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论坛】石英｜評《<廣弘明集>研究》
青年学人：石英，女，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畢業博士研究生，現就職於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講師。
指导老师：張勇教授
所学专业：古典文獻學
就读时间：2015年9月-2019年6月
研究领域：佛教文獻、佛教藝術、禪宗書法等
博士论文题目：《破山海明書法文獻研究》
唐高宗朝僧人釋道宣輯錄而成的《廣弘明集》作為中古佛教文獻總集，所收資料不僅涉及佛教的一些重要思想，如法身、佛性、涅槃、因果等在中土的傳播與接受情況，還有關於北周滅佛、南朝蕭梁崇佛的第一手資料以及當時儒釋道三教之間的論爭實況。這些文獻體現了中古時期中國人的思想實情以及佛教中國化的真實狀況，是研究此時期思想、宗教的重要依據。目前，利用該集中的文獻，進行宗教、思想、歷史和文學等方面研究的學者已有很多，其中不乏佳作。單篇的如巩本棟《<廣弘明集>在佛教史上的價值、地位及其現代意義》；比較綜合的論述、專著有：李小榮《<弘明集><廣弘明集>論述稿》和巩本棟《<廣弘明集>释譯》、日本學者牧田諦亮《弘明集研究》和劉立夫博士《弘道與明教——<弘明集>研究》等。儘管有以上諸位的潛心治學之作，但《廣弘明集》由於其本身的博大精深，故欲為詳確創獲之探討甚非易事，其集宏觀和精微為一體之專書，實屬罕見。2011年6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這部劉林魁先生撰著的《<廣弘明集>研究》，約共454頁，正是從整體和個案研究不同視角展開論述，很是完備，故對該時段佛教研究貢獻極多。
考據精嚴、立論堅確
劉林魁先生研究領域集中在佛教與文學方面。在他的學術研究中，《廣弘明集》很顯然是一個給與了很大關注的課題，其先後在《敦煌研究》《宗教學研究》《西北大學學報》《云南社會科學》等刊物上發表多篇與《廣弘明集》相關的論文。其中，《兩篇佛教檄魔文作者考》與《北齐文宣帝高洋禁絕道法考論》尤顯其扎實的考據功底。降魔是佛教非常重要的修行法門，劉林魁先生認為相對於敦煌降魔變文，檄魔文較少受到學界的關注。其《兩篇佛教檄魔文作者考》（見《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是根據《弘明集》與《廣弘明集》中詳細的文獻考辯入手，認為《弘明集》卷14《檄魔文》之作者釋智靜即釋道安;《廣弘明集》卷29《奏平心露布》的作者為唐沙門行友。這兩篇檄魔文是研究東晉南北朝以至唐朝佛教文化的重要文獻，因此劉林魁先生的考證對澄清佛教史故極其重要。《北齐文宣帝高洋禁絕道法考論》（見《宗教學研究》，2011年第2期，第32頁-第36頁）則針對天保六年，北齊文宣帝高洋頒佈《廢李道法詔》，強令道士剃髮為僧一事進行了考證。此事正史沒有收錄，佛教文獻記載也多有疑點。劉林魁先生通過多種文獻對比，考證出此事雖有佛教徒自神其教的成份，但佛道論爭與廢除道教一事卻非偽造。而藏內文獻與《資治通鑒》記載文宣帝禁絕道教的影響，有其誇大失實之處。此外，他還在文中進一步探究了文宣帝廢除道教的原因，以及其廢除道教后，仍然與道士有交往，導致北齊廢帝時期，道教勢力再次壯大。這兩篇論文集中體現了劉林魁先生謹慎精湛的考證功力，此種扎實嚴謹的治學態度在《<廣弘明集>研究》一書中有其具體體現。
結構嚴謹、體例明晰
本書分整體研究和個案研究兩大部份。其前四章是整體研究，用來概括《廣弘明集》的編纂與成書情況，后六章個案研究常常隨問題設置，問題與問題之間只有類別聯繫而無邏輯聯繫。因此，作者雖然設計有整體與個案研究之分，但兩者密切相關，整體研究是個案研究的背景，為個案研究中所使用文獻的確鑿性提供依據。個案研究則是從《廣弘明集》以問題歸類輯錄文獻的編纂體例出發展開的考察，下面分別論之。
前四章整體研究分別為：第一章是對《廣弘明集》編者道宣的籍貫、宗教活動和著作的考證。本章作者對歷代文獻中關於道宣的記載及其道宣的著作進行了梳理，探源溯流，以待後說。第二章是關於《廣弘明集》成書背景與編纂資料來源的研究。該章作者採用圖表的方式，通過對南北朝到唐初的二三百年間，《廣弘明集》所收與《隋書·經籍志》所保存唐初文獻書目的對比，勾勒出《廣弘明集》編纂背景以及當時對這些文獻的利用情況。第三章是對《廣弘明集》編纂體例與編纂思想的研究。作者認為釋道宣非常推崇梁代僧佑律師，《廣弘明集》的編纂也有僧佑《弘明集》影響的痕跡，但是《廣弘明集》並不是《弘明集》的簡單續補與增廣，而是以十篇籠括三十卷內容，其編纂體例與《弘明集》有顯著的差異。而《廣弘明集》對《弘明集》編纂體例的突破與超越，體現了道宣獨特而明確的編纂思想。第四章是考辯《廣弘明集》輯錄文獻的真偽。本章早期佛道論爭中佛道二教都有附會、曲解文獻以適應傳教需要的傾向，作者對《廣弘明集》中與三教論爭相關的一些文獻和說法做了大量考證，剔除迷霧，還以原貌。總的來說，這四章從宏觀上把握《廣弘明集》編纂的社會、宗教、文化等背景和編者情況，以及這些背景對整部著作的影響，尤其是對《廣弘明集》所輯錄文獻的客觀性影響，比迄今的論著內容顯得更為豐富、考據更為扎實。因而具有比較高的學術水平。
