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就业前景预期对培养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Nature2019全球博士生调查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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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梁会青 李佳丽
摘要
本研究基于Nature2019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探究博士生就业前景预期对培养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博士生多元化就业已经成为全球趋势;学术界研究、企业界研究、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研究等科研就业取向是博士生重要就业方向;中国博士生群体的学术界研究和非科研就业取向均显著更高，就业前景预期更乐观。全球博士生学术能力发展显著优于可迁移能力发展;我国博士生学术能力均显著弱于美国、英国、德国等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博士生科研就业取向可能性越高，培养质量则显著越高;博士生非科研就业可能性越高，其学术能力显著越弱。博士生的学术职业岗位认知和未来预期也会对培养质量产生影响。组织支持不同维度对博士生培养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
就业前景预期；培养质量；博士生
一、问题提出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成为国家经济增长、国际竞争优势提升的关键驱动力。专业知识渊博，同时能不断促进知识创造、转化的博士生则代表最高价值的人力资本。博士生的高质量培养和持续供应至关重要，也作为核心策略被世界各国纳入宏观战略发展规划[1]。这也成为各国博士生教育规模扩张的最直接原因[2]。学者们围绕博士生培养进行了诸多研究，多侧重从组织因素，如院系学术氛围、导师关系、同伴支持等[3][4]，探究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影响因素。传统的博士培养是为学术生涯做准备，但目前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性失衡、短期合同成为常态、对研究资源和资助的高度竞争等都给博士生的未来学术生涯描绘出一幅黯淡的画面。高度不确定的职业前景不仅给博士生造成了巨大心理压力，对博士生的科研投入和绩效造成了严重影响[5]，也成为大量博士生岗位，开始多元化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多元化就业成为国际趋势，亦是满足社会各领域对高技能创新人才需求的国家导向，可迁移技能作为科研技能的重要补充成为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必要构成[6]。博士旅程的最终职业选择从单一走向多元，而正在旅途中的博士生如何调整策略，应对挑战?博士生就业前景预期究竟会对博士生培养产生何种影响?面临就业挑战，博士生是继续坚守学术人的理念，不断夯实专业素养、提升科研能力，还是转向侧重可迁移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及早为多元就业做准备?高校对博士生的培养方案又该作何针对性调整?基于这些问题，本研究拟在高度竞争和充满不确定的学术劳动力市场背景下，探究博士生就业前景预期对培养质量的影响，并为如何调整博士生培养方案，保障并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提供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
1.博士生培养质量
在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下，博士学位是进入学术研究职业生涯的必要资格，博士训练也是为学术研究职位做准备[7]。何以成为研究者和相应学术能力的培养则是博士生训练的绝对重心。博士期间培养职业身份的方法可归纳为公式:学科知识+研究技能+科学规范=专业认同[8]。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使能够有效促进知识生产和转移的高技能人才，被期望成为国家和各类组织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的核心资源。但随着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博士生多元化就业已成为全球共识，原有的以学者为中心的博士生技能培养很明显已不能满足各类利益相关者的期望[9]，项目管理、批判性思维、团队合作、问题分析和解决等可迁移能力被纳入博士生课程结构和培养环节，为博士生成为各行业职场精英做好准备成为全球博士生教育改革的方向[10]。如英国2002年发布的《罗伯茨报告》强调博士生除了撰写学术论文外，还需要获得广泛的通用技能，目前涵盖职业管理、人际交往和创业精神的可迁移技能课程已成为英国博士生项目的必要组成部分[11]。欧洲科研职业联盟提出博士教育应着重培养知识传播能力、项目与时间管理能力、企业运营能力、科学分析与决策能力等可迁移能力，89%的高校已付诸实践[12]。澳大利亚《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框架》既包括科研训练和科研技能培养，也包括方法与工具、治理与组织、参与和影响三类可迁移技能训练和技能培养[13]。因此，本研究的博士生培养质量既包括科研技能，也包括可迁移技能。
