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盾，温州大学资深教授，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学术委员。1993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曾在扬州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任教。从事中国文学史、音乐史、敦煌学、东亚汉文献、早期艺术与符号等方面研究。提要：中國早期經典的形成條件是作爲公衆集會的儀式和作爲典範知識之載體的教育。分佈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結構要素相近的彩陶圖案，提示了某種範本的存在，也提示了經典的起源。現有資料表明，《易》、《書》、《詩》都經歷了由儀式文本（巫師文本）到意義文本（政事文本）再到德教文本（經典）的過渡，由“贊治”、“造士”兩大需要推動而逐步形成。這一過程也表現為對檔案文書、普通典籍加以選擇的過程，貫穿於其中的選擇標準正是對“德”和通識的重視。與之相對，是由“史”所代表的依靠世俗知識和工藝技術建構的價值系統。所謂“文勝質則史”、“數而不達於德爲史”，以及後來的“道”與“器”之分、“六藝”與“諸子”之分，其實是上古經典觀念的表現。“經典”是指具有典範性、權威性因而流傳久遠的作品。一般來說，同兩個事物有較密切的關聯：一是教育，因為對典範的要求是在教育過程中形成的；二是書寫，因為典範作品因傳播需要而通常擁有書本形式。正因為這樣，中國古代經典有兩大標志：其一名為“經”，字有“糸”旁，意為把竹簡編連起來的文本；1其二有傳注，也就是擁有對典範的傳授和解說。2如果從廣義上理解“書寫”，那麽，經典産生的條件或可以推至三代以前。據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伏羲、神農、黄帝時代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時代，已經有了圖書，前者“謂之《三墳》”，後者“謂之《五典》”。另外有記八卦之義的書，名叫《八索》；有記九州物産的書，名叫《九丘》。3這一說法看起來閎大不經，但依照以下三方面資料，卻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方面是上古彩陶資料。我們曾爲中國彩陶紋飾編製數據庫，發現新石器時代的紋飾既有比較固定的主題，也有比較固定的符號方式和結構方式。研究表明，其時代早至距今7800年前，其數量多至“數以萬計”，雖然以黃河流域和長江中游地區爲中心，但分佈地域幾乎覆蓋整個中國。最流行的紋飾有鳥紋、太陽紋、人面魚紋、各種植物紋，以及多種意象化的符號，各地皆如此。4這意味着，在與三皇五帝傳說相對應的時代，各地區的中國人已經用具有某種規約性的符號方式來書寫豐富的思想了5。而且，據我們的研究，這種書寫有模本，有通用的體式，有廣泛傳播的渠道；從內容角度看，已經建立了一個大族群的集體社會意識。第二方面是《漢書•藝文志》關於五帝圖書的記錄。《漢志》方技略著錄《宓戲雜子道》、《神農雜子技道》、《帝内經》等書，諸子略著錄《神農》、《黃帝四經》、《黃帝銘》等書，兵書略著錄《神農兵法》、《黃帝》等書，數術略著錄《神農敎田相土耕種》、《黃帝雜子氣》、《顓頊五星曆》等書。6這些書主體上可概括為技法之書，聯繫於族群的生存經驗，和六經的內容不甚相同；但他必也有通過傳說而保留下來的歷史底层，說明古人很早就有記錄知識和技術的手段，自然也有記錄社會秩序及相關價值的手段。第三方面是《周禮》所記“瞽矇”、“誦訓”、“訓方氏”、“撢人”、“土訓”等官職。《周禮》說：這些職官所司分別是“諷誦詩世奠繫”、“道方志”、“誦四方之傳道”、“誦王志，道國之政事”和“道地圖”，據鄭玄注，“道方志”是“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傳道”是“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7可見古有一種記錄傳統，世世相傳，以傳說者爲圖書載體。除此之外，《左傳·昭公十二年》已有“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說。8經研究，這種“以數（三、五、八、九等）爲紀”的表述方式，“是口傳文獻的特徵”，源自上古祝史之官“數典”的傳統。9由此看來，《周禮•春官》記載外史之責，說他“掌三皇五帝之書”10；《禮記•禮运》記孔子之言，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11；《莊子·天運》記老子之語，說“六經”是“先王之陳跡”12；韋昭注《國語•楚語》“敎之訓典”，云“《訓典》五帝之書”13；司馬遷著《五帝本紀》，說《五帝德》、《帝繫姓》等書“所表見皆不虛”，古記錄“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14這些話都不宜輕易否定。他們至少說明，从周代到漢代，人們都认為，五帝以來已經産生了以“故志”、“訓典”爲名的歷史與文化的記錄。這種記錄是“六經”的淵源。他在形式上未必同於後世之“書”，而可能采用特殊的載體——比如像半坡人、廟底溝人、馬家窑人那樣以陶畫爲載體，或者像古印度佛經“結集”那樣以誦說羅漢爲載體——但就其功能而言則無疑是“圖書”。建立以上認識，有助於討論中國早期經典的形成，亦即討論以下問題：在具備記錄條件的基礎上，《易》、《詩》、《書》、《禮》、《樂》、《春秋》等經典作品是經由哪些途徑而形成的？在其形成過程中，又有哪些規律性現象？以下擬以三部內容較無爭議的早期經典爲例，進行討論。一、《易》按照古文經學家的看法，《易》是“六經”的第一部，“五常之道相須而備,

