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天津 追寻两弹一星元勋的足迹
1921-2021
2021年5月31日，青海大学一流学科博士团成员在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的原子城参观。新华社发
耀华中学校园内的于敏院士塑像
精神解码——“两弹一星”精神诠释科技报国内核
“两弹”，一个是核弹，核弹包括原子弹和氢弹，还有一个是导弹。“一星”就是人造地球卫星。
上世纪五十年代，面对美苏垄断核武器和航天技术，并到处挥舞“核大棒”的国际局面，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以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依靠全国的支援，各部门、各地方、各部队大力协同，执行“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方针，经过一大批科技人员、指战员、干部和职工的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我国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由此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又一个自行研制原子弹并成功实施核爆炸的国家，有力打破了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两弹一星”的宏伟事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邓小平同志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江泽民同志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发表讲话，将“两弹一星精神”概括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精神寻访——传精神火种 承报国之志
天津大学校史馆里，有一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复制品），来自吴自良校友家属2019年的捐赠。奖章所有者，就是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安装了“心脏”的天津大学校友吴自良院士。
天津市耀华中学校园内有一条“院士路”，出自耀华校友的15位院士胸像立于小路一侧。于敏院士的塑像，就静静立于“院士路”起始之处。
为了向航天事业发展中那些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们致敬，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天津人艺2017年推出了大型原创航天题材话剧《九天揽月》。
“两弹一星”精神，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精神动力，同时也早已融入各行各业奋进者的血液之中。
天津大学：世纪坚守 科技报国
吴自良1935年入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先读矿冶，后转学航空机械专业。在他大学毕业后，曾经有人力邀他加入国民党，但被他坚决拒绝。后来他考取了留学的机会，到美国匹斯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即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冶金系读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因表现出色他被留到卡内基理工学院金属研究所做研究工作。1950年，吴自良接到了国内他的一位老师给他写的信，内容是希望他能够回国工作，并且告诉他，“是周恩来总理指派我动员你们回来的”。当时美国移民局不让他回中国，吴自良就找了一个理由，说母亲年纪太大了，一定要回去看看，中国人是讲究孝道的。这才得以回到祖国。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由于苏联撤走专家，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一度陷入瓶颈。当时苏联人曾经说过一句话，甲种分离膜是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心脏，并把这种甲种分离膜技术视为绝密中的绝密。经过综合考量，国家将研制甲种分离膜的任务交给上海冶金所，时任上海冶金所副所长的吴自良成为这个项目的技术总负责。身为冶金系博士，他领受任务时，对这个领域并不熟悉。他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攻关，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领导研制成功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种分离膜，而这正是原子弹爆破最为关键的技术之一。正是他领导研制的这项技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除了美、英、苏以外第4个独立掌握浓缩铀生产技术的国家，确保了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打破核垄断，使中国步入核大国的行列。
作为材料科学家，吴自良一直致力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急需的关键实用材料的研制工作。在完成原子弹研制工作后，吴自良致力于发展我国高技术材料和材料科学，在金属、半导体和氧化物超导体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并培育了大批科技人才。
吴自良院士是天津大学爱国奉献、科技报国传统的传承者。他曾说：“我的一生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以科学研究的成果报效祖国是很幸福的。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
前辈校友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天津大学的师生。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静康在天大广为流传的“金句”是──“我愿意永远做祖国科技领域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择这项事业。”