2.学术劳动力市场及其对博士生培养的影响
虽然学术界研究仍然是博士生的首选职业，但有较高比例的博士生选择非学术职业[14]，美国约为67%[15]，英国约为56%，澳大利亚约为60%[16]。这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模式改变的大背景有关，也与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动荡有关。与不断增长的博士生数量不同，高校终身教职数量没有相应增加，临时合同比例大幅增长。如美国博士生从2006—2007年度的6万余人，增长至2015—2016年的近40万人[17];而1995—2015年间，美国高校全职教师人数从55.08万增加到80.71万，增长率为46.5%[18]。博士生增长加上学术劳动力市场的逐渐饱和，意味着整体只有不到15%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能够找到终身教职的工作[19]。相当大比例的博士生需要从事多个2~3年的博士后工作，以增加获得理想研究型教职的机会[20]。这意味着随着地理位置和组织的不断变换，博士之后的工作长期收入较低，且工作量大，更重要的是难以进行深入和连贯的研究，学者身份认同持续模糊[21]。另外，短期合同越来越受欢迎。1995—2015年，美国高校兼职教师人数从38.09万增长到74.51万，增长率达95.6%[22]。雇佣临时工制在英国也是常态，2015—2016年度，英国高等教育机构近54%的教职员工以固定期限合同聘用[23]。而预算削减、竞争加剧、资助难以获得也成为当前学术职业前景更暗淡的诱因。高等教育预算不断削减已经成为全球趋势。另外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不断被强调，市场价值、成本效益、管理绩效、战略规划、质量保障、问责审计等成为描绘大学发展的常用词汇[24]。许多国家不断增加竞争性资助的份额和比例，目的是将把资源汇集到最优高校和研究人员，提高公共科学的效率和生产力[25]。教师们不得不在资源竞争和获取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资助机构和终身教职委员会都非常重视研究成果的定量衡量，这大大增加了发表论文的压力[26]。学术职业道路的高度不确定性降低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职业的吸引力[27]，也引起了博士生对就业前景的关注和重新思考，并在过程中调整努力方向。
根据期望-价值理论，个体的行为动机由结果期待和价值评估两个因素决定，对未来结果的预期能促使个体认识到当前行为的有效性及有效调节当前行为[28]。职业预期和规划确实会对大学生的在校学习行为产生实质影响。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对考研和就业有帮助的课程[29]。立志读博的学生参与学术相关活动更为踊跃;倾向于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学生与向往其他单位类型的学生在参与学生会、创业等方面的行为有显著不同[30]。对于博士生群体而言，职业偏好和相应的努力受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前景预期的影响。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博士生会逐渐了解学术劳动力市场的高度竞争本质，更好理解自己的能力，评估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和概率，重新定向职业发展方向，并付诸相应的时间和努力[31]。坚守学术理念并努力留在学术界的博士生群体会努力增强学术能力，增加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有部分博士生则认为学术界是一场以适者生存原则为核心的游戏，积极考虑其他职业，重新思考职业道路，转而专注于可转移技能的发展，增加非学术领域工作经验[32]。
归根到底，博士生培养是为未来职业生涯做准备，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失衡、高度竞争等变化明显会对博士生的职业预期产生影响，进而促使博士生在学习过程中重新评判努力方向，选择合适的应对策略。以往研究多关注组织因素对博士生培养的影响，而对于博士生就业前景预期这一重要因素的影响却较少提及。博士生就业前景预期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博士生如何在能力发展上进行应对值得深入探究。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Nature2019年全球博士生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博士生个人信息、对博士经历的满意程度、科研时间投入、组织支持、博士生能力培养、职业发展期望和需求等。有效样本6812。样本涉及亚洲、欧洲、澳洲、北美和中美、非洲和南美洲的106个国家，其中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如美国1548(22.7%)，中国830(12.2%，含港澳台地区)，英国527(7.7%)，德国527(7.7%)，澳大利亚193(2.8%)，加拿大190(2.8%)。男性3332，有效占比49.5%，女性3404，有效占比50.5%;24岁以下816(12.0%)，25~34岁5261(77.5%)，35岁以上710(10.5%)。
2.变量说明
因变量:博士生培养质量，从表征博士生能力培养的题项中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两个因子(KMO=0.906，x2=35607.818，p<0.001，共解释60.163%)，借鉴王传毅等(2020)的研究[33]，将两个因子命名为学术能力和可迁移能力。
