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元资本：信息时代下的人口增长困境，中国能否破局？
2023新年之后，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人口增长率-0.6‰的数据，61年来人口出现首次负增长的现实，让这头「灰犀牛」的终于到来成为2023年的第一个热门话题。
只不过，市场对这种宏观问题的热情，很快就在其他接踵而来的热点里被打散。
正如前摩根士丹利的前经济顾问查尔斯·古德哈特在《人口大逆转》里所写：「我们在形成长期观点时，可能出现的失误是往往赋予影响短期预测的因素太大的权重，而像人口这样确实主导长期变化的慢变因素被赋予的权重太小。」
不过，对于因自下而上的选股能力而被众多海外主权基金所配置的彬元资本（注：关于彬元资本，详情可阅读：当一名军人决定成为基金经理）来说，人口问题实则已经成为了笼罩在所有个股选择背后的必解之题，这在宏观上决定了他们对经济前景的看法，也在微观上衡量着企业长期战略的效用。
尽管主流的论调对人口数据及其预示的未来展现出或多或少的悲观，担心人口转型的困难多过机遇，但在彬元的基金经理周平看来，如果把人口问题放在中国自身的社会结构以及外部这个数字化时代下重新思考，我们或许可以对未来乐观一些。
在彬元看来，最应该重视的两个差异化因素，一个是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另一个则是数字化时代。
01
户籍制度的「过渡期」红利
大部分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和担忧，都指向了经济层面的焦虑。时代情绪在一段戏谑的流行梗中被解构——「35岁就业嫌老，60岁退休嫌早，1000万大学生太多，1000万新生儿太少。」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人口红利消失了，说得更术语一点是「刘易斯拐点」下的阵痛。
所谓刘易斯拐点，指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转向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在工业时代，这种劳动力的迁徙推动了城镇化运动，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事实上，关于「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并不新鲜。早在2006年中国出现第一次「用工荒」时，与之相关的研究便层出不穷。从那时候开始，日本经济逐渐成为宏观显学，遵循日本过去40年的经验，中国从2010年之后就处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蒸发的转折点，工资和通货膨胀上升，实质上已经导致了部分制造业产能转移到劳动力更廉价的东南亚地区。
在这个问题上，彬元则采用了是另一种不太主流的视角——中国特色的户口制度和宅基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人口流动的速度，也会延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因为刘易斯拐点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一个国家内的人口可以自由迁移，但中国，一方面通过户口制度有意(序)地控制了城镇化率。另一方面，比起印度、巴西等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却无处容身形成了大量的贫民窟社区，中国的宅基地制度则让农民「有家可归」。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造成贫富两级极端化的状况不同，户口和宅基地制度在客观结果上使中国形成了有其特色的社会结构。按经济发展水平，中国从经济改革前的城乡两级结构，形成了事实上的三个“区域”，由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组成的发达地区，其他城市组成的发展中地区和仍以农业为主业的欠发达地区。
在这个只有中国独有的城镇化过程中，大量非一线城市的存在，也为人口的流动提供了大片缓冲地带。
彬元在按照收入和城市发展水平来划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之后，发现了一组数据——中国的城乡差异，已经在这个国家内部形成了「发达-发展中-欠发达」的三种社会发展水平。
以一线城市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家庭人均收入为27000美元，接近韩国2006年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以农村为代表的3.5亿中国人则仍然生活在世界银行的标准贫困线之下。
在这个发展水平和层次差异的基础上，彬元认为，只要在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上继续保持投资、改善治理，就将在未来30年继续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
因为，生活在发展中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11.34亿人仍然有动力为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工作。宅基地和户籍制度下的有序城镇化，还将继续促进劳动力供给的良性循环。他们在改善自身生活的同时，也将持续提高劳动人口生产力，从而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
在彬元看来，这种局部的不完善和不发达，及其蕴含着的「改善空间」，正是过度发达的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缺乏的。
因此，尽管自2013-2014年以来，劳动适龄人口有所下降，但农村地区释放的劳动力会继续流入城市。根据彬元的估计，城市劳动力要到2027-2028年才会达到顶峰，比之前预估的晚了近15年。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虽然显著分层，但统一的政治组织、中央银行、财政系统和法律监管体系，使得长期的战略规划和执行、资本和其他资源的分配以及财富再分配，更加高效；与需要外国移民提供劳动力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国内这种人口流动，具有相同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更不容易引发重大的社会冲突。
但要实现这种持续增长，更加合理的社会资源再分配以及对民营经济的鼓励，是彬元认为必不可少的两件事。
一方面需要将资源配置到欠发达地区，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例如中国仍有3亿人口的主要住宅没有厕所或现代化卫生系统，同时大量农村地区的孩子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甚至高中教育。在周平看来，如果真正了解农村，真相则是好多人初中都没上完，父母亲就不让上了。
在这种生活条件和教育水平提高之外，持续的市场化改革、对民营经济的包容开放，则是帮助大量人口实现就业和富裕的必由之路。
