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阿財| 從敦煌吐魯番文獻看唐代學童的詩學教育
摘 要：唐代是詩歌的黃金時代，也是詩歌的王國。唐代詩風興盛，除了詩歌本身發展的文學規律外，科舉考試以詩賦取士，也是促進唐詩發達普及的另一主要因素。我們在欣賞讚嘆大唐詩歌輝煌的同時，也思索著唐代學童稚子的詩歌創作，是如何培訓養成的？而科舉考試下的學子們又是如何透過規範的學習來確保詩作合乎考試之基本要求。這些習詩過程與相關材料，傳世載籍大都未見載錄與流傳。因此，儘管唐代詩風盛極一時，然而後世對唐時學童、舉子習詩之實況卻均不甚明了。本文特從敦煌吐魯番文獻中保存當時學郎所抄的詩作、詩格等詩歌教材，與日常習詩、作為習字模版的詩歌等文獻遺存，藉以論述唐代學童詩學教育的具體實況。
關鍵詞：敦煌寫本；吐魯番文書；詩格；詩鈔；雜詠；學郎
一、 前言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代表文學。中國文學史上說到一時代的代表文學時，總是說：「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唐代文學以詩歌最為殊勝，故一般豔稱唐代為中國詩歌的王國。唐代詩歌各體皆備，流派縱橫。九百卷的《全唐詩》載有作家二千二百餘家，詩四萬八千九百多首。後代多有輯補，最新的《全唐詩補編》 增補了敦煌寫本等佚詩，使唐詩作品存世者多達五萬五千七百三十首，涉及唐代的詩人有三千七八百位。明．胡應麟《詩藪外編》曾從詩歌的體式、風調與作者普遍等方面來論述唐詩興盛的情形，說：「甚矣！詩之盛於唐也。……其人則帝王將相、朝士布衣、童子婦人、緇衣羽客，靡弗預矣。」 可見唐詩人才之盛，作品之夥，流行之普及，確實令人嘆為觀止。
唐代詩風之所以如此興盛，固然是詩歌本身發展的文學規律使然，而科舉考試以詩賦取士，也是促進唐詩發達普及的另一主要因素。我們在讚嘆大唐詩歌輝煌的同時，也不禁思索著當時學童的詩歌創作是如何培訓養成的？科舉考試下的學子們又是如何透過規範的學習合乎考試之要求？這些習詩過程與相關材料，傳世載籍幾乎都未見載錄與流傳，因此，儘管大唐詩風燦爛蓬勃輝煌，然後世對唐代學童習詩的實況卻不甚明了。
以下試就已公布的敦煌吐魯番文獻，篩檢出有關學郎所抄的詩作、詩格、日常習詩與作為習字的詩歌範本等文獻，分別從誦習範本、抄寫詩篇、研習格律、以及習作呈現等幾方面論述唐代學童詩學教育的步驟方法及其具體實況。
二、 唐五代兒童詩歌誦習的範本
古人讀書，誦讀最為基本。透過眼到、口到、耳到而最終收到心到的學習效果。詩歌為美文，音韻鏗鏘，節奏有緻，極易琅琅上口，所以自來詩歌學習，尤重誦讀。清代以來，兒童讀詩多誦讀《唐詩三百首》，俗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可以說明兒童學習詩歌的初步及誦讀的效用。唐代兒童學習詩歌抄寫諷誦，雖然不見有如後代採用清乾隆時孫洙選編的《唐詩三百首》一類的詩歌選集，但應有其誦習的範本，我們從敦煌文獻中有關學郎抄寫讀誦的詩歌範本進行梳理，可略窺一二，以下略舉幾種，以見其一斑。
（一） 李嶠《雜詠》為兒童學習詠物詩的範本
《李嶠雜詠注》是今存唯一的唐人注本詩集。李嶠(644～713)《雜詠》全編一百二十首，又稱《百詠》，或名《百二十詠》。是採用類書體制寫作的五律詠物組詩。吟詠的題材，分別從日、月、星、風到珠、玉、金、銀，種類繁多。每題一詩，計一百二十題，分屬：乾象、坤儀、芳草、嘉樹、靈禽、祥獸、居處、服玩、文物、武器、音樂、玉帛等十二類，每類十首。唐初近體詩創作趨於繁榮，其表現逐漸形成固定程式，特別是詠物詩，已形成一套固定的描寫程式。李嶠《雜詠》的性質類似類書，主要側重於歌詠描寫各種日常物品的形態與特點，幾乎涵蓋所有自然事物及人文器具。是唐初以來探究對偶、聲律之風的產物，其目的蓋為唐人詩歌學習寫作而編寫。
