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斗城 杨富学 | 嵩山与律学高僧
嵩山自古号为中岳，实以地处中原故。据传，“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道陵曾梦中闻老子言嵩山有《黄帝九鼎大丹经》，“可往受之，后果获得”。[1] 又有传说云老子曾降于嵩山，为道士寇谦之传授经戒。[2] 此外，东汉道士刘根、三国道士郗元节、西晋道士鲍靓等，亦皆得道于嵩山。说明嵩山早已被视作中国宗教的发祥地之一，且与“经戒”有着密切的关系。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嵩山与佛教（特别是律宗与禅宗）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了。这里仅以嵩山律学高僧的活动为例，阐述嵩山与律学发展与律宗形成的关系问题。
1907年沙畹所摄嵩山少林寺（图源：Edouard Chavannes,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Paris : E. Leroux.1909）
释迦创立佛教并建立僧伽团体后，为约束徒众而制定了各种戒律。相传，佛教第一次结集时，由优波离诵出全部律藏，其后因佛教各派对戒律的理解不一，而形成不同的派别。据有关佛教史传记载，中国汉地对律宗的翻译及实行受戒，始于三国嘉平（249—254）中，时有印度僧人昙摩迦罗（法时）来到洛阳，见中国僧人只落发而未受戒，即译出《僧只戒心》，欲以此为持戒的准绳。又请印度僧立羯磨法（受戒规则），创行受戒。正元（254—256）中，安息国沙门昙谛来洛阳，译出法藏部羯磨。从此中国僧众受戒即依法藏部的作法。自东晋始，先后又把《十诵律》（弗若多罗与鸠摩罗什共译）、《四分律》（佛陀耶舍、竺佛念、道含共译）、《摩诃僧只律》（佛陀跋陀罗与法显共译）、《五分律》（智胜译）等“广律”译出，用作行事的依据。
北魏孝文帝时，法聪在平城讲《四分律》，并口授疏释，由弟子道覆笔录，以问答形式对《四分律》进行阐释，是最早研习律学的人，但只是科判条文，并无详释。至慧光时，造《四分律疏》，并删定羯磨，为以后律宗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慧光有弟子道云，道云传道洪。道洪传智首。他们因感慨五部律相杂，而稽核古今之说，分别撰成《五部区分钞》和《四分律疏》，影响很大。智首的弟子道宣，久居终南山，创立南山宗，标志着中国律宗的正式形成。
律宗虽至道宣时始成宗派，但其形成过程却可追溯到曹魏嘉平二年（250）《僧只戒心》及《四分羯磨》的翻译，[3] 甚或更早。通观戒律在中国的初传、律藏的翻译与流播，乃至唐代道宣时律宗的正式形成，我们可以看到，在早期的律学大师中，有许多都与嵩山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论者佥认，在活动于嵩山的早期众多律学高僧中，对律学发展贡献最著者当应首推慧光（468—536）。慧光，俗姓杨，定州（今河北省定县）人。13岁时随父入洛阳，从佛陀扇多受三皈依。佛陀赞之非为常人，“若受大戒，宜先听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以经纶，必轻戒纲。”因此他从幼年便在佛陀门下修习戒律。先是在《四分律》未广弘之前，有道覆律师，创开此部，制《四分律疏》6卷，光从此入律学之门。年长在本乡受具足戒后，博听律部。又登讲《僧只律》，虽词理精玄然曲高和寡。