周平眼中，这个社会，人们的欲望还在上升期是一笔宝贵也需要呵护的财富，「中国还有数亿人和他们的后代想做企业家，要保护这种企业家精神，才会有创新，社会生产力才能提高。」
02
摸着信息时代过河
探讨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本是一颗绕不过去的石头。
一方面日本是出现长期经济停滞的典型，同时也是最早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发达经济体；另一方面我国65岁以上老人的占比，从2019年的12.6%上升到了2022年的14.9%，正是日本在9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人口减少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开始日益显现。
在彬元看来，目前许多的论点，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但应用的是过去工业时代的经验，没有充分考虑在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时代里，人口的问题将如何演变。这种相对静态的视角，使得目前的大多数分析在未来的参考价值不大。
他们的观点很鲜明，尽管同样出现了人口增长困境，但我们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正身处在数字化时代的早期阶段，这是中国比日本更「幸运」的地方。
为什么数字化时代是个极其重要的变量？
彬元认为，从宏观意义来说，就像与农业经济相比，工业化为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增长要素，提供了几何级的增长速度，信息化和数字化同样会产生不低于工业化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影响。
产业层面，也已经足够多的迹象和数据在表明，技术的发展正在驱动萎靡不振的全球经济重新复苏，比如以ChatGPT为代表的AI技术、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技术。
一方面机器人的出现和应用，在减少人力需求的同时，还能更高效地提供产能。三一的智能工厂投资30亿元人民币安装了190个机器人，将自动化水平从66%提高到87%，并将人力削减了75%（900人）；招商银行的客服系统通过引进人工智能，减少了90%的人力成本。
仅从工业机器人的维度测算，过去的经验表明，机器人的生产效率每年能提高7%。如果保守地假设机器人的效率在2050年之前每年可以提高3%，并且类似的效率可以应用于其他工业部门，那么中国的机器人的劳动力密度将从10000分之322，增加10000分之5213。测算到2050年，预计会从工业部门劳动力中释放1亿劳动力需求。
另一方面，自动化和数字化技术提升了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中国每年在设备、关键组件、先进材料以及软件控制系统等外国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上花费840亿美元。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中国的国产替代和自主可控进程将会提供可观的经济增量。
按彬元的测算，如果到2050年，中国能够将这些目前进口产品和服务的本土化程度从0增加到100%，经济价值将达到3.4万亿美元，这将占2050年制造业GDP的22%。
考虑到未来的自动化和数字化生态系统将比当前的更先进、更高效，以美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为基准，如果到 2050 年，中国的高端技术产业空间达到美国目前水平的 140%（即2021 年至 2050 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4.3%），中国的生产力将提高 10 倍。
总而言之，彬元预估，随着中国经济体逐渐往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走，叠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节省的劳动力需求，最终可以推动中国的整体生产力从19000美元增加至2050年的86000元美元。
因此彬元认为，避免「日本陷阱」并非不可能，只是中国必须继续在创新、研发、人才、资本、职业教育，和基础设施上持续投入——在信息时代，用更先进的生产力来跨过人口负增长的河流。
正如第一章的结论，一切测算与假设的前提，又回到了在鼓励创新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之上，这是更先进生产力的题中之义。
03
「日本陷阱」或可避免
在彬元看来，中国也已经在以下4个方面为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的持续创新做好了较为充分准备：
1）过去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与建设，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强劲的运营杠杆。
过去20年，中国投入了约667万亿人民币，完成了高速公路、仓储物流、铁路、电信等建设，先进的基础设施是供应链与线上服务能够高效运转的保障。这些过去投资的非现金、高折旧和摊销成本已越过峰值阶段，政府资产的回报正在增加，而成本的下降为经济提供了有利的运营杠杆，应该可以减轻国家预算的负担；
2）与自1990年以来生产率增长停滞不前的日本相比，中国拥有更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在研发支出上有强大的能力和更强烈的意愿，这对持续提高生产力至关重要。
目前日本债务中，政府杠杆率高的债务比率远高于中国。中国的资产负债表更好，储蓄率高达46%，而日本仅为20%。国有资本在经济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比私人资本更稳定，持续时间长得多。与此同时，中国人拥有更浓厚的个人主义和创业精神——许多中国人想成为自己的老板并致富，他们更愿意为未来投资。
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研发支出就超过了日本，此后继续高速增长——从2010年到2021年增长了三倍。目前，中国的研发支出是今天日本的3倍，90年代日本的5倍。
3）在全球企业的协助下，中国拥有最先进、最全球化的制造业产业链。中国的制造业为全球市场提供便捷、可靠的产品和服务，这也进一步巩固了创新和技术发展，以满足未来的需求。
4）不断增长的人才供给，让中国的人才红利至少可以持续30年。教育在信息和数字化时代变得越来越重要，操作复杂的计算机系统需要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中国劳动力人口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为迎接这些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才红利在制造业中很明显。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是衡量制造业生产力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数据从2011年的20,000美元上升至2021年的74,000美元，大大缩小了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工业化经济体的差距。