李嶠與王勃、楊炯相接，又和杜審言、崔融、蘇味道並稱“文章四友”。他們的詩歌創作在內容上與以前的宮廷詩人作品無太大差別，但在詩律和詩藝技巧方面確有很大進展，為唐代近體詩的定型做出了貢獻。李嶠的詩歌創作重技巧，乏情思，他的一百二十首詠物詩，多為奉命或應制之作，鮮有可觀者，但這些詩都是合律，且十分講究修辭技巧，在當時五言律詩的發展過程中，是具有推動功效的。
李嶠《雜詠》東傳日本，至為流行，是日本學習漢詩的入門讀本。傳本、注本不絕。日本著名漢文學史研究者川口久雄將李嶠《百詠》與白居易詩、李翰《蒙求》稱為日本平安時代知識階級三大幼學啟蒙書。葛曉音以為：「（李嶠《百詠》）既然傳到日本，在唐代也必定流傳甚廣。而且在天寶六年又有張庭芳為之作注，……欲啟諸童稚焉。顯然，張庭芳是把這組詩視為一種創作範式來作注，並兼給童稚啟蒙的。可見『百詠』在盛唐仍有促進詩歌普及的作用。」
李嶠《雜詠》講究聲律、對偶、用典等詩歌創作的基本要求，總結了在他之前聲律、對偶發展的成果。一百二十首篇篇主題不同，章法各異，採用具體詩作來作為詩歌寫作的示範，匠心獨具，允為實用之詩歌寫作方法大全，其於初學者尤具效用。因此，不僅盛行於大唐，同時有無注本及注本的流傳，平安時期注本更東傳日本，成為日人學習漢詩的表記，深受搢紳之士所喜好。其在西陲的敦煌地區，也同樣普遍流傳，成為舉子、學郎學習詩歌規撫之典範。今敦煌文獻存有李嶠《雜詠》張庭芳注本殘卷，計有：P.3738；S.555； Дⅹ10298； Дⅹ2999 + Дⅹ3058（綴合卷）； Дⅹ05898 殘片、 Дⅹ11210 殘片等七號六件。
自公布以來，即深受學界關注。神田喜一郎、王重民、黃永武、王三慶、徐俊等均有整理研究，或考論其文獻，或評析其詩學價值，更有全面校理注疏的呈現。1995年，葛曉音〈創作範示的提倡和初盛唐詩的普及－從《李嶠百詠》談起〉一文，從詩學的角度論證《雜詠》採用五律分類詠物組詩的形式，是受「初唐以來專講對偶聲律的著作常用的示範方式的影響」，為「唐初以來的作文入門類著作的慣例」，也與「唐初以來詩歌創作、類書編排以及指導對偶書特別重視詠物有關。」。我由於從事敦煌詩歌與敦煌蒙書研究的關係，對於以詩歌作為蒙書及蒙書採用詩歌體式，乃至二者之間的相互交涉尤為關注。竊自以為：李嶠《雜詠》是唐人普及五言律詩的啟蒙教材，我國史志雖有著錄，然中土失傳已久。張庭芳《李嶠雜詠注》是天寶六年（747）張庭芳為了有助於童稚的詩歌學習，特針對當時流行的詩歌創作範式《李嶠雜詠》「研章摛句，輒因注述」，以期「庶有補於琢磨，俾無至於疑滯」。敦煌本的流傳說明了《李嶠雜詠》在唐代西北邊陲的敦煌地區仍舊是詩學教育的流行教材，其在大唐盛世廣為流行，盛況不難想見。唐代日本遣唐使、留學生曾據以為學習漢詩的典範，並攜返日本，成為平安時期日人學習漢詩的熱門詩集。更有大量無注本及注本的流傳與刊刻。鐮倉(1192～1333)初期學者源光行曾據李嶠《雜詠》翻作《百詠和歌》，其序云：「張庭芳追述數千言之注，以備於後鑒。」敦煌本與日本藏本的保存，印證了李嶠《雜詠》(《百二十詠》)在當時確實有用來作為學郎、舉子詩歌習作養成的基礎教材。
（二）詠史詩寫本的諷誦兼具習詩與歷史教育的功能
由於唐人有重經驗，講歷史，崇古人，喜漫遊，感時事的風尚，尤好借古人之酒杯澆我心中之壘塊。因此，詠史詩在唐代蓬勃發展。初盛中晚各期均不乏名家，隨著社會變遷，由淺而深，由歌頌到披露，由規諷到評騭，各有其特色。與詠物詩一樣，詠史詩也常被用來作為童蒙教育的教材，詠物詩的諷誦，重在學習格律與對仗等詩法，兼及增長見識；詠史詩則重在傳授歷史知識，兼具品人論事，充實詩歌寫作的素材。
