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永琪 | 中古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和传说
尚永琪，宁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
中古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实在是一个过大的题目。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来说，并不是因为可以把它讲得非常周延而完整，而恰恰是因为这仅仅是一个思路。把这个思路讲出来，目的在于期望能共同努力，以后会有更多的学者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更系统、更精准的研究出来。
讲到物种的传播问题，至少是有动物、植物，主线是围绕丝绸之路展开。以丝绸之路为路线的动物和植物传播，大家可以看薛爱华的《唐代的外来文明》这本书，现在这本书马上要出新的版本《撒马尔罕的金桃》。薛爱华先生把动物、植物传播的路线、物种，概括得非常精到。我开始做动物、植物传播的时候就是拿他其中的一节做一个最基本的基础，看看他讲了哪些动物，就去在文献中集中找那些动物；讲到哪些植物，就去集中焦点找那些植物；他没有讲到的，再作为补充事项多方搜求文献或图像。以丝路为中心，列出来的代表性动物有骆驼、大象、虎、豹、狗、狮子、鹰、单峰驼、马、羊。研究它们，当然首先依据的是文献中的记载，还有一些相当生动的图像，这些图像时代不同、美术表现形式不同，自然在使用中就不能不慎重，但考古发现的动物图像对于丝路动物物种的传播，显而易见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主要是从动物做起，植物目前还不在计划中。
研究动物及其图像的传播，当然不是随手捡起的一个题目，而是对古代世界的理解有关。历史研究不仅仅是要研究古代的帝王将相及其宏大事项，譬如古代重大的事件，政治、经济、军事等庞然大物。但是更本质的是古代的世界应该像我们所生活的当下世界一样，是一个柴米油盐俱全、喜怒哀乐毕现的非常丰富的“杂多世界”，它会有各种各样不同层面的鲜活存在。所以不能大家都去屁颠屁颠地关注皇帝如此如此、将军这般这般。毕竟，历史也应该是普通人间的历史，而不仅仅是权贵的历史。我最天真的妄想就是企图穿越到古代世界去看一看，但是现在的技术达不到，无法穿越过去。那么就想找到“物种及其图像”这样一个通道。有一个相似的实例是，我曾想了解一下明清社会，但是要读明清大量的正史资料、笔记、研究著作、专题论文等，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就去看看明清小说。明清小说描述的那些东西，虽然它是一个文学性的创作，但是通过那些描写，对明清社会就会有一个感性的大框架概略认识，有一个鲜明生动的整体印象。了解宋代社会就看宋代的一些笔记小说，体味宋代南方的社会、杭州的社会原来是这样，有这样的人，有那样的事。这样就会有一个立体的感知性的东西，包括你去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当年的汴河两岸、市井繁华是这个样子的。我的想法是能进入一个比较理性的，但是又会产生感性体会的古代社会的某一个被忽略了的场景，也就是试图“回到历史的现场”，动物及其图像传播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通道。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谓的这种动物及其图像的研究或追索，既不是博物学，也不是动物学，而期望它仅仅就是理解古代历史的一个通道。中国传统的博物学在古代知识体系中比较发达，而我们今天讲的动物学是个现代体系，它是自然科学体系，我不是做自然科学的，所以对动物史的研究不是简单地纠结于物种本身和自然科学的探讨，而只是使用动物学家或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给出的描述或结论，以此为动物的历史学研究提供科学基础，最终落脚点还是古代人群的社会生活样态。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动物及其图像的传播”这样一个路径呢？这并不是一个刻意的追求，而是研究路径伸展过程中生发出来的一个自然状态。我在做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是以佛教社会史为题目的。研究佛教初传时期的学者，大多是哲学系出身，因而佛教哲学思想是他们的主要方向，历史及其人物本身可能就不是非常关注，尤其是很难从历史学者的眼光去看那些曾经的佛教传播参与者。