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云涛：域外器物的输入与中古社会

石云涛（1957-），男，河南太康人，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冠名讲席教授，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19ZDA261）首席专家，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汉办孔子新汉学计划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

摘要：日用器物传播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域外各种器物传入中国，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便利。当时传入中国的日用器物主要有胡床、玻璃器、金银器，还有用料珍贵的其他饮食器。这些外来器物虽然主要用于上层贵族生活，也有的开始向社会普及。外来器物的流行和使用，还推动了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促进了中国日常用具的革新和发展，外来器物的新奇形象还进入文人创作中，成为新的文学意象。外来器物也刺激了中国人对域外的好奇心和对异域探索的动力，从而推动了古代中国对域外世界的认知。

关键词：中外交流；域外器物；中古社会

魏晋南北朝时更多域外器物传入中国，这是中外交流和胡汉交融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反映。有关古代域外器物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尤其在考古学界对于中国境内发现的域外器物多所考证。但过去研究者多关注这些器物的原产地、质地、器型、纹饰图案和传播路径等的考证，见仁见智，对外来器物在中古社会的影响较少深入系统的探讨。关于域外器物传入中国的途径更多关注丝绸之路沿线考古发现，而忽略古代文献中的丰富记载。研究社会生活史的著作对于外来器物在中古社会的影响关注也不够，我们拟把外来器物与中古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揭示外来文明对于中古社会生活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外来器物

这些外来器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交流的盛况。这一时期通过丝绸之路和中外交流获得大量域外器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胡床、玻璃器和金银器，另外还有不少其他珍贵奇异的器物。

胡床起源于埃及文明，东汉时已经传入中国。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画像石上有胡床图像，孝堂山石祠是东汉章帝、和帝时的建筑物。汉末灵帝“好胡床”引领了京师洛阳的胡化风气。魏晋南北朝时胡床在社会上普遍流行。胡床之所以流行，因其轻便灵活，垂坐舒适；又可开可合，携带方便，可佩带马鞍，可挂于车辕，可挂于墙壁或廊柱。朱大渭先生详考汉魏南北朝时社会上风行胡床的情况，发现胡床的使用人群和使用范围非常普遍，从使用胡床的人群来看：“有皇帝、权臣、官僚、将帅、讲学者、反叛者、行劫者、村妇等，其中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在内；从胡床的使用范围来说，指挥战争，观察敌情，皇帝宫室，官府公堂，舟车行旅携带备用，庭院休息，接客，狩猎，竞射，聚会，讲学，吹笛，弹琴，行劫等等，都有使用胡床的。胡床使用的地域，几乎遍布南北各地，可见胡床为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常用坐具。”¹

胡床

玻璃在中国古代早期文献中写作“颇黎”“颇梨”，为梵语音。在佛典中玻璃是“七宝”之一，“颇黎”一词伴随佛经翻译传入中土。在古代印度和中国不明其制成原理，视为天然的玉石水晶，又常与琉璃相混。²世界最早的玻璃制造者为古埃及人，在4000年前的埃及和两河流域遗址有小玻璃珠的出土，后传入波斯、罗马。域外玻璃器汉代时已传入中国，因为来自域外极其珍贵。玻璃器有的来自西域。潘尼《琉璃碗赋》：“览方贡之彼珍，玮兹碗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也阻远，其所托也幽深。”³中古时的西方玻璃器主要是从波斯萨珊王朝输入。《周书·异域传》《北史·西域传》中都说波斯出“颇黎”，⁴或“颇梨”。《梁书·诸夷传》：“于阗国，西域之属也。……天监九年，遣使献⁵方物。……十八年，又献琉璃罂。”⁶于阗国所献玻璃器并非本国所产，来自更远的西方。南朝刘敬叔《异苑》曰：“月支国有佛发，盛以琉璃罂。”⁷罂本来是陶制容器，当域外相同功能且形状相似的玻璃器传入，便被称为“琉璃罂”。玻璃器皿也通过海上丝路传入。三国时交阯太守士燮“每遣使诣（孙）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无岁不至。”⁸薛综上疏孙权言日南郡“县官羁縻，示令威服……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⁹其中的“琉璃”即玻璃器。晋刘欣期《交州杂事》云：“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献缥绀、水精盘各一枚。”¹⁰又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献青白石盌一口、白水精盌二口。”¹¹中国古代文献中往往水晶、玻璃、琉璃不分，这里的水精盘、水精碗乃玻璃器。成书于东晋安帝义熙年间之后的《林邑记》一书记载：“林邑王范明达献琉璃蘇鉝二口。”（蘇鉝，音立，吕静云：“胡食器也。”）¹²《梁书·诸夷传》记载婆利国“普通三年，其王频伽复遣使珠贝智贡白鹦鹉、青虫、兜鍪、琉璃器、吉贝、螺杯、杂香、药等数十种。”¹³《南齐书·东南夷传》记载永明二年（484）扶南王遣天竺道人释那迦仙上表，“献金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牙塔二躯、古贝二双、琉璃苏鉝二口、瑇瑁槟榔柈一枚。”¹⁴《梁书·诸夷传》记载丹丹国“大同元年，复遣使献金、银、琉璃、杂宝、香、药等物”。¹⁵中天竺国“天监初，其王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表……奉献琉璃唾壶、杂香、吉贝等物。”¹⁶说明玻璃器从东南亚、南亚国家经海路输入，但这种玻璃器也是来自更远的西方，东南亚和南亚都是其中转之地。东罗马和波斯萨珊王朝是其主要来源。

