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木兰故事：只要还有馒头吃，就要坚持下去
编者按：本文是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的妇女节特辑的第二篇文章，是木兰创始人之一春分书写的她们的故事，也是一部木兰的发展史。这篇文章写作于2018年，今天木兰的境况比那时更为艰难。
值此妇女节来临之际，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看到打工女性的困境与力量。如果您愿意进一步支持基层流动女性，也欢迎您扫描下图海报中的二维码为木兰花开的众筹项目捐款。
设计师：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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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
我叫春分，我的老家是江西铜鼓，是个山清水秀的革命老区。
小时候家里种水稻，还会种西瓜、养鸡。从记事起，感觉每天都要干很多活，印象最深刻的是过年那会儿，每天三四点都要起来杀鸡、拔毛，一直要干到大年二十九，看到其他小朋友玩，特别羡慕。爸爸老是吓唬我，你不好好学习，就帮忙干活。为了逃避干活，我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父母从来都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故事的主角和讲述者：春分
就这样，一直到高中毕业。那时候高考填志愿，就想着离老家远点，父母期望我当老师什么的，我觉得我不适合，看到“社会学”、“社会工作”，觉得很有眼缘，报考的所有专业都是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就被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录取了。
一直没有出过小山村，猛然到一个大城市，还是有很多不适应，也很迷茫。除了一如既往地学习之外，也会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对社会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毕业，我没打算和其他同学一样进公司、考公务员或者研究生，还是想做社会工作相关的工作。当时有个同学介绍我去同心希望家园实习，对社区流动妇女工作有一个简单的接触。
实习结束后，去参加一个社会实践，对社会和社会问题有更深的认识，改变社会的这颗理想的种子埋在心底。虽然我没有意气风发，但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做点什么。但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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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在木兰开始
我在同心希望家园认识了张睿和我的学妹阿帆，这时又认识了来北京的齐丽霞。大家在一起，说要创办一个为女工服务的机构。我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打算，一心想要认识和改变社会，就想还是得行动起来。
由于刚毕业，我对女工这个群体认识不深，就跟我的学妹阿帆去工厂实习。她正在读大二，办理了休学手续，跟我一起去了工厂，留下丽霞和张睿在北京筹备这个女工服务机构。
我和阿帆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来到了深圳。
深圳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聚集的城市，有很多工业区，我们找到一个工厂，当了一名普通的流水线工人。这是一家电机厂，做马达的，每个人有固定的工位，每天站着重复同一个动作，简单重复，让你不想其他的事情。每天生产线都有产量，你要是没有完成，就加班。工厂管理的方式也是简单粗暴，主管骂线长，线长骂普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淡漠，还好阿帆和我一起，累了可以相互依靠，委屈了可以相互倾诉。
我们就这样在工厂实习了3个月，自己亲身去体验，对社会和女工有了更深的认识。
木兰成立后的第一个“春晚”，在昌平东三旗。
过年后，我和阿帆就回到北京。那时木兰已经成立了。
