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比奥本海默想象中复杂 | 谷雨
倒计时在进行。一场大爆炸即将到来。影院的空气仿佛凝固，然后，整个影厅突然闯进一道光，接着是另一道。大荧幕上，演员的脸同样被照得发亮。
长达几分钟的沉寂。红色的火焰填满全部的荧幕，然后是黑色的浓烟。火焰不断上升，直至消失，成了一片黑暗。最后，传来一声巨响。
这是1945年7月16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现场。数万人的努力和20亿美元的投入，在炸弹爆炸的那一瞬间，推动着人类历史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扭转，同时改变的，还有项目负责人，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命运。
在电影《奥本海默》中，英国导演诺兰用3个小时讲述了奥本海默复杂且饱受争议的一生。诺兰在采访中多次提到，他第一次尝试用第一视角去写剧本，为的就是探索奥本海默的内心世界。
我们试图再次梳理奥本海默的人生，试图展现一位复杂、甚至矛盾的科学家。他有理智与底线，也有欲望与野心；他对科学有纯粹的追求，也难以抵御世俗的诱惑。时代与权力帮他走向顶峰，也将他推入深渊。他的人生注定被误解，也难掩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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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从来不是我们印象中那种传统的科学家：他不是个专一的人，也不会为科学付出全部精力。18岁，这个出生于纽约一个富裕犹太家庭的男孩进入哈佛大学。他读化学专业，也学数学、物理与哲学。他是语言天才，掌握八九门外语，包括一点点中文，曾经花六周学习荷兰语，然后用荷兰语演讲。他的兴趣很广泛，从文学到艺术，写诗，写短篇小说，从法国文学读到梵文的印度史诗。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无法理解他为何要把时间花在这些“垃圾”上面。但他乐此不疲。他仅用三年就从哈佛毕业，并且还要向人强调，只花了三年。
回到老本行物理上，奥本海默却不是一个坐得住的人。他很难集中注意力在一件事上——这成了他科研路上最大的弱点。去剑桥深造时，起初他学实验物理，却常常在实验中不注意细节，计算错误，焦头烂额。朋友弗格森回忆，他在剑桥过得很不开心，经常痛苦地趴在地上。1926年，奥本海默转向理论物理，处境逐渐好转。他在哥廷根（量子力学的发祥地之一）写出几篇优秀论文，第二年，年仅23岁的奥本海默博士毕业，返回美国任教。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位年轻的教授建立了亚原子物理学派。他有才华且爱招摇，举止儒雅，打扮讲究，走到哪，都喜欢戴一种名叫“猪肉馅饼帽”的绅士帽，很快便折服了学生。圈内的许多人开始竞相模仿他，甚至跟他抽同款香烟。
电影《奥本海默》剧照
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是个动荡的年代，一战结束的余波还未散去，德国的纳粹党正在悄然壮大，直到上台掌权。同时，这又是理论物理学的黄金时代，天才争相涌现，令人激动的科学突破也时常发生。像奥本海默这样“坐不住”的人，注定很快就被时代卷进漩涡。
1929年“黑色星期四”股市崩盘时，这位靠着父亲去世留下的一大笔遗产生活的年轻人还需要在几周后从报纸上得到消息，等到大萧条席卷美国，他目睹许多人流浪街头，便已经开始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很深的怀疑。他开始关心政治，与美共走得很近，他的弟弟就加入了共产党。身为犹太人，1934年希特勒上台后，奥本海默不仅安排德国的亲戚移民到美国，还掏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资助移民到美国的德国物理学家。他还关注西班牙内战，从父亲的遗产里取出一部分，交给当时志愿去西班牙保卫共和国的“国际纵队”。
