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人数为37582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相比2010年数据增加了69.73%。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大规模的跨地域人口迁移无法避免，而在这其中，流动女性所占的比例也会越来越大。很多流动女性因家庭需要或经济压力从农村走向城市，又因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或囿于被禁锢的视野而做着简单辛苦和收入有限的工作，同时承受着差异化社会保障带来的不安全感。有调查显示，流动女性在工作选择上受到较大限制，工资待遇和工作福利相对较差，在外工作生活的经历和感受与男性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异，面临的困难更多更复杂。在基层流动女性的生命里，婚姻和生育通常是无法摆脱的命题。在难以逃避的困境之中，她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嫁不嫁”，而是“远嫁到另一个地方”还是“嫁给邻村的男人”，不是“生不生”，而是“生男生女”和“生几个”，她们是被选中回归家庭抚育小孩的人，也是因缺少社会经验和经济独立能力而无法提出离婚的人。……流动女性看似离是个很遥远的身份，但她们就在您的身边，在您随处可见的地方。她们也许是家政工，也许是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工，也许是小区的保洁员，也许是商店的售货员，也许是食堂窗口的工作人员……她们离我们这样近，我们却对她们的迷茫、痛苦、烦忧与快乐的生活所知甚少。尽管如此，她们仍旧用富有生命力的声音放声歌唱，希望这声音被更多人听到。如果可以，木兰也想邀请您加入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些声音传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合作需求我们希望您（公益机构、书店、公共空间、自主团体、高校、企业、美术馆……）可以提供50-70平米的免费场地，可以自由地摆放木兰的展品，展期为15天至1个月，同时该空间可以进行游戏剧场。如果您是有经验的策展人或较为成熟的机构身份，与木兰的合作会更顺畅。每一场展+演，都是合作双方的共创。如果您有意向，请联系木兰，期待一起创意无限。木兰展品影像作品基层流动女性将镜头对准熟悉的生活环境，记录下那些日常穿梭过的大街小巷，那个开了多年的凉皮铺子，以及和家人一起见过的山水草木。也有人将镜头对准了自己，多年的迁徙生活，很多次离别与相见，记录下了流动过程中的辛酸苦辣与个人成长。除此之外，木兰的戏剧视频及原创歌曲音视频都可作为展览的一部分。（过往展览中展出的影像作品）流动女性口述史由木兰姐妹讲述整理而成的文字资料，每一个女性的名字背后，出生、成长、恋爱、婚育、工作、离开家乡……这些人生节点里曾经历过的创伤，以及她们如何坚韧地面对这些生命的瞬间，用质朴的文字叙述着蓬勃的生命力。（过往展览中展出的口述史作品）木兰花的一生相关展品与木兰姐妹的生命故事故事相关的物件，包括生活物件（工厂制服，孩子物品等）、社会身份证明物件（暂住证、流动人口相关文件、计生文件等），从这些伴随流动女性一生的东西上面感受到沉甸甸的生命浮现于眼前的感觉。（过往展览中展出的生活展品）游戏剧场这是由木兰志愿者设计的互动戏剧游戏，参与者将抽取⼀张基层流动⼥性出⽣身份卡，依靠自⼰的判断和选择完成⼀系列有关教育、⼯作、婚姻和⽣育的游戏关卡，体验基层流动⼥性的真实⽣命历程，最终获得⼀份专属的⼈⽣报告，对流动⼥性这⼀社会群体进行更多的认识和思考。（过往进行游戏剧场的照片）联系方式电话010-80780473

关切流动女工，试图推进这个群体的权益，是两个女人的人生交点。结果上，她们都为这件事付出了行动，实际上，受到帮助的却不止女工。这不是一个指向女性的故事，更准确地说，这个故事不指向任何群体，它指向的是一种困顿。当对理论与主义的讨论甚嚣尘上，开始操持日常生活，一个人会陷入何种困境？所谓为生活采取的行动，最终会皈依哪种源头？如果这个故事能提供答案，那也只是暂时的。雨薇一直以为自己会成为常常在影视剧或报章杂志中出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女性」，她高中时出国留学，在加拿大读完本科。很长时间里，困扰雨薇的问题是：所学甚多，但在解决问题上，几乎不具效力。另一边，齐丽霞，一个有着深厚公益经验的行动派，多年来专注关怀、支持流动女工群体。在她的观念里，理论与主义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少谈主义，这些东西对大家来说没什么用，我们会谈一些事实，在生活细节上推动一些改变。齐丽霞说。雨薇和齐丽霞是否代表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样本？是否可作为可依循的生活路径？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更何况，寻求标准答案是一种偷懒，因为生活的河流告诫你：现实是渐进的，请保持耐心。齐丽霞