1994年張晨〈傳統詩体的文化透析－《詠史》組詩與類書編纂及蒙學的關係〉關注到詠史組詩與童蒙教育的關係，並且留意到詠史組詩與類書、蒙學之間的關係。雖也注意到敦煌寫本趙嘏《讀史編年詩》，但所論述的趙嘏、胡曾、周曇，這些作者多是中晚唐的詩人，身份、地位、學養均屬中上層文士。回顧詠史詩的發展，東漢以來詠史詩的傳統，多為詩家個人對歷史人事的詠歎與感懷，更多是借古人之酒澆我心中之壘塊，呈現的是個人的歷史情感與藝術表現；中晚唐如趙嘏、胡曾、汪遵、周曇……等詠史詩的湧現，他們所做的詠史詩，呈現的意涵雖然與東漢以來詠史詩的傳統，及唐代大小李杜等名家詠史詩抒發個人情懷之作格調迥異；也與民間純粹為學童而編寫詩歌體式的歷史類蒙書不同，他們的文學性仍然高出詠史類童蒙教材，不能代表下層民眾的文化意識，反應童蒙教育的實況。
敦煌寫本中詠史詩類的童蒙讀本，當以《古賢集》最為代表。存有九件，分別收藏在英國、法國及俄國。編號是：P.2748、P.3113、P.3174、P.3929、P.3960、P.4972、S.2049、S.6208、ДХ.2776。《古賢集》蓋為中晚唐時民間教育者所撰作，其目的是用來作為童蒙學習詩歌時的諷誦之用，兼具歷史教材。全篇體制以「君不見」三字作為起句的冒頭語，之後則是以七言40韻，80句，560字，集合古代諸聖賢事蹟，撰成長篇歌詩。就詩歌文學的立場來看，《古賢集》與《讀史編年詩》當可歸入詠史詩。所以項楚《敦煌詩歌導論》與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在校錄與討論《古賢集》時，均將其視為詠史詩 。
按：《古賢集》的內容表現，正如最後二句所說：「集合古賢作聚韻，故令千代使人知」。其主要述孝友、勤學、文章、仕宦、誠信、忠貞等事蹟，是以人物為主，配合其事蹟，灌輸歷史故實，藉以從中吸取經驗與教訓。就功能而論，蓋以精簡通俗的詩句，概括歷史人物的經歷，便於學童朗誦，快速的掌握歷史故事，既可敦品勵學，又可豐富相關歷史知識及詠史詩歌寫作之材料；同時還能在詩歌韻味的浸淫中，培養作詩的基礎。
P.3174《古賢集》寫本
因係為童蒙教育而編的教材，所以內容較為集中在歌詠古人奮發勤學的事蹟：
君不見：
秦皇無道枉誅人，選士投坑總被墳；范睢折肋人疑死，誰言重得相於秦。
相如盜入胡安學，好讀經書人不聞；孔丘雖然有聖德，終歸不免厄於陳。
匡衡鑿壁偷光學，專錐刺股有蘇秦；孫敬懸頭猶恐睡，姜肱翫業不憂貧。
（中略）
曾參至孝存終始，一日三省普天知。王寄三牲猶不孝，慈母懷酬鎮抱飢。
孟宗冬笋供不闕；郭巨夫妻生葬兒。董永賣身葬父母，感得天女助機絲。
高柴泣血傷脾骨；蔡順哀號火散離。思之可念復思之，孝順無過尹伯奇。
文王得勝忘朋友，放火燒山覓子推。子夏賢良能易色；顏淵孔子是明師。
全篇以唐代流行的七言古風的詩歌形式，將歷史掌故及人物事蹟加以編纂，讓兒童誦讀、記憶，以便灌輸歷史知識，並透過歷史人物的行爲典範，教導孩童忠孝仁義等品德，相較於講理說教的蒙書，當更能吸引孩童，同時也能豐富學童的寫作題材與表達的內容，這無疑是《古賢集》這類詠史詩歌寫本的另一功能。P.3929前抄《敦煌廿詠》，後接抄《古賢集》一為讚頌古代歷史人物，一為歌詠敦煌當地風物，共同發揮地理與歷史之教育功能。P.3870《敦煌廿詠》卷末抄有《題隱士詠》(為同一人所抄)，後有題記：「咸通十二年十一月廿日學生劉文端寫記讀書索文□」知此皆為學生誦讀的詩抄。
(三) 一卷本《王梵志詩》作為童蒙習詩兼訓誡諷誦的讀本
以通俗淺近見稱的王梵志詩，是近代海內外敦煌詩歌研究最熱門的課題，淺俗的詩歌特色，與辛辣的詩歌內容，更為學界所矚目。所謂「王梵志詩」，實際上是一個龐雜的集合體。今存三十多件敦煌寫本，除十幾件沒有詩題卷次外，其餘均標有詩題卷次，各卷呈現的標題卷次，經過研究分析，大致可歸納為：一、卷上并序﹔二、卷中﹔三、法忍抄本﹔四、卷第三﹔五、零卷﹔六、一卷本﹔七、輯佚等七系。
其中輯佚主要來自歷代詩話、筆記﹔多為零篇散句，最為雜亂。敦煌寫本各系的抄本，彼此不相雜廁，呈現出「各本王梵志詩不是同一人創作」的現象；也就是說存在著各自不同系統「梵志體詩」集合的可能。根據各卷的內容分析，大致可分為三個主要系統，即：社會詩：三卷本；宗教詩 ：法忍抄本、卷之三、零卷；教誨詩：一卷本。
