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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观察》50 | 拜登政府消解韩国民间反美情绪的策略与效果



编者按
《美国观察》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战略青年(CISS Youth)推出的专注于观察美国的栏目,既有围绕美国问题的基础研究也有针对美国问题的深度思考。投稿要求和联系方式详见:《美国观察》长期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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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美国观察》栏目推出的第50篇文章,聚焦韩国民间反美情绪的变化及其对美韩关系的影响,分析拜登政府消解韩国民间反美情绪的两类策略,并从美韩同盟的民意基础、积极议程和美韩新型认知框架的重塑三方面归纳拜登政府对韩外交策略效果。


本文作者:杨奕萌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本科生


韩国民间社会的反美情绪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潜伏期和成熟期,对于美国在韩驻军的合法性以及美韩外交实践产生深刻影响。拜登执政后,美国出于利益动机,通过系统性的外交活动策略和技巧,主动设置美韩积极议程,管理并塑造韩国民众认知框架。韩国民众对美国相关负面事件的“无视无感”和对美韩关系从妥协性解读到一致性解读的认知转变,折射拜登政府对韩公共外交策略的显著效果。


一、韩国民间反美情绪的发展、特征与影响


(一)韩国反美情绪的界定与表现


阿尔温·Z·鲁宾斯坦(Alvin Z.Rubinstein)和唐纳德·E·史密斯(Donald E.Smith)将反美主义分为三类,[1]分别为针对美国特定政策行为的不满与抗议,对美式价值观念甚至制度本身的反对和政府层面煽动、操纵的敌视美国的行为。韩国的反美情绪直指韩国个体或集体对于美国的负面认知、不满、厌恶甚至仇恨态度,且这种认知和态度始终有迹可循。“韩国反美情绪”更加聚焦韩国国内民众和社会通过大规模抗议示威集会或报道舆论表现出来的对美国负面情感宣泄和利益诉求表达。[2]


纵观历史,韩国反美情绪主要呈现三种类型且不同阶段的特征明显。[3]“意识形态反美”主要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的极端学生组织、左派学者与记者中;“实用主义反美”聚焦于美国政府特定政策,以民间非政府组织为代表,在《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等议题上表达韩国利益诉求;“大众反美”即具有重大恶劣影响的社会事件引起韩国民众的不满和愤怒,往往以大型抗议示威活动和民间媒体、社会舆论等方式呈现。[4]整体而言,韩国反美情绪属于实用的问题主导型,特定时期具有工具性和意识形态色彩。


(二)韩国反美情绪的发展及对美韩关系影响


韩国的反美情绪自美韩关系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萌芽期和潜伏期。由于韩国对美国经济援助和军事安全的依赖,美韩关系在变动中趋于密切。[5]因此,反美情绪仅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和政党人士中,未能在社会大众层面形成系统的、大规模的反美活动。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韩国反美情绪走向成熟并产生显著影响经济层面,美国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置身事外的态度激化韩国各界不满,使得反美情绪迅速兴起并成为主流思潮。经济腾飞也为反美主义的成熟提供条件,教育的普及发展、民间利益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壮大等为韩国规模化的反美运动提供了认知和物质层面的基础。在社会政治层面,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增长、媒体与网络的普及扩大了这一阶段反美主义和怨美态度的影响,反美主义成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与民主化进程相互影响。[6]


反美怨美的情绪成为社会主流,必然影响韩国执政党的政策偏好与选择,进而影响驻韩美军的存在合法性。驻韩美军在韩犯罪行为引起的大规模游行和民愤损害了美韩同盟的社会基础,听任其发展将不利于美国利用美韩同盟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和战略意图的实现。


此外,反美情绪从军事安全领域“外溢”到经济、文化、民间交往等领域,将对美韩同盟关系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损害美国在韩、在亚洲的核心利益,因而,美国有充分的必要和动机采取策略,[7]消解韩国民间的反美情绪。