唐代琉璃吻

广义的金银器包括金银饰品、金币和金银器皿，本文专论金银器皿。考古发现最早的黄金制品出现在公元前5000年的埃及，最早的银器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两河流域，其后希腊、罗马、波斯等地都广泛使用金银器皿。中国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代以后逐渐盛行。金银器皿战国时虽有制造，仅见于楚地。湖北随县战国早期大墓出土了金制杯、勺、盏、器盖等，¹⁷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传世的楚国银匜，¹⁸长沙附近出土楚怀王二十九年题铭的银器。¹⁹至迟战国秦汉时已有域外金银器皿传入中国，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据考证来自安息。²⁰山东临淄大武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墓1号陪葬坑出土裂瓣纹银盒，与南越王墓出土银盒属同一类型，埋葬的年代为公元前179年。刘襄墓还出土鎏金花纹银盘一枚。山东青州西辛村战国齐王墓出土两件裂瓣纹银盒，也与南越王墓银盒属同一类型。汉代已有来自域外的商胡在中国经商，他们带来了域外的金银器。汉末诗人辛延年《羽林郎》诗写酒家胡：“金盘脍鲤鱼”。²¹这家胡人开设的酒肆里使用的金盘应是其故乡的产品。

裂瓣纹银盒

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多的金银器从域外传入。东南亚、南亚各国盛产金银，并以金银为器，这一时期的金银和金银器有的经海上丝路来自东南亚、南亚国家。朝廷从外夷入贡中获得金银器。西晋时林邑国“上疏贡金盘、椀及金钲等物”。扶南国“食器多以银为之，贡赋以金银珠香。……武帝泰始初，遣使贡献。太康中，又频来”。²²刘宋“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长史范流奉表献金银器及香布诸物”。²³《义熙起居注》：“诏林邑王范明达献金盌一副，盖百副。”²⁴萧梁时丹丹国“大同元年，复遣使献金银、琉璃、杂宝、香药等物。”²⁵干陁利国“宋孝武世，王释婆罗那怜陁遣长史竺留陁献金银宝器。”²⁶婆利国日常用具中多金银器，梁天监十六年遣使奉表：“山海阻远，无缘自达，今故遣使献金席等表此丹诚。”²⁷《交州杂事》：“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林邑王范熊所献银钵一口、白水精钵一口。”²⁸从东南亚输入的金银器有时通过贸易获得。梁荆州刺史庐陵威王萧续“素贪婪，临终，有启遣中录事参军谢宣融献金银器千余件”。²⁹萧续任荆州刺史，荆州是南朝与西域交通的要道，西域各国使节商胡往来此地，萧续的金银器既然不是朝廷赏赐，应当从贸易获得，或得自胡商的贿赂。1984年，广东湛江遂溪县邹姓村民建房时挖出一个带盖的陶罐，盛有金银器。最珍贵的一件是十二瓣状银碗。银碗呈圆形，口沿刻有阿拉美铭文。这种文字在粟特和花刺子模地区使用。窖藏文物中还有20枚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还有金银镯、金指环等。这是南朝时期的舶来品，关于其来历有三种推测：一是当地人劫掠商船所得；二是当地酋长或豪强与波斯商人交换获得；三是当地商人从波斯人手里获得并收藏起来。这些虽属推断，但此地有经海上丝路与域外存在商业联系是可以肯定的。³⁰

金银器也经西北陆上丝路传入中国，主要来自入贡和贸易。《西域记》记载：“疏勒王致魏文帝金水瓶瓯。”³¹《前凉录》记载：“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缾（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³²拂菻即东罗马，罗马银瓶通过“西胡”之手输入地处丝绸之路要道的前凉政权。《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曾向刘宋遣使“献乌丸帽、女国金酒器、胡王金钏等物”。³³吐谷浑之“金酒器”来自女国，而女国之金酒器可能来自更远的西域国家。北朝从西北民族和西域国家获得金银器。北魏时河间王元琛为秦州刺史，“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³⁴在汉文文献中波斯金杯音译为“叵罗”或“颇罗”。《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神武宴僚属，于坐失金叵罗，窦泰令饮酒者皆脱帽，于珽髻上得之。”³⁵罗马以珠宝众多而闻名于世，包括金银珠玉。江淹《遂古篇》：“人迹所极，至大秦兮；珊瑚明珠，铜金银兮；琉璃马脑，来杂陈兮。”³⁶《晋书·四夷传》：“大秦国……多出金玉宝物、明珠、大贝，有夜光璧、骇鸡犀及火浣布……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³⁷在大秦人的贡献中当有“金玉宝物”。1997年，新疆昭苏县波马农场发现一座古墓，出土一批金银器，有金杯、金罐、金戒指、金面具、单耳银瓶等。其年代大致在3至7世纪间，为欧亚草原民族遗物。金银器出于西方，其葬俗近于西亚，而金银器型及纹饰又带有希腊罗马文化的痕迹。³⁸

除了胡床、玻璃器和金银器外，魏晋南北朝时还获得其他各种珍奇器物。有的属饮食器，如玳瑁碗。潘尼《瑇瑁碗赋》云：“有瑇瑁之奇宝，……尔乃遐夷效珍，越裳贡职，横海万里，逾岭千亿。挺璞荒蛮，摛藻辰极。”³⁹又如螺杯。《晋太康起居注》：“齐王出蕃，诏赐螺杯盘各有差。”⁴⁰《陶侃故事》：“侃上杂物疏，有螺杯一枚。”⁴¹宋孝武帝曾赠送北魏太武帝“螺杯杂物”。⁴²这种螺杯来自东南亚。《梁书·诸夷传》记载：“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普通三年，其王频伽复遣使珠贝智贡白鹦鹉、青虫、兜鍪、琉璃器、吉贝、螺杯、杂香、药等数十种。”⁴³又如车渠盌，崔豹《古今注》记载：“魏帝以车渠石为酒盌。”⁴⁴《凉州异物志》曰：“方外珍球、车渠、玛瑙，器无常形，为时之宝（随其大小以作盂椀杯盘也），视之目眩，希世之巧，罗刹所作，非人所作。”⁴⁵有的属日常用具，南朝梁陶弘景《授陆敬游十赉文》云：“赉尔鍮石罐，手巾为副，可以登斋朝拜，出入盥漱。”⁴⁶释慧远《澡罐铭序》：“得靡罗勒石澡罐一枚，故以此铭答之。”澡罐乃盛盥漱用水的器皿，来自中亚。《西域诸国志》云：“月氏国有佛澡灌，受二升许，青石名罗勒。”⁴⁷鸠摩罗什《答慧远书》：“今往常所用鍮石双口澡罐，可备法物之数也。”⁴⁸被称为大秦鲸鱼灯的罗马灯具传入中国。西晋殷巨《鲸鱼灯赋》进行了生动的描写：“横海之鱼，厥号惟鲸。普彼鳞族，莫之与京。大秦美焉，乃观乃详，写载其形，托于金灯，隆脊矜尾，鬐甲舒张。垂首挽视，蟠于华房。”⁴⁹

