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界失眠”：行政逻辑和高校青年教师的时间压力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国青年研究 Author 任美娜 刘林平
作者 | 任美娜 刘林平
摘要
本文以质性访谈材料为基础探讨高校青年教师在行政逻辑主导的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应对时间压力的方式。研究发现，当前的量化评价机制由行政力量主导，青年教师被强制性地裹挟于科研产出的竞赛中，考核评比方式较为单一，与学术逻辑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矛盾，给青年教师增加了时间压力和焦虑。青年教师主要通过延长工作时间等“自我剥削”方式来应对时间压力，他们牺牲休闲和家庭生活，身心健康受损，越来越像“知识工人”。不过，来自制度环境压力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被青年教师对学术职业追求的内驱力中的积极感受所掩盖，过度工作的意识逐渐被内化。但是，这不利于学术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高校青年教师;时间压力;行政逻辑;“非升即走”
“在象牙塔和学术流水线之间”这一比喻或许较为恰当地描述了当前许多高校青年教师的窘迫处境[1]。他们中一些人怀揣着“以学术为志业”的理想，却面临着为生产学术成果而彻夜难眠及为避免转岗或失业而疲于奔命的现实。当前，对于正在努力想“上岸”的青年教师而言，“在学术界失眠”一语并非过甚其辞，因为他们身处其中的学术职业的制度环境表现出过度强调生产效率的特征，而生产效率以单位时间内的产量来计算，所以青年教师常常需要通过牺牲身体健康和占用休闲时间来应对时间压力[2]。
近年来，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论文数量排名在全球领先，但也出现高校青年教师由职业竞争加剧引发的工作压力增大、工作倦怠感提升和心理健康问题增加等现象[3][4][5][6]。许多青年教师在考核压力下，不得不以追“热点”、主动“灌水”及弄虚作假等方式来提高学术生产速度[7]，降低了学术产出质量。当前，学术职业的制度环境何以使得激励学术生产的举措成为青年教师时间压力的主要来源?从制度层面来说，以往研究文献的主要切入点是当前过分强调生产效率的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许多研究认为由于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受到学术资本主义和管理主义的影响，导致其内部雇佣条件分化，增加了学术职业的不稳定性，也加剧了竞争压力，从而促使由焦虑驱动的过度工作逐渐常态化[8]。就理解我国的现实状况而言，这种视角的解释力稍显不足。
在我国，行政力量主导着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与政策制定。行政逻辑实质上是科层制管理逻辑，它主要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为各级主体制定目标，操作上可能表现为“非升即走”等政策的实施情况存在不同组织的区别，也可能表现为各高校量化评价标准的差异与变动频率的不同，等等。行政逻辑与学术逻辑产生的矛盾增加了青年教师的时间压力。因而，本文所提出的问题是：行政逻辑如何加重青年教师的时间压力?青年教师的应对策略又是什么?
时间压力是学术工作的一个明显特征，它既源于学者追求学业的内驱力，也源于外部约束力量的强制性。以往研究通常从理论上对学者的时间观进行类别化来分析时间压力的来源和结果。根据学者的工作体验可区分出日程表时间、不受其他安排影响的时间、合同时间和个人时间四种冲突的时间视角[9]，受到日程表控制的时间是当前学术工作时间安排的主要特征。另外，还可根据时间边界来建构学者不同的时间观，比如工作时间可分为真实工作时间和浪费时间。缺乏前者会导致学者产生挫败感和失落感，而后者以碎片化的形式打断、挤压可用于学术工作的时间[10]。时间分类直观地展现了外部控制带来的时间压力越来越大而学者的自主性越来越小的现实。
