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书林|《王昭君变文》与唐蕃长庆会盟

钟书林，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要］

    敦煌遗书P.2553《王昭君变文》自发现以来一直颇受学界重视，但对于其创作时间的探讨则分歧较大。近年来渐趋形成共识的是，创作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但这一时间，仍然略显宽泛。我们通过对变文作品中唐蕃和平主旋律的讴歌、昭君公主和亲的歌颂、赞普高大光辉的正面形象刻画、蕃域的富庶及疆域描述，以及变文对于蕃域戎俗的刻骨铭心记忆等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认为《王昭君变文》的创作与唐蕃长庆会盟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从而进一步将《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确定为长庆三年（823）唐蕃会盟碑落成之后不久。

王昭君故事，传诵不息，历久弥新。敦煌遗书P.2553《王昭君变文》承继自汉迄唐的各类题材吟唱，再铸伟辞，自敦煌遗书重见天日后，备受世人关注，成果众多。单以变文的创作时间而论，学界仁智互见，分歧较大。有的认为作于盛唐，有的认为作于中唐贞元末年，有的认为作于唐末，莫衷一是。笔者拟结合长庆会盟的时代背景，希冀给《王昭君变文》产生的时间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请读者与方家教正。

一   变文说唱词“八百余年”与变文创作时间的大致推断

《王昭君变文》云：“故知生有地，死有处，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尚在。”这一段话似为变文说唱者的插入语。类似地，《王昭君变文》还有：“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这些插入语，透露出有关说唱者的一些真实历史信息。如上引“八百余年，坟今尚在”，透露出说唱者所处的时代信息，因此为研究者所重视。但由于各家对昭君的离世时间理解不一，所以导致出现上述的分歧。
也有学者根据上述信息，对变文的创作时间段作有大致的推测。如容肇祖先生说：“从竟宁元年（纪元前33年），到唐代大历二年（纪元后767年）已有八百年，到宣宗大中十一年（857）便有八百九十年。这大约是这时期的作品。”认为变文创作时间的上限在大历二年（767），下限在大中十一年（857）。邵文实借鉴翦伯赞和张传玺先生等研究成果，从对昭君事迹有明确记载的汉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往后推八百年，将变文创作的上限，推定在建中二年（781），即吐蕃完成控制整个河西地区；将变文创作的下限，推定在张议潮率众收复敦煌的大中二年（848），从而断定《王昭君变文》为吐蕃占领河西地区时的作品。这一推论，吸收众家之长，更具一定的说服力。从变文的文本内容来看，也正如邵文实所说，变文集中地反映了吐蕃统治下敦煌百姓的心态。这一论断，也与《王昭君变文》文本内容颇为吻合。
不过，倘若进一步细究《王昭君变文》，结合文本中的诸多丰富信息，则可以进一步具体推断：《王昭君变文》应当作于唐、蕃长庆会盟前后。《王昭君变文》的出现，是歌咏唐蕃长庆会盟的时代产物。在《王昭君变文》中，和平的主旋律，长庆会盟的时代气息，都颇为浓厚。