崔立國，山西聞喜人。202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畢業，現為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先秦漢唐文學、聖經漢譯等方面研究。在《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中國佛學》《中國基督教研究》《人文藝術》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摘要：官話和合本聖經的文體風格以雅俗共賞、文白並重而著稱，是官話和合本聖經在華人教界和學界獲得認同並被接受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風格的實現是基於譯者們長期累積的翻譯經驗和對文體有意識選擇的結果，儘管這一譯本的問世適逢白話文剛開始流行的年代，譯者們依然注重對文言和古白話辭彙與語法的存留，不但形成官話和合本聖經獨特的語言風格，而且賦予官話和合本聖經經久不衰的生命力。官話和合本聖經中存在着大量的文言和古白話辭彙、語法現象，這一逆時代潮流的翻譯特點凸顯了漢語本身的語言之美並契合華人普遍的接受心理和思維特徵。《和合本2010版》根據現代漢語表達習慣在改正官話和合本過時辭彙，使整體風格更趨向書面化的同時，還一定程度地保留和合本原有的古漢語辭彙和語法特色，體現出不同時代的譯者們在文體考量上的一致性。關鍵字：和合本

曹建国，安徽霍邱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宗教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学研究》编委，屈原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文论学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古代文学分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出土文献教学与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在《文艺研究》《文学遗产》《文学评论》《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专著有《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天地之心：诗纬研究》《楚辞章句校注》《纬书文献校补与研究》《诗经新注》等。谶纬之学是一种兴起于两汉之际的神学文化思潮，对中国传统经学、政治、文化以及学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诸纬之中，《诗纬》因为关乎《诗》与诗学，尤为现代学术所重视，颇具研究价值。作者对《诗纬》文献进行了深度整理与深入研究。文献整理以校勘佚文、汇辑注疏为主，在为学术界提供可靠基本文献的同时，也力求能呈现出《诗纬》的整体学术脉络与知识基础。学术研究则围绕《诗纬》的基本问题及其与汉代《诗》学关系展开，在《诗纬》解诗配诗、《诗纬》与《齐诗》关系等方面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从而彰显出《诗纬》学理价值的独特性。《天地之心：研究》书影蒋凡：序言曹建国教授长期从事于汉代谶纬之学研究，《天地之心：〈诗纬〉研究》大著，是其阶段性研究结晶，其艰辛与成就，来之不易，我所深知，令人敬服。作者的有关学术积累、理论构架、创意开拓，曾多次和我交流商讨，既让我惊喜，同时又为其超强的艰难工作而担心。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我接受复旦大学编撰《中国文学通史》的任务，其中汉代及南宋部分，由我负责。为了开拓学术视野以增添新意，我曾想在汉代儒家诗论中，除《礼记·乐记》、《毛诗序》及三家诗论外，增加《诗纬》诗论一节。但在具体写作中，确实困难重重，一时难以准确把握与突破。因为要通《诗纬》，就必须对汉代的谶纬之学有所了解与研究，而谶纬之学多通于神秘伎数之学，人或以之为旁门左道，多有不屑。又谶纬还与天文历算、地理人文、奇门遁甲、星相干支、《京房易传》、焦氏《易林》，之学相关联，上至天上神道设教，下至人生鸡毛蒜皮，无不兼综包括。又历代史书中的《天官书》、《天文志》、《五行志》、《封禅书》、《符瑞志》、《律历书》及《乐书》等，汉纬都与之关系密切。这些都是专门之学，学习之途，若乏名师指路，岂能轻易入门，遑论登堂入室而撰文立说！加以文革刚结束不久，时极左思想惯性仍在潜行，谈论谶纬术数之学，人或以为宣扬封建迷信，岂不危哉殆矣！思之再三，只能知难而退，舍之不置。时过境迁，后来环境条件允许，但勇气已失，精力消退，只能成为自己的一个心病而无可奈何了。现在，几十年后，这一缺陷已由我的学生曹建国弥补完成，睹书思人，兴奋可知，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实是值得庆幸！很高兴建国大著的出版。建国大著，富学术含量，值得我们一读。