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苍保佑重新被想起的哈尔滨人民 | 谷雨
去年十月初，我和同事去哈尔滨出差。彼时网上关于这座城市最热的新闻是，机场里挤满了要飞去海南过冬的人。那时冰雪还未覆盖哈尔滨，南方尊贵的客人还没输送到这里，本地人迫不及待地要在最难熬的季节降临前离开这里，我们和他们都对两个月之后的事情缺乏想象力。
这个下着暴雪的冬天，哈尔滨迎来了巨大的人流量，在地标中央大街，有外地游客穿上了花棉袄，那是大部分人对于东北的想象。但本地朋友觉得，花棉袄并不是哈尔滨，它拥有超出外来者想象的优雅，本地人说，“哈尔滨是全中国最时尚的城市”。它曾是国际化大都市，后来不是了，但那种“富过”的历史自尊心被保留下来。这座城市是快乐的，忧伤的，也是骄傲的。
当时我们要采访的是一支足球队，也是黑龙江唯一的一支职业球队，他们试图在一片被称为足球荒漠的土地上踢美丽足球，用中甲班底踢曼城式的传控。最初，采访进行得不太顺利，直到我们遇见Pippo。
他是位胖胖的大哥，三十多岁，圆脸，戴着眼镜。Pippo是他的微信名，也是因扎吉的外号。那时，球队刚训练完，Pippo带着一包国产品牌球鞋和运动服，送给他喜欢的，以及大概率赛季结束离队的球员。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随便聊几句，于是就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半小时。“这就是东北人啊！”我们想。“以后咱们就是朋友，”Pippo拍着胸脯说。
Pippo的出现让我们不再担心后续采访。几个月后，这座城市拼尽全力拿出自己最大的热情招待南方来的客人，这种热情和激情让外地人叹而观之，但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稀奇的，当时Pippo就告诉我们：“哈尔滨有两样特产，一是红肠，二是热情的哈尔滨人。”
我的同事对这种热情早有体会。一年前，她和朋友第一次去哈尔滨，在路上跟人撞车。对方是个长得很像傅彪的大哥。他说你怎么回事儿？“傅彪”最后承担了全责，他说，就这吧老妹儿，本来你应该承担30%责任，但是算了，哥让你感受一下哈尔滨人的热情。最后，她和“傅彪”在事故现场自拍，合影留念。
所有人都会遗忘
知道我们是来了解球队的，当天晚上，Pippo就帮忙联系了当地最大球迷组织、已经成立了二十年的“射门”的主理人二哥。我们以为谈话重点是关于球队的，结果哈尔滨却变成了主角。
我们在二哥自己开的烤肉店见面。二哥看起来不到40，斜梳着一丝不苟的背头。他是90年代的大学生，读书多，最喜欢研究三国，是那种很有腔调的哈尔滨人。在烤肉炉旁，他倒上一杯哈啤，点上烟，营造出讲故事的氛围。
在哈尔滨这个经济衰落的城市里，这支球队努力想摆脱金元时代的桎梏，不靠外部输血，靠自己活下去，最大的市场便是二哥所领导的球迷组织。二哥称自己为“北方以北，蛮荒魔鬼”，这支球队的主场也被称为“魔鬼主场”，其他省的很多球队都在这里栽过跟头，就像招待南方的客人一样，哈尔滨球迷们在支持自己的球队上毫不惜力，他们为球队写歌，“场上战斗不止，场下歌声不停”，因为太用力，敲军鼓的球迷好几次都敲裂了鼓槌。
二哥觉得，某种程度上，球迷那么用力，捍卫的其实不是球队，而是哈尔滨这座城市的骄傲，他们只能在这个微小的球场拥有一点胜利者的荣光，而更大范围内的荣光早已雨打风吹去，二哥有点忧伤地说，“这儿是足球文化的荒漠，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荒漠，以前好听叫共和国长子，老牌重工业基地或者怎么样，其实是一地鸡毛。”