多数研究倾向以“学者的学术时间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工作所挤压”为隐含的前提，大部分学者的时间观大致相似，少数研究者则存在差异[11][12]。Spurling发现不同职业阶段的学者感受到的时间压力存在显著的差异，因为时间质量不同。时间质量通过工作与休闲边界的区分、学术工作的节奏和组织的调节这三种机制产生。学术等级低的教师的时间质量相对更差。另外一些研究发现，新进教师由于学术身份、晋升压力、考评机制、行政安排、时间管理自主权、缺乏研究经费等原因而导致时间压力更大[13][14][15][16]。
现有文献大多关注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变革给年轻学者带来的时间压力。以往研究认为有两个主要的作用机制:一是对学术劳动过程的控制，二是对学术身份认同的重塑。从学术劳动过程的视角来看，首先，对质量(以数量为计量准则)的一味追求就是市场价值对学术劳动过程进行控制的方式[17]，比如以出版物和课题的数量作为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对此，学者可能会通过抵制、抱怨、服从和共谋等方式来应对。具体表现为学者坚持自己的研究倾向来抵制流行研究导向的侵蚀、嘴上抱怨、公开拒绝、承担更多的工作并加快日常工作节奏[18][19][20]，或不去进行创造性投入而专注于生产符合评价要求的学术产品[21]，甚至采取“重科研，轻教学”等方式[22]。
虽然学术劳动被认为是“激情”劳动和情感劳动[23][24]，但管理主义的确给学者带来了更大的时间压力。这不仅表现为高校内部官僚化的管理方式(填写表格等事务)的增加改变了学者时间安排和组织工作的方式，降低了教师的自主权[25]，还表现为学院内部可能出现的“同事剥削”。有些教师利用等级职位优势、“装傻”和欺骗等方式将跟学术产出无关的事情交给初级教师和女性来做[26]，不仅侵占受“剥削”者的时间、增加其工作量，还可能造成心理和情感伤害，使得青年教师的处境更加弱势，还加深了性别差异。一些实证研究结论也表明，高校教师的时间分配特征体现了学术等级身份和性别差异[27][28][29]。时间分配的性别差异还与个人的追求、对社会性别期待的认知和具体情境等因素有关。
从学术身份认同的视角来看，以往文献多以当前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为背景，以学术自主性为主要衡量标准，从中产生了两种竞争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全球高等教育系统和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管理主义和评估的兴起，学术职业的自主权降低，并伴随着工作量增加和职业稳定性下降，所以学者越来越像“知识工人”[30][31][32];另一种观点认为学术身份并未产生本质性变化，学术理想仍然是其主要内容，只是学者内部的差异性在增大[33][34][35][36]。时间压力不仅体现于学术身份认同之中，二者还互相影响。
首先，时间压力感知会影响学术身份认同。管理主义的压力会使教师花更多时间追求资助，导致其工作满意度和自主权降低[37]，这不利于形成稳定的学术身份认同。年轻教师常被迫把时间花在与学术产出无关的事情上也会影响他们自身学术身份的建构[38]。另外，学术身份认同也会对时间分配产生影响。如，对于英国的年轻学者而言，在有限时间内加快学术生产速度的观念已经被他们所内化，他们可能很难去评价计量文化和管理主义对社会及个人带来的损失[39][40]。而且，由于高度专业性是学术工作的特性，长时间工作也是一些学者的乐趣所在[41]，从而学术职业的特征可能掩盖部分制度变迁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往研究将年轻学者时间压力增加归因于新公共管理和学术资本主义对高等教育系统与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入侵与控制，对时间用途分类有助于较直观地对时间压力来源进行判断，却难以对行动者行为产生的因果机制进行解释。由于宏观制度通过情景机制将行动者的注意力焦点结构化[42]，能动性体现在行动者致力于实现自身利益与价值的过程之中，所以对学术劳动过程和学术身份认同进行研究可为探究因果机制提供有效的分析基础。