慧光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力不逮，于是进一步广寻群部，参学经论，再入洛阳求学，并贯通南北方言，从事著述。当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三家翻译经典时，常因语言障碍而发生争执时，慧光以其谙熟各地方言的便利，沟通译师之间的语言障碍。他又撰《四分律疏》，注解《华严》、《涅盘》、《维摩》、《十地》、《地持》等经论。北朝末期，时人已视慧光如圣人一般，甚至连天旱不雨之类的事情，也要请其出马，在嵩岳池边烧香祈雨。
武泰元年（528），孝庄帝即位，元颢攻洛阳，侍中领军将军朱世隆想挟孝庄帝“北巡”，下令征税僧尼，用充军旅，事先立言，敢谏者斩。当时慧光身为僧官，冒死劝阻，此事乃息。慧光后来至邺城，任东魏“昭玄统”，主持全国佛教事务。年70终于邺城大觉寺，被尊为律宗五祖。
僧传称慧光“立志贞静，坚存戒业，动止安详，器仪无妄。七众深崇其操”，可与十六国时代的道安相提并论，并对《胜鬘》、《遗教》、《温室》、《仁王般若》等皆有注释。又造《四分律疏》一百二十纸，删定《羯磨戒本》，为法侣所传诵。又著《大乘义律章》、《仁王七戒》，并订《僧制》十八条等，均见重于世。其徒道云奉遗命而专弘律部，作疏9卷，为众所尊崇。
慧光有十大弟子，号称“十英”（包括昙隐、洪理等再传弟子）。其中，道云、道晖、昙隐、洪理、安廪都著有疏钞，而僧达、法上、道凭等也都堪称一时俊彦。其中以道云声望最隆。他“奉光遗令，专弘律部”，著律疏9卷，被尊为律宗六祖。法上（495—580）受命主领天下寺院，依律规定僧服式样，改变了过去道俗混同的做法，被齐宣帝高洋拜为“戒师”。道凭（488—559）定慧双修，初于少林寺摄心坐夏，从慧光修习戒本，又学各种大乘经论，道业颇高。此外，慧光的另一弟子道晖亦为《四分律》作疏7卷，受人推重。当时有谚语称：“云公头，晖公尾，洪理中间著。”[4] 即反映了慧光师徒在当时律学界的地位。
慧光学识渊博，初依佛陀禅师，修习禅学；继从勒那摩提钻研《地论》，而成为《地论》名家；又从道覆攻《四分》，成为律学大师，可谓兼通禅、教、律的一代名家，[5] 本文所述仅反映了他在律学方面的贡献。六祖道云有弟子道洪（又作道照），是为七祖。道洪传弟子智首，是为八祖。
智首是当时新兴的律学大家，“钞疏山积，学徒云涌”，弘扬律学30余年，影响甚大。有弟子三人，分别为道宣、道世和慧满。其中，道宣继其衣钵，被尊为律宗九祖。
道宣，姓钱氏，吴兴人（今浙江湖州市）。一云丹徒人。年10岁即舍家赴长安日严寺出家，第二年于日严道场落发。“隋大业年中，从智首律师受具。武德中依首习律。”[6] 在中国佛教史上，道宣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潜心律学，著有《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注》3卷、《四分律删繁补随机羯磨》2卷、《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12卷、《四分律拾毗尼义钞》6卷、《四分律比丘尼钞》6卷等律学著作，合称五大部，阐发了其为律学开宗的见解，堪称律学的集大成之作。他把南北朝以来就存在的由专重《十诵律》而逐步向偏重《四分律》转变的趋势，发展为由《四分律》独统天下，而且还对《四分律》作出了“定于一”的阐释，并以该律为依据，制定出相应的传法、受戒仪轨等。[7] 乾封二年（667）二月，他于终南山麓清宫精舍创立戒坛，依他所制的仪轨为诸州沙门20余人传授具戒，从此律宗得以与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宗齐驾并驱，成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