今天的天大，“祖国需要什么课，我们都可以开”是全体教师的共识。在吴自良院士等一批杰出校友作出卓越贡献的航空航天领域，天津大学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基础研究工作。回溯百年，1900年，在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上，“天文学”课程赫然其列，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台活塞式飞机发动机。今天，天津大学继续在航空航天领域上下求索。学校与国家天文台合作，共同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天文信息技术联合实验室。“在轨脑—机技术测试系统”开启人类史上首次太空脑—机交互实验，光纤力热复合传感技术在太空为航天器设备正常运转“站岗放哨”，定制软件系统在南极内陆冰盖之巅守护着AST3巡天望远镜瞭望深空，无数的天大人奋斗在祖国航天事业的第一线。
“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做事情，要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中科院院士，我们老校长史绍熙曾经这么说。”天津大学档案馆馆长韩宝志老师，每年都在校史宣讲中“辞旧迎新”。“校史馆是天津大学的教育基地，毕业生离别母校之际、新生入学天大之时，学校都要求他们走进校史馆，学习校史。其中‘两弹一星’精神每次都是宣讲内容重要组成部分。”韩宝志总是对学生们说：“以‘两弹一星’奖章获得者吴自良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天大校友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要从他们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中学他们的理想，从他们严谨务实的实践中学他们的作风，从他们为人处世的风范中学他们的情怀。希望你们仰望先贤的时候，更要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作出成绩。”
耀华中学：小我融入大我光耀中华
于敏院士虽然是高三年级才转到耀华中学读书，但是这短短的一年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回忆耀华学习生活时说，尤其喜欢学校的图书馆和老师。于敏在耀华期间一有时间就钻到图书馆里去，老师的思维方法和教学方法，对他影响颇深，使他终身受益，当他高中毕业因家庭困难，难以负担大学学费、无法继续深造之时，是耀华同学帮他找到了资助者，他得以进入大学学习。
从耀华中学毕业后，于敏1944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转入理学院理论物理专业。1949年他考取研究生，在张宗遂、胡宁教授的指导下学习，195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于敏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于敏等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隐姓埋名。在这段“低调”的岁月里，于敏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他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统计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爆轰物理和辐射流体力学等方面取得多项重要研究成果，解决了一系列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问题。在核工业战线进行了多项开创性研究；在氢弹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相当长时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和物理设计，对中国核武器突破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核武器长远目标选择、技术路径确定、技术关键分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回首当年，于敏院士说。
于敏院士曾为耀华中学校内刊物《耀华人》题写刊头，并为母校留下“勤朴忠诚，求实创新”和“根深，源远，宁静”的题词，在校史馆、院士路，耀华师生总能想起他为祖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为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早已融入耀华校友的血脉中。
耀华中学学生傅雨琴在“探寻耀华校史中的家国情怀”历史实践活动课感悟中写道：一个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一个人一生能作出的贡献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生命作出无限的贡献，我想于敏院士给了我们答案。
耀华校友李梦雨在高中就读期间，作为升旗仪式的学生代表发言时提到于敏院士等校友的事迹，表示：过去的耀华人承担起国家重任，竭尽全力报效祖国；而今步入新时代，我们更能够肩负使命……更要揽起青年人该有的责任和担当，切实承担起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使命。
开学典礼致辞的老师，总会以于敏院士为榜样，激励青年学子──于敏院士求学时期就志存高远，成年后积极投身于国防事业，用毕生精力，身体力行地诠释了忠于祖国的内涵。耀华师生，应当有崇高的理想，更要常怀一颗爱国之心，将学习奋斗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把小我融入祖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大我，矢志不渝，光耀中华。
天津人艺：讲述航天人的故事
“终于有人讲出我们的故事了。”2017年夏天，观看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天津人艺”）话剧《九天揽月》的航空航天科技人员，激动地对该剧主创人员说。