以上观点并非全然适用于解释我国的现实情况，因为相关文献中所提及的管理主义来源于新公共管理[43]，其本意在于强调结果和绩效而非行政指令，它是市场逻辑导向的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特征。相对于专业协调模式(学术逻辑主导)和市场模式而言，我国大陆属于国家模式[44]。虽然随着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有所提升[45]，但显然，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学术劳动力市场主要由行政逻辑主导。当前“非升即走”制度落实的过程中便具有压力型体制下“锦标赛”形式的特征[46]，比如将短期内科研产出的数量作为青年教师的重要评价指标，实现政策目标过程中学校及学院的“层层加码”，等等。行政逻辑是组织治理的科层制管理逻辑。当前高校的量化评价规则对青年教师科研产出的数量、质量与时间同时提出要求。以“非升即走”制度下的教学科研岗位为例，考核项目包括出版物、各类基金和项目、教学课时以及社会服务，还可能需要担任班主任/辅导员和获得行政分数。晋升的时间限制通常为3~6年，3年为一个聘期。评价的形式以计量为主，根据期刊/行政级别，论文与基金/项目都有对应的赋值标准。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执行力度根据院校和院系差异而有所不同，难以一概而论。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市场逻辑逐渐被行政逻辑所吸收，这与学术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冲突，市场逻辑是对高效生产和可量化评价的要求，学术逻辑更为强调学术质量和由学者主导的同行评审。
行政逻辑将青年教师的注意力集中在行政指令导向的学术生产中，为高校、学院将实现组织行政目标的压力转移到青年教师身上提供了合法性，并增加了外部控制力量施加给青年教师的时间压力。行动者是理解制度持续与变迁的关键[47]，青年教师所具有的多重职业身份认同(如学者、某高校教职工)和身份冲突是理解群体内行为差异性的重点，且与学术劳动过程互相影响。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从行政逻辑的角度探究青年教师的学术劳动过程与学术身份认同中所体现出的时间压力与应对方式的特点及其成因。
本研究的材料源于作者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对18名青年教师(35岁及以下)的深度访谈。受访者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广东、陕西、湖南、湖北和海南八个省/直辖市中的15所高校，其中，985高校10位，211高校6位，普通本科高校2位。他们所在的高校或者院系实行“非升即走”制度，其中15人与高校签订过预聘制性质的合同，3人入职后直接获得讲师编制。被访者中男性14人，女性4人;年龄在30~35岁之间;7位属工科专业，4位属社科专业，4位属理科专业，2位属医科专业，1位属文科专业;受访时，职称为教授者1人，副教授3人，讲师6人，其余暂无职称;据受访者自我报告，他们每周的工作小时数从60~90不等。
研究伊始，根据年龄、学科、性别、所在高校类型和地域等变量作为分类抽样的根据。访谈时长在55~125分钟之间，平均约为80分钟，其中9人为面访，其他人使用电话或者视频进行访谈。访谈录音整理为文字稿，并进行了主题编码。
高校教师的时间安排通常具有弹性，但弹性之中有刚性任务，青年教师亦是如此。他们在晋升压力之下需要完成课题和论著的考核要求，同时还要负担教学和一定的行政工作。加快节奏、延长时间，以超负荷方式进行“自我剥削”，几乎是青年教师的必然选择。
1.全年无休：受行政逻辑评价体系支配的忙碌日常
高校评价青年教师是以其在所限定的时间内发表论文(包括文章数量和刊物等级)和拿到课题(主要是国家项目)为首要标准。论文和课题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青年教师能力和产出的体现，而且对于高校参与学科评估、排名等级有直接影响。因此，写论文和申请课题主要不是由个人兴趣驱动的科研活动，而是不得不为之的刚性要求。一位刚入职一年的工科教师张未(本文所使用的受访者人名均为化名)这样描述他近期论文写作的经历:“我今年要发1篇SCI二区的文章才能有机会留下。半年前我巴结了一个大佬，他愿意给我数据，但数据不全，我的知识结构也对不上......总强过要我做无米之炊，硬上呗。这篇花了5个月时间才完成初稿，事倍功半。白天有课和其他事情，论文大部分都是晚上完成的。我没有一天2点之前睡觉，经常躺下还睡不着，没把握，前途还搭进去了。躺了半小时我还没睡着，就继续起来干......很累。有次闹钟没响，我直接睡到第二天凌晨，整整睡了28个小时。”