取名费了一些周折，最后确定了“木兰”这个名字。从字面上讲，觉得打工姐妹跟花木兰很像，因为她们都是为了家庭和生活，离开家乡，到外边打拼，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希望打工姐妹像花木兰一样坚强勇敢，又像木兰花一样美丽自信。
春节，丽霞和张睿都没有回家，她们组织了木兰春晚。这是木兰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大活动，很多小朋友和家长参与。在这之前也费了很多功夫，从找活动室到装修活动室，都是自己和志愿者弄的，办公电脑、图书、桌椅板凳都是“工友之家”赞助支持的，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就这样成立了。
年后，我们开了第一次计划会议，那时分了几个工作方向，女工和儿童。单纯做女工工作不是那么好做，而儿童工作容易上手，在社区宣传更容易，也能带动妈妈们参与，一定程度上促进女工工作的发展。
木兰戏剧小组的活动照片
我必须承担起儿童工作，而我对于这个工作没有一点概念，就这样硬着头皮上，还好有很多志愿者帮忙。阿帆发动她的同学来参加活动，另外还有北航、中央财经大学的同学过来帮忙，我们儿童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平时放学，给孩子们做课业辅导，周末，组织兴趣小组，像摄影、绘画、戏剧、游戏，等等，还有冬夏令营活动。
刚进入一个社区，有一些家长还是不太信任我们，觉得我们是拐骗小孩的。有一次我们带孩子出去，有家长说：“你看，现在开始集体贩卖了。”还有一些家访了，家长还是不让孩子过来，对我们没有了解之前，不放心孩子来，不相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不过，这只是小插曲，还是有很多孩子和家长参与活动，有一些现在都还有联系呢。
木兰创办之初，春分负责儿童项目。当年图片中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吧？
女工工作也有很多尝试。我们曾经到对外经贸大学，给后勤工友开舞蹈课，成本有点高，但是也是一种尝试。我们当时的场地临近天通苑，里边有很多女保安、家政工和保洁员等，我们晚上偷偷跑到小区贴广告，每栋楼的每个门上都贴满了我们的广告，贴了很多，犹如石沉大海一般，一点回音都没有。
虽然这些尝试失败了，社区的活动还是开展起来了。我们在社区开展吉他课、电脑课、英语课、戏剧课、舞蹈课，那时候打下深厚的基础，现在还有好几个姐妹，至今还保持联系，经常来参加活动，是最早的妇女骨干。
好景不长，八月，我们得到消息，一个基金会资助了我们半年启动资金之后，就不支持我们了。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我们还没有站稳脚跟，难道木兰就这样解散了吗？
还好，木兰的团队很稳定，大家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只要还有馒头吃，我们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木兰文艺队在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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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在同心希望家园的“爱心超市”实习过，“爱心超市”主要募捐社会的闲置物品，尤其是衣服，在打工者聚集区义卖，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机构发展。我们想生存下来，就决定开一个“木兰义卖店”。我们和大学社团合作，联系募捐业务。
但是，卖的话，要找准市场，我们这时东三旗的活动室在二层，不方便开店，而且房租太贵，根本负担不起，我们就决定搬家。
2010年10月，木兰搬家
因为搬家比较急，我们对搬家也没什么概念，只能满北京的找，坐着公交车在城郊转，看到比较合适的村庄就下车，平谷、顺义、朝阳、昌平都去找过，最后还是工友的介绍，我们找到了东三旗附近的一个村庄，东小口镇芦村。
我们找到临街的一个店面，能卖衣服，又能开展活动。那时也借了一些钱，勉强生存下来。
我们一边想着怎么找更多的资源，赚更多的钱，一边又想着做一些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义卖店是木兰最后的生命线，我们花了很多功夫。
