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 美军战略传播中的 “叙事” 策略

文字来源《国防科技》2020年第41卷第3期

引用本文：孙定宇.美军战略传播中的 “叙事” 策略[J].国防科技,2020.41(3): 98-103.

摘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传播对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和国防带来巨大冲击和影响。美军意识到传播叙事是政府和军队塑造形象、谋划战略、输出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手段。美国从“重讲故事”的角度出发，将“叙事”包装成对外战略传播的新型方式，从思维认知、情感操控、舆论引导等方面强化对对手的心理威慑和影响，同时以新媒体为媒介扩大叙事传播的影响受众，进而达到物理打击所难以发挥的影响。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和军方为配合反恐战争需要，缓解日益严重的形象危机，借用战略传播整合国内外各种讯息资源，建立起跨公共外交、军事、情报、传媒和反恐等多部门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通过对特定目标和人群施加影响来达到自身政治和军事目的。“叙事”这一人类固有的认知能力具有悠久的研究历史。源于哲学和文学的叙事理论在人文社科领域具有广泛普适性，并逐步扩展到政治学、组织科学、神经生物学及军事学等领域中。«牛津词典»中，“叙事”不仅指对话语或故事的叙述，还包括针对重要目标和价值观的特定叙述。作为战略传播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叙事策略兼具公共外交及战略属性，在国家间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具有重要作用。

01. 叙事策略的内涵分析

1.1   叙事的概念界定

美军在正式发布的2006年版«陆军野战手册(3-24)—反叛乱»中首次引述了“叙事”概念，将其概括为“核心机制，通过叙事性的手法来表达思想意识，并引发受众关注”。这一解释被引入后便得到了美国官方的广泛引用，在涉及战略、战术、军事理论和训练指导中均有所提及。对于军事行动叙事，美国陆军少校吉朋帕鲁卡布尔在«通过叙事理解和沟通»一文中指出，军事行动中的叙事是一种传播方法和认知方法，通过意境构建起来的叙事情节系统从特定角度对行为、价值观、文化和历史进行阐释，从而达到意义构建的目的。作为战略传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叙事进行重新布局一事塑造了民众对事件的看法与认识，并由此引发行动上的改变。军事领域中的叙事已成为国家及军队话语中的重要一环，日益得到重视，很多国家也纷纷将各种叙事手段融入到军事行动和外交博弈中。

因此，从政治上说，国家战略叙事策略是其战略传播体系中重要的实现手段，最终目的是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巩固和提升国家战略传播能力。战略叙事在军事方面具体表现为国家和军队的叙事能力，具体而言即非战时条件下己方叙事影响力的施加，战时制定并打赢“叙事战”的能力。在战略层面上这需要国家在战略传播体系下综合施加战略叙事能力，决定谋划军事或非军事叙事策略；在战役和战术层面以多种技术及文化手段对目标实施有针对性的“叙事战”。

1.2   叙事要素分析

美国战略叙事研究学者阿吉特马安博士指出，叙事从来不是中立的。叙事无法与战略剥离开，叙事可以用来规劝，方法则是确定目标身份。与其说叙事是传播“事实(事件)”及其意义，不如说它是传播者向关键受众传递精心选择的“事实”以及“对事实的解释”。叙事中的要素包括意义、身份角色、内容和结构。叙事意义指叙事无须陈述何为“真实”，而是对一系列(真实或虚假)事件做出解释，赋予“事实”以特定意义。受众了解的事实是由叙事者施加并操控的；身份角色建构是指受众身份的认定，不同种族、宗教团体、部落、家庭、政治派别或非国家政治实体有各自的身份界定，因此需要确认受众属于何种类型；内容是指事实或叙事信息的主旨，叙事赋予事实以具体含义；结构即叙事的具体形式。西方叙事以亚里士多德的三段叙事论为标准，然而其他地域文化未必如此，因此，要根据具体的受众群体采取针对性策略。

1.3  叙事策略的“武器化”

网络信息化的到来剧烈改变着战争面貌，战争样式和作战理论均发生深刻变革。心理战、网络战和宣传战等非对称作战崭露头角，日益成为改变国内外舆论民意走向的重要方式。对于混合战争而言，控制叙事战场即为掌控认知域战场。为此，美国在理论和政策上持续加大“叙事”投入，意图抢占民众认知新边疆。