虽然存在学科差异，但学术科研工作有其自身的内在节奏。不过，现在通常的节奏被打乱。青年教师大多马不停蹄地突破着自己的抗压上限。一位教学型医学院的青年教师林宏宇介绍了他的日常时间安排:
“早起就做实验到下午3点，然后赶紧睡下，5点半要去手术室接班，做到第二天早上8点，白天继续做实验。有时候晚上还要上夜班，整个人很疲惫......要过考核我今年必须还要发文章。医学院就是这样，虽然不同科室会有些区别，只能这样熬。最近一次连续通宵是上周，我两天只睡了6个小时，每天只睡5个小时是常态。”
高校对科研成果的要求有规定的考核时间和评价范围，青年教师学术工作的时间安排和科研取向均受制于行政逻辑的强制，由此带来的时间压力会降低学者分配时间的自主性从而影响运用时间的质量。根据行政规定的截止日期来进行工作与根据学术热情进行科研的时间安排存在内在冲突，因前者具有强制性，会阻碍创造力和降低研究质量。从以往研究和受访者的经验来看，在压力型体制下的竞赛中，青年教师大多倾向于服从和适应，比如迎合期刊偏好写作、为追求发表数量而将一篇文章拆后投稿，甚至还可能出现学术不端行为[48]。
预聘期内申请到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往往是国内当前大多数实行“非升即走”政策的高校中青年教师获得晋升的必要条件。受访者普遍表示由于资助率不高、自身学术资源限制、迎合项目指南、时间压力大、运气不好等原因，获得国家级科学基金的难度甚至比达到论文要求更大。一位刚休满产假回到工作岗位的理科青年教师王馨这样描述她第三次撰写申请书的经历:“寒假我边带孩子边写本子，小孩小，白天我抽不开身，边哄他同时还要浏览基金申请的那些论坛、QQ群，怕万一错过消息。晚上孩子睡了，我也上下眼皮打架得厉害。但马上就要交本子了，不去申请怎么会中呢?只能强撑不睡觉来写本子。那段时间我在厕所抱头痛哭了好几次，我老公一直劝我别在高校了......他觉得我现在实在是太难了，怕我崩溃。”幸运的是，这次她中了，她用“范进中举”一词形容自己得知获得资助后的感受。
另一些受访者仍因暂未获得国家基金而难眠。一名已有讲师编制的青年教师邓喻中谈道:“今年，一个国自科是明确的评副教授的要求，去年还不需要。因去年我们学校申请人数增长但获批项目比前年还少了30多项，今年领导很重视，我本来已经可以评，现在又不行了。才12月我就开始睡不着了......我是最后一批有编制的，新来的老师是没有编制的。但我的压力不比他们小，晋升的名额有限，我开玩笑说我是可以‘混’的，但其实我压力很大，我还是要跟他们去比。”即便是有编制的青年教师也无法置身事外，因为由行政主导的晋升压力蔓延至整个竞争环境之中，不竞争就等于自动弃权。并且，行政目标不是十分稳定，政策时有变化，不太符合学术规律，加重了青年教师的焦虑感。
除了感到发表论文和申请基金的时间紧张之外，其他事务也会增加青年教师的时间压力。一位入职时间约两年的工科青年教师刘然如此描述他的日常状态:“我全年无休，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2点都是工作状态，熬夜是家常便饭了。上课、备课、带毕业课程设计、整理院里学科评估材料、出卷子、改卷子、各种会议、接待专家，我都要做，显然白天和工作日做不完......此刻我面前就摆了6本记事簿，脑子里随时都在想接下来做什么。”
受访者多次提到挤占学术时间的工作事务—高频的各类行政会议和繁杂、多样的表格填写任务。青年教师白慧慧在介绍自己上周的时间表时说:“周一上、下午在开学校行政的会，周二下午是学院的分享会。周四上午也在开会，周五一天在弄周一开会说的我们省学科评估的表。关键是这些会中讲的很多都是废话，但是这个流程必须有。”另一位刚获得副教授职称的工科青年教师陈竞说:“学科评估要检查仪器是否充分交流，不仅你实验室的人要用，还要开放给其他人用，很多仪器的需求很专，连实验室的人也不都用，别人更不用了。我专门整整花了半个多月去凑这些证明它被使用的材料，费时费力还无用，最后还只得了‘合格’，我认为这个检查的方式很虚假、低效。”从访谈中可知，青年教师并非都是追求“真空”科研环境的理想主义者，令他们感到浪费时间的是冗余、低效和形式主义的行政任务。