“木兰花开”的姐妹们在唱自己的原创歌曲。丁沁/摄在北京昌平区东沙各庄，“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木兰花开”）的位置并不好找。一处僻静居民区路口的住宅楼，外墙下放置红色的衣物募捐箱，上方悬挂着服务中心牌子，并标注了一条长长的向右箭头，指向一侧低矮的小铁门。穿过一条狭长的通道，“木兰花开”所在的一层平房出现于眼前。整齐排放的图书、摆满桌面的手工物件、墙壁展示的摄影作品、干净温馨的舞蹈排练厅……环境微微揭晓“木兰花开”的特征：这是一个功能指向精神文化生活的空间。“木兰花开”成立于2010年，是一个以关注和服务来京务工的打工女性为宗旨的社会服务公益机构，定位为帮助女性打工者更好地成长，12年来服务近5万人次。什么是“更好地成长”？这个公益组织的一项努力是，给女工们开设写作课、摄影课、舞蹈课等，丰富她们的业余精神生活。2021年，“木兰花开”曾联合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赵志勇，在798艺术区推出了名为《个人史｜游戏剧场＋展“木兰的故事”——基层流动女工叙事》的综合艺术项目，展出了大量打工姐妹的小说、日记、照片、诗歌等。当她们开始用自己的文笔和镜头讲故事，会展现怎样触动人心的生命刻度？扫码支持木兰丰富女工精神生活，木兰的人际关系是“网状”互助的2009年，曾有打工经历的齐丽霞和3个伙伴一起决定成立一个公益组织，专门为女性打工者服务。后来，“木兰花开”经过6次搬迁，最终落脚在北京昌平区东沙各庄。齐丽霞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参与创立“木兰花开”前，她在深圳打工期间，就曾做过一些帮扶工作。在生产线上，有年轻女生在感情方面没有经验，受到严重的身心伤害，齐丽霞就会主动帮助她们，纾解她们的心理困惑。来北京创办“木兰花开”后，齐丽霞和团队一起发调查问卷，了解基层女性打工者收入、交友、生活娱乐等情况。“我们得出结论，不少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很匮乏，没有放松的场所。休闲就是逛街，去商场购物，特别烦闷的时候给小姐妹打电话，向家里的父母打电话倾诉，不想打电话就躲到出租屋睡半天。”齐丽霞她们还了解到，很多女工都有学习欲望，想学习英语、电脑、唱歌、跳舞等。因此，“木兰花开”既为这些女工提供可以自在聊天的空间，也为她们开设各种学习班。齐丽霞说，目前，“木兰花开”的活动可以分为3个板块。第一是助力保障女工的日常生活，如提供社区内的儿童活动、亲子早教等；第二是开展日常文艺活动，包括开展演唱课、瑜伽课、摄影课、写作课，进行歌曲创作等；第三则是建立“木兰女工文艺队”，组织文艺展演。齐丽霞期待来到“木兰花开”的姐妹们，关系不只是“求助与帮助”的单向关系，而是“网状的关系”，大家彼此因为“木兰花开”产生交集，相互支持，这是理想的状态。今年35岁的张慧枝，最初是带孩子上亲子早教课而认识“木兰花开”，后来很喜欢这里的氛围，“特别认可木兰做的事情”，决定成为“木兰花开”的一名兼职工作人员，目前已工作一年。“木兰像娘家，特别开心，姐妹们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张慧枝说。扫码支持木兰当普通女性开始写作在木兰活动中心图书室，齐丽霞展示了女工们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帆布袋、帽子、挂件、毛线织的玫瑰花……而在隔壁她办公室柜子里，还收藏着女工们学习摄影、写作的成果。每一本摄影集、文集，都有专属封面、署名。齐丽霞说，给女工上课的老师，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大家都愿意一起做一些事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会进行线下线上同步授课，方便大家学习。有打工姐妹从事家政服务工作，于是就用相机镜头记录自己的日常。繁琐的家务活在她一张张用心拍摄的照片里，显露出和平日看来不一样的模样。