当然，谈到律宗的形成，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道云另一弟子洪遵及洪遵弟子、再传弟子的律学成就。
洪遵（530—608），俗姓时，相州人。8岁出家，从师受业，受具足戒后专事律部。他认为出家的根基在于戒律，佛教之发扬广大，非重戒律不可。于是辞别故土师友，游方各地高僧大德，后往嵩山少林寺，依道云学习戒律并《华严经》等。又闻邺中道晖弘扬《四分律》，便往从之。道晖当时已以律学闻名，有徒众五百，但多以巧媚自通，并不解《四分律》之深义。洪遵解律，从不曲意。后来学人越来越多，洪遵受命讲律。其“以戒律旁义，有会他部”，学通《大论》、《毗昙》，故往往能得律学奥义。后来，又以心未静而求学禅法。10年之后，重归于律学。
洪遵主要活动于北朝晚期，当时中国北方存在着北周与北齐两个互相对立的政权，北齐境内的佛教在高氏父子的支持下，颇为兴盛。高氏命洪遵以“内律”治“五众有坠宪纲者”，并任命其为“断事沙门”赴青、齐一带处理宗教纠纷。洪遵“以法和喻，以律科惩，曲感物情，繁诤自弭”，故为人所称道。洪遵非类不交，所交多名僧大德。北齐高僧慧远等常与其讨论教义，[8] 通宵达旦而不知倦怠。北周统一北方地区后，周武帝在原北齐故地毁佛，洪遵被迫遁入白鹿洞中。然不久便受引荐入嵩岳。隋初，文帝大兴佛教，于长安立涅盘、地论、大论、讲律、禅门“五众”，每众各有“众主”，选各地硕学大德任之，称“五大德”。开皇七年（587），洪遵奉敕往京师，成为“五大德”之一，住大兴善寺。有十弟子四事供养。
开皇十一年（591），洪遵受命与天竺僧共译佛经。十六年受封为“讲律众主”，于长安掌管寺院讲律。原先，关中多奉《僧只律》，故洪遵开讲《四分律》时，应者稀少。于是，洪遵晨讲《法华经》，晚宣《四分律》，名义上讲经，而主旨却在弘律，久而久之便吸引了听众。其结果是原来一直盛行的《僧只律》渐渐被人淡忘，而原来无人问津的《四分律》却得广为传布，极大地促进了律学的发展。僧传谓洪遵仪表儒雅，讲法时神辩如泉，声如钟鼓，引人入胜，可与其匹敌者不多。
仁寿二年（602），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洪遵又被敕送舍利入卫州起塔。四年（604），又受命送舍利至博州起塔。每行，常有灵异出现，一时传为美谈。僧传又谓：“遵于京邑，盛开律仪，名骇昔人，而传叙玄宗，其后盖阙。又著《大纯钞》五卷，用通律典。”可证洪遵在律学方面曾有著作问世，惜今已不传。大业四年（608）五月九日，卒于大兴善寺，春秋七十有九。[9]
综观洪遵一生，佛教活动虽多，但于律学用功最勤，贡献尤著，特别是他的佛教活动先后得到了北齐及隋朝统治者的支持。在此应说明的是，洪遵的律学实得自嵩山少林寺道云法师。《四分律》之所以后来能取代原来佛教界流行的《僧只律》，应与洪遵之大力弘扬密不可分。
洪遵传洪渊，洪渊传法砺（569—635），法砺居相州日光寺，著《四分律疏》10卷，其系统遂称“相部宗”。法砺再传道成，道成传满意与怀素。满意居西塔，弘扬法砺之“相部律”；怀素居西太原寺东塔，并不满意老师所说，遂立新论，著《四分律疏开宗记》，号“东塔律”。法砺弟子定宾撰《四分律疏饰宗义记》，扶砺疏而斥怀素。当时任宰相的元载笃敬怀素，奏请于成都宝园寺置戒坛，专弘东塔新疏。由于二派执见迥异，僧诤数兴。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因元载请，召两派大德汇集长安安国寺，以定长短，最后认定法砺的“旧说”与怀素的“新说”都有所长，兼而采之，集成《敕佥定四分律钞》10卷。但会后各派仍坚持旧说，朝廷只好撒手不管，由僧众各取所好，自行取舍。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二派不久即告衰落，至德宗时期即已失传，惟有道宣创立的南山律宗传弘不绝，一枝独秀，成为律宗的代表。