而我正好不期望过多关注宏观的、上层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太多了，所以只是想关注早期参与佛教传播的那些普通的芸芸众生，期望从民众史或社会史的视角去揭示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在那个佛教初传的时代他们过得好吗？佛教信仰到底给一般民众带来了什么？事实上，我的博士论文《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也主要追索了这些问题。然而，做完博士论文之后，我觉得还不是很满意，论文是完全按现有的学术规范来做的，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做完后不免在劳累之余又细细反思一番，感觉用最通晓平白的文字就能概括或描述的历史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绕那么多弯，引用那么多文献去证明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历史在我这里变得如此不流畅，既没有确定、流畅的系统知识，又没有足够触摸感知的生活细节，只是满足了我自己认为的“专业性”，而完全没有回到历史场景。并且这个“群体研究”是以“士、农、工、商”四民来总体论述的，还是太粗线条、太大而化之，看起来振振有词地提出了那么多理性的结论，但还是看不到历史的那种鲜活和温度，只有文字和逻辑，没有人，没有生活。于是我就想做得再细一点，所以就开始研究胡僧，也就是来华传教的西域僧人，这就聚焦了更细微的群体，人物众多，但是特征鲜明，各有其鲜活面貌。研究西域僧人的时候，我的基本想法可以从这句话中体现出来：“至少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好几千年岁月里，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从上层建筑到烦琐世俗，神性思维都如影随形。”这里提出一个词叫“神性思维”，什么是神性思维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古代的时候人生病了，首先想到的病因可能不会是感冒、肝炎、什么什么病，不会这样的。而会认为是不敬祖先、不敬神，冒犯了神导致的，就会请一个专业神职人员来念念咒或者做点法事等等之类的，生活中所有的事都跟神有关。但是，“现代生活不需要过多的神性思维，事实上过去的历史也证明了，过头的神性思维不但束缚了个体的自由，而且在很多方面还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阻力甚至破坏。然而，那些曾经在人类社会漫长的生存时段中发挥过作用的神性思维及其结果，大量地保留在古代的各类文献之中。”如果要读《大正藏》或者《道藏》，里面有大量的神性思维的文献，它整个构架不是我们现代理性的科学思维，而是神性思维，所以我研究早期西域传教胡僧时认为：“研究古代史或宗教史就无法避开这些文献，这些西域胡僧在传教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制造了很多具有魔幻色彩的神异事迹，如何解读这些故事或者说传奇，我在这本书中做了一些尝试。生活清苦、衣衫褴褛地在黄沙弥漫的古道上一步一步前行的西域僧人们，面临着柔弱的人之肉身根本上不堪抵抗的风雨雪雹、高山冰河、盗贼劫匪及狼虫虎豹的威胁。有的僧人在这样的路途上花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目的就是到东方大国传播佛教，这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金刚之躯。于是皮肤黝黑干枯的他们向人们诉说着如何腾云驾雾日行千里，躲避权势者追捕的神奇经历，描述如何听懂了路途上飞过的大雁叽叽喳喳的语言，如何掉到了冰冷的河水中，又如何被龙王请去做客的故事，以及如何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得到了菩萨的救助。”这个就是我在“西域僧人”这个选题中要做的工作，通过对神性思维的梳理，完整地把这些西域胡僧的生活事项给表达出来。当然，提到神性思维的时候，我并没有用“事后诸葛亮”的那种聪明的批评态度，而是尽量回到历史的场景追问“为什么”。对神性思维文献的处理，传统的办法一般都是批评，说他胡说八道，然后再在里面找出所谓合理的成分。然而，在宗教文献里面有那么多所谓“怪力乱神”的东西，我们看还是不看，我们只能说它是想象性的。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想象？为什么会去这样讲？当然是有他“当时”的道理，我们不能用千年之后演化积累出来的“聪明”去批评千年之前的“愚昧”。历史学能做的工作一是还原，二是追问；追问才能使我们明白，哦，在那个时代环境和知识体系下，原来他们就是这样认识世界的，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古人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不能代替古人去认识世界。