比如一张照片里，阳台上洗干净的衣服整整齐齐晾晒在一起，被阳光穿透后呈现五彩缤纷的斑斓颜色。这位打工姐妹在自己摄影集介绍文字里自豪地写：“带的孩子，不管大的小的，没一个不喜欢我的。”看顾孩子，“比自己亲生的责任心还大”。齐丽霞说，有已经离京回到老家的女工，拍了一组记录“新生活”的照片，发给她们。摄影集装载了她往昔、今日和未来的一切。“自由写作营”，也是齐丽霞一直鼓励大家参与的课程。“木兰花开”的公众号近期推送过一篇写作营招募文章，题目是《当普通女性开始写作，我们会获得什么？》。开头如是写：“写作，是一种特别的探索自我的方式，一支笔开启的是与自己对话的大门，那些我们经历过的生活，会经由文字而变得鲜活。书写是自由的，没个人都可以书写。”齐丽霞鼓励女工们，在手机备忘录、本子上，从50字写到100字，再从100字写到500字，一点一点获得成就感——“这是帮助姐妹们实现能力提升、自信提升的一个方法”。她感慨，其实很多人语言很丰富很有趣，比如有个年轻姑娘困惑于婆媳关系，另一位60多岁的阿姨听到就随口说了一句——“羊肉贴不到狗皮上”，形容关系不融洽，这个比喻让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齐丽霞觉得，既然人人都有自己生动的语言，不如写出来。“有一些姐妹爱写日记，有表达欲望，只是担心不会表达。”齐丽霞就向她们建议，对着手机说语音，然后转成文字。遇到特别胆怯于写作的姐妹，齐丽霞会请志愿者帮忙整理，做成个人“自传”，发布于公益组织的公众号上。“越来越多姐妹觉得她的故事讲出来，可以给大家力量。现在，我们还有视频加文字的口述故事形式”。在过去一期写作营的作品展示中，有人写生于重男轻女家庭自己处境的不幸；有人描绘辞职那天，第一次在“一屋子工衣”面前穿裙子和高跟鞋，惊艳全场；也有人写在美好年华因为观念保守没敢买一件美丽的短连衣裙，生娃后再无当初的身材，结果内心“一直放不下那件衣服”。“不管是参加摄影、文艺队还是写作，她们能感受到自身的成长和变化，包括自信。”齐丽霞说。扫码支持木兰“一棵野生土长小草”的12年，木兰们要放声歌唱“今年是我也是木兰的本命年，木兰12岁，我48岁。回望这有晴有雨的48载，感谢生命，也感谢相遇的每一个人。”在齐丽霞的一篇自述里，她写，当初机构刚成立半年，就面临着生存挑战，没有任何资助。是各奔前程，还是继续坚持？最后几个伙伴作出了留下来、一起面对挑战的决定，然后开始了长达一年吃“馒头大餐”的日子。“我们就像一棵野生土长的小草”。12年间，很多学生志愿者、社工加入“木兰花开”。有一位志愿者是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她是因为看到《生育纪事》被深深感动，于是加入“木兰花开”公益行动——2019年，“木兰花开”带来了舞台剧《生育纪事》。这部舞台剧，由赵志勇担任编剧、导演，以打工女性真实的生育经历为素材，由“木兰花开”的姐妹们排演完成。这个学生志愿者表示，自己想做的公益是“行动趋向的、实践的、生根的”。“对当地一个小范围内的人们有切实的改变，在一个小范围内能建立一些很坚固的情感联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齐丽霞发现，近年来一些女性朋友，是通过网上的渠道辗转找到公益组织——她们可能是看到了朋友圈转发的公众号，对内容深感认可，进而留言希望参与“木兰花开”的线上活动。齐丽霞说：“通过公益平台，我们不光是传播和筹款、请大家捐赠，也在平台上传播这些姐妹的故事、流动女性的自强不息，去讲她们在城市里打拼、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如何去克服——我们希望这种双方面的传播，让大家对流动女工群体更加有认知，看到这个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能给予更多支持。”点击小程序支持木兰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编者按今天讲述的是木兰姐妹的故事。文中的四位姐妹都曾怀揣希望来到北京，为生活奔波的途中她们经历过孤独、无助，而后在木兰找到了“娘家”的感觉。不过，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她们又被迫离开，漂泊成了她们的常态。很多时候，她们缺少支持，也没有机会表达，但是她们也渴望发声，渴望被看见。她们的困境是许多基层打工女性共同的困境。木兰希望为更多打工姐妹赋能，为她们发声；也希望更多的你了解她们的故事，和我们一起支持打工姐妹。流动打工家庭：习惯别离和迁徙每年暑假，被戏称在北京北5.7环的东沙各庄村总比往常更热闹一些。