唐长庆元年（821），唐穆宗登基，吐蕃赞普赤祖德赞先后两次派使臣向穆宗表示祝贺。随后，又派使者请盟，同年十月，唐、蕃于长安西郊会盟。长庆二年，唐朝派和盟专使赴吐蕃都城逻些东郊会盟。这次会盟是唐、蕃历史上的第八次会盟，史称“长庆会盟”。此次唐蕃会盟，便是《王昭君变文》的主要创作背景。在创作时间上，也吻合变文所说的“八百余年”。倘若从竟宁元年（前33）王昭君入塞算起，到长庆元年（821）止，其间为854年；倘若从鸿嘉元年（前20）算起，到长庆元年止，其间为841年。倘若按后一种算法，则更接近“八百余年”的说法。正如张传玺先生说：“我们所知王昭君最后的事迹，是汉成帝鸿嘉元年（前20年）复株累若鞮单于死，她从此寡居。此后，对她再无所知。为王昭君作年谱，可以止于此时。但考虑王昭君在汉、匈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将年谱的时间向后延伸。”王昭君从竟宁元年（前33）入塞，到鸿嘉元年（前20年）复株累若鞮单于死，其间仅14年，按王昭君入塞时，年18岁计算，寡居时不过32岁。倘若按其享年60岁算，其寡居长达近30年。因此，倘若将王昭君年谱的时间，往后延伸到其享年60岁时去世，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这一时间，距离长庆元年（821），则为813年，更加贴近变文所说的“八百余年”。揆之唐史，长庆元年在大唐长安会盟，长庆二年在吐蕃逻些会盟，长庆三年唐蕃会盟碑正式落成。
因此，细究当时情形，《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可以进一步确定为长庆三年（823）唐蕃会盟碑落成之后不久。这一点，可以从《王昭君变文》与长庆三年唐蕃会盟碑在文本内容上的相互关联中，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

二  变文中的唐蕃和平景象与长庆会盟的主旋律

《王昭君变文》的主题和长庆会盟的主旋律，都是“和平”。《王昭君变文》以汉代王昭君出嫁匈奴，换来汉、匈两境的和平为主题。实际上，作者此处借汉说唐，以昭君和亲，换来汉、匈两境的和平，比拟唐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出嫁吐蕃，换来唐、蕃两境的和平。借汉说唐，这是唐代文人创作的习惯。《王昭君变文》的创作，也是这种文学风气的反映。《王昭君变文》通篇洋溢着和平的气息，丝毫不见任何的敌对怨艾或矛盾冲突。尤其是变文的结尾处，写王昭君死后，汉、匈交好，和睦至深。
后至孝哀皇帝，然发使和蕃。遂差汉使杨少徴杖节来吊，金重锦縚缯，入于虏廷，慰问蕃王。单于闻道汉使来吊，倍加喜悦，光依礼而受汉使吊。宣哀帝问，遂出祭词处，若为陈说：“……虽然与朕山河隔，每每怜卿岁月孤。秋末既能安葬了，春间请赴京都。”单于受吊复含啼，汉使闻言悉以悲。“丘山义重恩难舍，江海情深不可齐。”
这些唱词，实际上是歌颂文成公主、金城公主死后，唐、蕃交好，和睦共荣的情形。变文中的汉哀帝，即比拟当时新即位的唐穆宗。唐穆宗即位，唐、蕃关系迎来了空前的睦邻友好。
纵观唐代相关史实，文成公主出嫁，唐蕃甥舅关系融洽，虽然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唐、蕃之间因为吐谷浑的缘故，有过几次战争，但总体双边关系并未恶化。金城公主出嫁后，吐蕃得九曲之地，以此为根据地，不断挑衅和侵犯中原地界，从此两境不得安宁。唐玄宗时期，国力强盛，面对吐蕃的挑衅，以安抚为主，但寇边从未停止过，以至于金城公主去世后，吐蕃“为发哀”，派使者朝见、请和，遭到唐玄宗的拒绝（《新唐书·吐蕃传》）。不过，金城公主在世时，竭力维护两境的和平，在她的努力撮合下，唐、蕃于开元二十一年在赤岭树碑立盟，“两国和好，无相侵掠”。但好景不长，金城公主去世后，唐、蕃关系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安史乱后，吐蕃趁机大举内侵，曾一度攻陷大唐的首都长安。之后，吐蕃多次叛盟，尤以贞元二年（786）平凉劫盟最为严重，除清水会盟使浑瑊跳马逃脱外，其他会盟人员全部被吐蕃擒获。稍后，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相继为吐蕃所攻陷，唐、蕃关系跌落至冰点。直到长庆会盟前后，吐蕃多次派遣使者示好，唐、蕃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次会盟，与以往会盟，有很大的不同。双方坦诚相待，结立大和盟约。长庆会盟盟文云：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圣神赞普，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文武孝德皇帝与赞普陛下，二圣舅甥，睿哲鸿被，晓今永之屯，享矜湣之情，恩覆其无内外，商议叶同，务今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善，再续旧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为此大和矣。
有鉴于此，纵观唐代中晚期的唐、蕃关系，以长庆会盟后的睦邻友好关系与《王昭君变文》中所呈现的唐蕃和平景象，最相契合。其他历史时期，很难达到如长庆年间那样融洽“大和”的唐、蕃关系。