二哥记得，曾有一次，北京国安队来哈尔滨比赛，国安球迷叫御林军，历史悠久。比起皇城根下，二哥说，“我们（哈尔滨）只是个小弟，弟中弟。”御林军提出要和“射门”对歌，这是球迷之间既友好又暗含挑衅的交流方式，二哥笑道：“但他们不会想到我们非常有底蕴。”双方对了整整四十分钟的歌，依然难分高下，一首又一首，一首又一首……看上去没完没了，最后对方有点服了，提出再唱最后一首赶紧结束。经此一役，双方结下了惺惺相惜的友谊。
现在的哈尔滨冰城队，刚到这里一年多，管理层只有一个本地人。之前一次，俱乐部为了提升营收，吸引球迷，想把球衣搞成红配绿，大花棉袄配色。年轻人或许喜欢这些。球队问二哥意见。在二哥看来，那是球队（以及很多人）对哈尔滨的巨大误解，他淡淡地说道：“哈尔滨是全中国最时尚的城市。”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来自北京的我和同事笑得很放肆，现在想起，那种笑带着某种对这座城市的冒犯，哈尔滨？全国最时尚的城市？怎么可能呢？我们印象中，哈尔滨是东北的一部分，而东北就是那个东北。二十年前，它属于马大帅，或者一脉相承的象牙山，生猛与幽默都长在泥土上。二十年后，它属于钢的琴，属于漫长的季节，有文化的人们把故事重新讲了一遍，带着点忧伤和颓丧。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
“他们想迎合的是‘东北文艺复兴’，但是他们不知道，东北文艺从来没衰落过。”二哥说。“射门”的助威歌，有的改编自苏联的《喀秋莎》，有的是加拿大《红河谷》，风靡全国球迷圈。他们曾制作出当年亚洲最大的手绘tifo。二哥说，穿貂是哈尔滨先流行的。
第二天，我们去老道外转了转。Pippo说，那是最能代表哈尔滨的地方。哈尔滨分道里和道外，当年道里主要住外国人，道外住华商。华商赚了钱，就造洋气的房子，里面却是中式庭院。
120多年前，哈尔滨随中东铁路而起。铁路连接满洲里、海参崴和哈尔滨，高峰时，有20多万外国人生活在哈尔滨。他们投资建设了中央大街，并修建教堂、银行、学校和歌舞厅。解放前，中国能称得上国际化大都市的，只有上海和哈尔滨。那时国内发往欧洲的电报，都要先到哈尔滨，之后才能发至13国领事馆。现在的黑龙江省博物馆，前身叫莫斯科百货商场。哈尔滨很多地方都能买到马迭尔冰棍儿，马迭尔在俄文里是“摩登”的意思。
但现在，你只能看到一些老道外的碎片。我们遇到的每个哈尔滨人都对此愤愤不平。这里的楼房大多建于百年前，设计精细，被称为“中国巴洛克”。大多数破旧但美丽的房子被围上蓝绿黄色挡板，等待重新装修。新的道外街区里布满“老字号”招牌，约等于哈尔滨版南锣鼓巷。
沿着老道外一直走，你就能看到罗曼蒂克消亡的痕迹。首先是“国营更新饭店”，然后是“温州国际商贸城”，电气一条街，再然后，一座墙头长草的老房子，“龙江建工”的起重机就在它背后。
“慢慢的，所有人都会遗忘。”二哥说，“哈尔滨的付出被遗忘，身为哈尔滨人的骄傲（被遗忘）。”“不是你有锅包肉，不是你有冰雪大世界。”“为什么新中国建设能够这么快？”“中央大街是干什么的？道里道外是怎么回事？”
在逛道外时，我的同事讲起她上次来哈尔滨，和她的朋友Mi一起。哈尔滨当地朋友金哥没有带她们去那些著名景点，在他看来，那都不是哈尔滨，因为看上去“太成功了”。她带她们去看了位于松花江边上的一个旧船厂，那天下了小雨，我们走过古老的红砖房，来到松花江边上，几艘坏掉的船搁浅在岸上，船坞昏暗，远处是一座红白相间的的灯塔，这就是上世纪东北实力最强的造船厂的工业遗骸。
他们在河边坐了一会儿，回来的路上，Mi说：“哈尔滨其实就是一种硬过之后再也硬不起来的忧伤。”金哥点头，“所以我们只能抽大烟喝大酒说大话。”
江对面红白相间的灯塔 ©江臾