平时，这里住着上千流动打工家庭，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为了生计，来到北京，通常家里的丈夫从事搬家、装修等工作，妻子则在周边的超市打工，或在附近做保洁、保姆。尽管在大城市打工收入比在老家高，但是现实问题也扑面而来，孩子在哪儿上学，在哪儿长大？一些打工家庭将孩子带在身边，就近让孩子读打工子弟学校或是私立学校，还有部分家庭将孩子留在老家，由家中老人负责照顾。但这两种状态或多或少给孩子的成长留下了不可逆的遗憾。于是，妈妈回老家照顾孩子成了许多家庭的选择。她们也在离开家乡，告别家人，来到繁华、陌生的都市后，又一次经历离别。这一次，是离开她们奋斗多年的城市，告别那些在漂泊中认识的伙伴，去到丈夫的家乡，在另一个陌生的环境开始新的人生旅程。从此，一个家庭分成两半，一半是在都市辛苦赚钱、省吃俭用的父亲；另一半是千里之外的小城里，妈妈带着孩子。分离是这些家庭的常态，老家与都市间的迁徙往返成为每年暑假妈妈和孩子的固定路线。临近开学，又重回分离的状态。欢迎扫描二维码为木兰花开项目捐款孩子留守5年，她决定回家在把孩子送回老家5年后，文悦实在不忍心再让孩子当留守儿童，便决定留下丈夫继续在北京打拼，她回丈夫的老家四川照顾孩子。2014年春节，在大女儿、二儿子相继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时，文悦不得不把两个孩子送回老家。“孩子的爸爸是做装修的，经常东奔西跑，我们在北京频繁搬家，孩子上学后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跟在我们身边太漂泊了。”虽然把孩子带回老家了，但为了养家糊口，文悦的丈夫还得回北京工作，她为了减轻丈夫的工作和生活负担，也得一起回北京。于是，带娃的任务只能交托给爷爷奶奶。丈夫的老家在四川一个小村子里，村里的路弯弯绕绕，从家里去最近的幼儿园得走十来里山路，老人接送孩子上下学的难度可想而知。文悦夫妇便在学校附近租了所房子，方便老人照看孩子。“尽管有提前跟孩子说爸爸妈妈要离开，但最后还是几乎连哄带骗地让他们去幼儿园后，我们才走的。”文悦回忆起8年前的往事，依旧免不了心酸，“我们走后，孩子就是爷爷奶奶在照顾。那时候家里没手机，只有一部座机，孩子还小，不知道怎么给我们打电话。通常都是我们打过去，刚开始爷爷怕孩子才适应了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接了电话又勾起想我们的情绪，就说孩子在写作业或者玩去了。”1700多公里的距离，文悦和孩子分隔两地，心里满是牵挂，但一年之中能见到孩子的时间基本只有寒暑假。一年暑假，文悦回老家看孩子，傍晚时县城到村里已经没有车了，为了早点见到孩子，她叫了个摩的，走小路回家。到家时已是晚上七八点，爷爷奶奶在厨房做饭，孩子从屋里出来开门，呆呆地看着她，什么都没有说。和孩子之间的陌生感深深触动了文悦，但更让她难受的是父母长时间不在身边，孩子的生活过得并不容易。“老家比较重男轻女，家里的老人太忙时就顾不上小女孩，也没有意识要帮她收拾得干净、漂亮。女儿有时候穿着很旧的衣服，四川将近40度的夏天也没法天天洗澡，她头上甚至长了虱子。”文悦非常担心女儿，“加上女儿刚从北京回四川时，不会说当地的方言，班上的同学经常说她是外地的，孤立她、欺负她，原本开朗的孩子变得内向、自卑。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孩子看起来无精打采，上课注意力也不集中，希望我能回去，带孩子去看看。”孩子留守在家的状态让文悦意识到自己得做一个决定，“那时候我觉得我必须离开北京回老家照顾孩子，不管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我都要去解决，只有我才能去解决。”欢迎点击小程序为木兰花开项目捐款解决不了读书问题，孩子和妈妈一起流动孩子永远是父母最牵挂的人。很多时候，家长即便外出打工也想把孩子带在身边，但是，孩子上学的问题时常困扰着他们。“爸爸妈妈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年仅十岁的孩子对晓青说。带着孩子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十多年后，晓青和孩子都来到了人生的岔路口。四年级末，晓青不得不开始考虑孩子升学的问题，继续留在北京，还是回老家成了令她纠结的难题。“我当时听到了各种声音，有人劝我说如果孩子要回老家上初中的话，就得早做决定，因为教材不同，孩子也需要适应期，等到六年级才回去就太晚了。”孩子升五年级前，晓青决定当即带孩子回东北。晓青丈夫的老家在东北，孩子的户口也在这边。不过，由于孩子长期跟随爸爸妈妈在北京，他对老家的印象也只有每年春节时零散的记忆。对晓青而言，沈阳同样是陌生的。