长远来看，高端产业与高附加值产品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权重提升，对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彬元的测算中，中国的高端制造业预计将需要170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其中大多数人拥有博士学位或具有海外科技学术背景。
事实上，过去的四十年里，我国以及积累约4000万人的人才库，应该能够满足中国的人力资本需求。
因此，尽管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从 2021 年的 9.65 亿减少到 2050 年的 7.49 亿，但结构会得到显著优化——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增加2.36亿人，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员减少4.56亿人。
这种劳动力受教育素质的整体转变符合中国向信息化数字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此前提下，人力本身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劳动力的匮乏，只要创新和科技的发展得以延续，中国足以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04
尾声
当彬元带着这样的思考脉络去看待人口数据时，一些新的行业和产品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们的重点关注。
比如，无人机自动巡检系统。在新能源浪潮下，大量建设的光伏电站一般都在海拔高、日照充足的山顶地区，传统的人工检测操作难度大、成本高企但故障检测效率极低。
目前，大多数光伏电站使用SCADA（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来监控日常运行。可一旦出现故障，由于定位难度大，通常又需要2-3天的时间，对整个电站逐一排查，才能找到故障点位。通过无人机自动巡检系统，整个侦查过程可缩短至2-3小时，整体劳动效率提升95%。
比如，快递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典型代表，中国快递从业人员数量已达400万，其中，约有 100 万人在转运中心工作，300 万人从事配送工作。为缓解用工压力，大部分快递企业都在不断提升自动化率。
目前，大部分快递中转站已实现自动分拣系统，人工成本降低70%以上。与此同时，无人配送车的商业应用也在逐步替代配送人员的需求。彬元预计，未来10-20年，快递物流行业通过提高自动化改造效率，将为全社会节省15-200万劳动力。
此外，截至2021年，中国保安人员近650万人，平均年龄在40-50岁之间，在未来20年工作效率逐步下降，但年轻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愿意从事保安工作的人并不多。于是，中国也开始使用一些融合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5G通信等技术的机器人，帮助社会实现基础性、重复性、危险性高的安保工作。
如果到2050年60%的保安可以被机器人取代，那么就可以减少对近400万工人的需求。
与此同时，彬元看到了过去工业化时代的问题在于，解放了生产力但并没有解放人的时间。而当数字化时代逐渐演进，人们不再被绑定在生产线上时，大量的时间被解放，还会带来消费、娱乐的升级空间。
对于未来保持开放和变化的心态，与时俱进始终是彬元投资理念的基石。
在他们看来，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没有一个经济学家预见到2022年的中国会取得如此成就——在30年的时间里，当初狭窄的自行车街道已被汽车和现代基础设施所取代。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每年生产2500万辆汽车。
日本家电制造商在全球主导地位达到顶峰时，错误地低估了中国消费者追求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意愿与能力，并将其在中国的市场地位拱手让给了以美的、海尔和格力为代表的国产品牌，使中国制造商获得了全球60%的家电市场。
偏爱用哲学思维和方法论来思考投资的彬元资本创始人周平，在这篇关于人口与劳动力的思考中，引用了公元前6世纪哲学家赫拉克利图斯的名言，“没有人能够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来高度概括他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不要轻易在历史的韵脚上刻舟求剑。
彬元相信，信息时代的数字化和自动化将大大减少人们用于生产食品和服务的时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也将取代大多数低技能的岗位，潜在3.3亿劳动力需求的消失将会延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日本的不幸在于，20世纪80年代达到增长瓶颈的时候，已迈入工业时代的成熟期，高度发达和富裕的社会状况叠加人口的老龄化，使日本社会失去了上进和创新精神。
今天的中国，仍然身处在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早期受益阶段，包括机器人、工业控制系统、半导体、传感器、高精度设备、软件等行业展现出诱人的成长空间，为数以亿计处在发达地区之外的中国人民提供了致富的道路。
只要还有鼓励创新的土壤，只要还能留下敢于创新的人才，让民营经济保留自身的活力，让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就还有巨大的能量。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彬元保持着乐观的估计——只要中国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继续开放市场、促进和鼓励民营经济，到2050年，通过保持4.6% 的年增长率，中国的GDP将达到62万亿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应达到23,723美元。同时在共同富裕的方针下，将农村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从4倍以上缩小到2倍以内。
当然，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没有人能够保证成功，基于一系列假设的数学推导也未必能够准确描述未来。但对于彬元来说，他们需要描摹出中国的道路与方向，并在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推移中，校准出真正的成长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