认识Pippo后的几天，他都会在工作之余，开车带我们满城跑。“咱们今天继续探店！”他说。Pippo已经结婚，但没要孩子，有两条狗，依然享受着二人世界的自由。他在街道工作，就像很多人希望的那样，成为体制内的一部分。
我们一直想试试正宗的锅包肉。之前，一位自称来自哈尔滨的同事，推荐了一家锅包肉饭馆。后被出租车司机、Pippo以及我们自己鉴定为不咋地的网红餐厅。Pippo推荐我们去吃“徐包铺”。它门面不大，门口摆一块招牌，上面写：
“2点到4点，不做热菜。晚上7点钟厨房下班，不再接待新来的客人，谢谢再见。”
照经验判断，这种服务态度，一定很好吃。
这里是哈尔滨人从小就知道的饭店。服务员多是50岁左右的大姐，她们穿着白色大褂，戴圆柱形的白帽子，有些套着袖套。上次看见这身打扮，是年轻时在门市部上班的我姥姥的妈妈。我确信这不是东北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只是过往时代的痕迹依然在这里留存。
最后，这里的锅包肉，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我们也决定体验一下哈尔滨的洗浴文化。我们找到一个人均200左右的洗浴中心，在出租车上谈论这件事，司机师傅忍不住插话，他说不行，你们去这个不行。
一般来讲，出租车司机掌握这个城市所有的线索。但滴滴普及之后，他们的话语权严重下降。北京出租司机谈天论地的刻板印象几乎消失。不过在哈尔滨，一些传统的味道得以保留。我们问他，当地哪家洗浴中心最好？
“就在那个哪儿……”司机说，“那个地方没招牌。”按司机的说法，这个城市里最好的洗浴中心没有名字，一般人进不去。他说他的朋友进去过，点几杯喝的就得上万。他的朋友在给有钱人当司机。这听起来像个都市传说，他最终也没说清楚那个最奢华的洗浴中心在哪。
我们走进那个人均200的洗浴中心。它外观像个酒店，装潢讲究，空气里都是香氛的味道。马路对面是一家夜店，所以你还能看到全妆老妹儿拎着澡篮子走来走去。
更衣室和浴池里有许多的赤条条的大哥们，他们身材扎实，寸头挺多，金链子倒是没见着。他们看起来十分自如，毛巾铺在池边，人进去，然后点上一支烟，边抽边泡。有时他们会发出一声声低吼，不针对任何人。似乎在倾吐浊气，也可能是因为水太烫了。
我坐在浴池最角落里，半边身子贴着池壁。过了一会儿，有个大叔过来，坐到距我不足一米的位置。我有点想逃跑，但他非常自然地跟我搭话。“泡一会儿就出汗”，他最初说话时不会看你，但又让你确切地知道他在跟你聊天。“确实。”就像这样，只要你接话，他就能从泡多长时间会出汗，讲到哈尔滨师傅的搓澡水平，最后上升了到了国家战略。
浴池有二楼，是搓澡的地方。据说几十年前，哈尔滨澡堂不允许搓澡，因为会助长资产阶级的腐化，于是人们就相互搓。过了十几年，这项制度被废除。我躺在铺着塑料布的床上，旁边是一排同样赤裸躺下的人。
从9月开始，哈尔滨冰城队经历了一波漫长的不胜，甚至连败。回到北京后，我的同事迟迟无法下笔。一个典型的体育故事里，那些不被看好的普通人总能创造奇迹，梦想是奇迹的燃料。他们奋力前进，至少要倒在最后一步，然后带着巨大的喜悦或遗憾，故事在此落下帷幕。但在真实的生活里，人们总是苦苦僵持，变化以一种更平静的方式发生。
我们无法做出更多突破，也试图让自己相信这不重要。在哈尔滨的最后几天，我的同事带我见了她在当地的朋友。他们是一些不再年轻的人。
我们去往一条看起来破旧的街道，两侧是平房，其中一间在举办刘禹的摄影展。刘禹60岁，是个没有名气的人。同样没有名气的人还有金哥、芳姐，他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头发都已花白了。简单介绍的话，他们算是八十年代的文青。印象中，文青到了一定年纪，总会过上另一种生活，甚至嘲笑当年的自己。但他们不一样，属于一辈子没干什么正经事儿，一直在读书、看电影、写诗、玩儿摄影，或者闲逛，干所有自己喜欢干的事，并跟所有不喜欢但能给带来好处的东西保持距离。