一个四川姑娘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必须结束北漂生活，去到距离自己家乡更远的、丈夫的家乡开启新的生活。与此同时，为了工作，为了更好地挣钱养家，孩子的爸爸继续在北京坚守。在北京、深圳这样的城市里，类似的流动故事每年、每个学期都在发生。永利带孩子回老家的决心比晓青来得更早。“我们家老大念完幼儿园后，继续留在北京上一年级，当时在六环边上的一所私立学校。”永利回忆，“但是去了那所学校后，一切都不尽如人意，学校的课程设置非常单调，基本就是语文、数学轮着来，其他的课都不受重视，上体育课老师也不让孩子出教室玩，后来我还听孩子说学校的体育老师就是校门口的保安。”除了课程安排不合理外，学校收费不规范也让永利无奈。“我们是暑假去给孩子报的名，当时学校通知的每学期学费是4000元，但是等到9月大批家长来报名时，学校突然要求学费涨500元，我们这些已经交过学费的家长也被要求补交。”永利和丈夫认为学校这种做法很不合理，心里也不太舒服，但更过分的是，等到第二个学期，学校又涨了500元学费。“一个多学期下来，我们觉得这所学校在教学、管理上都比较不靠谱，心想一定要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便有了回老家找一所合适的公立学校的想法。”和晓青一样，永利也是远嫁，从陕西到内蒙古东部。决定回去时，永利夫妻在老家县城没有房子，他们只能现找出租房。那年8月1日，她和丈夫把北京的部分家当拉回老家，到了之后立马租房、打扫、安顿。一切安排妥当后，丈夫又返回北京工作，永利和孩子开始适应在内蒙古的新生活。欢迎扫描二维码为木兰花开项目捐款在陌生的老家，熬过孤独和无助9月、10月，内蒙古东部的小县城已经开始转冷，人们逐渐不愿出门。初来乍到的永利在这边没有朋友，除了接送孩子上下学外，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宅着。“以前在北京的时候，身边不缺朋友，尤其在社区活动中心，有好多姐妹一起参加活动，去了内蒙后，基本就一个人，身边也没人可以说话，有时候情绪挺不好的。”永利初到内蒙古时，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和以前的姐妹聊天、追剧成了她排解情绪的方法。一段时间后，她和丈夫决定在县城买套房，因为疫情，丈夫回不了老家，装修的任务只能由她全部操持。这让她原本单调的生活充实起来，平常和装修工人的闲聊也让她逐渐了解这座原本陌生的城市。“当地哪里比较热闹，哪里的市场卖什么都是装修师傅告诉我的。”在内蒙古的第一个寒冬，永利因为忙装修的事慢慢消化了一个人带着孩子身处异乡的情绪。等到第二年开春，天气逐渐暖和，她和两个孩子的同学家长有了更多接触，逐渐交到一些新的朋友。孤独、无助或许是每一个独自带孩子回丈夫老家的女性不可避免要经历的。2017年底，因为怕孩子直接回老家上小学会听不懂方言，适应不了南方的气候，张璐提前带着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从北京回到丈夫的老家安徽。在人生地不熟的徽南小城里，远嫁过来的张璐的一天从准备早餐、送孩子上学开始，然后是买菜、做家务、做午饭、接孩子放学。下午往往比上午难熬，因为漫长，而且没有事干，这也是她容易感到孤单的时候。不过，最孤独无助的还是生病的时候。有段时间，老家流感盛行，幼儿园里不少小朋友都感染了，原本没事的两个孩子突然开始发烧，张璐给孩子请了几天假，带孩子去医院输液。三四天后，孩子好转了，又重新回到幼儿园，可是回去之后又开始发烧。来来回回折腾了两周，两个孩子终于好彻底了，张璐却开始头疼、发烧，身体发软。正好赶上周六，两个孩子看见妈妈不舒服，对躺在床上的张璐说，“妈妈，你休息吧，我们自己找点零食吃就行了。”孩子们将就着吃了些零食当早餐，但等到中午，一个孩子实在饿得不行，趴在床边说，“妈妈，你能给我做饭吗，我实在太饿了，那零食吃不饱。”张璐拖着疲惫、无力的身体爬起来给孩子煮饭、炒菜。“死不了就得做饭，虽是玩笑话，但确实也是这么回事。”丈夫在北京打工，身边也没有人可以依靠，不管发生什么首先得靠自己。经历了许多孤独、无助、慌乱和忙碌后，张璐才真正习惯了这种生活。和永利、张璐来到新环境时的不适应不同，文悦面对的难题更多来自和孩子的相处。“看着女儿被同学孤立，我心里其实特别难受、愧疚。我回去之后就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告诉她，现在妈妈在家了，你什么都不用怕，有什么事就跟妈妈说。”文悦一点点帮女儿重新找回自信。同样需要妈妈关心的还有二儿子。留守的几年也改变了二儿子的性格，尤其是家里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二儿子对于爸爸妈妈把弟弟带在北京，而让他和姐姐留在老家的事情心生芥蒂。