二、拜登政府消解韩国民间反美情绪的策略


(一)设置“积极议程”的公共外交活动


美国对韩公共外交策略激活了与韩国公众的情感联结,通过大众传媒渠道,扩散情感认同的程度和范围,加强了主流韩国民众的情感认可,营造良性的韩国民间对美舆论氛围。


长期来看,美国的公共外交“亲民牌”“情感牌”改变了韩国民众对美国形象和外交的认知网络。2020年12月10日美驻韩大使、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Harry Harris)发推宣称“很荣幸身处泡菜的起源地韩国!”五天后在其官邸参加了泡菜制作网络直播活动,并称“没有比泡菜更韩国的了”,还表示泡菜是“韩国独有,享誉世界的食物”。当天,他还在社交媒体用英韩双语发文,贴出了制作泡菜的过程,得到韩国民众和媒体强烈赞许。[8]哈里斯利用互联网,在中韩民间“泡菜之争”的特殊时期迎合了韩国民众情绪,利用情感联结干扰韩国民众对于美韩关系的理性判断。


由于大众传播媒体在受众细分化时代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互联网语境下,“沉默的螺旋”效应的存在,[9]使得亲美倾向的声音逐渐成为韩国公共舆论主流,反美情绪和负面态度成为小众声音并失去公共表达的空间。


(二)改变“解读框架”的对韩外交策略


拜登上任后,美国通过外交策略巩固韩国民众对美国的宽容和偏好框架的趋势凸显。[10]当前韩国民众和主流社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由“妥协式解读”变为“一致性解读”。即从原有的不对称顺从转变为以韩国自身为主体,对美国形成的认知上的“密友认知框架”,韩国民众对美国政策和行为的包容度和理解度更高。


美国通过特定策略和技巧,以互联网等大众媒体为活动媒介打造美国重视美韩关系和认可韩国地位的“刻板印象”。2022年5月20日至22日,拜登访问韩国之行屡屡破例。在重视程度上,拜登打破惯例,在韩国新任总统访美之前先访问韩国,韩国成为拜登访问亚洲的第一个国家。此外,美国总统首次访问位于首尔龙山的韩国新总统府,展现了美国的诚意和态度。在行程上,拜登乘坐专机飞抵京畿道乌山驻韩美军空军基地,下机后随即同尹锡悦参观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5月21日,在首尔龙山总统府举行首脑会谈,5月22日,拜登会见现代汽车集团会长,并访问美韩空军作战司令部。[11]紧促的行程中展现了将韩美传统安全同盟提升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意图。这种偏重和表态体现了拜登改变美韩同盟停滞状态的意图,迎合了韩国民众民族自尊情绪和实现国家价值、维护“国格”的诉求。


拜登政府的对韩外交通过迎合韩国民众诉求和塑造美韩共同身份,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美情绪顶峰时期的韩国民众认知框架。


三、拜登政府消解韩国民间反美情绪的效果


(一)美韩同盟民意基础得以改善


2022年1月20日韩国《中央日报》与首尔大学亚洲研究所共同进行的“通过民心解读新政府外交课题”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近七成民众认为强化韩美同盟比朝鲜无核化更紧急。保守派和进步派就“韩美同盟是韩国外交安保的基础”达成共识,民众普遍认为“韩美关系现在很好,但应该更加强大”,69.8%的民众认为政府最应重视的外交议题是“加强韩美同盟”。[12]民调结果印证了美国在韩公共外交活动和认知塑造的成功,尹锡悦政府公开的亲美倾向引导以及“沉默的螺旋”使得反美情绪成为一种危险的观点失去生存空间,美韩同盟的民意基础得以改善。


(二)美韩同盟积极议程得以设置


韩国主流媒体如《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等对美正面报道量远超对负面议题的报道。美国成功通过驻韩大使形象塑造和危机公关等策略,改变了韩国民众对于美韩关系“当务之急”的认知,尹锡悦政府上台后,驻韩美军作为曾经反美主义的核心议程之一被持续搁置和掩盖,共同应对北韩气候变化、高新技术合作和印太经济框架等将成为美韩关系的核心和优先议程。[13]