总体战略谋划上，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提出“制定并调整叙述”，将其作为国防部五项具有最高优先级的事项之一，首要任务是打击极端主义叙述。此后，美军在2016年10月发布«战略传播与传播战略指挥官手册»，提出部队可以利用叙事指引作战，在战区以及国内为冲突构建有利的理由和可能的后果，有效反击敌方叙事。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信息战、信息心理战及战略传播视阈下的意识形态传播和认知操控成为“新型”战争的重要作战方式。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所说，“我们无法通过杀戮或俘虏来争取胜利。在20世纪的非军事行动中，劝说和鼓励是赢得意识形态对抗的重要武器。在21世纪同样如此，甚至更为重要。”战争中采用的叙事策略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国家和军队对对手施加的“影响”战。在非动力作战领域，美军将战略传播中的国家“叙事”能力作为传播影响力的重要维度。

02. 美军叙事策略分析

美国知名智库未来学会主任艾米扎尔曼在第二届国家战略叙事年会上坦言，“美国重新校准其国家利益和原则正当其时突破遏制战略，走向可持续；超越权力与控制，强调实力与影响。”国家叙事策略就是美国自身设置的“重新讲故事”的能力。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明确认定“美国对网络时代机遇和挑战的应对将决定它未来的繁荣与安全”。美国维持霸权的方式除了继续保有军事威慑外，在构建国家软实力和巧实力、战略传播能力及信息影响力上均采取相应措施来抵消敌对方的叙事。美国国防部«联合信息作战»作战文件指出，信息领域是庞大的系统，将叙事运用于军事行动中，有助于促进接触和对话，并能与传递意义和意图的行动相配合。美军应当去获取并保持信息方面的优势，因为物理和信息方面的优势可能会转为认知优势，令美军在战场上取得先发优势，三位一体的维度分布如下表所示。

2.1 实施地域文化语言战略，构建跨文化叙事渠道

构建叙事的意义和身份是为了有效传递内容和结构。因此，需要根据战略目标准确锁定“关键受众”群体，采取相应的叙事策略。美国在2004年颁布的«战略传播报告»中提出了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构成:公共外交、公共事务、国际广播和信息作战(心理战)，其最终设想是对国内外受众进行认知引导和操控，以影响他们的情感、动机和目标行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期，美军面对反美武装化整为零以简易炸弹发动的持续袭击时，反应乏力；而面对本国民众的反战情绪、目标国民众对西方军队的不信任和反美武装就近宣传策略，美军一时无法有效构建起“正确”的叙事，频频爆出的虐囚、虐俘和侮辱宗教信众丑闻更让美军的形象备受诟病。美国众议院前军事委员会主席艾克斯凯尔顿在2004年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伊拉克人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我们的战争计划应该比原来更好，我们也能为这次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做更好的准备只有在事实发生后才认识到缺乏作战地区文化和社会的关注会导致严重后果。”为此，美国国防部在«军方对维稳、安全、过度、重建行动的支援»指导文件(30005号)中规定军方在维稳、治安、过渡和重建军事行动时，地域作战司令部指挥官要把“关键的种族、文化、宗教、部落经济和政治联系”的信息作为情报活动策划的组成部分。为应对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由地域文化带来的情报、指挥及作战困境，美军以人类地域系统计划为突破口，深入搜集和研究、利用特定地区的文化特性，构建数据模型，让社会文化知识更有效地为美方叙事宣传服务。

语言方面，美国陆军在2009年发布了«陆军文化和外语战略»政策文件，该战略旨在“为所有领导者和士兵创建文化和外语能力的基线，以支持他们完成军队任务”，其附件列举的知识需求包括:特定地区或国家重大历史事件，如传说和神话；特定地区或国家目前和预期的政治结构及主要政治组织；特定地区或国家语言和宗教方面的文化；特定地区或国家含有人口因素的社会学；特定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系统；特定地区或国家其他作战环境变换等。此外，美军利用国防语言学院外语中心为军队人员和联邦政府雇员开设包括汉语、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等在内的几十种语言课程，内容围绕军事外语、关键地区地域文化和风俗等进行设置，培养通晓外语技能又同时了解地域社会文化和战场沟通的语言专家。

美军认为，未来作战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来自不同人群的威胁会为对手带来巨大优势，因此，必须完善体系能力建设，做到“知己知彼”。在«美国陆军作战概念(2016—2028年)»中，美军特别强调未来部队的领导者应发挥任务式指挥艺术和科学能力，发展和改进互操作能力。可见，美军当前和未来的目标指向不仅保持了军事“硬实力”，同时更侧重于通过“精心”及“巧妙”设计的文化叙事为外交和军事上的“攻心”搭建平台。

2.2 主动设置议题，操控叙事主导权

叙事往往具有战略性，在当前的战略态势下被有意构建并加强。美军在战时战略传播和宣传叙事的过程中，着重突出了关键议题语境的设置能力，争取对外传播的战略主动权，抢占舆论先导位置。为此，对于事件(或冲突)中“重要情节”的处置能力尤为关键。语境原指语言符号的使用环境，传播学上可指代传播情景，广义上包括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和社会文化背景等要素。大众传播的框架理论认为，媒体在设定议题时，会框定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的事件，并凸显其意义。