矛盾在文悦回老家后爆发了。“现在才来管我，你原来干嘛去了？”文悦批评二儿子时，孩子反问。听到这些话时，文悦内心情绪很复杂。“在老家，孩子的感受往往容易被忽视，有时候老家的人不经意就会跟孩子说出‘你爸爸妈妈都出去了，不要你了’之类的话，可能说话的人无心，但孩子会上心，会琢磨。”文悦提到，“因为我回去得也晚，孩子长时间没有生长在父母身边，比较早熟，有自己的想法，免不了会出现和长辈意见不同，或者故意和你反着来的情况。”和孩子朝夕相处中，文悦也在反思自己以前哪里做得不好，哪些做法忽略了孩子的感受。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老家，还要工作，其实并不容易，有时被孩子气到，文悦只能感慨“做父母好难”。但是她的悉心陪伴、耐心解释下，慢慢地孩子对父母也多了一些理解。欢迎扫描二维码为木兰花开项目捐款像候鸟一样习惯迁徙回到老家，孩子的上学问题得到解决，远嫁的妈妈们也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中适应了曾经陌生的环境。但是，分离和迁徙还需要他们习惯。流动打工者和流动打工家庭的孩子就像候鸟一样，有自己固定的迁徙时间和路径。每年春节后，是流动打工人离开家，外出谋生的时间。之后的一整年里，他们为了生计，在外漂泊，等到来年春节前再回到家乡。而他们的孩子要么跟着打工的父母一起外出；要么回到老家上学，每年暑假来到家长打工的城市一家团聚，等到快开学时再返回家乡上学。“孩子每天都想和爸爸视频，跟爸爸分享学校发生了什么新鲜事。有时候爸爸工作到很晚，就会提前发消息跟我们说他还没回家，没法视频了。孩子们晚上躺在被窝里，还是会惦记爸爸的电话，因为习惯了爸爸视频哄他们睡觉。”张璐聊到孩子和爸爸的远距离相处模式。相隔千里，视频是在老家生活的孩子和远在他乡的父亲最常用的沟通方式。但视频满足不了孩子对父亲的需要和期待。永利提到，“我们家小女儿每次和我闹完别扭后，就会说她想爸爸了。反而老大是个特别含蓄的孩子，几乎不会说他想爸爸。但他心里其实特别惦记、关心爸爸，时不时会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和爸爸分离的日子，孩子需要时间来习惯，妈妈也需要时间来适应。有时，孩子想爸爸，想着想着就哭了，妈妈只能安慰孩子，“爸爸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得更幸福才出去工作的，爸爸也和我们想他一样想我们。”或者是，“妈妈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妈妈都在。”又或者是，“等放假了，妈妈就带你们去找爸爸，爸爸带我们一起游北京。”但有时，看着孩子哭，妈妈也忍不住哭了。人在期盼一件事时，总喜欢掰指头数日子。孩子们每次在放假前也喜欢倒计时，计算离见到爸爸还有多少天。不过，近两年，各地时不时出现疫情，流动家庭的团聚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因为疫情，张璐家的探亲安排彻底被打乱了。“前年疫情爆发，孩子有一个学期的课程被耽误了，暑假都在补课，那个暑假我们来不了北京，也回不了山东（张璐的老家）。本想着去年过年回一趟山东，但是当地突然出现病例，防疫更严了，要求省外来的得先隔离。”因为假期太短，张璐和孩子没能回山东，可是，那个正月，张璐的奶奶突然离世，错过了见奶奶最后一面成了她心里最大的遗憾。“就差这一年没回去，结果再也见不到了。”远嫁加上丈夫外出打工，让探亲成为一个家庭的假期必备行程，三地跑也成了妈妈和孩子的假期常态。原本永利的丈夫从北京坐高铁回内蒙古老家只需两个多小时，工作不忙时抽个空也能回家看看她和孩子，但近一年来老家和北京接连出现疫情，孩子爸爸也没机会回家。“7月放暑假后，我就想趁着北京、内蒙古、陕西（永利的老家）都没有疫情，赶紧计划带孩子先回一趟陕西，再到北京和孩子爸爸团聚。”永利聊到刚刚过去的暑假安排。对于流动打工家庭的孩子而言，暑假有着特别的意义。小半年甚至一年的想念后，孩子在见到爸爸前总是无比兴奋。“那天在车上，孩子跟我说，他下车就要先给爸爸一个爱的抱抱。”张璐回忆在来北京的火车上孩子的期待和激动，“我还看见他一直把零食往兜里塞，夏天的裤子薄，他的口袋塞得鼓鼓的。我疑惑地问他‘塞兜里干嘛，怎么不放在包里？’结果孩子说，‘我想下车的时候先给爸爸吃。’”团聚的时光过得很快，但是短暂的相聚足以让孩子习惯爸爸在身边的状态，即便跟妈妈回老家后，不经意间还是会流露出依赖爸爸的情绪。比如有时看妈妈在换灯泡，“让爸爸换呀”的话脱口而出。但是，对妈妈来说，就需要更快地适应分离的常态。“以前每年过年前，我都会惦记着、盼着孩子爸爸哪天回来，但是想想他也待不了多久，就又要走了，还是免不了失落。只有不那么期待，分别的时候才没那么难受，总是需要自己调节的，要习惯这种状态。”张璐感慨。文中文悦、张璐、晓青皆为化名。欢迎扫描二维码为木兰花开项目捐款—END—