团队所有力量都倾注在义卖店的经营上。对做买卖没什么经验，新到一个社区完全没有社群基础，一切都从零开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义卖店店面位置比较偏，每天接触的工友还是有限，我们就到附近的工地、集市去卖。刚开始没有交通工具，志愿者们也只能拿着架子、抱着衣服去卖，捐赠婴儿车也成为了我们运送衣服的工具，后来买了自行车，也有工友捐赠自行车，不是很好用，但还是帮了很大的忙。
衣服在工地上很行销，因为工地上穿衣服特别废，而我们的衣服都特别便宜。不过，我们的男款衣服有限，基本都是高校的衣服，尺码、款式和年龄都不太合适。虽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但工友也愿意过来翻一翻、看一看、聊一聊，我们也会拿着吉他、鼓、快板，表演一下。
有一次，因为新换了一批衣服，而且都是价格比较贵的棉服，正好来了一群工友，那天一共卖了300多元，是几个月以来义卖店最高的销售额，好像正好丽霞还拿到了“社会工作中级证”，我们特别开心，晚上就到店里吃了一顿麻辣烫，5毛钱一串的麻辣烫，吃得特别开心。五六个人，一共吃了三十多块钱。那也是我们吃过最好吃的“麻辣烫大餐”。
那时和志愿者义卖完，又累又饿，我们没办法请大家下馆子，只能馒头就咸菜。组织庆“五一”联欢活动，所有的演出嘉宾和志愿者也只能请大家吃馒头和咸菜。不过我们有个工作人员玉维炒的咸菜就特别好吃。现在想着，都回味无穷。
有时候，大家整理衣服，看到一些奇装异服，也穿出来试试。
虽然很辛苦，但也有很多快乐。
三轮车，应该算是很高级的义卖交通工具了。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力所能及地开展了一些社区服务，像图书服务、英语班、吉他班、社区联欢、一对一课辅。虽然我们没有活动场地，但是可以到孩子家里去陪伴辅导孩子，这样，志愿者也能近距离接触家庭。
2010年春天，还下着雪，十几个志愿者跟我们一起走社区。当时遇到很多情况，有时候是孩子不愿意辅导，有时候去到家里候孩子不在，或者是，孩子特别调皮，HOLD不住……
在木兰最艰难的时候，有很多的志愿者过来参与活动，像北科、北化、女院、北航的同学，不管是募捐、义卖，还是其他社区活动，都给予很多支持，帮助木兰生存了下来。也是大家的参与和支持，才有木兰不断生存的动力。
2010年9月份，芦村的活动室也到期了。因为芦村要拆迁，考虑到长远发展，我们决定再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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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木兰第二次搬家
我们又四处去找场地，有一次骑自行车往北，就看到现在木兰所在的村子——东沙各庄，觉得还不错。大家过来看一看，一合计，就决定把这里作为新的根据地。
2010年，木兰成立之前，我们也来看过这个村子。当时这里人特别少，规划得也特别好，我们觉得不适合开活动中心。但过了两年，因为周边村子拆迁，东沙各庄很快就发展起来了，人也多了起来。这次，我们就在东沙各庄村西南边找了一个院子，光线不太好，但房间比较多，适合开活动，整体还行。
经过近一年的坚持，陆续一些资源也进来了，心平基金会捐赠了一批图书，阳光志愿者俱乐部装配了电脑室，新公民计划也给了我们资助，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机构发展。
我们在东沙重新开了义卖店，除了日常开放，周末会组织志愿者去集市、工地上义卖。一大早四五点，工作人员骑着三轮车、自行车到附近的马坊村早市赶集。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摔了一跤，两个膝盖都流血了，我没喊痛也没流泪，坚持去义卖，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挺过来的？
木兰在社区义卖。
各种社区活动也重新做了起来，儿童开放日、周末兴趣小组、冬夏令营，女工文艺队、摄影小组、戏剧小组、家长课堂，久了，社区基础慢慢建立起来了。
2013年5月，木兰第三次搬家
2013年，我们在东沙各庄西南角的场地租了两年后，房租涨得太厉害，房东也蛮不讲理，我们又决定搬家。这次，依然还在东沙各庄。
木兰这几次的搬家，也反映了打工群体的现状。他们也不断搬家和流动。
儿童工作做了这几年，一对一课辅效果比较好。家长非常支持，证明孩子教育有特别大的需求。但志愿者只能每周来一次，家长的陪伴却是一生的，需要让家长也参与到活动中来。
我们组成“妈妈俱乐部”，共同探讨家庭教育的问题，改进家庭教育的方法，同时促进女性意识的觉醒。我们约上孩子和爸爸妈妈一起订学期计划，大家一起努力。进入家庭之后，我们做的，就不是简单的支教，而是观察、思考，了解孩子和家庭。后来，“一对一课辅”更名为“一对一成长陪伴”。
随着后来对项目以及木兰未来发展的思考，2014年儿童工作逐渐缩减，就只保留了“一对一成长陪伴”，一直到现在。