(三)美韩新型认知框架得以重塑


在特定议题框架(issue-specific frame)维度,[14]如网络安全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韩国民众认知中与美国的阵营感增强;在一般性框架(generic frame)维度,[15]韩国民众形成“一致性解读”美国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在经济合作等传统议题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议题中形成“刻板”的积极印象。拜登政府借助认知相符和思维惯性,加强对韩国公众“韩美平等合作共赢”的新型认知框架的重塑。


但是,拜登政府对韩外交策略效果仍具有局限性。韩国民众在国家交往互动中较高的敏感性以及由来已久的反美情绪难以彻底消除,美国对韩公共外交策略仍存在较大的改进压力和空间。如北约峰会欢迎晚宴上,尹锡悦热情和拜登握手遭无视,引发了韩国网友的激烈讨论。[16]认为这是“伤害自尊心和国格的”“拜登在国际舞台传递可以无视大韩民国总统的信号”,引发大量负面情绪表达。


结语


拜登政府通过系统的策略技巧改变韩国反美情绪,辐射影响了现实层面的美韩同盟关系。当前同盟关系中的不对称在认知上被弱化,合作共赢成为韩国民众解读两国关系的重心。在认知上的“重构”以及美国作为“韩国的唯一同盟国”的身份被激活和加强,自上而下地影响了韩国民众对美韩关系的认知。


在美韩同盟中,韩国民众并非一味被动接受美国讯息的影响,其既往生活经验和公关外交认知、既有价值观和态度以及行为取向影响美韩同盟的现实建构和情感联结。美韩通过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和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技术等项目的推进打造战略经济技术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安全、可持续、有恢复力的全球供应链,并且在应对气候变化威胁、性别平等等非传统领域增强协调性。未来,在全方位合作下,韩国反美情绪难以成为社会主流声音。


编:闫咏琪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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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RUBINSTEIN, A. Z., & SMITH, D. E. (1988). Anti-Americanism in the Third Wor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97(1), 35–45.https://doi.org/10.1177/0002716288497001003[2]凌胜利,郭锐.反美主义与韩国外交政策[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01):141-146+157.[3]董向荣. 不对称同盟与韩国的反美主义[J]. 当代亚太, 2009(6):15.[4]Kim, Seung Hwan. (2010). Anti-Americanism in Kore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6. 109-122. 10.1162/016366003761036525.[5]刘银萍. 民族主义与韩国反美主义——以20世纪80年代为例[D]. 南开大学, 2010.[6]梁志. 美国对韩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与韩国的反美主义[J]. 历史教学, 2006(9):6.[7]U.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 Consolidation of USIA into the State Department: an Assessment after One Year, Washington D.C., October 2000; &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Report to the Chairman, Subcommittee on Science, State, Justice, and Commerce, and Related Agencies,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pril 2005, p. 4.[8]”Harris stresses kimchi is 'uniquely Korean'”,Korea JoongAng Daily,https://koreajoongangdaily.joins.com/2020/12/16/national/diplomacy/Harry-Harris-Big-Mama-kimchi/20201216183400524.html,访问时间:2022年9月28日.[9]陈力丹. 沉默的螺旋理论简说[J]. 当代传播, 1999(4):2.[10]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1974年在《框架分析》中指出“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11]”Factbox-Biden in Asia: South Korea, Japan Schedule and To-Do List”, U.S. News,https://www.usnews.com/news/world/articles/2022-05-19/ ,访问时间:2022年10月31日[12]数据来源:https://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04769[13]”A New Chapter in U.S.-South Korea Relations: Seoul Embraces a Broader Role in Asia”.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new-chapter-u-s-south-korea-relations-seoul-embraces-broader-role-asia/,访问时间:2022年7月31日.[14]特定议题框架(issue-specific frame)即与某一特定话题或事件紧密相关的框架。[15]一般性框架(generic frame)即超出主题限制,能够在不同话题中浮现,甚至跨时空和文化语境的框架。[16]The term ‘no look handshake’ is trending on Twitter after Biden was seen shaking hands with South Korea’s president without making eye contact.https://www.ctptimes.com/the-term-no-look-handshake-is-trending-on-twitter-after-biden-was-seen-shaking-hands-with-south-koreas-president-without-making-eye-contact/16010/.访问时间:2022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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