主要解释变量:学术职业就业前景，由三类构成，一是博士生就业倾向，包括学术界研究、企业界研究、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研究、非科研就业。二是博士生对于学术职业的看法，包括学术职业经济待遇不理想、学术职业工作环境要求苛刻、学术职业岗位难以获得三项。另外还包括博士生整体就业前景预期，即预期找到正式工作的时间，博士学位改善就业前景的可能性。
其他控制变量:分两类，一是个体背景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就读区域、读博动机、是否兼职、是否有孩子。二是组织支持，包括导师关系、职业发展支持、心理健康支持。变量详细说明见表1。
3.研究模型与方法
本研究包含2个被解释变量，即学术能力和可迁移能力，可以视为连续变量，故采用OLS(Ordinary Least Square)回归。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主要自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系数均在0.5左右，且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在2左右，因此可以认为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研究结果
(1)博士生就业前景预期整体现状和国别差异
从就业取向来看，学术界研究仍然是全球博士生最倾向的就业方向，企业界研究、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研究也成为博士生的重要就业方向，甚至对美国、德国和瑞士的博士生群体而言，企业界研究超越传统学术界科研成为最可能就业方向。博士生非科研就业取向虽然明显低于整体科研就业取向，但选项“比较可能”和“可能”的比例总和也约15%，中国比例甚至达22%。为进一步了解博士生就业前景预期的国别差异，本研究采用F检验进一步探究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法国和荷兰这9个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差异，之所以选择这9个国家，一是因为这9个国家在QS、THE、软科世界大学排名等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均在前100位占据席位，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强国;另外这9个国家的样本量也均在100以上，具备一定代表性。结果显示，中国博士生群体的学术界研究和非科研就业取向均显著高于其他8个国家，企业界科研则显著低于美国、德国和瑞士。另外中国博士生群体对就业前景预期显著更为乐观，中国博士生群体认为博士学位改善就业前景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其他国家，预期找到正式工作的时间显著短于美国、德国、加拿大、瑞士等国。这也能从各国博士生群体对学术职业经济待遇不理想、工作环境苛刻、岗位难以获得3个方面的看法得到印证，中国博士生群体在以上3方面持肯定看法的比例依次为3.4%、4.5%和3.1%，均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如美国(22.2%，22.9%，14.7%)、英国(16.5%，18.4%，10.8%)、德国(21.5%，23.4%，13.5%)、瑞士(20.6%，20.6%，20.6%)。
(2)博士生培养质量整体现状和国别差异
从全球整体情况来看(表3)，博士生学术能力发展显著优于可迁移能力发展，学术能力选项“好”和“非常好”的总和为42.1%，可迁移能力仅为8.6%。在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差异方面，就学术能力而言，我国显著弱于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瑞士、法国和荷兰，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博士生可迁移能力发展方面，我国与美国、英国等国没有显著差异，显著高于德国、瑞士和法国。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尤其是学术能力培养方面，与世界一流高等教育强国还有明显差距。
2.博士生就业前景预期对培养质量的影响
博士生就业前景预期对培养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表4)，博士生学术界研究、企业界研究、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研究就业倾向可能性越高，则其学术能力和可迁移能力发展水平均显著越高。博士生非科研就业取向则对其学术能力发展呈显著负向影响，即博士生非科研就业可能性越高，其学术能力显著越弱;但值得注意的是博士生非科研就业取向对其可迁移能力发展没有显著影响。
博士生的学术职业岗位认知和未来预期也会对其培养质量产生影响，认为学术职业经济待遇不理想、学术工作环境苛刻对学术能力产生正向影响，对可迁移能力发展产生负向影响;学术岗位难获得则对博士生学术能力和可迁移能力发展均产生负向影响，但均不显著。预期3年内找到正式工作的博士生群体可迁移能力发展水平明显更高;认为博士学位改善就业前景可能性越高的博士生则学术能力和可迁移能力发展水平显著更高。