三  变文歌咏公主的和亲贡献与长庆会盟碑铭

变文对汉公主王昭君的和亲之举予以极高的礼赞，尤其是文尾的祭词：维年岁月，谨以清酌之奠，祭汉公主昭军（君）之灵。惟天降之精，地降之灵，姝[丽]越世之无比，婥约倾国而陟娉。丹青写刑（形）远稼（嫁），使匈奴拜首，万代信义号罢征。贤感五百年间出，德应黄河号一清。祚永传万古，图书具载著佳声。呜呼嘻噫！存汉室者昭军（君）。捧荷和国之殊功，金骨埋于万里。嗟呼！[永]别[翡] 翠之宝帐，长居突厥之穹庐。时也，黑山壮气，扰攘匈奴；猛将降丧，计竭谋穷。漂遥（嫖姚）有惧于猃狁，卫霍怯于强胡。不稼（嫁）昭军（君），紫塞难为运策定。嗟呼！身殁于蕃里，魂兮岂忘京都。空留一塚齐天地，岸兀青山万载孤。
祭词“存汉室者昭君”、“捧荷和国之殊功”，直接赞美王昭君的和蕃之功。“时也，黑山壮气，扰攘匈奴；猛将降丧，计竭谋穷。嫖姚有惧于猃狁，卫霍怯于强胡。不嫁昭军君，紫塞难为运策定。”作者回望历史，面对强敌的入侵，边关猛将的惧怯，昭君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正是昭君的远嫁，换来了边疆的和平与安定。她的和蕃远嫁功业，齐于天地，万载传芳。变文将王昭君的身份，定位为汉公主，正是借此歌咏唐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和蕃功业。变文借助于对汉公主王昭君的咏赞，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对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咏赞。这样集中对两位公主和蕃功业的称赞，同样出现于长庆会盟碑的碑阴文字中。此碑现在仍然完好地保存于西藏拉萨，原为藏文，今据学者汉文译本如下：
初，唐以李氏得国，当其创立大唐之二十三年，王统方一传，圣神赞普弃宗弄赞与唐主太宗文武圣皇帝和叶社稷如一，于贞观之岁，迎娶文成公主至赞普牙帐，此后，圣神赞普弃隶缩赞与唐主三郎开元圣文神武皇帝重协社稷如一，更续姻好。景龙之岁，复迎娶金城公主降嫁赞普之衙，成此舅甥之喜庆矣。然，中间彼此边将开衅，弃却姻好，代以兵争，虽己如此，但值国内政情孔急之时仍发援军相助（讨贼），彼此虽有怨隙，问聘之礼，从未间断，且有延续也，如此近厚姻亲，甥舅意念如一，再结盟誓。
正是由于文成公主、金城公主所开拓、奠定的坚实的唐、蕃和平基业，其间虽有“怨隙”，但双边关系从未间断，甥舅之情，始终如一，这是长庆会盟在继平凉劫盟唐蕃关系跌至冰点后能够再结盟誓的重要感情基础与纽带。所以，《王昭君变文》对公主和蕃大业的歌咏，即是为长庆会盟中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蕃之功所发挥的巨大政治力量的歌颂。虽然她们远嫁吐蕃，长居穹庐，但为唐、蕃子孙谋得了和平与幸福。长庆会盟，唐、蕃冰释前嫌，再结盟誓，离不开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和蕃努力。所以，在这一点上，《王昭君变文》与长庆会盟碑文，是完全相一致的。