九祖之中，初祖法正，即传说造《四分律》的昙无德（Dharmaguptah）。其实，在印度部派佛教中，昙无德到底是人名甚或部派名，尚存在疑问。[10]二祖法时，即曹魏时首次将戒本译入中土的印度僧人昙摩迦罗（Dharmakala），其译经地点就在洛阳，汉土依戒本而受比丘戒的第一位真正沙门朱士行就是在洛阳受戒的。三祖法聪率先弘扬《四分律》，四祖道覆是中国第一个对《四分律》进行解释的高僧。除此之外的其余五位祖师则都出自嵩岳。而对律学有特殊贡献的洪遵，以及创立“相部律”的法砺和创立“东塔律”的怀素，也都出自嵩岳，可见嵩岳在律宗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在律学方面富有成就的嵩岳高僧还有不少，慧萧、昙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释慧萧（568—640），本彭城人，后徙于许州长葛。18岁时以聪悟敏达，善说诗礼而被州郡举荐，但他不以为然，却隐入嵩山，求师出家，以戒行见称，被称为“今世之优波离”。
优波离（Upali），为释迦十大弟子之一，号称“持律第一”。传说其先为宫廷理发师，后与诸王子一同出家，佛教第一次结集时，经由阿难陀（Ananda）诵出，律则出自优波离之口。慧萧被时人称作优波离，说明其持戒与律学已得到当时佛学界非同一般的认可。
开皇（581—600）初，慧萧又游学邺城，博览经律，贯通律学诸部，其中偏重《四分》。闻泰山灵岩寺有幽栖洁行之宅，又往从之。后年老，还嵩山。龙门沙门明朗，为河东持律之最，闻慧萧名而投之。朗虽年长于慧萧，但执弟子礼甚敬。后二人同行，至龙门定林寺。当时，马头山有僧善禅师，聚徒结业，从其习禅定者甚多。闻慧萧、明朗至，投其门下修毗尼（Vinaya，律）之学。隋仁寿（601—604）中，慧萧因藏匿亡人，触犯律条，不得不离山遁逃，至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晋州（今山西临汾）等地，与沙门道积、神素、道杰等有交。隋炀帝时，藏匿罪科更重，慧萧被迫走东奔西，从中条山奔王屋山，游于巨壑深林之间。河东郡丞丁荣，敬服慧萧德行，招其住仁寿寺，以弘扬律藏为务。从学者肩随踵接，成为蒲坂、晋州、绛州（今山西新绛）一带的五众之师[11] 。反映了嵩岳这位高僧与当时律学的关系。
释昙光，俗姓张，汴州（今河南开封）人，自幼及长，洁志清范。曾受教于砺、烁两师，逮至而立之年，已盛明律藏，命宗章义，受人推崇。砺师叹曰：“使吾道流河右，诚此人乎!”又往玉法师所，听《法华经》、《地论》，往嵩岳相禅师处修学止观。唐麟德年间（664—665），东都洛阳天宫寺需要住持，以昙光德望，敕召合住，“四方律学，莫不咨询”，“房宇门人。肩联踵接”。[12]
昙光本来就“盛明戒律”，又在嵩岳相禅师处修学过止观，以博学被召入东都洛阳天宫寺任住持，随其就学者甚多，说明他在律学方面的造诣是相当深厚的。
这里不能不提及武则天时著名的律学高僧义净。自印度返回，义净长期在洛阳、长安翻译佛经。他早于永徽六年（655）2l岁时即受具足戒，以后特别重视佛教戒律的学习，他在翻译佛经时也特别注重律部，译出有部律减18部206卷，汉译“广律”之最后一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59卷就是他于695—711年间译出的。长安四年（704），应嵩山少林寺僧人的邀请，义净赴嵩山少林寺重结戒坛。他为此还写了一篇《少林寺戒坛铭并序》。铭文镌刻于碑，惜今已不存，惟有录文传世。[13]