我在做完“西域僧人”之后，又进一步细化，完成了《鸠摩罗什及其时代》这样一个课题，从特定群体又进一步细化到此群体中的个体典型代表。前面的研究课题，我所追问的是“他们”生活得怎么样，这里我就想问问“他”生活得怎么样？鸠摩罗什这个来自西域的著名佛经翻译家和传播人生活得怎么样？鸠摩罗什是来华传教译经西域僧人中的典型代表，研究他的人生轨迹与社会贡献，是对“西域僧人”群体研究的一个高光点。
从西域到中原地区，帝王们对鸠摩罗什的待遇很好，礼敬有加。但是他自己还是很不满意的。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更伟大的人，结果到了中国做了一个翻译，整天以翻译佛经为职业，即使如此，也还是“罗什所谙，十不出一”，就是说他所谙熟于心的佛经仅仅翻译出来了不足十分之一。我们今天认为他是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有非常杰出的成就，但是他则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创造性地构建佛教理论的经论家，而不应该是一名译经人，认为自己翻译佛经是做了一件小事而已。
在研究鸠摩罗什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下面这个词：金狮子床。鸠摩罗什很年轻的时候在龟兹，就是现在南疆的库车地区，库车王给他最高的礼遇，就是坐在金狮子床上面讲经。那么这个金狮子床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要把这个小东西搞清楚，从这里出发一发不可收拾，就把它做成了《莲花上的狮子》这样一本小书，内容包括狮子作为物种的传播、作为图像的传播、作为在丝绸之路上它的图像演变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文学性传说文本的演变。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狮子文化传播的大杂烩，目的在于追索狮子文化是怎么从印度、从中亚传到中原，到中原后它的形象与文化象征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这些问题。做此研究的时候我也没想过要把写成一本书出版，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追索一番。后来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太山先生讲这个，他说这个很好，尽快做完拿来我给你出版，然后就在商务印书馆出了。幸亏余老师让我把这个小书出了，然后我就从狮子开始做其他动物。所以很多东西不是说我自己一定要去把它做成什么，就是各种因缘际会碰到一起了，就去这样做了。
关于狮子的各种讨论，当然首先是从狮子的物种及其分布等情况谈起，到狮子的进贡、狮子图像的基本造型，包括走狮、蹲狮、翼狮，这些造型来源于什么文化类型，到中原之后它的图像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我在这个书中主要就是讨论这些东西，当然是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狮子图像流变及其象征意义为主的，因为鲜活的动物狮子本身不适宜于在黄河或长江流域野外生存，只是作为贡品、珍稀之物零星地豢养在皇家园林中。公元前两三千年之前两河文明和巴比伦文明之中，他们对狮子的描述是非常写实的，不像在古代中国的狮子图像，早期中国的狮子图像很多是变形的，因为见过狮子的和没见过狮子的画家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见过真狮子当然就画得鲜活生动了。我们古人中有很多作画或雕刻的根本就没见过狮子，只是凭着想象去画或照着模本去画，当然就免不了会走样，与真狮子有一定差距。
在这里举几个图样的例子。第一幅图是现代动物学家拍摄的非洲狮打斗的景象，这就非常生动，是自然状态下狮子打斗的瞬间定格。
图1
中间这幅图是唐代的石刻艺人线条刻画出来的打斗中的狮子，