虽然木兰后来有比较稳定的项目，但因为经历过项目资金断裂，团队一直觉得，仅靠项目资助是不可持续的，长期发展必须靠自我造血。
但是，木兰义卖店一直收益不太好，需要投入的人力又太大，我们也尝试过以义卖店为基础，改造二手衣物、开淘宝店，但由于我们资源有限，也没能很好的发展。2015年，我们决定关掉义卖店，开始新的尝试。
2013 年以后，木兰也组织了女工手工小组，想发挥女工心灵手巧的优势，创造出更多社会价值。我们有做过珠编、手链、钩针、缝纫、绣花……但由于没有很好的设计，也没有好的义卖渠道，仅靠一年一两次的义卖，根本不可持续。手工小组现在还在进行，但依然没有帮助木兰实现造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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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木兰姐妹合作工坊诞生
2015年我怀孕，年底就回老家了，一直到2018年3月才算真正回归工作。我在老家休假期间，由于房东盖楼房，木兰又一次搬家。
由于新搬的地方比较偏僻，宣传也不好做，组织社群的工作更难开展，又重新需要做进一步的宣传，需要开展各种适合孩子和亲子开展的活动，来吸引大家来参与活动。
重新回来工作，感觉自己没有当初的热情和激情，很容易感觉累，也会觉得迷茫。为了改变这个状态，在过程中会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工作团队和家庭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2018年，我们开始了木兰姐妹合作工坊的新尝试。
2018年春节前，一个会做牛轧糖的姐妹，想做些牛轧糖送人，另外三个姐妹也想做，就约在木兰一起做。她们多做了50多斤，都卖出来了，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2018年11月的某一天，有姐妹提议，“我们最擅长做吃的，可以制作各种跟节气相关的食品去卖，也可以自己吃”。正好，之前做牛轧糖获得不小的成功，大家就想，可以从牛轧糖开始尝试。
2018年12月9日，木兰姐妹开会决定成立“木兰姐妹合作手作工坊”，100元一股，共13个姐妹入股，筹集了3300元，开启了“木兰姐妹合作工坊”的第一步。
2018年12月9日，在木兰办公室，10个姐妹聚在一起讨论，一致决定成立“木兰姐妹合作工坊”。经过几次会议，大家一起确定了制作牛轧糖的流程，从采购、制作到售卖，都有清晰的分工和明确的流程。
经过近2个月的努力，合作工坊共卖出牛轧糖245斤，合计金额11025元，除去原料成本4320多元，共获得6715多元的收入。原定完成100斤的销售量，哪知道远远超出预期，获得很大的成功，也增加了大家的信心。
木兰姐妹们在做牛轧糖。
制作牛轧糖的那几天，姐妹们基本早上送完孩子，就到木兰，中午简单吃点饭，又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接孩子。有时候要赶工，结束都快八九点了。
制作这些牛轧糖，姐妹们一共用了369.5小时。大家一致决定，利润的8%用于股份分红，10%作为发展基金用于木兰的发展，82%作为劳动分红，按工时计算。最后核算下来，每小时合14.9元，不及做小时工的一半，但姐妹们依旧很开心，因为这是大家一起努力合作完成的，也是自己想做的事，让大家看到这件事的希望。
木兰姐妹们做的牛轧糖。
而对于木兰来说，这是姐妹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合作努力的结果。打工姐妹团结互助，共创美好生活，这是我们的愿景，而“木兰姐妹合作工坊”是实现的方式，我们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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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木兰社区活动中心成立于2010年1月15日，是一个以关注和服务来京务工的打工女性为宗旨的非盈利社会服务公益机构。
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在打工者聚居的社区建立活动中心，以活动中心为平台，引进外部社会资源，为打工女性及其子女提供文化教育和精神方面的服务，通过扩大打工女性的社会交往面，增加彼此的联系和互动，从而拓展打工女性的文化生活空间，提高其独立自主和性别平等意识，从而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