首先，提供了目前最堪依据而具学术质量的《诗纬》文本，为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建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汉纬大多早已亡佚，赖明清人士大量辑佚之功，略见其貌。《诗纬》也是如此，所辑多断章残简，同一条文，不同的人所辑多有不同，文字多有讹误。这与古人称引原书并不严格科学有关。古人称引，严格逐字称引者有之；但更多为意取节录，甚或可不顾及原文的前后次序；有时嫌其啰嗦重复，则擅自删改者有之；有时以为原文拗口，又可添字擅改以顺畅文句者有之；这样一来，欲见原文原貌难矣。前人辑佚，参差不一，真伪莫辨。而要研究《诗纬》，必先寻找尽可能可靠的文本。若缺乏文字可靠文本，则其所研究，可能多臆测妄断，失却科学事实的根基。为克服这一缺陷，建国在《诗纬》的校与注两方面，用心良苦，成效卓著。对前贤的辑佚资料，搜罗宏富而力求完备，并加精心汇校汇注，若有自己的感悟心得，则下案语，识断谨慎而精严，实事求是中见己新意。这样，通过作者努力爬罗抉疏，精心比较，现存《诗纬》辑佚文本，已基本可靠可读。其所校注，功夫深而价值高，其学术质量，已超越前贤而站在时代的学术前沿阵地之上。其次，从宏观角度，把《诗纬》研究安放到汉代经学昌明兴盛的大环境中去作动态的研究，全面考察了《诗纬》与经今文学派的鲁、齐、韩三家《诗》学及汉代谶纬之学的复杂关系。本书征引文献丰富，言必有据，令人目不暇接。有了事实依据，自然令人信服、第三，揭示了学习和研究《诗纬》的学术价值。《诗纬》是汉儒的重要学术文献，它不仅涉及诗学与文学，同时涉及了经学与哲学。汉人提倡经世致用，依经立义，并建立了经学博士制度。汉儒经学的影响很大，可说无处不在。而《诗纬》，正是汉儒对于《诗》与文学的一种经学阐释。如果离开当时的经学背景来侈论古《诗》的文学性，当然很难合乎思想实际。在这方面，建国勇敢突破今人研究模式的樊笼，直抉心肝，把汉代《诗经》学与《诗纬》作关联性的研究，安放到汉代大的思想潮流中，去作深入一层的缜密考察与反思。其研究的观念与方法，灵活辩证，富有全局性、系统性、前沿性，从而推动了对于汉代的《诗》与诗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不仅是宏观之识，即在微观研究方面，作者的考量也很细致缜密。如对《诗纬》配诗问题，指出了今文三家《诗》，在诗篇编排方面，可能与古文学派的《毛诗》存有差异。这提醒我们，如果完全按照《毛诗》篇序来理解《诗纬》配诗，可能出差错而扞格不通。类似创见，给人以启迪。第四，指出《诗纬》研究的价值。《诗纬》是纬书，大讲三期、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其中难免披有迷信的外衣，但揭开神秘外衣后，又可见到一些特定的真实价值。《诗纬》认为，《诗》通天人，表现“天心”，大抵以阴阳消息和五行顺逆，来“反复其道”，以此来附会人的情性之善恶，社会治政之兴衰。《诗纬》与《毛诗序》，具体论证有异，但论其精神实质并无二致。为什么《毛诗序》有价值，而《诗纬》研究就没有意义呢？又，后来齐梁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也认为“文”表“天心”，因而提出“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其大旨也通于《诗纬》。当然，《文心雕龙》中另有《正纬》之篇。人们理解题旨，大多指出《正纬》之“正”，义为纠正、纠偏，对汉代纬书抱批评否定的态度。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尽然。在《正纬》篇中，刘勰指出汉纬“真虽存矣，伪亦凭焉”，因此要求对纬学去伪存真，以见其价值，只要“芟夷谲诡”，即可“采其雕蔚”，“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后来的文学家，可汲取纬书的浪漫精华。这岂是一笔否定的态度？因此，刘勰又在《序志》篇中，提出了后人创作，应“酌乎纬”的主张，并把《正纬》篇纳入“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中，作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因此，对汉纬要端正态度，指出思想发展的正确之路，这是我对《正纬》的又一解。这是否属老人的痴语胡话？不敢自以为是，求正于方家和广大读者。以此代序，聊以塞责。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七日于海上半万斋目录后记时维八月，序属仲秋。敲下书稿的最后一个标点，珞珈山上秋色已起。纬书是传统文化研究尤其是汉代文化研究中绕不开的话题。时至今日，人们不再简单地用“迷信”或“荒诞”这样词置评纬书，而是希望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剖析探究纬书的内涵意义和现代价值。就《诗纬》而言，它一方面涉及《诗经》，但也不专门为《诗经》而作。其他纬书一样，《诗纬》中也存在大量非《诗》的内容。我们统计《毛诗正义》中使用的纬书材料就会发现，涉及《诗纬》只有十条，占比不到十分之一。或许，这反映的主要是魏晋到初唐时人们的经、纬观念及其阐释实践。但我们依然不禁要追问，《诗纬》究竟是什么？我想，要比较准确的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从文献的角度，我们先摸清楚家底，看看《诗纬》还剩下什么。