图2
我们一看就知道，它同第一幅照片几乎完全一样，就是对野生狮子打斗姿态如实的描写。所以刻划这个图像的工匠肯定不是中原的工匠，而是从西域来的工匠，他跟前面拍摄照片的那个动物学家一样，亲自观看过野生状态下狮子的打斗场面，所以才会刻得如此真实传神。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个是新罗时期的狮子，
图3
这个很明显，新罗的工匠就不知道狮子为何物了，他弄得特别可爱，但狮子圆乎乎地像个小丑似的，凶恶和勇猛的东西完全没有了。狮子图像从西亚、中亚一直传到中原地区，到东亚地区，变化非常大。所以见过狮子和没见过狮子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点也反映在宫廷画家画的狮子，中国包括明清的宫廷画家画的狮子都是无精打采、趴在地上的，一看就好像是太肥了，或者半死不活的样子，因为他们没见过野外的狮子，只见过宫廷豢养的狮子。
另一个事例就是狮子座，鸠摩罗什坐在金狮子座上讲经的，狮子座是诞生于两河流域的一种塑造王者、天神的座椅，在公元前三千多年前就出现了，当然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在西亚地区女神伊南娜是站在狮子背上的。后来中亚、北非、西亚、波斯的很多王与神，包括中亚地区波斯有名的拜火教的神都是骑在狮子背上的。在佛座的两边有两个守护的狮子，这个样式也成为以后中国佛教造像或者菩萨造像的固定样式，而双狮子也成为中国历代的寺庙、宫廷、衙署门口的守护者。
在做完狮子及其图像的基础上，我进一步扩大了动物及其图像研究的范围，包括马的培育与武力征服、骆驼与商人、羊与游牧社会、狼与狼族传说、鹰与古代王族象征等问题。当然我目前做的这些研究还不是非常成熟，比如说马，马就涉及《相马经》，《相马经》我们出土的很多，但是域外也有很多《相马经》如阿拉伯文的《相马经》、古希腊《相马经》。而国内有古藏文《相马经》、藏文大藏经中的印度《相马经》等文献。那么对于阿拉伯文、藏文的《相马经》，我就没有语言阅读能力，还是希望有一些专家来解读，这样才能在全面的比较中得出正确的认识。
上面我综合介绍了目前研究的一些情况，下面我专门就骑乘动物的专题研究，做一个简略的说明。古代的各类图像中，神或王者往往都被塑造为骑在动物背上的非凡形象，如有骑羊、骑马、骑象、骑狮子、骑虎。犍陀罗石刻中，7岁的释迦牟尼就骑着羊、带着一帮堂兄弟们浩浩荡荡地去上学；
图4
中国古典小说描写中，姜子牙就骑神兽“四不像”；中亚的娜娜女神骑在狮子背上。这些图像的演变，从西到东或者从东到西，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不同的地区其形象是有一些差别的。譬如马，随着马种的交流传播和在不同地区的杂交培育，留在历史遗物中马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古希腊雕刻中的马精致而奔放，波斯图像中的马张扬而健壮，汉代的马龙颈细腿，唐代的马壮硕敦实，等等。不同的形象反映的是马种的不一样和应用方式的细微变化，更表征着不同地区、不同时代育马文化的审美趣味。再譬如羊，作为最早在西亚地区驯化的物种，它在公元前的西亚文化与中原文化中的寓意是有很大差别的，形象也不一样。西亚图像中的山羊往往与生命树雕刻在一起，表达丰育的观念和生殖崇拜；中国文化中的绵羊则是福泽绵厚、骑羊升仙等寓意。而骆驼则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物种，它是丝绸之路上的标配，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代表性动物，从中亚到长安的古代商贸往来，骆驼功不可没。尤其是唐代雕塑品中大量的西域胡人与骆驼的造型，包括驮着胡毯与酒囊等丰富商品的驼俑、还有胡人乐队坐在骆驼背上声情并茂地表演的历史场景，都是我们认识当时东西方交流的重要物证。
下面关于动物传播再讲一个事例，就是关于狼。大家知道狼不像马，不像骆驼，是人类无法携带它从东面跑到西面的动物，它是野生动物。野生动物有很多，其中狼是跟民族的崇拜和族源传说相关的，古代突厥人就认为他们自身是狼种，这个记载来自于《周书》，这段文献是：“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和，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倶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