玳瑁碗

中原政权也从西北割据政权或周边民族获得器物。《梁书·诸夷传》记载于阗国天监十三年（514）“献波罗婆步鄣”。⁵⁰步障是用来遮蔽风尘或视线的屏幕，从其名称看似是南亚产品。高昌国“大同中，子坚遣使献鸣盐枕、蒲陶、良马、氍毹等物”。⁵¹《晋书·吕光载记》记载胡安据盗发张骏墓“得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马脑钟，水陆奇珍不可胜纪。”⁵²《北齐书·元韶传》记载：“齐神武帝以孝武后配之，魏室奇宝多随后入韶家，有二玉钵相盛，可转而不可出；玛瑙榼容三升，玉缝之。皆称西域鬼作也。”⁵³榼乃古代盛酒器，原为木制或陶制，琉璃榼、玛瑙榼则来自域外。又有琥珀盂瓶，《凉州异物志》曰：“琥珀作盂瓶。”⁵⁴这些来自边疆民族政权的器物有的是其本地所产，有的则是从域外传入，通过它们又传入内地。

二、中古时外来器物的使用

从史书记载来看，“据胡床”已然为中古社会日常生活内容。曹操与马超交战，“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⁵⁵三国时“裴潜为兖州刺史，常作一胡床，及去官，留以挂柱。”⁵⁶魏文帝曹丕行猎失鹿，“踞胡床拔刀，悉收都吏将斩之”。⁵⁷西晋时年轻的戴渊在江淮间攻掠商旅，“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⁵⁸王君夫与王武子比射获胜，“却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⁵⁹东晋谢尚“着紫罗襦，据胡床，在大市佛图门楼上弹琵琶”。⁶⁰晋军追叛将张健，张健部下韩晁“独出，带两步靫箭，却据胡床，弯弓射之，伤杀甚众”。⁶¹王导之子王恬简傲，遇客不礼，“据胡床，在中庭晒头”。⁶²大臣庾亮“据胡床与浩等谈咏竟坐”。⁶³名将桓尹善吹笛，“踞胡床，为作三调”。⁶⁴十六国时前秦王猛，少贫贱，鬻畚为事，入山取钱，“见一公据胡床”。⁶⁵前凉时谢艾“下车踞胡床，指挥处分”。⁶⁶南凉秃发辱檀与后凉吕纂交战，“下马据胡床而坐，士众心乃始安”。⁶⁷南朝刘宋时南涧寺僧释道冏中夜受邀乘车出京，“见一人在路坐胡床”。⁶⁸刘宋末年沈攸之反叛，“乘轻舸从数百人，先大军下住白螺洲，坐胡床以望其军”。⁶⁹南齐张景真受到皇上宠幸，“所赐什物，皆御所服用”，“白服乘画舴艋，坐胡床，观者咸疑是太子”。⁷⁰颜延之心服张镜，张镜兄弟与友人交谈，延之“取胡床坐听”。⁷¹儒者刘巘出游，有小童子持胡床随行。⁷²南齐末年萧衍率军攻建康，部将杨公则“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皆失色”。⁷³南朝梁将韦放与北魏军作战，“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⁷⁴王僧辩平陆纳，面对敌人的反攻，“据胡床，不为之动”。⁷⁵侯景“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⁷⁶北魏末年尒朱敞被高欢追杀，“遂入一村，见长孙氏媪踞胡床而坐”。⁷⁷东魏孝静帝与大臣议事发怒，“据胡床，拔剑作色”。⁷⁸北齐武成皇后胡氏“自武成崩后，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通，布金钱于席下，又挂宝装胡床于献屋壁，武成平生所御也”。⁷⁹

再看玻璃器的使用。外国贡物本为皇家所有，玻璃器的使用首先在宫廷范围内。朝廷往往将之赏赐达官贵人或功劳卓著者。晋元帝《诏答诸葛恢》云：“今致琉璃碗一枚。”⁸⁰又云：“今致琉璃枕一。”⁸¹元帝赐诸葛恢玻璃器物当是经海路传入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产品。刘滔母《与从祖虞光禄书》曰：“赐琉璃盌。”⁸²达官贵人之家以玻璃器招待客人，能够显示其身份、地位和豪富荣耀。《晋书·崔洪传》记载：“汝南王亮常讌公卿，以琉璃钟行酒。”⁸³被崔洪视为奢侈违礼。上引潘尼《琉璃碗赋》中的玻璃碗来自西域的入贡，但他所咏却是在同事之家。晋人张隐《文士传》中记载这篇赋的写作缘起：“潘尼与同僚饮，主人有玻璃碗，使客赋之，尼与坐立成。”⁸⁴可见潘尼的同僚是从朝廷的赏赐中获得外国入贡的玻璃器。《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王公（王导）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⁸⁵同书《纰漏篇》云：“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⁸⁶王敦因成为驸马而接触到皇室生活，生活器具中有玻璃器。《世说新语·汰侈》记载：“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⁸⁷可知王武子家中玻璃器之多。王济字武子，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娶常山公主。王武子极度豪奢，使用琉璃器是其豪奢生活的重要内容。他的玻璃器可能来自皇上嫁女的陪嫁和平日的赏赐。朝廷还以外国琉璃盌赐外国使臣：《晋咸康起居注》记载：“诏赐辽东段遼等琉璃盌。”⁸⁸因此西方玻璃器还通过中国传入东北亚地区。在南北朝分裂对峙时期，北朝的贵族们更有条件与西域进行交通，在对外贸易中获得域外珍品。《南齐书·魏虏传》写北魏统治者“坐设氍毹褥，前施金香炉、琉璃钵、金椀、盛杂食器。设客长盘一尺，御馔圆盘广一丈。”⁸⁹《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时上层贵族的豪奢生活，河间王元琛最为豪首，“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碗、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⁹⁰元琛所以有这么多西域奇器，因为他曾任秦州刺史，秦州地处丝绸之路要道，有条件在丝路贸易中获得域外器物。他曾遣人远至波斯购求名马，“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⁹¹元琛遣人远至波斯，所购求的一定不仅仅是名马，波斯玻璃器、金银器皆在其享乐生活的追求中，其宴会上大量的玻璃器来源于此。