事实上，所有的佚文献研究都需要解决这一问题。而对于纬书来说，这一问题尤其重要。因为历代的禁毁，纬书文献残缺错讹非常严重，辑佚又产生诸多新问题，这也是我所以对《诗纬》文献进行全面细致整理的原因。但因为纬书佚辑佚及疏解涉及文献众多，有些文献今天已经看不到，加上明清学者常檃栝文献，增加了复核校勘文献的难度。所以尽管这一部分工作比较辛苦，应该还会有不少错误。其次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我们需要研究《诗纬》讲什么，怎么讲的。这需要兼顾“《诗》”与“纬”这两个维度，也需要佚文献和征引文献等不同的文本语境去研讨这一问题。所以从这一层意义上说，这本小书还有许多需要深化和完善的地方。而《诗纬》以及其他的纬书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也期待有更多的同好一起来发掘纬书这座学术富矿。我与纬书的缘始于2002年，当时正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选修蒋老师的一门专业课，写结课论文时就想以《诗经》纬为题，讨论它与汉代《诗经》学的关系，因为我一直对《诗经》比较感兴趣。后来文章投给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刊登在该刊的第44辑上，这也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和纬书有关的论文。2005年去西北大学开古代文论学术研讨会，我提交的论文是《谶纬与汉代的赋学批评》。在会上，澳门大学邓国光先生知道我是蒋凡老师的博士以后，就叮嘱我要好好研究一下纬书。会议结束回到武汉，我在蒋老师给我的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纬书集成》扉页上记下了这件事：《纬书集成》上、下两册，上海古籍出版社荟聚明清纬书辑本影印。此仅有此下册，乃先生于旧书市场无意间搜得。余告别复旦诸师长，到江城武汉大学任教。一次电话中和老师说起有研究纬书的意愿，老师多有鼓励，并允赠此书。今岁春夏之交，老师因事与师母一起到江城，使余别后一载又得见老师、师母，无限心喜！同时老师又将此书带来，并示余研治纬书之门径。书虽半帙，而我以为宝。六月开文论会于西京，拜见澳门大学邓国光先生。偶尔谈起此事，邓先生详告，当年郭绍虞先生尝有意治纬书与文学，未果，交托于时为郭先生助手的蒋先生。邓先生因此嘱余努力钻研，定不负老师所托。余闻此言，实不胜惶恐，深恐有负师恩。是为记，亦以自儆！二〇〇五年八月。从那时起，我投入纬书研究的时间渐渐多了，但主要还是《诗纬》。2014年以“《诗纬》文献整理与研究”为题，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这本小书便是课题的结项成果。项目研究和书稿撰写修改过程中得到许多师长、朋友的帮助，感激之情铭刻于心，非只言片语所能表达。我的博士导师蒋凡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的教学与科研，我每有心得也会立刻打电话，向老师汇报。我的纬书研究也得到了老师多次指导，这次老师不顾八十高龄，冒着酷暑为小书赐序，多有褒奖鼓励，让我既感且愧！老师、师母待学生如子女，我们也敬重亲近老师、师母如自己父母！惟愿他们健康快乐！我的硕士导师孙以昭教授也已八十高龄，打太极，唱京剧，研究经学，一直乐此不疲，故名其书斋曰“三合斋”。每次电话问候，孙老师都特别高兴，也对我鼓励有加。当年跟随孙老师读书，老师特别强调文献。每次到孙老师家里汇报读书都担心老师不满意，诸位同门皆惴惴不安。孙老师领我走上学术道路，我就用这本小书向老师致敬！因为纬书研究，结识了许多同道好友。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支持下，2018年我们举办了一次纬书研究工作坊。与会的徐兴无、李梅训、张峰屹、余欣、曹胜高、程苏东等诸位师友，围绕纬书的文献与研究贡献卓见。后来我们又陆续举办了几次纬书研究工作坊，旧雨新知，切磋琢磨，也让我获益良多。郜积意兄、张学谦兄为我许多切实的建议，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我内心常怀感激。在书稿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唐艺萌、康乾、易子君、陈海霞、游卿、宋吉如、宋小芹等诸位同学都先后付出了辛苦劳动，或输录文档，或校对文稿，为师心中十分感谢！在复旦读博的陈媛同学为我查找资料，付出诸多辛苦，在此一并致谢！爱人张玖青也是我纬书研究的同道，平时就一些纬书问题召开家庭内的“小组研讨”，一起分享其间点点滴滴的快乐。这本小书也凝聚了她的心血，我也愿意把这本小书看作是我们俩的“学术孩子”。感谢武汉大学文学院将本书纳入武汉大学文学院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计划，感激文学院领导和梁越老师的辛苦付出！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鹏老师，他的敬业、热心与高效使这本小书最终能顺利面世！▼往期精彩回顾▼新文科视角