对这段文献的研究，东西方学者有多种解读，大家下去可以看看丹尼斯·塞诺和罗新教授的相关文章。从传世图像与文献记载来看，因为突厥认为他是狼种、狼的后代，所以在突厥可汗的旗上面就放一个金狼头，这是它的一个标志。那么金狼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从图像中就能得到一个例证，罗马皇帝所立的著名的图拉真纪功柱上面，有一组图像表现的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雇佣兵萨尔马提亚人，萨尔马提亚人是非常凶狠的，他们戴小圆帽，人跟马都穿鱼鳞甲，作战非常英勇。
图5
这幅浮雕图像中，萨尔马提亚人的骑手就拿着一个旗，这个旗就是我们说的狼头纛，这个狼头纛是一个金狼头，后面用皮或者毛做的一个飘带，它跟一般的旗帜显然是不一样的。
图6
这个图像就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狼头纛最早是萨尔马提亚人使用的，早于突厥人。就是说用狼头纛作为军队或者部族的标志，我们最早从图像中能见到的是萨尔马提亚人，后来才被突厥人所利用。这说明在文化继承上有两种可能性，要么突厥的某一支部落来自萨尔马提亚人，要么是突厥人接受了萨尔马提亚人的文化影响，所以他们才会用完全一样的狼头纛。
在这个基础上，我做的另一个工作是去思考古代世界的骑乘动物与其秩序象征，希望从人们骑乘不同动物的角度，审视古代人对社会秩序象征符号的使用。我们知道，骑不同的动物跟人的社会身份、文化地域、历史背景、地理条件都是有关系的，比如说骑大象，一般人肯定是骑不了大象的，因为大象的驯化成本很高，普通人没这个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大象是在亚热带才能很好生存的动物，至少北半球无论多高的社会地位，也很难骑上大象，这跟地理条件相关。另一个例子是，骑马跟骑驴的差别就很大，社会地位高的人是不可能骑驴的；而传说中的骑狼，差别就更大了，小孩可以骑羊玩，谁骑狼试一下？但是在那些文学性、传奇性的传说中，而不是现实存在中，就有骑狼的说法。正是因为这些差别和原因，所以我把骑乘动物做了两个简单的分类：驯化的骑乘动物和想象的骑乘动物。驯化的骑乘动物当然就是我们至今生活中还在骑乘的马、牛、骆驼、驴等；而想象的骑乘动物在宗教、神话中非常多，如龙、狮子、神鹿、麒麟。要表明一个宗教的神圣和法力无边，或者表明一个帝王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么就会想象他骑的动物坐骑跟你不一样，譬如我们古代小说中姜子牙骑的四不像等等之类的。
第一，我们先看看驯化的骑乘动物。古代人的坐骑，当然跟现在坐轿车差不多，也是对人类社会身份的一种标识。这个标识大概受三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骑乘动物的体量，因为它决定了人的运动高度。谁都喜欢骑高头大马，不会骑小矮马。为什么我们古代见到人要鞠躬，要跪下来，就是放低身段，这是从动物本能和基本的社会性发展而来的一个等级分层法则，譬如两个小狗打架，打不过怎么办，赶快躺下，表示我不行了，躺下就是我的高度比你低了，你不要咬我了。人也是一样，鞠躬、下跪等礼节就是放低身段，就是表示我比你低一点。第二个因素是骑乘动物的速度决定人的运动速度。国王、英雄、神祇骑的不是天马就是千里马，那就是要骑快马，
（图7）
一般的马就是普通人去骑，这是速度问题。第三个因素是骑乘动物的形貌决定人的运动气质。比如说骑马，你一定会骑白马、黑马、枣红马等等，单色的、形象比较好的马，没有人会骑一匹杂色马或毛色灰暗不好的马。关于骑乘者身份高低的判定，目前来看可以用这三个指标来排序，那就是坐骑的高度、速度、气质。如果这三个因素还不能完全将权贵者或神从芸芸众生中分辨出来，那么对坐骑的装饰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补充手段，譬如中亚的萨迦人，他们骑的马就要做各种各样的装饰，把鹿角装饰在马头上，或者用硬的牛皮或彩色的毛毡在马头上做出鹿角加雄鹰的装饰，并且马鬃要做装饰，尾巴也要做装饰，那么首领或神偶骑着这样的马，当然就跟别人的马完全不一样了。虽然每个人都骑马，但是最高身份者骑的马就会是这样的，萨迦人的马是对身份的另一种标识。
图8
第二，看看想象的骑乘动物对人类及神身份的标示。一般来讲，东西方传说或图像中的神，有骑翼马的、有骑狼的、有骑龙的、有骑麒麟的、有骑狮子的。此类想象性的骑乘动物是如何选择出来的，我认为可能有两个指标：首先，它必须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强力威慑者。在有狮子的地区，人们想到的这种力量强大到只有神或伟大人物才能骑乘的动物肯定首先是狮子。没有狮子的草原地区可能就会想到就骑狼，因为狼在草原上是最凶狠的动物，人们就想象那些很厉害的神或者是王就会骑狼。其次，对非骑乘动物的想象性驯化是选择此类坐骑的另一个指标。比如说骑羊，广州叫五羊城，就是五个骑羊的先人，他们为什么骑羊，不骑别的东西呢？就是对非骑乘动物的想象性驯化，这个表明骑乘者跟别人是不一样的、非凡的，所以才有能力骑乘那些普通人驾驭不了的动物。