一卷本《王梵志詩》的「教誨詩」，計有S.2710、S.3393、S.4669、S.5794、P.2607、P.2718、P.2842、P.2914、P.3266、P.3558、P.3656、P.3716、P.4094、寧樂本及ДХ 0890＋ДХ 0891等16件寫本，全卷有詩92首，均採五言四句的整齊形式，內容偏重在生活儀節，處世格言，俗諺等方面，形式、內容旨趣都與其他卷次的《王梵志詩》不一樣，內容性質與敦煌蒙書《太公家教》相似，且二者常合抄流傳，同為晚唐五代敦煌地區民間廣泛流行的童蒙讀物。內容以孝、悌、敬、慎等儒家教育要求與生活禮儀、處世格言為主，屬於格言詩的童蒙讀物。
92首詩都是五言絕句，每首僅二十字，因小見大，以少總多，在短章中包含著豐富的內容。詩中具體的提出兄弟相處之道，並舉出古代兄弟友愛的典範故事，懇切的告誡世人兄弟當同生，切莫產生異居之心。在修身孝順、兄弟和睦外，還教示做人處世，立身處事要敬要忍，與人相交，必得恩來義往，受恩慎勿忘，施恩則慎勿念等等待人接物之理。如：
兄弟須和順，叔姪莫輕欺。財物同箱櫃，房中莫畜私。
夜眠須在後，起則每須先。家中懃檢校，衣食莫令偏。
兄弟相怜愛，同生莫異居。若人欲得別，此則是兵奴。
好事須相讓，惡事莫相推。但能辨此意，禍去福招來。
昔日田真分，庭荊當即衰。平章卻不異，其樹復還滋。
孔懷須敬重，同氣並連枝。不見恒山鳥，孔子惡聞離。
兄弟寶難得，他人不可親。但尋莊子語，手足斷難論。
從今所知見一卷本抄寫的情形，我們可明確看出這是具有童蒙教育功能的詩歌教材。例如：P.4094一卷本《王梵志詩》與《夫子勸世詞》合抄，日本寧樂美術館藏一卷本《王梵志詩》寫卷則與《太公家教》合抄。這些現象說明了他們的性質相同，均屬於童蒙的讀物。
另外，有些一卷本《王梵志詩》抄本還保存有學郎抄寫的題記，足以說明確實是敦煌地區用來作為學童教育的教材。如：
S.2710號卷子，正面題記有：「清泰四年丁酉歲十二月舍書吳儒賢從頭自續氾富川。」背面題記有：「氾富川王梵志詩一卷。」
P.2718號卷子，分作二部，皆係一人所抄。題記有：「開寶參年壬申歲正月十四日知術院弟子閻海真自手書記。」
P.2842號Bis，題記有：「己酉年二月十三日學仕郎。」
P.3558號卷子，有題記：「辛亥三年正月十七日三界寺。」
這些一卷本《王梵志詩》寫本抄手的身分有「舍書」（S.2710）、「學仕郎」（P.2842）、「知術院弟子」（P.2718）等。「舍書」二字為何意，不能確知，然「吳儒賢」一名又見於P.3691號卷子《新集吉凶書儀》卷末題記：「天福五年庚子歲二月十六日學士郎吳儒賢詩記寫耳讀誦。」天福五年（940）為學士郎，則清泰四年（按：清泰僅二年，清泰四年是天福二年937）當亦是學士郎無疑。「學郎」、「學仕」、「學士」均為「學仕郎」、「學士郎」之省稱，即「學童」、「學生」。由此可確知一卷本王梵志詩在敦煌地區普遍用來作為一般學童教育的教材，同時也是五言絕句的詩歌教材。
（四）韋莊《秦婦吟》為五代時期敦學郎學習詩歌的典範
除了詠物性質的李嶠《雜詠》作為童稚學習詩歌的教材外，另外，當時用來做為學習詩歌與閱讀的熱門讀物還有後世失傳的韋莊《秦婦吟》。敦煌寫本《秦婦吟》今存有14 個編號11件寫本，足見當時的盛行。學界在討論唐代庶民教育時對於《秦婦吟》具有童蒙教育的用途已有所留意，如日本那波利貞、台灣高明士等。我與內人朱鳳玉在研究敦煌蒙書時也注意到學郎抄寫《秦婦吟》的各種情況，當時基於對蒙書的界定，採取較嚴謹的定義，而未加以進一步討論。之後柴劍虹、伊藤美重子均根據抄者多數為學士郎，而以為當是學校使用的教材。近年田衛衛〈《秦婦吟》之敦煌傳播新探——學仕郎、學校與詩學教育〉 更全面分析十一件《秦婦吟》寫本，從半數以上留有學士郎書寫題記的寫本，探究其在敦煌寺學、私學不同教育背景下所體現的教材性質。
《秦妇吟》