随着花部地方戏的兴起，清代地方演剧兴起前所未有的热闹局面。在民间演剧的热闹氛围与下行场域中，依托各种神灵崇拜与民间信仰的神戏表演，及其神灵形象与故事演绎，亦不断花样翻新。佛祖观音、财神寿星、土地城隍、文昌梓潼，各路神灵纷纷登场，或神像出巡、或舞台供奉、或神形变幻、或神人转世，不仅在寺庙戏场，更在民间的各种礼俗、祭祀与日常生活中流行；在深受普通百姓追捧的同时，亦因杂祠淫祀而遭到官方打击和禁断。以新发现的方志文献和地方风俗记载来看，基于道教信仰而为民众普遍崇祀的城隍神，及其附着处所、演剧活动，也不同程度受到禁限，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值得深入考察的“以神为戏”的民间事象。一

何剑平，甘肃敦煌人。现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广岛大学敦煌研究中心特邀研究人员，中国刘禹锡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佛教文献、佛教与文学艺术的比较研究。著有《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合著）、《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合著）、《中国中古维摩诘信仰研究》等著作。在《文学遗产》《中华文史论丛》《敦煌学辑刊》《敦煌研究》《宗教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参与撰写的《唐代白话诗派研究》，2007年4月获四川省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9年又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独著《中国中古维摩诘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版），2010年获四川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赵婕，四川大学博士。内容提要：早期佛典保留了论议规则的最初模型，即论议双方在辩论过程中应守的行为准则。可概括如下：一、在论议的内容上，必须是与佛法“有饶益者”；二、论议要讲究逻辑；三、论议不得妄语；四、在佛教论议双方礼仪及风度规范方面，推重善论，倡导“柔濡言”，强调在论议时应具备“无诤”品质，讲究次序，尊崇长者，以旧为先，以客为先；五、在判别论议胜负方面，有默然堕负与默然成论之说。此外，佛教在六斋日也制定了面对外道扰乱论场时的法规。早期佛教论议的这些简易仪轨，为此后大乘佛教论议的日臻完善奠定了基础。关键词