编者按双双认识木兰已有3年多，起初，她是木兰活动受益者，后来，她成为木兰的骨干姐妹，现在她成为了木兰月捐人。对于双双而言，周末在木兰度过的时光让她感到很快乐，让她获得友谊，得到支持，得到成长。在一位女性成为女儿、母亲、妻子、祖母等任何社会角色之前，她首先是她自己。我们希望陪伴每一朵木兰花“盛放”。双双和木兰2018年6月，双双的孩子在北京上完幼儿园就要回老家上学了。在孩子回去那一段时间里，双双很想念孩子并且感到难过，因为孩子从小都是在双双身边长大的，从来没有分开这么长一段时间过。孩子回老家后，双双开始了工作，除了下班后会和孩子视频以外，双双在周末的时间还是会很想孩子，同时自己又想学些新东西，但又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好。就这样，双双和木兰的故事开始了。木兰组织了很多比较有意思的课程，比如摄影课，其中“女工纪疫”。是在疫情之下开展的一个流动女工摄影小组，双双获得了这个活动的一等奖。双双说，“我真的没想到，我这么多年除了孩子，除了这些家务，什么都没有了，居然还能有人喜欢我自己拍摄的作品。”通过木兰的活动，双双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别人的认可，后来她加入了木兰的文艺队、戏曲工坊，还有瑜伽课。木兰姐妹·手工工坊这是双双第二年参与木兰的手工工坊。冬天，木兰姐妹们会一起做牛轧糖、雪花酥还有饼干。双双谈道，有好多人认可木兰的产品，手工工坊有不少老顾客，每年也会有很多的订单。对于双双而言，周末的时候和大家在一块做糖一起聊聊天是很幸福的事情。和木兰姐妹们一起的时光与平时上班不太一样，大家就是一起聊聊生活聊聊孩子，特别放松。成为月捐人对于目前木兰在做的事情，双双说，“我觉得特别好。”上班以后双双感到和社会脱节，曾经没有什么爱好，后来孩子突然一下回去了。那段时间闲下来后她有点不知所措。参加木兰的活动后，她感受到了正面积极的指引，自己也成长了很多，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并且结识了有力量的姐妹们。“我希望木兰一直就这么持续下去。”双双这样说道。在了解木兰面临着基金申请困难、交房租等问题后，双双选择成为木兰月捐人。“木兰就像我的娘家，我就是想尽一点自己的心意，不管多与少吧，反正还是希望木兰能够度过这样艰难的时刻，将来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也越办越好。”这是双双的回答。文案

在故事的启发下，小小艺术家们开始了今天的立体书创作，长达两个小时的自主探索后，大家各自拥有了专属于自己的一本小书。滑动查看更多明天又会有怎样的惊喜发生呢？文案

DAY1夏令营孩童的世界里，雨水是七彩的7月15日，木兰社区迎来了11位小小艺术家，在领队老师小云和三位志愿者火星、浩琦、佳维的陪伴下，开启了为期六天的创作之旅。在活动室经过了一番热身练习后，大家在游戏互动中认识了彼此，小伙伴们很快变得熟稔起来。之后，大家转移到图书室，由小云老师带领大家进行了《七彩下雨天》的绘本阅读。小云老师一边朗读文字，一边给出诸如“下雨啦”“大声尖叫”“蝴蝶”“落叶”等主题词汇，小朋友们运用自己的肢体，进行了戏剧化的演绎。（下雨的时候，我最喜欢玩水枪了！）（我叫的大不大声？）（一只可爱的小蝴蝶）“如果下起彩色的雨，会是怎么样的呢？”伴随着这一好奇的发问，大家展开了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并以桌上的彩色粘土为材料，制作出了许多充满奇思妙想的艺术作品。（猜猜我要做什么？）（看我的可爱小兔！！！）（鳄鱼：看到我锋利的牙齿了吗？）（我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穿山甲！）完成粘土作品之后，小云老师指导大家运用水彩颜料在白纸上涂抹出一朵朵美丽的七色云彩，并通过喷水壶制作出下雨的场景，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幅七彩下雨天～活动结束后，大家各自将工作台收拾整洁。期待明天再见👋文案

