
“日本员工进入公司后，在终生雇佣制度的保障下，一辈子安安稳稳。年轻时虽然薪水不高，要从低层阶层或中低阶层开始起步，但是因为可以定期加薪、升职，最后总是可以升到中上阶层，顺利的话，甚至可以以上层阶层的身份结束职场生涯，退休之后也有足够的退休金，可以安享晚年……这种人生模式深入各个阶层，已被日本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就像前面所说的，这种情形今后只能是幻想。”
今年初夏，我举着一支验孕棒愣在洗手间，看着试纸的T区浮现出一道粉色水印。
对于这个意外，伍十倒很兴奋，带娃的麻烦他一无所知，这反过来很好地保护了他对小孩的热情。
这似乎是种隐喻，不管准没准备好，我们都到了该进入一种主流人生轨道的时候。有时候想想，两个人从潮汕农村走到国际化大都市，从一个二本学生挤进名校生云集的职场，手握一张进入主流社会的入场券。我们本应该感恩戴德，奉行老一辈人把苦当饭吃的人生哲学，老老实实背上一线城市的房贷，再生个小孩，让TA接受足够优质，也足够令人焦灼的一流教育。
那天晚上我们凑在一块计算生育基金，备孕、生产、月子中心，小宝宝的吃喝用度，当看着前一两年费用一路飙升到十万左右时，我知道我的脸色一定好看不了。
路过楼下小区房产公司的房源公布栏时，我和伍十很默契地停下脚。我们全部的存款，只能凑够一套老破小二手房的首付。每个月多出一笔七八千的房贷。八九十年代的楼栋，三十多平米，勉强分出一厅一卧，地板翘起，墙面脱落，附赠梅雨季留下的一天花板霉斑，是看房时会觉得自己的努力被冒犯的那种。
上海今年的二手房市场遇冷，但同楼栋三十多平的小一房还是卖出去了两三间，接手的大多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其中的一对刚生下孩子，婴儿用品从里屋堆到了楼道，来照顾月子的老人无处下脚，只能在附近又租一套房子。
在此之前，买房一直是我们的禁区。我和伍十的聊天框里，充斥着各种类似“大厂裁员，房贷断供”的新闻，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案例，是一位28岁的北京大厂程序员，在他猝死之后，留下一个月供两万一的期房，以及没有工作，怀有身孕的妻子。
伍十从这些社会新闻中总结经验：
“教训1：家庭的经济来源不能单一来自于一个人。”
“教训2：不能有过高的负债，现金流承压太多。”
伍十管存款叫做“安全垫”，攒得越多，垫子越厚，安全系数越高。总之，这个98年出生，人生序幕刚刚拉开的男孩，最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防止生活被击穿。而孩子是颗原子弹。
伍十的不安全感来源于小时候。父亲是一个一年365天舍不得放几天假的建筑工人，拖着一个患病多年，没有任何劳动能力的妻子，硬是把四个子女拉扯大。贫困的具象，是他们家那间村里最破落的平房，是刚初中毕业就到深圳打工的大姐，是有餐桌上有异味都舍不得倒掉的肉菜。
伍十的爸爸53岁，前不久决定退休。他的双手因为常年泡在水泥里引起皮肤病，体力一年不如一年，不允许他继续在烈日暴晒的工地里做活。他用了大半辈子攒下来的财富，在老家盖了房，帮儿子出了一笔彩礼。这也意味着，他退休后，伍十将全权负责起父母的生活，以及妈妈的医药费。有一次，我听到过伍十在电话里告诉父母，要养老就不要催生。
生活的很多账其实经不起细算，越算分明，日子越不敢过。我想这样的窘迫和焦虑，还是不要生出下一代来遗传比较好。
这场焦虑，最终被证实只是一场乌龙，那根验孕棒的双道杠，只是试纸异常出现的水印。我长舒一口气，没想到踩到的是一颗哑火的地雷，还能顺利脱身。
伍十有些失落，但说话间有掩不住的松快。
一个念头越发坚定，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我们应当过一种“节能减耗”的人生。伍十说，他突然理解了那种经历过饥荒的老一辈人，为什么一辈子都改不了省吃俭用的习惯。或许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烙印。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用内在积分牌，对抗“买房、鸡娃、用消费主义寻找身份认同”的社会共识。
有天晚上十一点多，我们在上海车站约了辆顺风车回家。来的是一辆几十万的黑色新车。车主迟到了十几分钟，一问，原来还在附近的办公室里加班。他对这条路很熟悉，常常晚上下了班，还来车站接客。
他很爱惜那辆漂亮的新车。拼车的一个乘客刚想去拉后备箱，原本说话温和的车主突然大喊：“全自动！别拉它！”我吓了一跳，连上车关门都不敢用力。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他应该不会喜欢我们这些拉着行李箱磕磕碰碰的陌生人一批批折腾他的爱车。
路上遇到红灯，他拿出手机，手指飞快跳动，在钉钉上处理工作。绿灯亮起，他退出软件，屏保是一个小宝宝的照片。我大概估摸这个车主的身份，他是个年轻的爸爸，在上海有份体面的工作，但常常要加班到深夜，再顺便接个顺风车单子，挣点外快。他要养娃，或许还有房贷和车贷。
我和伍十对视一眼，彼此意会。下车时，我们像两个快乐的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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