我们在这里举几个骑在狮子背上的古代图像的例子。譬如中亚的娜娜女神，她是骑在金狮子背上，佛教神系中的观音菩萨、文殊菩萨，都是坐在狮子背上的。这种王或神人骑狮子的文化，大概起源于公元前三千多年的西亚地区，然后一直向周边地区和远东传播。然而它的传播也很有意思，佛教菩萨坐在狮子背上的图像，一直传到了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但是国王坐在狮子背上的图像或文化传统，传到现在的甘青地区就停止了。文献记载中只有在青海地区建立南凉政权的鲜卑国王才坐狮子座，以秃发乌孤为首的这支慕容鲜卑部落是从东部跑到河西祁连山区去的，所以秃发乌孤国王坐狮子座，不是鲜卑本身的传统，而是与他们到青海地区后受西域的影响有关。但是，一过甘青地区以东，就没有这个影响了，后来坐在狮子背上的都是佛教的，跟国王和王权完全没有关系了。
在早期图像中，1世纪前后的贵霜国王是坐在狮子座上的，他的座椅一左一右两个狮子，其实埃及法老也有这样的狮子座；在一尊2世纪初的佛陀立像中，佛陀的两脚之间蹲着一头小狮子，表明佛陀出生于狮子家族，是跟国王家族与狮子的象征有关，也是一个狮子座。
图9
再举个例子，如印度的湿婆神是骑在鹦鹉背上，跟后来的神骑在孔雀身上是一样的，这也是一种想象性的驯化。
最著名的想象性驯化的骑乘动物就是羊，在犍陀罗造像中有很多“释迦太子骑羊问学”的图像，骑羊是个挺有意思的事情，牧区的小孩小的时候也都骑羊、骑大公羊，当然只能是骑着玩。羊显然不能如马和驴那样，被经常性地作为一种骑乘动物来骑着走路，但是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羊车，两匹羊拉一个小车，皇帝、妃子或者宫廷的女性乘坐，这种车显然只能在内廷乘着玩玩，不可能在外面的通衢大道奔驰。至于骑羊出行就更离谱了，我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这样的生活事例，但这方面的文献记载还是有的，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匈奴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就是六七岁的匈奴小孩骑着羊练习射箭。在汉代的画像石中也有骑羊的图像，那个骑在羊背上的可能是胡人或者是神仙，大概有表达吉祥的意思。在西藏阿里地区的寺庙中也发现了一幅猎人骑羊图，图中那个猎人完全是古代藏族贵族的打扮，骑在白色绵羊上，其随从是几个手持弓箭的鸟头或兽头人，画面上方飞着一只鹰，绵羊前后还有猎狗在奔跑，这说明图像表现的是一场骑羊狩猎活动。
图10
德国一个藏学家认为这是一个藏族猎人在打猎，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骑手他有头光，那么他肯定是神，而不是普通的藏族贵族或猎人在打猎。目前我们知道的是，从阿里地区到尼泊尔一直到不丹，历史以来就存在一个运盐的道路，其主要运输力就是羊，赶着大群的羊驮着盐，但人是骑不了羊的。那么古人为什么要将羊想象为可骑乘动物呢？我想可能是因为它是非常之动物，就是本不可乘而乘的动物，此外也是因为羊温顺而吉祥，正是因为此，所以骑羊的一般是神者、王者、宫廷之中的妇女和儿童。
当然，无论是骑马、骑狮子、骑羊，在古代文化体系中，骑乘动物都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这一点在骑驴与骑马方面就表现得非常突出。
中国古代文献对于骑驴有个很正式的说法：“驴者，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就是说驴不是达官贵人或有身份的人骑的，是“野人”也就是最普通的小老百姓骑的。如果你是有身份的人是不会骑驴的，骑驴是个降身份的事情。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唐末大将王师范向后梁太祖朱全功投降就是“缟素乘驴，请罪于太祖。”马都不骑了，打仗作战是要骑马的，说要投降，骑个驴去见你，就是说我的身份都降到这个地步了，你就放过我吧。骑驴是一个自降身份的事情，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阿维斯坦》中有这样一个记载：“为家庭主妇治病，报酬是一头毛驴；为村长之妻治病，报酬是一头牝牛；为城市长官夫人治病，报酬是一匹骡马；为王后治病，报酬是一头雌骆驼。”当然这是一个经济性的描述，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济性的描述转化成一个社会地位或者政治性的描述，就是为骑乘动物排了一个序，毛驴是最低档次的，牛是倒数第二档次的，倒数第三档次的是骡马，第四档次是骆驼。说明不同的动物无论是在经济价值，还是社会的身份地位的标识上是不一样的。