这些来自域外的贵重器物，拥有者临终时有人奉还或奉送朝廷。《陶侃故事》记载：“侃上成帝水精盌一枚。”⁹²陶侃是东晋初期高官，仕至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他一生平杜弢、张昌起义，定陈敏、苏峻之乱；治下荆州太平安定。又曾为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太兴元年（318），进号平南将军，又加都督交州军事。⁹³从其经历来看，他的水晶碗既有可能来自朝廷赏赐，也有可能从战争中获得，或在担任荆州、江州、广州等州刺史和都督交州诸军事时在对外贸易中获得。他以“忠顺勤劳”著称，临终把最珍贵的物品奉献皇上，以表达最后的一份忠心。有的遗命陪葬，因为获得朝廷的赏赐是其一生中最荣耀的事情，值得纪念；或玻璃器贵重，舍不得遗落人间。玻璃易碎，因此当时玻璃器流传下来的并不多。考古发现这一时期贵族墓中有不少外来的玻璃器。

这种考古发现在南北方都有丰富资料。1955年，南京光华门外石门坎附近的红毛山东晋早期墓，出土多片玻璃残片。⁹⁴1972年，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7号墓出土一对玻璃杯，其主要成分与古罗马玻璃化学成分接近，与当时中国本土产的铅钡玻璃完全不同。1973年，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刻纹玻璃杯及其碎片，墓主是东晋元、明、成三帝之一。与王氏墓出土玻璃杯器型工艺相同。⁹⁵1978年，湖北鄂城五里墩西晋墓出土萨珊玻璃器残片，复原应为圜底钵。⁹⁶1981年，在南京中央门外一座东晋大墓中发现一些彩色玻璃碎片。⁹⁷1985年，江苏镇江句容东晋南朝宋元嘉十六年墓出土一件完整的玻璃碗。⁹⁸1986年，在广州市下塘狮带岗广州大学校园南部东晋早期墓M5后室内出土一件玻璃器残片。⁹⁹1991年，湖北鄂州市西山南麓鄂钢饮料厂施工发现一座孙吴时期大墓，墓葬后室东南角出土一件玻璃残片。¹⁰⁰1997年南京富贵山六朝墓地出土一件玻璃碗，承托在一件圜底银碗中。¹⁰¹1998年南京东郊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出土一件玻璃碗，碗底有漆托痕迹。¹⁰²这两件玻璃碗与象山王氏墓所出古罗马玻璃杯风格不同，具有萨珊玻璃风格。在制造工艺上是用吹制法成型，可以断定这两件出土于东晋早期墓葬中的玻璃碗属舶来品。2001年，广东肇庆市郊黄岗镇大路田村北岭南坡坪石岗工地发现一座东晋太宁三年（325）砖室墓，出土一件完整的玻璃碗，据出土砖铭推测墓主可能是苍梧广信侯。¹⁰³2001年，南京北郊郭家山发现东晋温峤家族墓地，编号为M13 的东晋晚期墓出土数十件玻璃残片。¹⁰⁴2005年，安徽当涂新市镇来陇村发现一座东晋早期墓，在后室出土4枚玻璃残片。¹⁰⁵2007年，南京东南郊上坊李村岩山南麓东晋早期墓，发现不少极碎的玻璃器残片。残片皆为蓝色，应属同一件玻璃容器。¹⁰⁶以上发现有的是罗马玻璃，有的是萨珊玻璃。

在北方使用域外输入的玻璃器皿，同样是皇室和达官贵人之家豪富的表现。五世纪波斯所出网纹玻璃杯见于中国北方。1948年，河北景县北魏祖氏墓出土一件侈口翻唇，杯侧下部有菱形网络的玻璃杯，形制和同一时期即5—7世纪萨珊波斯制造的口广底窄的菱形网格凸纹玻璃杯相仿。¹⁰⁷1965年，在北京八宝山西晋重臣王浚妻华芳墓出土萨珊玻璃器碎片，经拼接复原成为一件饰以乳突纹的圜底钵，符合萨珊前期的形制。¹⁰⁸1965年，在辽宁北票北燕贵族冯素弗墓发现5件玻璃器皿，皆属舶来品。¹⁰⁹其中的鸭形玻璃器引起世人格外关注。这批玻璃器以吹塑法成型，成分更接近罗马玻璃器，其产地在罗马东北行省，其传来当经过草原之路。¹¹⁰1988年，山西大同张女坟107号北魏墓出土以直接磨出的凹面为饰之萨珊玻璃圜底钵一件，外壁磨出35个长椭圆形凹面，分四行间错排列，圜底上又磨出七个较大的圆凹面。¹¹¹1988年，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7出土一件磨花玻璃碗。¹¹²这种类型的玻璃碗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典型产品。2014年，内蒙古一座北魏墓出土蓝玻璃碗，为萨珊植物灰玻璃。¹¹³1983年，在位于宁夏固原县西郊乡深沟村南的北周李贤墓出土充满西亚风格锤刻有人物故事的鎏金银瓶、玻璃碗、银装铁刀和镶青金石指环。¹¹⁴李贤是北魏、北周时重臣，皇帝亲信，北周武帝宇文邕兄弟小时寄养于李贤家。¹¹⁵李贤一直在原州、瓜州、河州等西北边塞任职，地处丝绸之路要道。他既有条件获得朝廷的奖赐，也有可能通过丝路贸易获得域外产品。