其后不久，著名密宗高僧金刚智、不空又于开元十二年（724）在洛阳广福寺建成戒坛。[14] 继之，僧乘如再于贞元十二年（796）建嵩山永泰寺戒坛。[15]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嵩山会善寺的戒坛。会善寺位于少林寺东侧不远处，孝明帝正光元年（520）有僧众千人，堂宇千间。唐开元元年（713），著名高僧一行于会善寺“口玉立殿，结琼构廊，旃檀为香林，琉璃为宝池。遂置五佛正思维戒坛。”[16] 这就是闻名于后世的“琉璃戒坛”。继一行之后，会善寺琉璃戒坛又先后于开元十四年（726）、贞元十年重兴过。[17] 日本高僧圆仁记载说：太和二年（当为元和二年，即828），唐政府颁布禁止百姓随便剃度为僧的命令，仅有五台山戒坛与会善寺琉璃戒坛不在此限。[18] 据称，当时“每岁前来受戒的僧徒辄达一千多人，每日晋献洁供而礼佛的人士亦有数百。”[19] 可见琉璃戒坛地位之重要。戒坛遗址，在净藏禅师塔东侧，五代时寺院被毁，戒坛亦遭厄运，今仅存唐代武士石柱一根。宋太祖年间予以重建，并赐名大会善寺嵩岳琉璃戒坛。
唐代以来，嵩岳戒坛，驰名于世。职是之故，淄门人物，接踵而至，在这里学法受戒，修习律学，有不少成为一代名僧。这里仅略举数位。
释元珪，俗姓李，伊阙人。禀气英奇，宽裕闲雅。永淳二年（683），出家受具足戒，隶名嵩岳、闲居寺，以习毗尼（Vinaya,律），孜孜不倦。后悟少林寺禅宗，大通心要，深入玄微，遂卜庐于岳中庞坞。去世前，嘱其弟子仁素将遗骸葬于寺东山岭上。[20]
释普愿（728—814），郑州新郑人。至德二年（757），跪请父母，发愿出家。先投密县大慧禅师受业。大历十二年（777）入嵩山会善寺，从嵩律师受具足戒，习律宗相部旧章，究毗尼（律）篇聚之学。后游学讲肆，习《楞伽》、《华严》诸经。贞元十一年（795），南至池阳南泉寺，护军彭城刘公迎请其下山传法，不出一年，前来投奔者达数百人。[21]
普愿30岁入会善寺受戒，所从嵩律师今已无考。《续高僧传》卷24《释智勤传》提到智勤曾于蜀听嵩律师讲经。唐初智勤返回邓州。同书《释法冲传》载：法冲祖先为陇西人，父祖历仕魏、齐。法冲生于兖州，出家后先习《大盘涅盘经》，又至安州嵩律师门下修习《大品》、《三论》、《楞伽》等经典。
这里出现了三个嵩律师，其一居安州，应为唐初人；其二居蜀，应为盛唐人；其三即为嵩山会善寺的嵩律师，亦为唐初人。前二者当与嵩岳无关。
少林寺嵩律师，僧传阙载，但从普愿入少林寺从其受戒和学习相部律宗诸事来看，嵩律师亦应为当时有影响的高僧。
释寰中，姓卢氏。河东蒲坂人。先往北京（今山西太原）童子寺出家，博览诸经。后望嵩岳登戒，隶习律部。后来履践百丈山求学，深得玄旨，后隐南岳常乐寺，结茅于山椒，受到谏议大夫崖公的崇敬。不久，转赴浙江杭州大慈山，聚徒讲法，四方僧侣，参礼如云，使驻锡地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寺。唐武宗灭佛时，寰中避居。至大中年间（847—860），应太守刘公之请，重返禅林，弘扬佛法。终年83岁，法腊五十有四。传说其逝世时，常乐寺山虎跪泉忽然干涸。乾符年间（874—879），朝廷敕谥大师号“性空”，塔名“定慧”。缙云太守段成式为其写真作赞。[22]