图11
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例，我们知道艾特玛托夫是中亚有名的作家，他有一个对话录《悬崖猎人的哀歌》，其中就讲到一个故事，艾特玛托夫的父亲在前苏联的时候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在斯大林发起的政治运动中被清洗了，他跟母亲也受到了牵连，被遣送回哈萨克斯坦老家的小村子里去了。这样的身份就像我们以前打成右派，身份降得非常厉害，到一个小村子是很有没有面子的事情。他妈妈就想孩子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出人头地，艾特玛托夫确实学习也非常好，高中毕业后，不负母望考上了哈萨克斯坦的畜牧学院，畜牧学院也是大学，考上这个畜牧学院，大家都非常高兴。乡亲们就问他去学什么，艾特玛托夫就说学的是关于马的专业，怎么样保护马、怎么样养马。中亚人对马的感情是非常深的，孩子考上这样的学校，还是关于马的专业，就觉得非常骄傲，他的母亲、舅舅都有了翻身的感觉。结果他在上学上到大二的时候，有一天跟老师领着大一的学生出去实习，就到驴马市场去实习，他负责给大一的学生讲驴的专业问题。正好那个卖驴的驴主人是他们村的，这个驴主人回去就说艾特玛托夫考上大学后说是学马的，原来他是学驴的。这样一传言，他的身份地位一下子降了，他觉得很没面子，妈妈和家人也觉得很没面子。你看，在这里，一说学马的就认为身份特别高，而去讲关于驴的知识身份就特别低，好像就不该学习关于驴的知识。当然这是乡村农人不懂学科专业的误解造成的，只要是学兽医或畜牧，肯定关于马和驴的知识都要学的。由此可见，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马与驴的差别表示着身份的高低，这同我前面讲的跟它的高度、速度有关，驴是很小的，高度也不够，速度也不够，形象也不好，没有马那么好。
骑驴是对身份的一种降低，无论是欧洲还是中亚、西亚，到东亚，都是一样的，在古代就有很多这样的文献资料。譬如毛驴在军队中是驮兽，作为军队的统帅是不能随便骑毛驴的，在萨珊波斯最伟大的国王霍斯劳一世时代，波斯将军韦赫里兹同也门国王迈斯鲁格对阵时，迈斯鲁格为表达对波斯军队的蔑视，就骑驴去对阵。作为也门国王，他一般都是骑象指挥军队的，但是这次他觉得骑着大象跟波斯将军打仗是大材小用，所以就换成骑上一头毛驴，意思就是表示我这么牛的人，我骑驴都能够把你打败，就是要在尚未开战之前首先轻视侮辱一下波斯将军。他没想到的是，一开战就被波斯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丢了自己的性命，迈斯鲁格也由此被韦赫里兹蔑称为“母驴的儿子”。
唐代佛教文献中，释道宣对唐玄奘印度论经有这样一个记载，就是论经的失败者要受到乘驴和屎瓶浇顶的惩罚。唐玄奘在印度取经学习期间，去跟印度各个大寺的僧人们论经，最后玄奘取得了胜利，就让他骑在大象背上游街三日，以示夸耀。但是跟他论经失败的那些人怎么办呢？他们要受到惩罚，玄奘在那里牛哄哄地乘象游街的时候，那些失败者也骑在驴背上跟在后面游街，这就是告诫失败者，不好好学习、没有把经义学通就要受到惩罚。其实在整个欧亚地区，骑驴游街都是一种通用的惩罚措施，埃及、叙利亚地区是如此，中国古代也是这样。
关于坐骑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是个高度与速度问题，骑乘动物的外貌气质也很重要。骑乘动物的选择不仅仅是好看，还有着自然选择的基础。比如说白马、黑马跟骝马就有着气质的稳定性，国王或者将军都骑白马或者黑马等纯色马。如小说中的关羽骑枣红马，而亚历山大大帝骑的是一匹黑马。现在动物学家研究黑马、白马和骝马有气质的稳定性，尤其是黑马。如果在战场上马群受惊的话，所有的马都受惊了，以黑马为典型代表的纯色马不会轻易受惊，它大概会有数秒种的迟疑，它要自主判断一下是跑还是不跑，而这时候骑在马背上的主人只要给它一个明确的暗示，它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在战场上要骑上这样一匹马，胜算的可能性、保住命的可能性就更大。杂色马就不行，其他颜色的马稳定性就比较差一些。因为做过很多实验，突然让马群受惊，纯色马尤其是黑马，它绝对不会第一个先跑的，所有的马都开跑，它才开始跑，它要看一看发生什么问题了，判断一下，不乱跑，这个非常重要。在各种图像中，国王、将军为什么要骑这样的马，是有道理的，这都是一种经验的总结，不仅仅是好看。古代的将军健儿们为什么要骑黑马和白马，白马当然是比较扎眼，人群中你要骑白马首先就能看到你，