四  变文中的赞普形象与长庆会盟的时代气息

变文中的蕃王形象，实则吐蕃赞普形象的比拟。这一赞普形象，一反以往唐史及相关文集中反复无常、背恩弃义的负面形象，高大而光辉，多爱而仁厚。变文对蕃王直接以“天子”呼之，体现出吐蕃统治时期的时代印痕。
变文中的蕃王，仁爱慈和，与汉公主昭君夫妻感情笃厚，对“汉家”也情深意重。昭君病重时，蕃王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单于虽是蕃人，兀那夫妻义重，频多借问。”又千方百计，寻医问药：“单于重祭山川，再求日月，百计寻方，千般求术，纵令春尽，命也何存。”并对天地祈祷，愿与昭君齐人寿、等生死：“单于答曰：‘愿为宝马连长带，莫学孤蓬剪断根。公主亡时仆亦死，谁能在后哭孤魂。’”当昭君离世后，蕃王率群臣恸哭，为之守丧，不离左右：“恰至三更，大命方尽。单于脱却天子之服，还着庶人之裳，披发临丧，魁渠并至。骁（晓）夜不离丧侧，部落岂敢东西？日夜哀吟，无由暂辍，恸悲切调，乃哭明妃。”变文唱词又云：
单于是日亲临哭，莫舍须臾守看丧。解剑脱除天子服，披头还着庶人裳。衙官坐泣刀离（剺）面，九姓行哀截耳珰。首领尽如云雨集，异口皆言斗战场。寒风入帐声犹苦，晓日临行哭未殃（央）。昔日同眠夜即短，如今独寝觉天长。
蕃王脱去天子之服，穿上庶人衣裳，哀悼昭君。百官云集，以刀剺面，如丧考妣。变文中还同时穿插写蕃王的懊恼、悔恨与伤感。
单于答曰：“到来蕃里重，长媿（愧）汉家恩。”何期远远离京兆，不意冥冥卧朔方。早知死若埋沙里，悔不教君还帝乡。乍可阵头失却马，那堪向老更亡妻。
蕃王声声诉说，情真意切，令人肠断。蕃王为昭君安排的葬礼，也分外隆重：“醖五百瓮酒，杀十万口羊。饮食盈川，人伦若海。一百里铺氍毹毛毯，踏上而行；五百里铺金银胡瓶，下脚无处。单于亲降，部落皆来。倾国成仪，乃葬昭军（君）。”又曰：“单于是日亲临送，部落皆来引仗行。赌走熊罴千里马，争来竞逞五军兵。”“牛羊队队生埋旷，仕（侍）女芬芬（纷纷）从入坑。地上筑坟犹未了，泉下惟闻叫哭声。黄金白玉莲（连）车载，宝物明珠尽库倾。”变文极尽铺陈之能事，渲染昭君葬礼的隆重与奢华。面对这般景致，作者还借助于单于之口说：“汉家虽道生离重，蕃里犹[嫌]死葬轻。”这是加倍一层的写法，烘托他对昭君、对汉家的真挚情感。
    自松赞干布以降，伴随吐蕃国势的崛起，历代对大唐边境侵扰不断，进入公元9世纪以后，吐蕃国力削弱，赞普可黎可足派专使赴唐，缔结友好盟约，长庆会盟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结合当时史料来看，变文中所歌咏的这位仁爱慈和的蕃王形象，实即长庆会盟中吐蕃赞普可黎可足形象的缩影。变文中的蕃王，对昭君、汉家感情真挚，充满仁爱，作者借此表达对长庆会盟中的吐蕃赞普可黎可足的爱戴与歌颂，同时歌颂这来之不易的唐、蕃和平。赞普可黎可足，是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曾孙，《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赞普可黎可足“立几三十年，边候晏然”。这在唐、蕃交往史上，是颇为罕见的。