«剑桥叙事简介»中指出，“重要情节”寓于叙事中，即当社会压力融入文化时，民众在压力下讲述和强调的故事，它为个人、组织及国家提供了文化同一性。为此，美国高级军事研究学院设立了“作战艺术的战略背景”课程，指导学员了解美国特定的“重要情节”，以使军事行动决策者更好地理解历史和文化，进而让这些“故事”实现军事行动的战略目的。例如美国在政治、外交或军事行动中多次强调朝鲜、伊朗、伊拉克、“基地”和“伊斯兰国”为“非理性”的行动者，将美国自身定义为“自由平等”的保卫者形象，美军则是维护“民主”捍卫“自由”的解放者。美国通过媒体向世界灌输这种影响，树立美军“光辉”的正义之师形象。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史安斌教授认为这种“战略叙事”由人物与角色、布景与语境、情节与冲突、结局与解决方案四部分构成。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2016年2月撰文所写，中东地区有四种相互较量的解决方案:一国方案(以色列不允许巴勒斯坦建国)、无国方案(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难民)、非国方案(“伊斯兰国”)及流氓国家方案(伊朗)。这种叙事语言为角色身份赋予，即把复杂事物贴上有利于自身政治目标的标签，把他国“标签化”。此种布局和语境即为“新自由主义下”的对外传播策略，在先入为主的“标签化”叙事语境下对冲突和结局进行情节设计。具体来看，在叙事输出中，美军在阿富汗利用电视媒体对塔利班的极端宣传和不实叙事予以反驳。针对塔利班极端原教旨主义的煽动，美军采取“温和伊斯兰之声”的信息作战形式，组织阿富汗不同领域的“关键民众”代表赴安曼进行宗教交流学习，并赴麦加朝圣。通过此种方式使参与者返回后能够叙述他们的故事和心得，建立起新的沟通方式。该计划取得了美军预期外的成功，一方面打破了塔利班的极端“叙事”，另一方面阿富汗民众也减少了对美军占领的不信任感。

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将自身描述成“解放者”和“正义之师”的形象，把萨达姆政权设置成“独裁专制”和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美国政府为了宣传造势需要，极力将萨达姆政权描述成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政权，以提高国内开战支持率。对于目标国民众，美军打出“伊拉克自由行动”的旗帜，宣称对伊开战是铲除“世界威胁”，是“解放”而非“占领”；美军还动用陆军第4心理战大队、空军第153特种心理作战连等心理战部队，联合民间组织对伊拉克政府和军队实施战略心理叙事，通过散发制作精良的传单和邮件宣传美国作战初衷和伊拉克政府的“邪恶专制”，进而针对“关键受众”如伊政府军政高官、宗教领袖实施恐吓和劝降，瓦解对方意志；同时建立覆盖中东地区的“共同广播电台”，宣扬美国战争的“合法性”。美军通过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界输送议题，展示美军“攻势如潮”“节节胜利”的新闻，同时在战时新闻管理上对涉及不利于美军形象和敏感军事议题的新闻报道不予刊发，对不配合宣传的媒体和记者进行限制打压。战争后期，美国还通过电视新闻持续宣传萨达姆政权崩溃，美国将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伊拉克”。

2.3 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构建信息话语权

作为信息产业的发源国，美国在信息监控和管理上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基于网络20的新媒体使传播主体由“舆论一律”转为“众声争鸣”，受众心理由“深读”变为“浅尝”，传播语言也由“单态”向“多态”转变。飞速发展的新媒体正逐步成为美军战略叙事的新“试验田”。具体来说分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利用社交网络塑造国家军队形象。以社交媒体为主的新媒体由最初被禁止到有条件接收的过程，反映出美军对社交网络传播的认识升级。美国各军种都相继出台了自己的社交网络使用规定。空军公共事务官员认为，如果空军不讲自己的故事，别人就会讲，所有空军人员均是传播者。海军则指出士兵一直是，也将一直是最伟大的故事讲述者。陆军在«美国陆军社交媒体手册»中指出，官兵要拥抱社交媒体，社交媒体不仅帮我们应对24小时的新闻联播，还帮助我们对话、参与到“故事”中来。在学会使用“讲故事”的技巧方面，«陆军社交媒体手册»中提出“建立和维护军队社交媒体账号”，并列出管理策略，其中含有接触、聆听受众并制定相应策略以使语言口语化，以及制作有趣内容吸引受众注意的内容。此外，美军还利用海外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及医疗援助任务的契机，通过社交媒体将美国塑造成对世界负有责任的“人道”“正义”以及“和平”的代表。