有關韋莊《秦婦吟》的記載最早見於五代孫光憲的《北夢瑣言》載：「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秦婦吟》寫于韋莊應舉時，唐代行卷、溫卷之風盛行，韋莊很有可能把《秦婦吟》作為「行卷」呈獻給當時權貴以求汲引。
今存寫本有題記年代最早為P.3381「天復五年乙丑歲十二月十五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學仕張龜天」，原題「秦婦吟」下署「右補闕韋莊撰」。「天復」為唐昭宗年號，只有三年，「天復五年乙丑歲」當是唐哀帝天祐二年，西元905年。距〈秦婦吟〉創作時間僅二十二年即盛傳於西北邊陲的敦煌。也可能是受到黃巢之亂影響，被迫遷移到河西地區的移民帶來了〈秦婦吟〉寫本。不過，韋莊此一名篇，乃唐末五代長篇敘事詩的佳作，其思想內容與藝術特色均極具水準，可與杜甫史詩〈三吏〉、〈三別〉，白居易的敘事詩〈琵琶行〉相媲美。全篇情節曲折豐富，結構嚴密，語言精工，時人稱賞，因此韋莊才有「秦婦吟秀才」的雅稱，如此佳構自然是當時詩歌學習的重要對象。從敦煌寫本〈秦婦吟〉的傳抄者多為敦煌寺學的學郎，可推知這些寫本主要用來作為學郎學習詩歌創作的典範。《秦婦吟》的傳抄在敦煌地區盛行，除了歷史地理因素外，作為詩學教育教材範本恐怕是主要的原因。
三、 抄寫詩歌名篇以熟悉詩歌體式與風格
古人讀書首重手到，啟蒙初階，必先識字、習字，既已識字、習字，接著讀書、習詩文，讀書必先抄書，據抄本以誦讀。學習詩歌也需抄詩，既可習字，記誦詩句，又能熟悉句式與詩歌風格。2008年，榮新江等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公布有2006年徵集的吐魯番出土文獻「唐寫《古詩習字殘片》（岑德潤五言詩等）」，編號 2006TZJI ∶074背與+2006TZJI ∶007背兩殘片綴合組成的一件文書。此件正面係西州官文書《唐西州典某牒為呂仙懷勾徵案》，背面則是學生的習字，屬高昌國或唐西州時期，應該是唐代初期抄寫的。
習字殘片前五行的內容應是一首五言古詩：「珠簾鉤未落，斜棟桂猶開。何必高樓上，清景夜徘徊。」朱玉麒根據其詠物詩的風格特徵，特別是聲律上的平仄情況，判斷它是一首南朝或隋代的佚詩而擬題為「南朝或隋‧佚名《詠月》詩」。在這首五言詩後，緊接著抄寫有「岑德潤」三字，而文書中在「岑德潤」三字後面的殘片上，殘存有「波」、「帶水」、「東自」、「用上」等不相銜接的文字，經朱玉麒查對後，確定是隋‧岑德潤的《詠魚》詩，內容即：「劍影侵波合 ,珠光帶水新。蓮東自可戲，安用上龍津。」
2006TZJI∶074背 2006TZJI∶007背 |
1簾簾簾鉤鉤鉤未未未落落落斜 2.斜斜棟棟棟桂桂桂猶猶猶開開開 3 何何何何必必必高高高樓樓樓上 4 上上清清清景景景夜夜夜徘徘 5 徘徊徊徊岑岑岑德德德潤潤潤詠 6 詠詠鱼〔 7.波波〔 8 帶帶水水〔 9 東自自自可〔 10 用用上上上〔 11 夜夜故故故人〔 12 來來來訪訪〔 |
從這件吐魯番出土「古詩習字」殘片，每首詩每字抄寫三次，我們可以得知初唐時期抄寫詩歌已是當時兒童學習詩歌的基本方法，而對於這件以詩歌作為習字範本的文書，朱玉麒曾撰文論述其在文學史的意義說：「用古詩作為習字用帖反復臨寫，卻充分表明了一個時代新的風尚，那就是對詩歌的愛好，成為童蒙學習的日常形態。」這件吐魯番文書雖為殘片，然卻有助於我們瞭解唐代學童日常學習詩歌寫作的具體實況。而與吐魯番地區地緣相鄰，時代相續的敦煌文獻，也保存有較多的相關材料。
我們結合前述《李嶠雜詠》的流傳來考察，發現《李嶠雜詠》既是兒童學習詩歌的範本，又是童蒙教育的理想教材；與此「唐寫《古詩習字殘片》（岑德潤五言詩等）」會觀，一在吐魯番、一在敦煌，甚或日本，前後可相互印證，也說明了詠物詩在隋唐的地位，與唐代詩歌的發展進程。