行政逻辑主导的量化评价机制以较为单一但快速的方式将青年教师进行优劣划分，虽有一定的工具合理性，但也由于其与学术逻辑存在一定矛盾而使得青年教师群体时间压力增加。行政逻辑具有强制性，它可能通过“层层加码”的途径将高校和院系等各组织层级的目标不同程度上施加于青年教师身上，这些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可能并未符合科研工作的实际情况，加重了青年教师的焦虑感。
2.八小时外定成败：被迫超负荷运转的身体
每周工作50小时及以上即为过度工作[49][50]。以受访者自我报告的情况来看他们均已过度工作。学术工作一直以来有“无边界的工作文化”[51]，长时间工作并非罕见。问题在于市场竞争逻辑不断延伸进学术领域[52]，如果行政力量再推波助澜，学者过度工作就愈演愈烈。此外，信息技术发展导致通信量大幅增加，需要及时回应外部信息往往使人更加忙碌[53][54]。所以，初入职场并期待在学术职业道路上晋升的青年教师往往会主动选择延长工作时间的方式来应对时间压力。
由于总体工作量和压力的增加，青年教师本应以休闲来解压，但他们常常减少休息和家庭事务投入的时间来增加工作时间。一位教数学的青年教师张晴说:“去年过年我妈叫我别回家，我倒是挺乐意，她因为怕别人问我找对象的事儿给她丢人，我还要愁论文，也没空想放假和找对象的事。”所有受访者都表示会在每天下班回家之后还需继续保持工作状态，比如看文献、写论文、备课和回复邮件等，主要是因为白天的时间除了课程教学之外，还常常被行政事务和报账等事情碎片化。一位工科专业的副教授吴翔说:“白天太多事......我不想熬夜，我知道对身体不好，但只有晚上才是我自己的。”部分人会给自己在周末安排一点休息时间，不过有时周末也可能被与工作相关的事务所打扰，比如有些担任本科班主任的青年教师常常还需要周末处理突发状况、与合作单位交流等等。寒暑假和下班后应该享受的休息时光，往往是青年教师拥有更大自主权可以“剥削”自己的时间。
青年教师们不仅是初入职场的新人，也是需要承担家庭责任的家庭成员，但是受访者大多表示由于工作忙而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有限。孩子出生才三个月的林宏宇说道:“其实我也在很努力地挤出一点点时间满足家庭的需求，但就连我小孩周六上午打预防针的事情我都不能保证答应后一定可以做到。”除此之外，还有如白慧慧和张婧二位受访者提及的“未拿到职称暂时不想生孩子”和“基金都还没中哪有空考虑恋爱的事情”这样由工作时间压力而产生的想法。又因为社会性别期待等原因，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招聘和晋升等方面均体现出性别差异[55][56][57][58]，进一步加剧了女性青年教师艰难的处境。工作中的时间压力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青年教师的人生规划和家庭生活，使得“工作与生活平衡”变成难以企及的理想，还易引起个体产生焦虑、倦怠和抑郁等负面情绪，本文受访者中三位表示入职之后曾患有抑郁症，一位工科教师已表明因晋升压力过大正在考虑转业。
令人紧张和焦虑的工作状态难以形成稳定的学术身份认同、对组织的归属感和团队合作精神。被同事称为“拼命三郎”的刘然如此描述院内激烈的内部竞争:“大年初一我7点多到办公室准备写论文，另一个同事从他办公室出来，他肯定除夕通宵了，我后悔昨天休息了一天。一个比一个拼命，抢着做‘没意义的事’才能和院领导搞好关系。就是内卷，都在拼命干但实际上都没进步。”一位在东部某985高校优势学科任教的青年教师张阳将其学院内的恶性竞争形容为“养蛊”，他说:“我们组大老板2017年接了个80万的项目，结了项之后数据也没管。去年想起来可以叫两个硕士用那个数据写论文毕业，一搜索发现数据竟然早就被同一个院的另一个组的老师偷偷弄去发了好几篇论文。他解释说发论文没办法，赤裸裸的偷盗行为啊!唉，就是比谁的下限更低。”据他说，至今他们团队与那个老师仍不相往来。