1939年，奥本海默35岁了，作为物理学家，还没有在学术上取得太多惊人成果。他从未获得过诺贝尔奖，离这个奖项最近的一次，就是这年的9月1日，他和学生合写的一篇论文，仅有4页纸，清楚透彻地发现了“黑洞”的存在。然而，就在同一天，命运将他推上了另一条道路：德国闪击波兰，随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那之后，奥本海默再未研究“黑洞”，甚至压根没提过。当你了解了他那广泛的爱好和沉不下来的性格后，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很多学者认为，如果奥本海默像爱因斯坦那样，没有加入曼哈顿计划，大概率会在1940年代末或1950年代拿到诺贝尔奖。
他的野心开始展露在其他地方。当大学同事、193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伦斯邀请他参加原子弹讨论会时，他欣然应允。第一次参会，奥本海默就给出了许多值得赞赏的建议。
美国陆军主导这项事关重要的原子弹研发计划，也被称为曼哈顿计划。最早是由爱因斯坦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提议制造原子弹。不过，自从1932年移民到美国，爱因斯坦便受到FBI的密切监控。当局并不准备让他加入曼哈顿计划，而是给了个顾问的位置。爱因斯坦对政治没多少兴趣，便一口回绝。
苦于进展缓慢，电影中由马特·达蒙饰演的格罗夫斯将军要为曼哈顿计划寻找合适的科学主管，奥本海默适时进入他的视线。
他涉猎广泛，对不同领域的科研都有所了解，足够聪明，能提出精准的问题。面对其他同行，他直言不讳，善于点评他们的科研成果。他在一些科学家之间有着强大的号召力，也有一些科学家对他性格中的高调与炫耀感到厌烦。杨振宁曾表示，奥本海默擅长的只是自我标榜。
1942年9月，格罗夫斯将一纸聘书交到奥本海默手上。自诞生起，曼哈顿计划便在与时间赛跑。在欧洲，纳粹德国召集了以海森堡为首的科学家，加紧研发原子弹。没人知道如果德国先获得了这一致命武器，世界将面临什么。
尽管参加曼哈顿计划是野心的驱使，但奥本海默也真的相信，原子弹可以让世界回归和平。他不具备顶尖科学家那种专注，渴望参与政治，但一种科学家式的天真又在此展露出来。他曾为了曼哈顿计划去招募他的一位朋友。朋友看过日军轰炸上海的情况报告，认为原子弹一旦爆炸，会波及许多无辜的人，而发展了三个世纪的物理学不应该最终变成杀人武器。对此，奥本海默满怀信心地说，做这件事，只是为了赶超纳粹，结束战争。
政治家的那种妥协、遮掩，虚与委蛇，在奥本海默身上也半点看不到。他从不会盲目相信或不相信什么，交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这人与众不同。30年代，信仰共产主义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奥本海默的弟弟和弟媳都加入了共产党，他的情人简·塔特洛克也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奥本海默跟着简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也定期向这些组织捐钱。但他也始终没有加入共产党，因为他想要自由，不受组织约束。
40年代，美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担忧愈演愈烈，美国政府认为共产主义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由于亲共，奥本海默引起了FBI的注意。1941年，FBI开始为奥本海默建立档案，记录他的所有行动，监视既没有使他疏远自己的共产党朋友，也不会促使他转而加入共产党。1943年，趁着回加州的空隙，奥本海默和以前的情人简见了一面。这次约会被军方情报人员记录下来，险些令他被曼哈顿计划开除。
回洛斯阿拉莫斯之前，奥本海默的好友、共产党人薛瓦利埃找到他，试图为苏联套取原子弹情报。他立即拒绝。但或许是出于保护朋友的考虑，奥本海默没有在第一时间向军方揭穿此事，而是等到八个月之后，他才主动说明。
格罗夫斯将军怒不可遏，要求奥本海默提供苏联间谍名字，并且承诺不向上汇报。奥本海默只肯透露中间人是薛瓦利埃。他认为这事早已过去，并且没有造成多大影响。然而，当军方质询奥本海默时，他前后说法不一，加深了军方的怀疑。“薛瓦利埃事件”也为日后被清算埋下伏笔。