域外传入的玻璃器除常见的杯、盘、碗之外，还有一些罕见的器物。陆云《与兄平原书》提到曹操的器物有“琉璃笔一枚，所希闻。”¹¹⁶汉代以前有一种盛酒容器叫“卮”，通常玉质。三国后出现了琉璃卮。魏文帝《答杨修书》：“重惠琉璃卮昭厚意。”¹¹⁷这种琉璃卮来自域外。傅咸《污卮赋》序云：“人有遗余琉璃卮者，小儿窃弄，堕之不洁。意既惜之，又有感（宝）物之污辱，乃丧其所以为宝，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¹¹⁸其文曰：“有金商之玮宝，禀乾刚之淳精。叹春晖之定色，越冬冰之至清。爰甄陶以成器，逞异域之殊形。”¹¹⁹所谓“金商之玮宝”即来自西域的珍器。在他笔下琉璃卮虽然也属酒杯，但其器形实与传统的玉卮有别，带有异域色彩。

汉以前中国上层社会很少使用金银器皿，至魏晋南北朝时受了西方的影响，使用这类器物渐成风尚，这些珍贵的金银器主要应用于贵族生活中。外来的金银器主要为皇室使用。《宋书·吴喜传》记载：“喜将死之日，上召入内殿与共言谑，酬接甚款。既出，赐以名馔，并金银御器，敕将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讳，不欲令食器停凶祸之室故也。”¹²⁰皇帝以“名馔”赐吴喜，而盛“名馔”之食器因为是“金银御器”却要收回，这种珍贵的金银器皿当来之域外。《南齐书·萧颖胄传》记载，齐明帝曾“欲铸坏太官元日上寿银酒铛”以示节俭，可是在他的宴会上“银器满席”，因而遭到萧颖胄的讽刺。¹²¹《南齐书·魏虏传》写北魏统治者“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炉、琉璃钵、金椀、盛杂食器。设客长盘一尺，御馔圆盘广一丈。”¹²²晋陆翽《邺中记》：“石虎大会，上御食，游盘两重，皆金银，参带百二十盏，彫饰并同。其参带之间，茱萸画微如破发，近看乃得见，游盘则圆转也。¹²³金银器乃皇家库藏之物。《北齐书·孙腾传》：“餚藏银器，盗为家物。”¹²⁴“餚藏”指餚藏署，此银器当指御用食器。皇帝王室用金银器赏赐臣下。《宋书·庐江王袆传》记载柳欣慰、杜幼文谋反，欲立刘袆，刘袆“以金合一枚赏幼文”。¹²⁵刘义恭《启事》：“恩旨以犀镂金错酒杯垂赐。”¹²⁶王融有《谢安陆王赐银钵启》。¹²⁷金银器成为贵族间互相馈赠的贵重礼物，其中当有舶来品。《晋阳秋》记载：“王敦许周访邢州，又授梁州，访怒。敦书喻之，遗以盌，访投盌于地。”¹²⁸王敦馈赠周访之盌一定不是普通的碗，应该是金银器物。《宋书》记载：“萧思话常从太祖登钟山，道着盘石清泉。上使于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锺酒。”¹²⁹《周书·文帝纪》：“太祖入上邽，收（侯莫陈）悦府库，财物山积，皆以赏士卒，毫厘无所取。左右窃一银镂瓮以归，太祖知而罪之，即割赐将士，众大悦。”¹³⁰《北齐书·慕容俨传》记载慕容俨因军功受“赐金银酒钟各一枚、胡马一匹”。¹³¹这些用以赏赐的金银器有的可能本土所产，但也不排除有的来自域外。

达官贵人之家往往拥有金银器皿。《三国志》卷五《武宣卞皇后传》注引《魏书》：“后以国用不足，减损御食，诸金银器物皆去之。”¹³²同卷《文昭甄皇后传》：“后天下兵乱，加以饥馑，百姓皆卖金银珠玉宝物。”¹³³《三国志·甘宁传》记载甘宁“受敕出斫敌前营。（孙）权特赐米酒众殽，宁乃料赐手下百馀人食。食毕，宁先以银盌酌酒，自饮两盌，乃酌与其都督。”¹³⁴这种银盌应该是海上丝路舶来品。跟玻璃器一样，考古发现的金银器皿往往出于达官贵族墓葬中。金银器是贵族陪葬物品，其原因可能一是他们幻想在另一个世界仍能像生前一样享受荣华富贵，金银器是生前豪华生活的象征；二是由于金银器常被朝廷作为奖品奖赏有功之人，死者常以此作为陪葬品，因为这可能是其一生荣耀，具有纪念意义；三是金银器是其一生珍爱，舍不得留于世间。1959年，在呼和浩特市西郊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发现一具人骨架，伴出的有镶嵌宝石的金戒指、两件高足银杯以及东罗马金币等遗物。¹³⁵1975年，河北省赞皇县南邢郭村魏、北齐李希宗及其妻崔氏墓出土曲水纹银碗一件。李希宗属皇亲国戚，其金银器应该得自皇帝所赐。1981年，大同市博物馆发掘大同西郊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狩猎纹鎏金银盘、素面高足银杯、舟形银耳杯各1件。¹³⁶1973年夏，铁路部门在固原县西郊公社雷祖庙村勘探时发现北魏漆棺墓。固原县文物工作站进行清理，出土了棺板漆画，波斯银币、舟形银杯及铜器、陶器等文物。¹³⁷1983年，固原南郊乡深沟村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鎏金银壶、凸钉装饰玻璃碗、镶嵌青金石金戒指、带刀鞘的环首铁刀等。¹³⁸鎏金银壶是一件具有萨珊贵金属工艺风格的巴克特利亚制品，¹³⁹1988年，大同南郊电焊厂新厂区北魏墓群M107出土鎏金錾花银碗和素面银罐各1件，M109出土鎏金錾花高足银杯和素面银碗各1件。¹⁴⁰2011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市恒安街南侧发现3座北魏时期墓葬，随葬器物有金银器。¹⁴¹2014年，内蒙古伊和淖尔一座北魏墓出土一批精美的金银器和古玻璃。¹⁴²