侯冲，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佛教研究。长于汉传佛教仪式及其经典文献研究。整理发表《护国司南抄》《如来广孝十种报恩道场仪》《坛法仪则》（《金刚峻经》）等佛教文献10余种。有《白族心史——研究》（2002、2011）、《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2006）、《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研究》（2008）、《汉传佛教、宗教仪式与经典文献之研究——侯冲自选集》（2016）、《“白密”何在——云南汉传佛教经典文献研究》（2017）、《中国佛教仪式研究——以斋供仪式为中心》（2018）等著述。主编《经典、仪式与民间信仰》（2018）、《新论及其他：来自佛教仪式、习俗与文本的视角》（2020）等文集。发表宗教研究相关学术论文《俗讲新考》《汉地佛教的论义——以敦煌遗书为中心》《契嵩本新发现》《中国宗教仪式文献中的斋意类文献——以佛教为核心》等百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项。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文大藏经未收宋元明清佛教仪式文献整理与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民间流传佛教仪式文献整理与研究”。俗

向軾，重慶文理學院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學博士。摘要：巴南接龍儺戲是品類豐富、歷史悠久、極具地域特色的重慶地方戲。曾經接龍的自然環境、文化生態以及民俗信仰孕育了接龍儺戲，但現今儺戲面臨部分劇種消失、儀程簡化、傳承斷層、內容停滯、保護不當等危機。在“文化興國”的當下，政府應抓緊普查、翔實記載歷史上儺戲各個品種；籌專項資金促進儺戲梯隊傳承；搭建演藝平臺、規範演藝市場，創新內容的同時也拓展其生存空間。關鍵字：接龍儺戲；生存；發展地方戲是根植於一定地域滿足當地老百姓需求的相對小眾的戲劇（曲）形式，與當地老百姓的生活生產緊密相關，或展示百姓生活，或寄託百姓心願，或表達百姓心聲，或娛樂百姓空閒。誕生初衷、最終功能以及和自然界長期相處的模式和經驗等原因，導致不同地域地方戲的多樣性和同一地域地方戲的獨特性。儺戲是地方戲劇的一種，是“中國戲劇”的活化石，正因為儺戲在戲劇發生史上的重要意義，所以關於儺戲的產生、形態及其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學術界研究已很成熟。但由於歷史上儺戲是“驅鬼逐疫，祭神還願，演給神靈看”的戲劇，被視為“封建迷信”，就是在熱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今天，談到對儺戲的保護和發展也是諱莫如深。隨著國家“文化興國”戰略的大力實施，我們有必要科學辯證地認識儺戲的歷史價值及其對當代和諧社會構建的重要意義，對地方戲劇要具體考量其誕生背景、發展演變規律以及與老百姓生活的關聯等因素，實施科學的保護和發展策略。接龍儺戲一、重慶巴南接龍儺戲概說