二是利用社交媒体网络抵消敌对方叙事，开展信息宣传战。2006年美军组建的媒体战部队着重对线上“不利于美军或美国利益的宣传报道”做出快速反击。该部队针对网上涉美负面舆论开展正面叙事，引导民众情绪和舆论风向标。在2010年至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美军在中东开展旨在宣扬美国立场和价值观的“真诚声音行动”线上舆论战，推动运动升级。“伊斯兰国”在崛起后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全球“圣战”招募，传播极端思想视频，社交媒体已然成为恐怖组织以小搏大，对抗国家政治实体的战略手段。“伊斯兰国”利用社交网络平台传播“圣战”叙事，除针对不同人群采用不同语言宣传外，还利用已招募的外国青年在网络上“规劝”和“现身叙事”。针对恐怖主义叙事的愈演愈烈，美国利用网络技术清理和关闭“伊斯兰国”的社交账号，同时建立主流叙事进行反击。美国认为网络世界的反恐与现实有很大区别，以强力手段清除极端思想只能起到部分效果，通过清除误解、现身说法的方式转化受众思想认知，使其对极端思想有抵抗力才是更为有效的方式。因此，美国设立“战略反恐通讯中心”，通过使用脸书和推特的多语种账号线上发布评论并上传视频或照片驳斥反美言论，反击恐怖分子的不实消息，力图在网络反恐叙事中占据积极主动地位，组织起美国“讲故事”的能力。正如前国务卿希拉里曾表示过，“如果恐怖分子上传一个视频，渲染美国有多可怕，我们就发布视频回应:你们要知道恐怖分子有多可怕。我们将尝试在他们传播信息的社交网络与他们短兵相接。

03. 结语

总体来看，美军战略传播中的“叙事”为其向目标国家和地区实施非动力作战和“反叛乱”行动提供新的策略和手段。频繁的对外战争让美国意识到军事武力打击的局限性，信息技术的进步及认知科学的发展让叙事逐渐成为美军“巧”战略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新作战手段。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特别指出，面对竞争和武装冲突下的反强制主义和颠覆策略，“修正主义国家和流氓政权正使用腐败、经济掠夺、宣传策略、政治颠覆和其他方式取得优势，为此，美国各部门与联合部队必须在意识形态及行动上创新发展”，其中便包括美国要在思想话语和行动中反击敌方针对受众的信息传播。美国知名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在2019年12月发布的研究报告中特别指出，美国未来要力图在意识形态及叙事方面与其在印太地区的潜在对手———中国展开竞争。报告强调美国不仅要着重加强公共外交政策和机构投入，还要在对外传播、社交媒体制话语权方面削弱对手影响力，传播美国“叙事”话语和价值观念。值得警惕的是，美军近年来针对中国的“战略叙事”试图渲染意识形态对立，明里暗里体现出有意将中国污名化的倾向，我们应给予及时的揭露和批驳。

我们需要对美军的“叙事”策略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美国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和美军形象，通过宣传美国“故事”和民众信仰使更多国家重新认识并了解美国的政策和价值观念，从而搭建更多与西方世界的沟通渠道；美国依托互联网“叙事”传播美式意识形态，积极维护“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支持亲美政权和代理人，通过“不流血”的手段颠覆扰乱部分国家政权，实施信息“软”战争。此外，近年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国防高级计划研究局已联合多所大学进行叙事语义的分析和大脑刺激研究，试图找到提高士兵理解“新故事”的能力和洞悉敌方行为的方法。如此一来，美军通过在塑造冲突理由和潜在结果上抢占先机，让态势向有利自身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战略传播叙事的内容和实质决定了其跨学科、跨部门的特点，由一个强力部门统筹规划、协调整合各个信息传播系统至关重要，然而这在实施过程中却存在困难。首先，美军受困于经费不透明的机制，机构混乱、官僚机构权责难分导致叙事传播效率低下；其次，美军对叙事传播的效果缺乏跟踪和评估，叙事缺乏系统规划和政策的连贯性，难以更深入地实施和发挥影响。针对美国的叙事渗入，敌对方的反制能力也随之增强，近期中东、阿富汗局势错综复杂的局面削弱了美国叙事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增加了叙事结果不确定性的风险。为达到自身的战略目的，摆脱军事困境，美军“叙事”有其欺骗性和隐秘性特征，“黑色宣传”、虚假新闻和僵尸网络等经常作为其混淆视听、煽动矛盾的手段以满足自身目的，对此我们应予以警惕。

THE  END

文字 | 孙定宇（陆军军医大学）

图片 | 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四月

审阅 | Q、黄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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