该剧讲述了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火箭博士郑华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放弃了美国丰厚的待遇，投身于中国导弹研究事业。回国后，他邂逅与之有着共同理想的南开大学毕业生肖春燕，二人既是工作伙伴，又是爱情伴侣。他们探索未知，敢于创新，脚踏实地，勇攀高峰，专注于火箭飞天、原子弹爆破等试验，并在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人的鼓励与支持下，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与创新奉献了一生的智慧与心血。
主人公郑华强是以钱学森为原型，综合了多位“两弹一星”功勋等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作出贡献的科研人员事迹塑造的形象。为了更好理解角色，郑华强扮演者张文明阅读了《钱学森传》。“震撼”，这是他掩卷后的第一感受，“钱学森那一代科学家对祖国深切的爱、强烈的民族觉醒意识深深震撼了我。他们从事科学研究，不是为了个人的成就，而是出于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为了让中华民族再次崛起。”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两弹一星”精神不仅闪耀在主角郑华强身上，剧中还有无名小战士为了救科学家献出生命的场景。“今天祖国强大了，但是这些无私、纯粹、富有牺牲精神的先锋者，依然是我们崇敬、学习的榜样。”张文明说。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如何理解女主人公肖春燕身为那个年代稀罕的大学生，却将郑华强的“贤内助”作为人生主旋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看重个人得失，无私奉献，一样可以实现自我。”肖春燕的扮演者迟筱桐（原名迟立静）对此有自己的见解。“肖春燕和郑华强的爱情产生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热爱祖国，有为国家奋斗的信仰。”在迟筱桐看来，肖春燕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科学理想。“她的目标是为祖国科学研究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当她和郑华强需要有一个人为伴侣作出牺牲时，她深知丈夫在科研工作中能作出更大的贡献，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丈夫工作的支持中，也是为了实现两个人科学报国的共同目标，同样是一种自我实现。”
为了更广泛地传播“两弹一星”精神，特别是提升在青年观众中的传播效果，天津人艺准备从表演形式、多媒体舞台呈现等多方面，更精细地打磨《九天揽月》，期待成为主旋律“爆款”。
同一片历史天空下──天津 诞生“华夏第一屏”
1958年3月，国营天津无线电厂(七一二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这台820型35厘米电子管黑白电视机，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华夏第一屏”。尽管现在看上去毫不起眼，但它的诞生却开创了中国电视产业自主研发之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天津科研人员自力更生、不怕艰难险阻，勇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精神风貌。
1957年，国家决定发展电视广播业。当时的国家电子工业主管部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十局，把研制电视接收机的任务交给国营天津无线电厂承担。为尽快攻下研制任务，厂里挑选8名顶级技术人员和工人成立专门课题组。说是“顶级”人物，可都没见过电视机，更谈不上深入了解和掌握电视机的有关知识了。在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8人小组迎难而上，边干边学。他们一方面向国内外专家请教，另一方面多方收购出国人员带回的外国生产的多款电视机，还特别向苏联订购了一些新型“旗帜”牌电视样机、散件和资料。这些样机、散件和资料，对技术人员掌握电视机的设计构造和工艺技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当时我国电子工业刚刚起步，与国外有很大差距，许多电视机用元器件还没有能力生产。要在短时间内拿出国产电视机，只能根据国情，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1958年年初，厂里确定了“采用国产电子管器件，一个电视接收和调频接收两用、控制旋钮在前方”的电视机设计方案，采取各部分分块试验方法。当时所遇到的许多技术问题都是国内首次接触，在种种困难面前，参战人员经常彻夜不眠，终于在1958年3月初组装成功第一台试验电视样机。除了显像管是进口的，电视机的其余部件都是在天津无线电厂研制生产的。
3月17日晚7时，我国第一台电视机荧屏上清晰地出现了广播员的图像并伴有洪亮的声音，图像和声音质量与苏联电视机完全相同。随后是对娱乐节目的接收，样机试用考核百分之百通过。
为了鼓励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视机的国营天津无线电厂，国家特以首都“北京”命名这款电视机。在天津生产的电视机，不只是天津的骄傲，更是作为民族品牌，成了国家的骄傲。
就在我国刚刚启动黑白电视机推广的时候，彩色电视机开始在发达国家渐渐普及。为了紧跟时代步伐，研发彩色电视机的重任再一次落到了天津无线电厂身上。此时正值“文革”动荡时期，研发工作举步维艰，但技术人员顶住重重压力，终于在1970年12月，制造出了我国第一台彩色电视机。1972年，北京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先后推出彩色电视节目，我国正式迎来了彩色电视的新时期。
60多年过去，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从显像管到液晶、等离子，再到数字高清、4K、8K……一步步见证我国电视产业从“追赶”到“并跑”，直到走向“领跑”。（记者 耿堃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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