这个时期其他遗址也发现金银器。1964年，在河北定县城内东北隅华塔塔基下石制舍利函中发现北魏时代的金银器、铜器、琉璃器、波斯银币。¹⁴³1970年，山西大同南郊工农路（后称迎宾大道东路）北侧轴承厂厂区，在相当于北魏平城南郭范围内的一座北魏建筑遗址发现一处窑藏，出土一批金银器，¹⁴⁴其中有鎏金錾花银碗1件、鎏金高足铜杯3件、海兽纹八曲银洗1件。1988年，在兰州东北靖远县北滩乡一所农舍房基下出土一件鎏金银盘，¹⁴⁵银盘呈圆形，圈足上用虚点鎏金写出一行文字，系大夏文。¹⁴⁶乃带有萨珊波斯风格的中亚产品。

三、外来器物在中古社会的影响

中古社会外来器物的流行和使用，推动了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首先，外来器物剌激了皇室贵族和社会上层的“崇洋”与奢靡之风。皇室和达官贵族之家开始出现琳琅满目的洋器物。西晋干宝《搜神记》云：“胡床貊槃，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¹⁴⁷如上所述，大量域外珍贵器物的使用进入达官贵人之家。上文提到的西晋王济、北魏河间王元琛都是典型的事例。魏晋南北朝上层人士炫富,往往以来自域外的金银器、玻璃器显其华贵。¹⁴⁸外来的金银器皿在当时贵族阶层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拥有萨珊朝这类金属器皿成为当时一种流行的时尚。萨珊波斯朝皇室的宴饮之风，也随着饮酒器的传入而影响到中国，祖珽在皇家宴会上盗窃金叵罗的细节透露出北朝宴饮中弥漫的胡化风气。其次，外来器物的输入与使用打破了许多传统观念和固有习俗。正是因为不符合中国传统习俗，因此享受外来器物本来是受到批评和诟病的。汉灵帝“好胡床”被视为董卓入京之应，西晋时贵人之家普遍使用“胡床”“貊盘”等外来的器物被视为“戎翟侵中国之前兆”。¹⁴⁹贵重器物的使用和陪葬，一向被视为奢侈豪华生活的表现和违礼之举，屡被朝廷禁止。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外来的器物却被皇室贵族达官贵人汲汲追求，贵重器物的使用成为贵族之家炫富的资本，玻璃器、金银器等因为外来器物而不再禁止之列。精神和肉体的享受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胡床的引进造成汉人坐姿的变化，这是由席地跪坐转变为垂脚高坐的开始。汉人由跪坐改为垂脚高坐，推动中国传统礼教文化在行为举止和居室起居方面发生变化，反映了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对某种禁锢的突破。据胡床这种违礼的坐姿在时人眼中往往从容潇洒的表现，很少有人认为是轻慢无礼。汉末曹操曾禁止厚葬，倡导薄葬，遗令不得以“金珥珠玉铜铁之物”入葬，¹⁵⁰这种倡导没有持续很久，随葬金银器的风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盛行，来自域外的玻璃器、金银器屡在这一时期贵族墓葬中发现。

外来器物的输入促进了中国日常用具的革新和发展。胡床制作简易，因此传入中国后很快便大量仿制，中古时上至皇室下至平民都使用胡床。由于社会上需求量大，胡床还出现在市场交易中。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制作胡床的材料和市值：“十年柘木，中四破为杖，一根值二十文，任为马鞭、胡床。马鞭一枚直十文，胡床一具直百文。”¹⁵¹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床的形制在中国不断改进，并产生出新的坐具。金银器的输入对中国金银器皿制作起了启示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方玻璃器大量输入中国，连带也传进了玻璃制造的技术。东晋葛洪《抱朴子》记载：“外国作水精椀，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¹⁵²《魏书·西域传》记载大月氏国“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¹⁵³山西大同七里村M6出土的玻璃碗器表晶莹光滑，天青色，透明度高，反映北魏时玻璃制作在西方工艺影响下的新水平。河北定县北魏塔基出土玻璃器皿七件，¹⁵⁴采用了西方的玻璃制作技术，但工艺和质量逊于西亚产品，应该是国产玻璃器。

外来的金银器推动了中国金银器制作的发展。自汉代开始皇室和达官贵人制作和使用金银器，一方面受方士迷信思想影响，李少君曾向汉武帝进言，使用黄金制成的饮食器延年益寿，汉武帝便“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¹⁵⁵东晋葛洪《抱朴子》云：“以此丹金为盘碗，饮食其中，令人长生。”¹⁵⁶另一方面受北方游牧民族或西方金银器文化启发。西汉时有官办铸造金银器之手工业，如“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¹⁵⁷西汉时金银器的使用限于宫廷皇室，并出现以金银器陪葬，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发现一件纯银质的单流银盒。¹⁵⁸东汉时光武皇后弟郭况“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人，以金为器皿，铸造冶之声，彻于都鄙”。¹⁵⁹汉末已有较多的纯金纯银器皿。“桓帝祠老子于濯龙，用淳金缸器。”¹⁶⁰曹操《上献帝器物表》和《上杂物疏》列举了较多纯金银器物。¹⁶¹长沙五里牌东汉墓M009、长沙五一街M007出土银碗、银调羹等。¹⁶²曹操《内诫令》云：“孤有逆气病，常贮水卧头。以铜器盛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谓孤喜银物，令以木作。”¹⁶³魏晋南北朝时金银器皿制作技术受到外来的影响更加娴熟，器形图案不断创新。《后魏书》记载：“太武帝作黄金盘十二，具镂以白银错，以致瑰珠玉。”¹⁶⁴《南齐书·刘悛传》：“在蜀作金浴盆，余金物称是，罢任以本号还都，欲献之而世祖晏驾。”¹⁶⁵