近日，根據《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刊（集刊）遴選辦法》，《漢語史研究集刊》入選為CSSCI（2021-2022）收錄集刊。

徐俊：《评〈寒山诗注〉》，《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12页。

南京應天府句容縣奉佛弟子張世芳，同妻徐氏、男張尚德發心助刊《破邪會解》上卷。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佛光常住照，三業盡水清，存亡皆吉慶，祖道永隆興。崇禎元年正月上元日刊。13

61（明）吳承恩撰、李洪甫校注《西遊記整理校注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上冊，第393頁，第二十五回：“唐僧道：‘阿彌陀佛，那東西（人參果）我見，我就心驚膽戰，還敢偷他吃哩。’”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难者，往往不悟。”[25]

有關這一時期李唐皇族內鬥的大致過程，參崔瑞德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西方漢學研究課題組譯《劍橋中國隋唐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290-301頁。

这些外来器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交流的盛况。这一时期通过丝绸之路和中外交流获得大量域外器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胡床、玻璃器和金银器，另外还有不少其他珍贵奇异的器物。

2《全唐文》卷八四七所载唐李琪《长芦崇福禅寺僧堂上梁文》为误收南宋人作品，该文为“骈—韵—骈”经典体式上梁文。参见路成文：《误收南宋人所作考》，《文献》2007年第4期，第53—60页。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主办，展现俗文化研究动态，交流俗文化相关资讯。

总的来看，钟惺笔下的月极度纤弱而执着柔韧的双重特质是很突出的。这一特质使之与前代诗人有了明显区别，这是晚明中下层士大夫既高自期许、又卑微困乏的群体性格投射，也和钟惺的个人气质、际遇心境都有关系。

Heirman）教授主講，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所長、教育部國家級人才普慧教授主持，根特大學許曉博士翻譯，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劉亞丁教授等師生近180人分別綫上、綫下參與聆聽了本次講座。

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中国士大夫阶层关于感觉器官的认识由“五官”到“六根”的变化究竟始于何时？这种变化对于他们修养心性以及反过来认识世界究竟起了何种作用？又对其日常生活和审美活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9

天色已晚，又遇着風雨，前不巴村，後不着店，怎生是好？（《元曲选·桃花女》一折。这个意思的“巴”至今四川话还使用，比如《山城棒棒军》里的人物外号“巴到烫”，就是碰到就吃亏的意思，“巴”指靠近、碰到。）

楚中湘二非居士石萬程齋沐拜書《仁王護國經科疏跋》，《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下科疏》第五，《仁王般若經疏》卷二〈二諦品〉,CBETA,T33,no.1707,p.343,b25-c1。

⑧ [唐]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載[日]高楠順次郎等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0冊，臺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03年電子佛典本，第108頁。

青年学人：石英，女，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畢業博士研究生，現就職於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講師。

编者按：王长林《禅宗文献字词札记》和《禅宗文献字词续札》分别刊载于《古汉语研究》2018年第1期和2021年第1期，公众号摘选两篇文章中4则（组）条目编辑推送，格式有改动，引用请参考原文。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文献语言大典》（2001ZDXM740005）中期成果，原载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61-163页。

参见李亦园：《和谐与超越：中国传统仪式戏剧的双重展演意义》，“仪式、戏剧与民俗学会宿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5日-7日，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李亦园先生的阐述在会上引起了深入的讨论。

这幅浮雕图像中，萨尔马提亚人的骑手就拿着一个旗，这个旗就是我们说的狼头纛，这个狼头纛是一个金狼头，后面用皮或者毛做的一个飘带，它跟一般的旗帜显然是不一样的。

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从来冻合关山路，今日分流汉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新年。”[7]（P.78-79）