    面对唐、蕃背盟已久，关系恶化的艰难时局，赞普可黎可足审时度势，主动与多番大唐示好，缔结大和盟约。长庆会盟碑文称颂可黎可足功绩云：
甥舅所议之盟未立，怨隙萌生，盖因彼此旧日纷扰、疑虑，遂使结大和盟事，一再延迟，倏间，即届产生仇仇，行将兵戎相见，顿成敌国矣，于此危急时刻，圣神赞普可黎可足陛下所知者聪明睿哲，如天神化现；所为者，悉合诸天，恩施内外，威震四方，基业宏固，号令遍行，乃与唐主文武孝德皇帝舅甥和叶社稷如一统，情谊绵长，结此千秋万世福乐大和盟约于唐之京师西隅兴唐寺前。
长庆会盟后，终于从根本上结束了唐、蕃长期以来时战时和的局面，开启了和睦相处的新征途。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王昭君变文》通过对蕃王及其群臣恸哭汉公主王昭君、倾举国之力厚葬王昭君的大篇幅描叙，歌颂了蕃王及群臣宽厚仁爱的君臣群像，也从侧面歌颂了蕃、汉和睦共处、安定祥和的政治局面。而这一来之不易的和睦气象，与汉公主昭君和蕃的贡献密不可分，所以作者以王昭君和蕃故事为题材，歌颂唐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和蕃的功业，并由此歌颂唐、蕃和睦相处的时代格局。变文之所以如此构思、布局，正是受到当时唐、蕃关系融洽的时代变奏的影响与鼓舞。

五  变文中的“四至”与长庆会盟的疆域议定

《王昭君变文》有一段描叙蕃域的富庶及疆域：“黄羊、野马，日见千群万群，羱羝，时逢十队五队。似（以）契丹为东界，吐蕃为西邻，北倚穷荒，南临大汉。当心而坐，其富如云。”其实这一段蕃界疆域的描述，也并不是对突厥疆界的描述，其叙述焦点仍然是吐蕃。
（1）结合当时史实，类似《王昭君变文》中如此富庶和辽阔的疆域，当时大抵只有吐蕃。在吐蕃人心目中，他们也是这样认为。这在长庆会盟碑文中，有明确地描述：“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烜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东方之地曰唐，地极大海，日之所出，此王与蛮貊诸国迥异，教善德深，典笈丰闳，足以与吐蕃相颉颃。”吐蕃认为其幅员之辽阔，只有大唐可以与之相匹敌。
无独有偶，敦煌遗书P.2555+P.5037《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中，刘臣璧也说：“吐蕃东有青海之隅，西据黄河之险，南有铁领（岭）之固，北有雪山之窂（牢）。逻娑之外，极乎昆仑。昆仑之傍，通乎百越。承运海物，舟帆蔽空。平陆牛马，万川群[鳞]，国富兵众，土广而境远；自然方圆，数万里之国。”称誉吐蕃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可与大唐媲美。
（2）“吐蕃为西邻”反映出鲜明的时代色彩。邵文实据此推断出《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的上限在建中二年（781）之后。邵先生指出，根据史书记载，吐蕃属西羌，“未始与中国通”，直到唐太宗贞观八年，“始遣使来朝”，与大唐并不接壤，更谈不上为邻了，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不断内侵，最终于建中二年占领沙州，完全占据整个河西地区。这一史实的考究，确实对了解《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至关重要。
不过，还值得颇为注意的是，变文中“吐蕃为西邻”的疆域观念，同时也牢牢地并且郑重地体现在上引的长庆会盟碑文中：“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烜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东方之地曰唐，地极大海，日之所出，此王与蛮貊诸国迥异，教善德深，典笈丰闳，足以与吐蕃相颉颃。”在长庆会盟碑文中，吐蕃人声称“东方之地曰唐”，而变文描述“吐蕃为西邻”，二者彼此对接，遥相呼应。由此可见《王昭君变文》创作与长庆会盟之间的内在密切关系。
长庆会盟碑文云：“今蕃汉二国所见管本界，以东悉为大唐国境，已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对此碑文，王尧先生解释说：“当时唐与吐蕃边界在碑文中未作明确规定，想来是维持现状，各守所部。这里所谓本界，应指公元783年清水会盟中所定边界。”清水会盟所定边界，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建中四年（783）正月, 诏张镒与尚结赞盟于清水，其盟文曰：“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么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兵马镇守之处，州县见有居人，彼此两边见属汉诸蛮，以今所分, 见住处依前为定。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 直北至大磧, 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并依见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马处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由此可见，长庆会盟中唐、蕃的疆界划分，沿袭了清水会盟所划定的边界。据王尧先生研究，这一状况，直到大中年间，才有所改变。
因此，在长庆会盟碑文中，不论是“以东悉为大唐国境，已西尽是大蕃境土”，还是“东方之地曰唐”，都与变文“吐蕃为西邻”的描述，颇为吻合，它们一起见证了当时长庆会盟前后唐、蕃边界的实际详情。