其他变量也会对博士生培养质量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持学术动机的博士生学术能力和可迁移能力程度更高;女性和有孩子的博士生群体在学术能力和可迁移能力发展方面显著更好;有兼职经历的博士生群体学术能力更弱;相对于就读地为亚洲的博士，就读地为澳洲、欧洲、北美或中美的博士生学术能力发展方面显著更高，可迁移能力发展显著更低。另外组织支持中导师关系、职业发展支持、心理健康支持对博士生学术能力和可迁移能力的发展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作用，且解释力较强。
五、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基于Nature2019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探究博士生就业前景预期对培养质量的影响。主要结论和相应建议如下:
学术界研究虽仍然是全球博士生最倾向的就业方向，但企业界研究、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研究也成为博士生的重要就业方向，甚至对美国、德国和瑞士的博士生群体而言，企业界研究超越传统学术界研究成为最可能的就业方向。博士生非科研就业取向虽然明显低于整体科研就业取向，但从比例来看，也值得引起注意。中国博士生群体的学术界研究和非科研就业取向均显著高于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荷兰和法国;另外中国博士生群体对就业前景预期更为乐观，对学术界研究岗位认知更为积极。这充分表明博士生多元化就业已经成为全球趋势，但具体走势在不同国家呈现较明显差异，这就需要各个国家在了解整体国际趋势的情况下，结合自身社会、制度、劳动力市场等差异进一步针对性分析。另外，对各项就业前景明显乐观的中国博士生的非科研就业取向显著高于其他国家，是博士生自身对科研失去兴趣，还是其他原因，值得进一步深究。
博士生学术能力发展显著优于可迁移能力发展。国别差异方面，我国博士生学术能力显著弱于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瑞士、法国和荷兰;可迁移能力发展方面与其他国家差距不明显。我国在博士生学术能力培养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这方面与以往研究比较一致。我国研究型大学博士生的批判性思维、提出研究问题能力、学术写作能力等较弱，无法熟练掌握其他学科知识与方法，很难进行多学科知识与方法论的融合[34]。值得注意的是，组织支持中导师关系、职业发展支持、心理健康支持对博士生学术能力和可迁移能力的发展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作用，且解释力较强。组织支持的不系统和不完善可能是我国博士生培养与英美等国存在明显差距的重要原因，如心理支持方面，40%的中国博士曾因抑郁或焦虑寻求过帮助，但只有10%的中国博士反映得到相应的组织支持，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8%[35]。相应组织支持的丰富和完善也能成为我国博士培养质量提升的重要突破口。
博士生预期在学术界、企业界、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研究方向就业可能性越高，则其学术能力和可迁移能力发展水平均显著越高;博士生非科研就业可能性越高，其学术能力显著越弱;但博士生非科研就业取向对其可迁移能力发展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值得深思，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现有的博士生培养已经基本能满足面向整体科研行业就业的博士生发展需求，需要对非科研就业的博士生发展给予适当关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问卷所示可迁移能力多为与常规学术活动密切相关的技能，即研究密集型职业专业发展相关技能，而对学术活动不能有效培养的其他通用技能、非研究密集型职业所需技能涉及较少[36]。无论是哪类原因，我们都需要对可迁移技能进行概念澄清，结合利益相关群体观点进行差异化解读，另外还需要深入纵向拓展博士生职后发展研究，探究博士生，尤其是离开传统学术研究岗位的博士生职业发展状况如何、遇到何种挑战，明确以往博士培养有效的经验和不足，针对性提出改进方向。
博士生对博士学位能够改善就业前景的积极预期能显著提高其学术能力和可迁移能力发展水平;对学术界科研岗位的消极认知，如岗位难获得、待遇不理想、工作环境苛刻等，对学术能力和可迁移能力的发展没有显著影响;而预期3年内才能找到正式工作的博士生群体可迁移能力发展水平明显更高。这意味着学术界科研工作的高竞争、高挑战环境已经成为共识，虽然短时间内还没有显现对博士生培养的显著影响。但当博士生对自己的学术能力和科研产出进行预判，了解自己需要经过3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挣扎才能在学术界获得正式工作之后，会将精力更多转向可迁移能力的培养。故博士生培养过程中除了需要引导学生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塑造积极的职业前景期待之外，还需要指导学生全面、客观、理性洞察劳动力市场状况，并能够预判自己的就业前景，平衡其对不同能力的需求。其他利益相关者也需要不断优化宏观知识劳动力市场环境，有效发挥博士生群体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良性作用，为博士生培养和发展提供正向反馈。
梁会青: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李佳丽: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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