域外传入的器物以其新奇成为文学和艺术意象。当时的诗赋小说和造型艺术中常见外来器物形象，在本文论述中已有不少引用。又如胡床的应用受到诗人的关注，南朝梁庾肩吾《咏胡床应教》诗：“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临堂对远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馆下，淹留奉盛明。”¹⁶⁶生动地道出了胡床的形体特点，反映了人们对胡床的喜爱。在考古资料和图像资料中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的图像。东魏石刻有一貌似菩萨坐于胡床之上，胡床足斜向相交，足端施有横木。¹⁶⁷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赵胡仁墓出土女侍俑，手持一敛折起来的胡床，下葬年代为武定五年（547）。¹⁶⁸北齐《法界人中残像》北面局部刻有一人坐胡床图像。¹⁶⁹北齐杨子华《校书图》中一人右手握笔，坐胡床上。胡床足斜向交叉，足端施有横木，图像清晰。¹⁷⁰山西太原北齐徐显秀墓西壁壁画侍从手中持一胡床。敦煌莫高窟第257窟北魏窟西壁北段壁画《须摩提女因缘图》表现须摩提女远嫁异国，画面上汉式阙下有一两梵志垂足连坐的胡床。¹⁷¹北周296窟覆斗顶西披和南披壁画《贤愚经变·善友太子入海品》中相师所坐也是胡床，内容似与河南沁阳东魏武定元年（543）造像碑《佛传》上的相师为太子占相相似。¹⁷²2000年，西安北周安伽墓出土床屏石刻画中有胡床形象。从西域传入的玻璃碗令赋家赏心悦目，潘尼《琉璃碗赋》是一篇吟咏这一外来器皿的佳作。¹⁷³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往往以域外传入的器物渲染神仙世界的豪华与不同凡世。《神异经》云：“西北荒有金楼，上有银盘，广五十丈。”¹⁷⁴《列异传》云：“济北神女来游，车上有壶榼青白琉璃五具。”¹⁷⁵《续齐谐记》云：“赵文诏为东宫扶持，廨在青溪中桥，夜与神女讌寢，脱金簪与扶持，亦赠以银碗及琉璃匕。”¹⁷⁶《幽明录》云：“清河崔茂伯女结婚裴氏，刻期未至，女暮天提一金罂，受二升许，径到裴床前立，以罂赠裴。”¹⁷⁷这是贵族生活在文学情节中的反映。《梁四公子传》记载：“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颇黎镜，面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其其质。问其价，约钱百万贯。文帝令有司算之，倾府库当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乐事天，漱大雨，雨众宝山，纳之山藏，取之难得。以大兽肉投之藏中，肉烂，类宝，一鸟衔出而得此宝焉。举国不识，无敢酬其价者。”¹⁷⁸小说的志怪情节反映了玻璃的神奇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域外传入的器物可以分为日用器物、艺术器材、马具兵器、宗教圣物等，本文主要探讨日用器物中舶来品在中古社会中的使用情况。综上所论，从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角度看，外来器物的传入有着丰富的文化意义。除了上述影响之外，外来器物也刺激了中国人对域外的好奇心和对异域探索的动力，从而推动了古代中国对域外世界的认知。过去学术界提到这些外来器物，一味批判上层贵族阶级生活腐化，忽略了客观上的积极意义。无庸讳言，外来器物除胡床制作简便，在中古社会迅速普及，其他通常都是珍贵奇异之物，只有达官贵人之家才能享用，但其社会影响并不全是消极意义的。外来器物直接参与了中古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探讨这一时期域外器物的使用情况，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古社会的生活和习尚，有助于认识外来文明如何改变了中古时期中国社会生活面貌。

原载于《北京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注  释

1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2葛洪撰，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卷2，中华书局，1920年，第21页。

3《艺文类聚》卷73《杂器物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第1262页。

4《周书》卷50《异域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920页。

5《北史》卷97《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222页。

6《梁书》卷54《诸夷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814页。

7《太平御览》卷758《器物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七册第696页。

8《三国志》卷49《吴书·士燮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192—1193页。

9《三国志》卷53《吴书·薛综传》，第1252页。

10《太平御览》卷758《器物部》，第七册第699页。

11《太平御览》卷760《器物部》，第七册第710页。

12《太平御览》卷760《器物部》，第七册第711页。

13《梁书》卷54《诸夷传》，第797页。

14《南齐书》卷58《东南夷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1016页。

15《梁书》卷54《诸夷传》，第794页。

16《梁书》卷54《诸夷传》，第799页。

17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

18郑珉中：《朱碧山龙槎记》，《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

19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下），《文物》1959年第9期。

20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21徐陵编，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注》卷1，中华书局，1985年，第25页。

22《晋书》卷97《四夷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547页。

23《宋书》卷97《夷蛮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79页。

24《太平御览》卷760《器物部》，第七册第710页。

25《梁书》卷54《诸夷传》，第794页。

26《梁书》卷54《诸夷传》，第794页。

27《梁书》卷54《诸夷传》，第796—797页。

28《太平御览》卷758《器物部》，第七册第699页。

29《资治通鉴》卷160，梁纪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第4947页。

30梁二平：《东去西来，遂溪的波斯金碗银钱》，《丝绸之路》2017年第7期。

31《太平御览》卷758《器物部》，第七册第697页。

32《太平御览》卷758《器物部》，中华书局1985年，第3365页。

33《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第2372页。

34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7页。

35《北齐书》卷39《祖珽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514页。

36道宣：《广弘明集》卷3，《中华大藏经》第62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962页。

37《晋书》卷97《四夷传》，第2544—2545页。

38安英新（伊犁州文管所）：《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年第9期；《伊犁出土的金银器》，《东南文化》2000年第4期。王炳华：《新疆波马金银器》，《西域考古历史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79—694页。

39《艺文类聚》卷84《宝玉部》，第1443页。

40《太平御览》卷759《器物部》，第七册第703页。

41《太平御览》卷759《器物部》，第七册第707页。

42《宋书》卷46《张畅传》，第1398页。

43《梁书》卷54《诸夷传》，第797页。

44《太平御览》卷760《器物部》，第七册第710页。

45《太平御览》卷756《器物部》，第七册第682页。

46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3214页。

47虞世南：《北堂书钞》（2）卷135《服饰部》，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386页。