六  变文中的戎俗与长庆会盟前的吐蕃习俗

《王昭君变文》：“夫突厥法用，贵壮，贱老，憎女忧（优）男，怀鸟兽之心，负犬戎之意。”如前文所述，变文借突厥比拟吐蕃，所谓突厥习俗，实即吐蕃习俗。吐蕃“贵壮贱老”、“怀鸟兽之心，负犬戎之意”的恶行，给唐人以刻骨铭心的记忆。尤其是《王昭君变文》的作者，作为亲身遭逢吐蕃蹂躏、奴役的落蕃人，更是感同身受，印象深刻。按唐史记载，唐代宗贞元三年（787）四月，吐蕃平凉劫盟，参与盟会的唐朝官吏，除主盟会使浑瑊逃归外，其余官吏悉数被俘。唐蕃关系跌落低谷。同年9月，“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老弱者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驱丁壮万余悉送安化峡西，将分隶羌、浑，乃告之曰：‘听尔东向哭辞乡国。’众大哭，赴崖谷死伤者千余人”（《资治通鉴》卷233）。《新唐书·吐蕃传》云：“焚聚落，略畜牧、丁壮，杀老孺，断手剔目，乃去。”《旧唐书·吐蕃传》记载：“焚烧庐舍，驱掠人畜，断吴山神之首，百姓丁壮者驱之以归，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吐蕃大掠唐朝边境百姓，老弱者悉数杀之，有的砍断手臂，有的挖去眼睛，然后将他们抛弃。而对掳掠的一万余名成年壮丁说：“准许你们向着东方哭泣，告别故乡。”顿时哭声震天，从山崖跳下深谷而死亡和受伤的有一千多人。这样滔天的恶行，耸动天下。这也正是《王昭君变文》所指“贵壮贱老”、“怀鸟兽之心”的由来。
揆之史实，吐蕃此举继平凉劫盟后，进一步恶化了唐、蕃关系，似乎为故意为之，以报复同时期的大唐与回纥的联姻结盟。据《资治通鉴》卷233记载，平凉劫盟后，唐德宗深以为耻，开始采纳宰相李泌的建议，“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以此孤立吐蕃。按李泌的策略：“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资治通鉴》卷233）。按照这一策略，唐德宗答应回纥可汗的和亲，将咸安公主许配给他，回纥可汗遣使上表称儿及臣，双方订立贞元之盟。大唐、回纥的贞元之盟，将咸安公主远嫁回纥，此举深深刺痛了吐蕃。所以发生了上列大掠唐朝边民，悉杀老弱，断手凿目的酷烈之事。而这桩惨案，对于大唐子民，尤其是陷蕃百姓，记忆深刻。
从贞元三年到长庆会盟，三十多年过去了，无论是吐蕃官方，还是大唐的陷蕃百姓，谁都很难以忘记这段历史。当长庆会盟的重要使臣刘元鼎出入吐蕃时，都遇到吐蕃元帅问及大唐厚遇回纥的话题。《旧唐书·吐蕃传》：
初，元鼎往来蕃中，并路经河州，见其都元帅、尚书令尚绮心儿云：“回纥，小国也。我以丙申年逾碛讨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计到即破灭矣，会我闻本国有丧而还。回纥之弱如此，而唐国待之厚于我，何哉？”元鼎云：“回纥于国家有救难之勋，而又不曾侵夺分寸土地，岂得不厚乎！”
又《新唐书·吐蕃传》：