图12
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气质的稳定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这个问题，动物学家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解释，他说动物的毛色与驯化的进程密切相关，人类可以通过毛色比较理想的动物进行有意识的选择，白色与黑色的动物能承受较大的压力，不容易受到惊吓，比较忠诚，且组织结构较为分散。就是不随大流，比较独立。“动物行为和毛色之间的关系是动物驯化作用产生的结果，动物的毛色、色素先质和神经传导介质之间，存在着可以共享的路径。”这是动物学家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的君王和将军都喜欢骑这种纯色马的原因，当然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不懂自然科学的这个道理，但是他们有足够的战场骑马实践经验，因而掌握这个选马窍门。当然也有骑花马的，中国古代有名的于阗花马，唐代一些贵族就喜欢骑它，大概因为它的图案长得比较规则，更容易引人注目。
关于骑乘秩序问题，我还想讲一讲相马技术中的秩序原则。在不同的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相马的技术标准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对于贵族日常摆排场用马，他绝对不会将一匹马的速度放在选马首位，他更需要的是马的外形与颜色一定要好看、威风，还要温顺，不会给他带来危险。比如说我们看汉代和唐代的文献讲贵族的马都用一个词叫肿马，就是胖马，唐代画像中那些贵族骑的马都特别肥胖健壮，那样的马好看，跑不动，温顺，那种马是不能上战场的。上战场的马要求跑得快，要求有耐力。游牧的马尤其需要有耐力，譬如蒙古族对蒙古马就形成了一个比例体系，就是马的各个部位应该像什么，有一大套这样的体系，这跟农业社会的贵族用马是不一样的。
印度主要是贵族社会，佛经中的《相马经》就是关于贵族社会用马的标准，《佛说马有三相经》提出了“善马有三相”的标准：“善马有三相，用入官可给御，中王意，得名为官马。何等为三相？一者有善马，意自能走；二者有力；三者端正好色；是为三相。”此处之“善马”就是脾气好的马，我让你怎么走就怎么走，还要有力，贵族一般都挺胖的，你没有力气的瘦马是驮不动的。马是国王用来拉车、国王用来骑，当然必须是乖乖马。所以《相马经》随着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用途，标准是不一样的。
古希腊色诺芬将军的《相马经》，强调的是战马的标准。色诺芬是骑兵元帅，将军出身，他选马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马蹄子，贵族骑马一般要好看，而骑兵的马首先要求蹄子要结实，马蹄子决不能有毛病，大家知道马失前蹄是要人命的。大流士跟亚历山大对阵，大流士丧命就丧在马失前蹄，因而到战场上马蹄子是非常重要的。色诺芬《相马经》就是从马蹄子开始，他的著作第一句就是讲到马蹄子，要什么样的蹄子，马蹄子的蹄甲要多高，马蹄子的形状要什么样的。而《齐民要术》中所收录的中国传统《相马经》，则是相马从头始，而非从蹄子开始。马王堆也出土了《相马经》，是专门看马的眼睛，马王堆的《相马经》为什么失传了呢，就是它百无一用，仅仅看马的眼睛能从马群中选出骏马来，可能吗？它讲得非常细，关于马的眼睛讲了很多，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指标，而是一个感性的描述，而非理性的总结，所以它的失传是很正常的。《齐民要术》的《相马经》相马从头部开始，表明它是跟农业社会的农业用马和仪仗用马有关的技术总结，国王、皇帝、大臣、贵族骑的马，马头一定要好看，蹄子差一点无所谓，摆排场出行也不是战场，即使蹄子不好，也不至于像在战场上那样瞬间丧命。因此，在不同的使用条件下，《相马经》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我今天跟大家汇报的这些问题，还在不停地探索之中，很不系统，期望以后能有更丰富的内容同大家分享，谢谢。
往期精彩回顾
▼石云涛：唐诗中的丝绸之路回鹘道【民俗与人类学】徐新建｜侗乡歌会：沿河走寨“吃相思”（上）
【俗文學】伏俊璉 | 敦煌俗賦之研究範疇及俗賦在文學史上的意義
扫码关注
中国俗文化研究
组稿编辑 | 普 慧
审稿编辑 | 王 冉
值班编辑 | 何宇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