四、《詩格》作為唐五代學童學習詩歌對仗的理論教材 除了從詩歌範本習得作詩使用的格律與詩歌風格外，另外必備的詩學常識便是熟記詩歌對偶的名目與例句。因此，敦煌寫本中的《詩格》，便是當時學童學習詩歌進一步的詩學技巧理論讀物。唐代律詩講究對仗，對偶名目更是學童必須熟悉記誦的詩學內容。敦煌本S.3011《詩格》殘卷的存在，從側面透露出對偶論在唐代敦煌地區學童學習詩歌創作時實踐之一斑。
唐代詩學論著初期使用的「格」，意思大都指法式；標準：規格，內容主要在討論詩歌的體制、格式方面等的問題。具體的說，就是指聲律、屬對、句式等創作的規範。這些都是詩歌的形式要素，也是促進唐代近體詩成熟的重要力量。而以「詩格」作為詩學論著的命名，蓋期以作為詩歌寫作規範自許。此類著作之編寫動機，大抵在供作初學入門之用；或為應舉詩歌考試之便。因此，對偶論自然是此類論著的重要內容之一。
敦煌本S.3011《詩格》殘卷，內容確為唐人《詩格》無疑，雖僅殘存幾行，內容相當有限，且都見於傳世文獻中，雖對唐人詩學理論的研究無甚助益，然其抄寫情況，卻可印證對偶理論在唐人詩歌習作的實踐歷程。
英藏S.3011，卷子本，中間斷裂，散失一段，今存頭尾兩段，分作A、B二件。S.3011A高28公分，長150公分，依內容為前段；S.3011B，高28公分，長300公分，依內容屬後段。
S.3011A，正背書。正面：《論語集解》卷六，首尾俱缺，存84行。
背面：有「短短短」「伯盈」、「索員住」等雜寫。後接抄《詩格一部》片段，四行，謹依行款迻錄如下：
1.詩格一部
2.弟一的名對。弟二隔句對。弟三雙擬對。弟四聯
3.綿對。弟五互成對。弟六異類對。弟七賦體對。
4.弟一的名對。上句
接著有：倒書一行：「北方大聖大王卜手□□」，之後「詩格一部」二行習書，全文如下：
1.詩格一部、弟一的名對。
2.詩一格部天青白雲外、山俊（峻）紫微中。鳥飛誰（隨）影去，花洛（落）逐遙（搖）風。
之後有倒書雜寫：「南无東方之之之……」、「大大以青陽告社之之之………」、「全不來問願成伏伏伏………」、「伏以今月判支都頭曹住信」…等，其中夾雜有「弟一的名對，弟二聯綿對」，「千字文敕員外」，「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等。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曾校錄S.3011《詩格》殘卷中「天青白雲外、山峻紫微中。鳥飛隨影去，花落逐搖風。」的詩句，並在校記中提及：
原鈔《論語集解》卷六、七背，倒書四段：「詩格一部：弟一的名對，弟二
隔句對，弟三雙擬對，弟四聯綿對，弟五互成對，弟六異類對，弟七賦體
對。」……按此處所存「七對」名目，與《文鏡秘府論》東卷《二十九種對》
的前七對完全一致……《文鏡秘府論》東卷《二十九種對》第六異類對云：
「異類對者，上句安天，下句安山……詩曰：『天青白雲外、山峻紫微中。
鳥飛隨影去，花落逐搖風。』」。
徐氏雖以輯錄敦煌詩集殘卷為主，然對S.3011A有關《詩格》殘卷「七對名目」也明白的指出其與《文鏡秘府論》之對應關係；之後，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詩格》佚名撰」條下，對S.3011A《詩格》殘卷全文進行校錄，解題中更明確的對此殘卷內容、名目、次第、詩句，詳為比對。並指出S.3011A《詩格》殘卷值得注意的兩點，即：可證「對偶說」為時人之通說，可為空海「古人同出斯對」之語作一旁證；又殘卷字跡，幼稚拙劣，當為學郎所書，據此可見唐《詩格》之作在民間頗流行之一斑。
敦煌本S.3011A《詩格》殘卷，同卷後有倒書「千字文敕員外」、「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筆跡為同一人。其中「得人一牛，還人一馬」蓋出《太公家教》。《千字文》、《太公家教》是唐代盛行的蒙書，更是敦煌普遍流行的寺學教材。從這些雜寫合抄的情況可知寫卷的性質是學郎之習書。《詩格》既流傳於敦煌地區，可想見是學郎習詩的基礎，內容講究對偶，並標舉對偶名目，是唐五代敦煌地區學童學習詩歌寫作的重要內容。此寫卷正可反映出唐五代敦煌地區學子透過《詩格》進行詩歌習作的實況。