48《高僧传》卷6《释慧远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217页。

49《艺文类聚》卷80《火部》，第1369页。

50《梁书》卷54《诸夷传》，第814页。

51《梁书》卷54《诸夷传》，第812页。

52《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7页。

53《北齐书》卷28，中华书局，1972年，第388页。

54《太平御览》卷760《器物部》，第七册第711页。

55《三国志》卷1《魏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第35页。

56《三国志》卷23《裴潜传》，裴注引《魏略》，第673页。

57《三国志》卷16《苏则传》，第493页。

58李天华：《世说新语新校》，岳麓书社，2004年，第36页。

59《世说新语新校》，第499页。

60《艺文类聚》卷70《服饰部》，第1221页。

61《晋书》卷100《苏峻传》，第2631页。

62《世说新语新校》，第435页。

63《晋书》卷73《庾亮传》，第1924页。

64《世说新语新校》，第427页。

65《艺文类聚》卷70《服饰部》，第1221页。

66《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2页。

67《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4页。

68释慧皎：《高僧传》卷12，中华书局，1992年，第462页。

69《南齐书》卷24《柳世隆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446页。

70《南齐书》卷31《荀伯玉传》，第572页。

71《南齐书》卷32《张岱传》，第580页。

72《南齐书》卷39《刘巘传》，第679页。

73《梁书》卷10《杨公则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96页。

74《梁书》卷28《韦放传》，第423页。

75《梁书》卷45《王僧辩传》，第630页。

76《南史》卷80《侯景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015页。

77《隋书》卷55《尒朱敞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375页。

78《北史》卷2《神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14页。

79《北史》卷14《后妃下·武成皇后胡氏》，第522页。

80《太平御览》卷760《器物部》，第七册第710页。

81《太平御览》卷808《珍宝部》，第八册第220页。

82《太平御览》卷760《器物部》，第7册，第710页。

83《晋书》卷45《崔洪传》，第1288页。

84《太平御览》卷760《器物部》，第7册第710页。

85李天华：《世说新语新校》，第444页。

86《世说新语新校》，第516页。

87《世说新语新校》，第497页。

88《太平御览》卷760《器物部》，第七册第710页。

89《南齐书》卷57《魏虏传》，第986页。

90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中华书局，1963年，第150页。

91《洛阳伽蓝记校释》卷4，第149页。

92《太平御览》卷760《器物部》引《陶侃故事》，第7册第710页。

93《晋书》卷66《陶侃传》，第1768—1778页。

94李鉴昭等：《南京石门坎乡六朝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9期。

95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第4期。

96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考古》1986年第6期；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鄂城六朝墓》，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03—304页。

97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4期。

98镇江博物馆、句容市博物馆：《江苏句容春城南朝宋元嘉十六年墓》，《东南文化》2010年第3期。

99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下塘狮带岗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6年第1期。

100鄂州博物馆等：《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101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南京市富贵山六朝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8期。

102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第3期。

103广东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肇庆市坪石岗东晋墓》，广东省文物局等编《广东文物考古三十年》，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104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考古》2008年第6期。

105当涂县文物事业管理所：《安徽当涂来陇东晋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6年第2期。

106王志高：《六朝墓葬出土玻璃器漫谈》，《六朝历史文化与镇江地域发展学术研讨会》， 2010年。

107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古代ガラス》，1980年3月。

108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

109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

110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冯素弗出土的玻璃器》，辽宁省博物馆：《北燕冯素弗墓》，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224—237页。

11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

112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5年。

113马丽娅·艾海提等：《内蒙古北魏墓出土萨珊玻璃器及其相关问题》，《文博》 2017年第4期。

114韩兆民：《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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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陆云著，刘运好校注：《陆士龙文集校注》卷8，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034页。

117《太平御览》卷761《器物部》，第七册第719页。

118《太平御览》卷761《器物部》，第七册第719页。

119《艺文类聚》卷73《杂器物部》，第1259—1260页。

120《宋书》卷83《吴喜传》，第2116页。

121《南齐书》卷38《萧颖胄传》，第6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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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陆翽：《邺中记》，《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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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太平御览》卷758《器物部》，第七册第7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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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周书》卷1《文帝纪》，第9页。

131《南齐书》卷20《慕容俨传》，第282页。

132《三国志》卷5《魏书·武宣卞皇后传》，第157页。

133《三国志》卷5《文昭甄皇后传》，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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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古》197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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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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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墓(11DHAM13)发掘简报》，《文物》 2015年第1期。

142张景明：《北方草原地区鲜卑金银器造型艺术研究》，《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

143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 1966年第5期。

144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年第7期；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文物》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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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干宝：《搜神记》卷7，中华书局，1979年，第94页。

148李强：《近年出土的玻璃器》，《中国科技史杂志》1991年第1期。

149干宝：《搜神记》卷7，第94页。

150《宋书》卷15《礼志》，第404、406页。

151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卷5，中华书局，2009年，第402页。

152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2，中华书局，1980年，第710页。

153《魏书》卷102《西域传》，第2275页。

154赵永：《论魏晋至宋元时期佛教遗存中的玻璃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0期。

155《史记》卷12《武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新1版，第455页。

156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4，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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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4页。

159《太平广记》卷236，中华书局，1961年，第1811页。

160《太平御览》卷756《器物部》，第七册第681页。

161曹操：《曹操集》，中华书局，1974年，第39、40页。

162高至喜：《湖南早期墓葬概况》，《文物》1960年第3期。

163《太平御览》卷756《器物部》，第七册第682页。

164《太平御览》卷758《器物部》，第七册第698页。

165《南齐书》卷37《刘悛传》，第653页。

166《艺文类聚》卷70《服饰部》，第1221页。

167胡文彦：《中国家具鉴定与欣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0 页。

168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第6期。

169台湾故宫博物院：《雕塑别藏》“宗教编特展图录”，图29—7，1977年，第114页。

170北齐画家杨子华《校书图》，宋摹本残卷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171杨森：《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76页。

172暨远志：《胡床杂考—敦煌壁画家具研究之三》，《考古与文物》2004 年第 4 期。

173《艺文类聚》卷73《杂器物部》，第1262—1263页；又卷84《宝玉部》下，第1442页。

174《太平御览》卷758《器物部》，第七册第699页。

175《太平御览》卷761《器物部》，第七册第723页。

176《太平御览》卷760《器物部》，第七册第712页。

177《太平御览》卷758《器物部》，第七册第696页。

178《太平御览》卷808《器物部》，第八册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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