本書后六章屬於個案研究，其內容可總括為兩部份。第一部份包括第五至七章，是依據《廣弘明集》收錄文獻對中古三教論衡展開研究。第五章從佛教史實與三教論衡的關係入手，考察辨析《周書異記》和《漢法本內傳》所載佛教史迹、梁武帝捨道事佛、中古文獻所載漢譯佛經版本等之真偽問題。其中對《穆天子別傳》有關周穆王探求佛法的完整偽史之形成過程給與考證（見第184頁-186頁），十分精彩。第六章考察論證北周禁絕佛道與北齊廢除李老道法的具體過程。該章中劉林魁先生在在通道觀對佛道二教之影響方面，敏銳地察覺到日本學者漥德忠認為通道觀由於定員不足而未開展大規模工作，并于公元五七八年中途夭折的觀點有其不足之處。并對漥德忠的觀點進行了逐條剖析，得出通道觀并沒有在周武帝死后就夭折的結論，難能可貴。其第七章從南北朝文化交融的背景著手考察北周三教論衡接受南朝佛教文化影響的途徑與效果。第二部份包括第八至十章，是佛教與文學關係的個案研究。在第八章中，作者另闢蹊徑，從《法寶聯璧》編者名單和蕭統二諦思想中，尋找佛教與梁代宮體文學的關聯性。而第九章則討論的是東晉南北朝一直到唐初的數篇佛教檄魔文中所蘊含的宗教文化與文學價值。最後，作者意猶未盡地在第十章中分析了從北周開始，儒釋道三教論衡如何演變成為中晚唐的三教論衡戲的過程及其成因，實可稱道。
竭澤而漁、無征不信
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本書具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本書不但採用竭澤而漁的歸納法，梳理文獻，探源溯流。而且還十分注意吸納國際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引用資料十分全面，囊括了中國歷代文獻、近人研究著作、以及英、法、荷、美、日等國際學者的專著。在借鑒外國文獻和研究成果，矯正佛學史上的一些可疑、錯誤之處方面成就顯著。如本文第四章中（第146頁）作者就借用了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大夏勝光二年中書舍人施文造銅佛坐像上的《發願文》，對赫连勃勃灭佛真相進行了考據，證明了大夏王朝高層官員的佛教信仰。據此得出結論：赫連勃勃雖然由於匈奴民族好殺善戰的本性，在攻占關中、冀州時期，曾經大量屠殺民眾，其中就包括了一大批僧侶，佛教因此遭受挫折。但是，這只是特定時期民族意識及民族自豪感強化的產物，故而湯用彤據此認為“赫連破佛”之說，需要修正，其見解頗為精深。其次，作者對《廣弘明集》的深入研究是建立在深厚扎實的國學功底之上進行的。他本著無征不信的態度，通過對歷代文獻的比較、梳理，以及對前人成果的綜述、辨析、利用，一步步考證源流，以啟來者。其三，本書宏觀中有具體，微觀中有通識，其融個案研究和整體研究為一體的體例很適合《廣弘明集》文本特徵，因而其論述不但高屋建瓴而且精微具體。如第十章中關於北周儒釋道三教論衡如何演變成為中晚唐的三教論衡戲的個案研究，就是在中古時期三教鬥爭融合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展開。可以說，這是迄今內容很詳實，代表目前關於該課題高水平的著作，值得予以肯定。
當然，本書也有其不足之處，誠如作者自己所指出由於許多條件限制，本書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完成《廣弘明集》版本的調查研究工作。此外，其書第450頁註釋中的“葛曉英”主編《漢魏六朝文學與宗教》中的“葛曉英”應為“葛曉音”。儘管如此，該書仍是目前所見有關《廣弘明集》的最為系統而全面的一部力作，具有多方面的學術特色。儘管其中也存在若干有待深化或修訂之處，但并不影響它所具有的學術價值及其在佛學、文學研究領域內的貢獻。
原文發表于《中國俗文化研究》第16輯，第171-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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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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