五、學郎詩呈現唐五代學童詩歌習作的具體作品唐代詩歌發達，加以詩賦取士，所以學童在接受啟蒙教育時，便展開近體詩歌的寫作訓練。不論詠物、敘事、寫景、述志，均依序詠誦、習作。不過，學童少年之作，大都不存，也罕有刻意加以流傳。一般結集詩作時，少年時期青澀之作，大多不存，以致傳世的兒童詩作相當有限。《全唐詩》中也保存有一些兒童寫的詠物詩，如駱賓王七歲時寫的《詠鵝》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蘇頲七歲時寫的《詠兔》：「兔子死蘭彈，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鄭愔八歲時寫的《詠黃鶯兒》：「欲囀聲猶澀，將飛羽未調。高風不借便，何處得遷喬！」等，這些詩篇大都是中國歷史上所謂神童詩，但留下的數量畢竟太少。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大批唐五代詩歌寫本，讓我們感受到雕版印刷普及前的抄本時代，敦煌地區詩歌流傳的實況。隨著敦煌資料的公布，我們也在許多學郎抄寫文獻之後發現了零星篇章的學郎詩抄，既豐富了唐五代學童的詩歌作品，更印證了胡應麟「童子婦人」、「靡弗預矣」的說法。其中有年齡稍大，心智成熟，頗具文墨與學養的學郎詩抄，這些作品與一般唐代文士的作品性質相同，內容大都是個人心志理想與情感的抒寫，應屬作家個人的意念。今所得見主要有翟奉達、薛彥俊、李幸思等。其詩如下：
北新0836《毛詩詁訓傳卷十六‧大雅‧文王之什》背面《逆刺占》一卷卷末。有天復二年（902）翟奉達述志詩三首：
三端俱全大丈夫，六藝堂堂世上無。男兒不學讀詩賦，恰似肥菜根盡枯。 軀體堂堂六尺餘，走筆橫波紙上飛。執筆題篇須意用，後任將身選文知。 哽咽卑末手，抑塞多不謬。嵯峨難遙望，恐怕年終朽。
此三首詩前有題記：「于時天復貳載歲在壬戌四月丁丑朔七日，河西燉煌郡州學上足子弟翟再溫記。溫字奉達也。」前二首為七言絕句，後一首為五言絕句，均為翟奉達二十歲時為沙州州學生時之作。詩後有：「幼年作之，多不當路，今笑今笑，已前達走筆題撰之耳，年廿作。今年邁見此詩，羞煞人，羞煞人。」當是他晚年看到年輕時抄卷，有感而發，再增寫的題記。
翟奉達（883-961）晚唐五代沙州人。歸義軍時期的曆法家。本名再溫，字奉達，以字行。天復二年（902）為州學上足弟子，之後為伎術院禮生，後唐同光三年（925）為歸義軍節度使押衙行軍參謀銀光青祿大夫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後周顯德三年（956）為登仕郎守州學博士。顯德六年為朝議郎、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行沙州經學博士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北宋建隆三年（961）尚在世，時年七十九歲。敦煌文獻保存有他撰著的曆日及詩文。
又S.6204有〈同光貳載汝南薛彥俊七言詩一首〉，首題：「同光貳載姑洗之月（三月），蓂生壹拾貳（十二日）葉迷愚小子汝南薛彥俊殘水之魚，不得精妙之詞略詠七言」旁有「凡人」二字，當是詩題。其詩云：
童兒學業切殷勤，累習誠望德（得）人欽。
但似如今常尋誦，意智逸出盈金銀。
不樂利閏（潤）願成道，君子煩道不憂貧。
數季（年）讀誦何得曉，孝養師父求立身。
此詩為薛彥俊寫於後唐同光二年（924），詩雖不合平仄格律，然內容道出了勤苦學習，乃在於出人頭地，立身揚名。同時詩中也流露出學童從師多年，不勝煩苦的心聲與怨言。其中「煩道」疑當作「憂道」，蓋此句用《論語‧衛靈公》「君子憂道不憂貧」成語。
又如P.2498《李陵蘇武往還書》卷末抄有天成三年（928）李幸思詩云：