他的政治敏感度有时低到令人发指。很多人提醒他，洛斯阿拉莫斯可能已被苏联间谍渗透，他总是嗤之以鼻。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RDS-1”试爆成功，后被证实与美国用在长崎的“胖子”极为相似。1950年，曼哈顿计划中一位沉默寡言的科学家富克斯投案自首，交代了所有间谍行径，最终被判14年。消息传到奥本海默那儿，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糟糕的是，那会儿冷战的铁幕已经降下，奥本海默依然在报纸上公开谈论自己早年的左倾经历。
1945年7月16日注定让奥本海默终生难忘。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附近的沙漠，“三位一体”试爆成功。戴着护目镜的奥本海默，亲眼目睹了原子弹前所未有的威力。电影里，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段印度教经文：“现在我变成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哈佛大学历史教授史蒂文·夏平在采访时说，据当时在场的其他人回忆，奥本海默实际上说的是类似于“这东西管用”的话，并不是这句神秘莫测的经文。
试爆成功仅过去二十多天，美军用两颗原子弹终结了二战。然而，身为曼哈顿计划的科学主管，奥本海默和无数美国人一样，是在广播员的激情播报中，才知道有两颗名为“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弹，分别在日本的广岛与长崎引爆。
电影里，消息传到洛斯阿拉莫斯，许多人为之兴奋，鼓掌，齐声呼唤“奥比”（奥本海默的昵称），等待这位科学家现身。奥本海默推开门，缓缓走向讲台。他显得局促不安，却要故作镇定。他告诉所有人，日本人不会喜欢这个炸弹，他为大家感到骄傲，遗憾的是没法用原子弹对付纳粹（那时德国已经投降）。
电影中，欢呼声和跺脚声此起彼伏。恍惚间，哀嚎声在奥本海默的耳边响起，他离开会场，看到了无数痛苦的人，掩面哭泣或是俯身呕吐。那是遭受原子弹袭击的无辜的人。
二战后，奥本海默一跃成为美国最受瞩目、仅次于爱因斯坦的明星科学家。他成为主角的雄心实现了。他依旧喜欢和政客打交道，经常前往国会讨论原子能问题。他频繁公开发表各种言论，是报纸最喜欢引用的对象之一。
自信甚至是自负，一直是奥本海默性格里的底色。诺兰在多个采访里提到，当他翻阅奥本海默的传记时，有一个事实令他无比着迷：在原子弹试爆前，奥本海默和科学家们通过计算，得知原子弹有可能点燃大气层，进而毁灭整个世界。这个概率非常之小，但并不是零，这没有阻止原子弹的研发。
整部电影也在不断向观众暗示，奥本海默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纳粹投降后，曾经有人劝奥本海默停止原子弹的研发，但奥本海默拒绝了。有人对此评价，他就是想证明自己的才华。美军准备向日本投放原子弹前，奥本海默也参与了讨论，为投放的目标城市进行论证。
这些都是奥本海默的选择。原子弹成就了奥本海默，但当他目睹原子弹造成的巨大破坏时，他身上人性的部分又觉醒，给他带来了无限的道德焦虑。那种天真又回来了：他相信自己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也有能力把它关上。从1947年到1954年，奥本海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四处奔波，一遍又一遍向公众、媒体和政客解释、警告、建议，希望停止研究氢弹，限制核武器。
会见美国总统杜鲁门时，他直言美国应阻止核武器扩散。他说：“总统先生，我感觉我的手上沾满了鲜血。”
杜鲁门立刻变了脸色，难以掩饰对这位科学家的反感。“他手上的血还没有我手上的一半多。”杜鲁门后来说，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
时代已经变了，这次奥本海默将再次被卷入漩涡，却是以下坠的方式。热战结束，铁幕降临，冷战的寒气传遍世界各地。比起限制核武器，更主流的声音是研制氢弹，扩大产能，以此保持美国的核优势，以及对其他国家的核威慑。
奥本海默频繁跟政府和军方唱反调，显得不合时宜。他本人逐渐被认为是美国发展核武器的最大阻碍之一。