在行政逻辑主导的约束框架之内，青年教师面临被淘汰、换岗、降级甚至是失业的可能性，期望规避向下流动或重置职业轨迹的风险是大多受访者被动选择超负荷工作的主要原因。由工作竞争带来的时间压力和焦虑感可能对青年教师的身心健康、生活状态及对组织的归属感产生负面影响。对于致力于科研工作的学者而言，如前所说，长时间工作并非新现象，它也是一种表现激情和学术志向的科研文化传统，而当前它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青年教师普遍过度工作是由于行政指令导向的绩效考核、量化评价等外部压力和约束的增加所致。这种由外部力量引起的强制性加快工作节奏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被转化为激励和推动个体进步的形式，从而可能会给未能满足时间节奏要求的人增加愧疚感，加剧内卷竞争。而且，高校教师的情感劳动往往与强烈的职业期待联系在一起[59]，这使得教师对于行政逻辑强加的降低自主性措施产生的不满情绪和负面影响往往被情感劳动所带来的积极感受掩盖。
3.是理想也是工作：不愿“减速”的年轻学者
高校教职的竞争环境越来越激烈，工作量的增加和工作节奏的加快使得青年教师仿佛行驶在“快车道”上[60]。为什么学术职级低、工作量大、时间压力大且面临淘汰风险的青年教师仍然在激流勇进呢?一位医学院的青年教师姜浩说:“最初我只是子承父业学医，后来硕导有个好项目，听他建议我就读博了......我很想成为我导师那样的人，又有学术地位又有钱。不过现在环境变了，要先发够论文拿下课题。”另一位35岁已经拿到教授职称的理科教师高成说:“我本科专业高校需求小，也很难找其他的工作。对口的工作又很清闲，这样的工作并不符合我的性格和事业期待。我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坚定了读博留校搞学科交叉研究的信念。我很拼命，因为我没有其他的退路，现在的环境要求要事业成功只能靠超额达到学校要求的考核标准，不断比赢别人来实现。”受访者普遍认为对学术职业成就的追求是主要原因，其中包括学术声望与理想、职业地位、高校福利和物质回报等。
学术职业进阶虽然举步维艰，但回报也有很强的诱惑力。由于我国学术劳动力市场存在行政等级导致的区域和高校层面的分类，许多受访者对于在一级学术劳动力市场(大多数当前实行“非升即走”制度的学校都是相较而言学术声望较高、行政拨款较多和所在地域经济发展程度较好的高校)中提升学术等级后所可能带来的收益充满期待，而且学术界存在代表学术等级(如任期和职称)的累积优势，也会使他们愿意忍耐当前困窘之境遇。
受访者所强调的“环境”变化指的是我国学术劳动力市场中行政指令下政策的变化。一位已超额完成论文发表任务却在第四年还没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青年教师赵晓波说:“现在这么苦是因为我晚生了几年。我师兄们要求比现在低很多，我导师那一辈就更不用说，都是没自己发过SCI的。我现在是‘水’SCI的工具人，‘水’得不好就滚蛋，完全违背了我想教书育人的初心。高校只看这个，谁不想比别人混得好呢?......政策变得快，水涨船高，一年一变，现在只能拼命根据当下要求尽快拿到职称，你不知道之后还要怎么变。”张阳如此描述其学院出台的政策变化之频繁与不合理:“之前学院是认开源期刊的，大家花钱可以发，后来又不认了......现在又只认学院开列名单里的专业性很强的，让我们这些搞学科交叉的老师很是郁闷。哪怕让我能选择我想做的研究主题也好啊!有点把我们当猴耍的意思，老师哪有心思搞教学呢?......但我只能看学院的政策行事。”由于高校教师是职业类型之一，所以为实现职业追求，受访者一般会在实践中顺从即使他们认为并不合乎学术逻辑的组织要求。
当青年教师视其工作不仅为一份谋生的职业时，他们与其前辈在学术身份建构(学术自主权、专业精神和批判性)上是类似的[61]，而差异体现在对于非学术内容的接受度和高速科研节奏的适应能力等方面，因为重视量化评估和绩效的形式并不仅是由外部强加的，它也是一种主体自我学习的方式[62][63]。虽然作为职业生涯的新手，他们更多地是考虑如何脱颖而出和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非反思制度环境，但与学术生产规律存在矛盾的部分行政指令已然引起青年教师对于其职业、事业和身份的质疑。