展览位于棚户区的一间平房里，月租500，水泥地白灰墙，很冷。房间里除了照片，还有很多老物件，相机，皮鞋，三十年前的日记本，《1999年人类大劫难》。
禹哥找来一张白板当投屏，关上灯，用一台老式幻灯片机放照片。机器是20多年前买的，灰扑扑的塑料壳子，机械感十足——我的意思是，操作全靠手动。他把一排胶片整齐排列进去，按一下按钮，咔嚓一声，切换照片。机器年头久了，切换时老是重复前面的胶片。
我们得以在这些照片里领略几十年前的哈尔滨，冬天，被雪覆盖的学校、游乐场，还有几张是破旧的厕所，他说他就喜欢拍这些看上去乱糟糟的、没那么整齐的东西。游乐场是他们小时候玩耍的地方，已经消失了，有些建筑不确定还在不在，他会和身边的朋友们确认。照片里还有他们更年轻时的面孔，一群人在这座城市里玩耍游荡，而照片外的他们，已经老去了。
照片放完，不知怎么聊到阿尔巴尼亚。在他们这代人的童年时期，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密切。禹哥给我们读了一首他写的诗，关于阿尔巴尼亚和他的少年时代。
苏联画报、阿尔巴尼亚画报里的人和物，甚至朝鲜画报
那些滑梯
那些板正的楼房
那些散发出甜面包气息的人们
那些胖胖的穿兜兜的孩子应该是我们的同龄人
我刚刚脱下那兜兜没多久
但那些可能是虚假的宣传给蒙昧中的本能儿童造成过的真实的欢愉与快感
但绝大部分时候，哈尔滨人是快乐的。那天晚上，金哥带我们去附近的饭馆吃饭。他在饭桌上模仿他的生意人朋友，“提一杯！”大家就边笑边举杯。然后话题逐渐严肃起来。他最近在读东北的地方志，讨论哈尔滨受哪个外来文化的影响更深，比如什么建筑风格来自俄国。金哥说，哈尔滨最终会回到它原有的位置，“一个旅游城市”。
金哥说，年轻的时候，他总是想出去。现在到外地出差，呆不了几天就想回来。哈尔滨似乎没有什么确切的、需要他想念的东西。可能只是一种感觉，他过往的时间都留在这里。
这让我想起二哥，他是个商人，在哈尔滨生意并不好做，疫情几年他亏了许多钱。疫情放开之后，他一度考虑是不是应该去南方做生意，但最后还是舍不得离开家乡，决定留下来。
属于这里的人总能找到自己的快乐。去吃饭的路上，我问芳姐，你们平时都做什么？她说，在城市里闲逛，去那些少有人发现的，即便发现了也不感兴趣的地方。或者和朋友一起野餐。“可能是因为哈尔滨的冬天太长了，”芳姐说，“所以一到能出去玩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
其实我真正想问的是，这样的生活真的有意义吗？这样度过几十年，真的快乐吗？她接着说，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但每次出去玩，总能发现新的东西，每次都很快乐。
我们裹紧外套，走在哈尔滨日渐寒冷的风里，它提醒我们，这里最漫长的季节即将到来。
临回北京前，Pippo给我们买了数不清的大列巴、沙一克、香肠、花生，还有喀秋莎牌酸黄瓜，摆满了酒店前台的一整张桌子。Pippo开车回去上班，他告诉我们，今后大家就是朋友——就跟他刚认识我们那天说的一样。
现在，几个月过去了，哈尔滨再次成为焦点，我们的故事却依然没能成型。一个月前，Pippo在群里问，稿子还没好吗？我们搪塞过去。真是很抱歉，但我们又想起哈尔滨那些人，想起Pippo、二哥、小宝、小九、禹哥、金哥、芳姐……在出租车司机还不会说公主请下车，在小土豆还没学会出溜滑的时候。
◦ 除特殊标注外，插图均来自作者。头图、封面图来自刘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