接下来，同一文献进一步提到另一个相关的侗语古词“款”。其以“注释”形式介绍说：“侗族最大的侗款——古代农民武装自卫同盟组织。款有大小，最大的逆江而上，可到古州；沿河而下，可到怀远（或柳州）……”19

9《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586。朱鳳玉〈敦煌寫本祭驢文及其文體考辨〉，見顏廷亮主編《轉型期的敦煌語言文學》，(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19。

唐代的“餜食”可以充當“點心”，但說唐代的餜食為“點心”、進而說“唐菓子”源於唐代“點心”則不妥39，而“麵點”一詞，也是一個現代詞，是對歷代麵食的一個總括。關於“點心”，敦煌文獻有明確記載：

鲧禹启与鳖灵。鲧、禹、启在历史典籍中是直接承继的三代，作为传说中的夏开朝前后的几位关键人物（或神），在古代华夏文明的形成建构中举足轻重。而他们与古蜀神话传说中丛帝开明即鳖灵，有着神秘的对应关系。

收入《敦煌文学丛考》《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敦煌诗歌导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柱马屋存稿》《柱马屋存稿二编》，计八种十一册，凡五百万言。

1.俗语言、俗文学与文献、俗信仰与民俗人类学等方面的学术文章字数应在6000-10000字；文章标题（含副标题不超过30个字）；附内容摘要（限260字）、关键词（限4-6个）。

41 孫修身曾論證，296號石窟北周時期的描繪須阇提故事的作品幾乎可以肯定是基於《賢愚經》版本。見於孫修身，《敦煌莫高窟第296窟〈須阇提〉的研究》，《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第52~58頁。

大中禹跡寺，在府東南四里二百二十六步。晉義熈十二年驃騎郭將軍捨宅置寺，名覺嗣。唐會昌五年例廢，大中五年僧居玄詣闕，請僧契真復開此寺，並置禪院於北廡，詔賜名大中禹跡，且命契真居所置禪院。

首先，人物拜謁、宴樂、庖廚等題材既是體現官府職能的禮儀活動，又是表達宅第功能的家庭生活36，因此成爲祠堂畫像中相對穩定的題材，在不同地區祠堂的後壁或者兩壁都有相對穩定的存在。

以上三首請參看清同治二年（1863）刻本《南潯鎮志》卷23“風俗”，見《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22冊，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影印，1992年版，267頁下，268頁上－下。

年7月到四川大學中文系漢語史教研室任教。現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文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專職研究員，漢語言文字學和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從

萬曆十年，歲在壬午，師講是經于台之聖水。一日入室次，室中虗無人，余合十互跪，以大定之旨請。師但瞪目周視，寂無言說，余于當下，大有省發。（明·傳燈述《楞嚴圓通疏前茅》卷上，卍新續藏14-685a1）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主办，展现俗文化研究动态，交流俗文化相关资讯。

这就是说，明清至近代，文人们为“中国”疆域寻找和创造的地理象征不断呈现出江河并举、南北呼应的交替局面；而细说起来，其中的动因与缘由莫不与其时的国势变动及叙事者各自的身份认同有关。

p.190；元文琪：《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7页；张鸿年：《波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页。按，愚以为此说更合实际，故本文采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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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方一新、高列过《〈分别功德论〉翻译年代初探》，《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5期。王毅力《从词汇角度看〈分别功德论〉的翻译年代》，《宗教学研究》，201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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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將近三十多年過去了，學術環境日益優化，俗語言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白話文獻語言受到全方位關注,成果不斷湧現，在繼往開來的時代，為往聖繼絕學的使命倍感迫切。

这种研究完全可以打破文学本位的小说研究中形成的各种条条框框。因此，我们认为，张庆民先生的志怪小说分类有必要修正。

二〇〇一年九月，我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师从董志翘师学习汉语言文字学。当我就博士后课题选题向董老师请教时，董老师根据我对禅宗文献有一定了解的情况，建议我作《文献语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