幸思比是老生兒，投師習業棄無知。
父母偏憐昔（惜）愛子，日諷万幸（行）不滯遲。
此詩有題記：「天成三年（965）戊子歲正月七日學郎李幸思書記。」這首詩是學郎李幸思自白心跡的詩作。他說自己是父母的「老生兒」，為了報答年邁父母的養育之恩，憐惜之情，投師習業，發憤刻苦力學，顯現出相當老成懂事的心態。
又P.2746《孝經》卷末有學郎「翟颯颯詩」云：
讀誦須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詞（辭）杖捶體，願賜榮軀路。
此詩前有題記：「翟颯颯詩卷」「歲至庚辰月造秋季日逮第三寫詩竟記，後有餘紙則造五言拙詩一首」。詩中訴說著學郎勤苦讀書追求成就，為此還不免身受體罰。
又如P.3305《論語集解》卷第五卷背雜寫中有詩云：
男兒屈滯不須論，今歲蹉跎虛度春。□□強健不學問，滿行竹色陷沒身。□□自身□教勤，一朝得疾留後人。
雖字句殘缺，但詩的大意仍然可見。雖無題記可知其時代與作者，但從抄寫情況可推知應是當時學郎的習作。詩的內容道出學郎自我勉勵：今年已蹉跎虛度青春，但願能趁著強健時努力學問，頗有逝者已矣，來者可追的心境。
從上舉諸例，不難發覺，這些詩歌習作，呈現有青少年學生的述志抒懷，如翟奉達、薛安俊、李幸思等，這些作品，無論格律用韻等詩歌形式，或內容意涵均與唐代一般文士之作無甚差別。在敦煌寫卷中遺留下來不少唐五代學郎讀誦、抄習詩歌的材料，朱鳳玉〈敦煌學郎詩抄析論〉曾從28件敦煌寫卷中輯得54 首（含殘句），除上舉學郎習作外，還有年齡較小的學童所抄寫的學郎詩抄，他們有的是剛啟蒙的學童，尚不具備創作詩歌的能力，藉抄襲現成既有的詩歌以抒懷；有的是略通文墨，詩歌寫作能力尚為粗淺的青少年，僅能以淺白的口語寫作近似打油詩的詩篇，或據現成詩篇加以改造，這些都是唐五代學童詩歌習作的具體而寶貴的實況呈現。
六、結語
敦煌文獻在千年前偶然的封閉，又在百年前偶然的發現。其中秘藏大量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實際使用流傳的各類文獻，提供後人瞭解敦煌地區民間社會生活的實物資料，同時也可據以印證唐五代社會生活與文化。所謂「以敦證唐，以唐考敦」，既提示了敦煌學研究的要訣，也說明了敦煌文獻價值。
敦煌文獻數量大，又多元；既複雜，又零碎，其價值除了文物、文字之外，更在文獻。文獻內容本身的正面價值外，有的還可從其保存情況考察其側面的文化價值。尤其敦煌吐魯番文獻相較於傳世典籍與文獻，更凸顯了這些文獻不為流傳而流傳，真實的反映了實際生活的面貌，儼然成為唐五代社會生活文化的活化石。
詩賦取士是唐代科舉文化重要而鮮明的特徵。自來童蒙教育以識字教育為主，進而漸次擴及知識的傳播與道德倫常訓誡。唐代童蒙教育受到科舉考試以詩賦取士的影響，學詩習文也成為童蒙教育的內容之一。其在詩歌發展的影響上既體現了唐代詩學的主流體制與主題，也建構了唐代詩歌的理論與寫作技巧。唐代作為中國詩歌王國，除了詩體發展的自然趨勢，帝王的提倡等諸多原因外，童蒙教育中對當代詩歌的誦讀，抄寫及各種詩歌教學的基本要求，詩歌並創作技巧的講究，也是唐詩興盛與普及的另一重要因素。敦煌吐魯番文獻中有關唐代學童詩學教育相關材料的遺存，是當時學童詩歌教育真實又珍貴的原始材料。上文所舉，看似不起眼的童蒙讀物寫本卷末、行間及背後，所呈現當時學郎留下的詩抄、習作、還有抄寫者誦讀的唐人詩篇，乃至學習詩歌格律對仗的教材《詩格》，雖非高文典冊，然從側面綜合觀察，卻可印證唐代學童習詩之步驟與進程，反映唐五代詩歌教學的實況及其成效。
原载《童蒙文化研究》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頁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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