释允文（805—882），字执经，姓朱氏，秀州嘉禾（今浙江嘉兴）人。16岁出家,23岁时投嵩山临坛大德远和尚获无作法。是夏又入中京（今陕西西安市）攻相部律并《中观论》。大和五年（831），返回故乡，先驻锡钱塘（今浙江杭州市）天竺寺，后至钱州嘉禅寺，会昌三年（853）再转静林寺，专以涅盘为务。会昌法难兴时，他昼夜躲避，未亏僧行。大中年间（847—860），佛法复兴，入会稽开元寺讲律。[23]
释从念（778—897），青州临淄人。[24] 幼年辞二亲投本州龙兴寺出家，后往嵩岳琉璃坛纳戒，听习经律。又至池阳南泉禅师处。应众人所请，赴赵州观音院，大扬禅道，作十二时歌。他所作《语录》，为禅宗“公案”多方流传，为禅林著名人物，颇受僧俗的敬重。[25]
释良价（810—872），诸稽（一曰会稽）人。幼年出家。21岁时诣嵩岳受具足戒。后游学四方，先投池阳南泉禅师，次随沩山，再谒云岩、罢成等名师。大中十三年（859）弘道于新丰山，后移高安洞山，权开五品，善接三根，大阐一音，广弘万品。有弟子曹山，深明的旨，由是洞山禅风，播于天下，世称洞山良价。[26] 咸通十三年（872）坐化，敕谥“悟本禅师”，塔号“慧觉”。
释圆修（735—833），姓潘氏，福州闽人。早年寻事名师，剃发变衣，年满于嵩山会善寺纳戒。不久游历他方，遇百丈山海禅师，遂明心要。又振锡东南，至于杭州秦望山。因其声道高远，当时每有太守到任，必先瞻仰之。
释庆绪（747—838），俗姓陈，庐陵人。年13礼绍銮禅翁为师。23岁入嵩山受具足戒，便就东都洛阳学毗尼（律）。后还南岳，入大沩山、石霜山就学。[27]
释洪湮（?—901），俗姓吴，吴兴人。年19于开元寺礼无上大师。22岁时，往嵩岳会善寺受满足律仪，诵《大比丘戒》，习毗尼。后至沩山，再徙杭州径山，礼本师无上大师。大师圆寂，僧众请洪湮嗣位。此时有僧仅百人，而至洪湮时竟发展到千人之多。唐僖宗赐院额“乾符镇国”。吴越钱氏时，仍以洪湮为上师，赐号“法济大师”。[28]
释贞峻（822—899），俗姓张，郑州新郑人。年14投相国寺归正律师出家，诵《净名》、《仁王》诸经，计数万言。时人称之为“有脚行笥”。年满于嵩山会善寺戒坛院受戒，后住封禅寺，学新章律疏。大顺二年（891），相国寺遇火，殿阁四百余间化为灰烬，寺众惶惶，相率前来嵩山请贞峻入相国寺为上座，借其高名，以修复寺院。贞峻在此复开律讲，有僧尼弟子50余人。僧传言“峻之律行，冰雪相高，暑无裸意，寒至袷衣，食惟知量，清约太过。”[29] 乾化元年（911），临坛秉法。后梁时，度僧尼三千余人。
此外，僧传所载在嵩山受戒或在那里“隶习毗尼”的高僧尚有不少，如唐代“学识泉涌”的博学高僧藏奂[30]、对律学有深厚造诣的后梁名僧彦晖[31] 以及后汉洛阳天宫寺的名僧从隐[32] 等，此不尽举。
众所周知，僧传所载者均为当时名僧，而史籍未载的入嵩山受戒的僧人更是难计其数。仅就以上各位高僧而论，已可见嵩岳在当时佛教界的地位。从僧传知，普愿、圆修、洪湮、贞峻都是在嵩岳会善寺受具足戒的，说明会善寺戒坛在当时的地位非同一般。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不论从律藏传入中国，还是律学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以致到唐代道宣时律宗的最终形成，嵩岳少林寺名家辈出，争奇斗艳，在全国律学律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嵩岳戒坛，在当时亦颇有声望与影响。
编按：原刊释永信主编：《少林寺与中国律宗》，登封：少林书局，2003年，第1—8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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