20世纪50年代，一封举报信引起当局的关注。信里控告奥本海默“大概率是一位苏联间谍”。举报人洋洋洒洒列举了三页纸的证据，大多数站不住脚。不过这封信传到白宫，仍然引起震动。随后，一场针对奥本海默的听证会开始了。
大多数人认为针对奥本海默的指控极度荒谬，爱因斯坦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奥本海默，私下里，他则建议奥本海默出国，“没必要让自己遭受这样的迫害”。
奥本海默拒绝出国，他一贯的作风是坦诚面对质疑。1954年，在长达四周的听证会上，奥本海默认真、耐心地讲述了自己的一生，包括与简等共产党人的交往。他低估了政治的复杂，以为这样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历史上，一共31名证人出席作证，多数人给出了有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言。出人意料的是，科学家爱德华·泰勒背刺了奥本海默。
泰勒是曼哈顿计划的一员，还在洛斯阿拉莫斯时，他对原子弹没太大兴致，总是提出一些很新奇的点子。同组的科学家饱受困扰，向奥本海默求助。奥本海默想了想，让泰勒去研究威力更大的氢弹。当时几乎所有人认为，氢弹仅是理论可能，离实现太遥远。而奥本海默也只是想维护众人关系，顺便给泰勒找个事做。
没想到，泰勒的进展有模有样，但是，进一步研发氢弹的提议遭到奥本海默的反对，他也拒绝加入氢弹研发。
泰勒的证词直接伤害了奥本海默。他直言自己难以理解奥本海默的所作所为，在很多问题上完全不同意奥本海默的观点，“我希望看到这个国家的切身利益掌握在我更了解、更信任的人手中。”
电影里，作证结束，泰勒来到奥本海默面前，低声说了句对不起。然后，他伸出手，试图和奥本海默握手。律师给奥本海默使眼色，示意他不要回应。角落里，这位自信又自负的科学家一脸颓然，当年，他没有选择出卖朋友、供出苏联间谍的名字，也一直不肯相信洛斯阿拉莫斯被苏联间谍渗透，他渴望先于德国研制出原子弹，又为原子弹会带来的巨大危害四处奔走，野心、天真、正义和罪恶，集于一个人身上，人物的复杂性在此刻显现，奥本海默伸出手，和刚刚诋毁了自己的人，握了手。
1954年5月27日，针对奥本海默的听证会有了结果。奥本海默对美国的忠诚没有问题，但“具有安全危险”，被剥夺了安全许可。从此，他无法接触到政府关于核弹研究的机密。对这位“原子弹之父”而言，无异于是一次社会性死亡。
1963年，奥本海默被美国能源部授予“费米奖”。本计划由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颁奖，结果在仪式的前一阵子，肯尼迪遇刺，最后是约翰逊总统来授予。尽管得到这份荣誉，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一直没有恢复。
1967年2月18日，奥本海默因喉癌去世。
奥本海默获得正式的平反，要等到2022年12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推翻了1954年那场听证会的决定，宣布当年撤销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是出于政治动机”，是错误的。
随着冷战结束，当年生活在核威胁之下的紧张与恐惧逐渐消散。奥本海默被大多数人遗忘了。诺兰接受采访时说，在写这部电影的剧本时，他儿子说现在没人担心核战争，“两年后，他不再这么说了，世界又变了”。
如今，担忧从核武器变成了人工智能。《奥本海默》上映后，诺兰和一些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交流，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科学家对意外研发出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新技术，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当然，诺兰巧妙化解掉这些追问：“我拍这部电影不是为了传达什么信息，我拍这部电影是因为它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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