元鼎还，虏元帅尚塔藏馆客大夏川，集东方节度诸将百余，置盟策台上，遍晓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尚塔藏语元鼎曰：“回鹘小国，我尝讨之，距城三日危破，会国有丧乃还，非我敌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鹘有功，且如约，未始妄以兵取尺寸地，是以厚之。”塔藏默然。
新、旧《唐书》的记载，大同小异，但吐蕃元帅一为尚绮心儿，一为尚塔藏，足见此事为吐蕃上层贵族的普遍心结。在这些吐蕃上层贵族看来，回纥弹丸小国，国力弱小，不堪一击，但却受到了比吐蕃还优厚的待遇。这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但刘元鼎给出了三个理由：一是回纥有功于大唐，尤其在安史之乱中帮助大唐收复两京，功劳巨大；二是回纥从不背叛盟约；三是回纥没有妄取过大唐的一寸土地。而在这三点上，吐蕃都远不如回纥。一是吐蕃趁安史之乱，吞并陇右，甚至攻陷京师长安；二是吐蕃屡次背叛盟约，反复无常；三是安史乱后，吐蕃攻取大唐河西、陇右大片土地。因此，面对刘元鼎的回答，尚塔藏默然以应。
当刘元鼎路过陷蕃区时，陷蕃百姓夹道欢迎，勾起他们对诸多往事的回忆。刘元鼎在其《使吐蕃经见纪略》中说：
元鼎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全唐文》卷716）
陷蕃百姓看见大唐使者麾盖，人心振奋，且拜且泣，他们未忍忘唐服，心念朝廷，盼望大唐早日收复失地。可想而知，刘元鼎一行赴吐蕃会盟的消息，很快即传遍了当时整个陷蕃区。《王昭君变文》正是根据这一消息，即时创作出来的。
在变文中，作者委婉含蓄地借助于昭君的思乡愁苦，表达陷蕃百姓盼望回归的复杂心情。如变文唱词：“异方歌乐，不解奴愁；别域之欢，不令人爱。”“妾家宫苑住秦川，南望长安路几千。”“烟山上愁今日，红粉楼前念昔年。”以昭君对长安、对过去的翘望和思念，传达出陷蕃百姓对长安、对过去的想念。又如“风光日色何处度，春色何时度酒泉。”“假使边庭突厥宠，终归不及汉王怜。”“妾死若留故地葬，临时□（请）报汉王知。”以昭君对长安君王的想念，传达出陷蕃百姓对长安天子、唐兵的翘望和思念。
两相对比，不难发现：这番感情与执着，这份赤忱和挚爱，《王昭君变文》中借助于昭君所表现的，与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中所记载的，二者如出一辙。由此可见《王昭君变文》创作与长庆会盟时局之间的密切关系。
总之，《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既真实反映了长庆会盟前后的唐、蕃政治关系，又客观再现了陷蕃百姓歌颂会盟、歌唱和平，以及渴望早日回归大唐怀抱的时代呼声。它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又颇富文学价值，不失为变文作品中难得的佳作。 
原文刊载于《复旦学报》2018年第1期往期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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