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军事威慑一直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中具有突出地位。美国战略决策者和研究人员普遍认为，中美在西太平洋，尤其是第一岛链内军事差距的缩小，给中国带来运用军事力量改变现状的机会，美国的常规军事威慑因此削弱。美国只有增加军事优势，保持战备，才能维持对华军事优势，巩固威慑，确保美国的战略地位。拜登政府虽然希望外交政策非军事化，但同样重视有保底作用的军事威慑。
分析印太战略中的军事威慑，需要注意四个视角。一是长期和动态的视角，避免以特定时间节点的静态来评估未来。二是复合的视角，避免用局部的概念和行动研判美国军事体系。三是目标、能力和认知结合的视角，避免将美国军事能力本身，或将军力平衡直接等同于军事威慑。四是地理视角，对华常规军事威慑的地理范围仍然在西太平洋。
美国强化威慑的举措涉及多部门多领域，因此国防部长奥斯汀四月在印太司令部强调一体化威慑。印太司令部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太平洋威慑倡议重点是弥补作战体系和战场建设的部分明显短板，如关岛防空反导、远程打击、基地建设、训练演习等。然而，正如印太司令部强调的，这项倡议所需开支仅为国防部年度预算的0.7%。印太司令部的主要职责是在战区运用兵力，更新和修订作战计划，而军事力量建设发展主要由各军种和国防部其他部门负责。与特朗普政府初期相比，拜登政府持续推动对华军事威慑的一个有利条件是与中国的军事竞争已经完全牵引甚至主导美国国防部和各军种的建设发展。部分军种在建设思路上不仅打破思维定式，甚至挑战基于长期历史经验的组织文化和偏好。海军陆战队的变革最为典型，其建设指导方针过去两年不仅放弃了长期形成的两栖突击和大规模力量投送的传统，决定裁撤坦克和重炮等适合传统陆战的重装部队，准备转型为依托第一岛链部署和行动，能过参与海上攻防的特遣分队。2021年5月，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在美陆军刊物上撰文指出，为了太平洋的军事需求，陆战队转型甚至要更进一步，专攻侦察与反侦察，为海空力量提供支撑。美国陆军依然需要兼顾欧陆挑战，但一方面俄罗斯与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陆基远程打击能力能够同时满足欧陆和西太的需求。陆军的建设发展也前所未有的着眼西太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不是传统的朝鲜半岛作战需求，而是对华海上作战需求。可见，美国两大陆上作战军种向参与海上作战转型，符合美国国防部和印太司令部在海上方向形成全域作战的期待。美国海空力量聚焦中国挑战的时间更久，但其发展思路也跳出依靠冷战后形成的传统与惯性来应对中国的思维定势。海空军结合西太兵棋推演，不断思考和论证中长期兵力需求和力量结构。美国海军在未来兵力结构的探索中，大幅提升无人平台的比例，重视中小型平台的作用；在未来主战平台发展思路上，也吸取冷战结束后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不再寻求平台与武器系统一步到位的整合方式，而是强调平台的兼容性，以便快速应用未来出现的技术和能力。美国空军也在力量编成、部署方式和运用方式上进行了相应的论证和规划。可见，美国海空军在思想上和规划上，都做好为应对中国，动大手术的准备。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技术的变革和新冠疫情的冲击，拜登政府也遭遇了美国军事力量建设的过渡期。一是美军需要在体制上和观念上对于一批新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确定新生作战力量的编制和战法。二是军费的限制使美国决策者不仅难以维持特朗普时期的扩军势头，甚至要进行适度的全球战略调整收缩，以及加快淘汰老旧平台，缩减军队规模来保证现代化顺利进行。美国决策者不得不对一些项目做出取舍，引发了近期美国空军和陆军关于远程打击武器的争论。因此，美军对作战概念创新和训练演习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使新旧平台加速融合，并且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寻求西太作战问题的多种解决方案。从4月到6月，美国海军不仅进行验证有人和无人海空平台融合的演习，而且要在多个战区同时展开大演习，验证指挥控制体系和作战概念。美军在新兴领域发挥技术优势也是其军事威慑重要组成部分。第一，美国的新一代武器平台要发挥效能，新的作战概念要实际运用，都需要态势感知和指挥控制的升级，尤其是网络要能承载不同传感器和作战平台之间自由、快速和可靠的关联。第二，外空、网络和电磁空间攻防守地理因素限制相对有限，能够抵消对手平台数量和火力方面的优势。第三，人工智能的深度运用能增加美国西太军事体系的韧性，但如何把握自主武器的道德、伦理和法律边界，对于风险管控有何影响，尚无定论。2030年之前，美国在印太军事力量的发展趋势是保持体系升级，但难以改变战略态势。2010年以来，美国针对大国竞争的军事项目在未来五年将不断收官，涉及下一代空优战机、隐身轰炸机、新型护卫舰等主战平台，以及高超音速武器等新一代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只要美国没有意愿大幅增加军费投入，军事体系升级速度受到限制，中国军事现代化稳步前进，上述技术收获无法转化为战略收获。类比冷战，拜登政府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地位类似于卡特政府时期，进一步聚集主要方向，推动技术研发，但如果没有类似里根时代的扩军，影响有限。相比冷战北约，当前美国印太盟友伙伴在军事威慑中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一是安全关系错综复杂。亚太各国对于中美竞争持谨慎态度。不同的双边同盟体系涵盖范围有限，在危机和冲突的条件下难以整齐划一。二是军事融合程度参差不齐，除了日本外，其他盟友在能力上都无法融入美军第一岛链周边作战体系。军售、联合训练演习等日常军事交流与合作并不能完全转化为战时威慑。但美日同盟在东海和台海的作用不应被低估；个别东南亚国家也可能在南海战时为美军提供基地和后勤支持。美国决策层和战略界公开讨论威慑时，经常忽视中美双方政治目标和决心不对称带来的挑战。与冷战相比，当前美国面临着整体与局部，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差距。虽然从整体上和抽象上要和中国战略竞争，打压中国，在军事上遏制中国，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但一旦涉及具体方向，就面临在台海能够付出多大代价，在南海的军事目标如何定义等难题。这种挑战在冷战后期并不存在。美苏对欧洲冷战前沿地区的战略目标和决心是对称的，而且由于欧洲大陆战区的地理环境，两大军事同盟体系的运行机制和部署态势，整体抽象和局部具体之间浑然一体。在当下西太面临这一挑战，美国只能更强调军事优势来抵消政治决心上的不对称，增加中国的成本压力。但在中国军事现代化稳步推进的情况下，美国很难重获九十年代压倒性的优势。本文首发于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1年4-5月合刊 总第二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