“非升即走”的重点在于“走”，通常来说，指的是转岗或重新求职于排名更靠后的高校。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学者的流动本属于正常现象。一级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能力更强[64]，他们往往被高校引进，这种流动往往附带着一系列人才福利，“非升即走”中那些未晋升的青年教师向下流动后的境遇却完全不同。他们不仅被贴上“失败”和“不上进”等带有负面评价的标签，还可能改变其生活轨迹，如住处搬迁和子女转学等，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相对不足的青年教师来说可能是雪上加霜。在分割的学术劳动力市场中，个体在薪酬、学术声望、工作时间分配和晋升标准等方面均会存在显著差异[65]，且收入和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区别可能在成长期内因这种分割而不断深化[66]，强化“马太效应”。
即便感到某些行政指令有悖于学术逻辑，但在这一拉一推中，学术追求的内在动机和外部竞争压力交织在一起形成强大的文化武器[67]，一方面引导青年教师不断地为工作投入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让他们认可并习惯于这种工作方式与状态。
行政逻辑指引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政策变化，加之受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市场逻辑的影响，当前高校教师的晋升和评价标准正在发生改变。在宏观制度逻辑所产生的多重目标中，青年教师会根据具体情境和自身认知在互动过程中选择并调整应对策略，建构行动的意义并实践出预期与非预期的制度效果。首先，行政逻辑使组织层面(学校、学院)和个人晋升的目标交织在一起，它通过“层层加码”的方式将压力合理地转嫁于高校教师身上，尤其是面临“非升即走”的青年教师。其次，行政逻辑通过较为粗糙的、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学术逻辑的手段将青年教师进行类型化，以优胜劣汰的竞赛方式加剧了群体内部的竞争。因此，青年教师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等“自我剥削”做法来应对外部力量引发的时间压力。制度因素对行动者行为而言是外生性的也是内生性的[68][69]，即制度效果会通过内化而自我加强。由外部控制带来的时间压力的增强伴随着学术自主性感知的下降，内化时间压力的实践过程扩大了青年教师对学者这一身份的认知边界，他们越来越像“知识工人”。
工作稳定性是学术职业相对具有优势性的吸引力之一，它也是保证学术自由和维持科研工作者基本状态的前提。以当前我国部分高校实行的“非升即走”制度为例，一方面，这种具有“冒险”性质的高成本的淘汰规则可能会使得有选择条件的青年教师转业，也可能使得难以适应科研节奏要求的青年教师重新求职。若长此以往，短时间可以出成果的人会受益，但“板凳要坐十年冷”的人才和专业则会被抛弃。换句话说，这样的制度一方面以损害青年教师的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和社会服务为代价，另一方面又鼓励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乃至学术不端。因而，本文认为，以行政主导为主、市场逻辑为辅的中国高校的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生产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这些作用可能集中体现在青年教师的工作、生活状况上，具体表现为他们强化“自我剥削”的时间管理，以青春和生命去发表论文、做好课题，但科学研究中更高的追求可能被抛弃，或至少暂时顾不上。
以往许多研究更着重于论证市场逻辑入侵学术领域的不利影响，但仍难以对我国现实情况及其内部差异进行解释，一是因为我国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受行政逻辑主导而非市场逻辑或学术逻辑，二是由于相对缺乏对微观行动者层面的研究，从而难以更为深入地分析政策实施的效果。本文研究了青年教师面临由行政逻辑主导的晋升和评价机制改革的应对方式，并将其通过学术劳动过程与学术身份认同来表征。
任美娜: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林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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