《黄河大合唱》的作曲家冼星海曾这样比喻音乐：“音乐，是生活中的一股清泉，也是陶冶人性情的熔炉。”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他认为，音乐是“为人民”的——无论你来自何处，年龄几许，过着何种的生活，至少还有音乐，能让你感受灵魂的涤荡。2022年6月25日，木兰尤克里里的第一课在木兰社区开启。起初，老师面对的是来自众多姐妹的或好奇或有些不自信的眼神。姐妹们似乎都在怀疑：尤克里里好学吗？自己真的能学会吗？对此，老师简单地介绍了尤克里里：这是一种产于夏威夷的乐器，归属于吉他乐器一族，但与吉他相比只有4弦。正是因为它的弦数较少，精致小巧，方便携带，因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简单易学的弹唱乐器。老师劝慰大家不用担心：“只要它在手，就没有你不会弹的歌曲。”大家都笑了，在场学习的氛围也随即变得更加放松。

我把这样的问题视作对我自己的教育。因为我时常想，这不是我第一次接触“支教”,

编者按：王贞认识木兰已有2年，她从最初的活动参与者渐渐变成了各类活动的志愿者。在今年，她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木兰月捐人。对成家育儿后的王贞而言，木兰是一个让她能够暂时放下生活中的纷扰，关注自己的地方，也因此弥足珍贵。1

大家好啊，又到了进化论的公益时间～今天想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个我们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群体——城市务工女性。她们或许是保洁阿姨，或许是街边小吃的摊主，又或许是三班倒的工厂流水线工人。她们被打上了同样的标签——吃苦耐劳、能干质朴等等。在相似的形容词下，她们真实的性格却从来无人知晓。她们是否有喜欢的歌手？是否有想念的人？喜欢辣椒还是嗜甜？即使是在女性思潮觉醒的当代，她们仍然是最不易被看见的那一群人。在当下中国，流动打工女性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了

自木兰月捐计划启动以来，接收到了来自各界朋友们的支持。为表达感谢，我们将持续推送木兰月捐人与木兰的故事。感谢您对木兰的关注！月捐人故事48.3%未被看见的作者：美芹编辑：黄欣悦“48.3%”是木兰告诉我的第一个数字。2016年的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47亿的流动人口中，女性占比48.3%。我平时见惯了新闻媒体习惯性宣传的男外卖员、男快递员，总觉得流动女性的数量比这少很多。这个数字是第一次与木兰相识时得知的。去年4月，木兰在上海的“闲下来合作社”办过一场流动女工摄影展。某天下午我在展厅看见“流动女工”这个主题的活动预告时，下意识联想到了疫情期间各地奔忙的女性防疫人员（后来想想，这也源于往期电视或社交媒体的片面宣传）。“好正能量啊”，那时的我只会这么想。心怀这个印象，我很自然“因事”错过了展览现场，直到后来认真阅读活动详情，才后悔地去向主办方求活动回放的录像。《见她所见》活动海报去年7月，我进入一家社会创新组织的内容部门工作。有次在讨论流动务工人员时，一位同事提到了《生育纪事》这部“全体演员都是流动女工的话剧”。讨论结束，好奇的我疯狂补了一下午的课。在观看各种采访稿件和视频的过程中，我被这部话剧选题的前卫、表演的感染力与演员们在台前幕后展现的生命力深深吸引。就这样，时隔几个月，我跟木兰重逢了。我开始在闲暇时阅读木兰公众号的往期文章。虽然那段时间错过了与丽霞姐的采访，但在一期聚焦流动儿童的推文里，我也将木兰平日的亲子教育活动写进了案例。“除了客观务工条件会造成父母的教育缺位，周围环境缺乏相应的教育理念引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木兰会鼓励流动家庭中的父亲参加活动，减少母亲们的负担，作为一个从小跟父亲“不熟”的孩子，我一看到这个举措就深以为然。摄影师：李昊后来想想，我对“流动女工”这个群体的认知好像全部来源于木兰。尽管前两周接受丽霞姐的月捐访谈时，我发现自己对她们的印象依旧模糊——当时我只会带着疑问语气，支支吾吾回答出一些有点刻板的印象——平均文化水平比较低、生活比较困难、要承担照顾家务和小孩的更多职责、日常工作维权也不容易......吧？但我还是觉得挺好。起码我感觉自己正与越来越多的人，慢慢“看见她们”。一个个具体的人，带我走近“离我最近的人”流动女工大都从事什么工作？此前的我可能只会回答“主妇”、“家政工”，读了木兰的文章后，我才知道她们外卖员、超市导购、工厂工人等等多样的职业身份。第一次浏览木兰花开的公众号时，我会惊讶于其内容的丰富与细致。相比“群体性的问题”，我最先在这里看到了一个个具体的“人”。木兰鼓励每个女性自我表达，我能在写作营中读到姐妹们质朴、温暖又有力量的文字，也能从不同的摄影作品看到她们真实生活的影子。去年年底，我在上海第一次参加了制作zine的活动，觉得这个玩法十分新颖。而在翻看木兰的公众号时，我发现她们早早玩过了——木兰姐妹真时髦呀！像上一位月捐人说的，关注木兰久了，我经常会在看木兰故事时想起母亲。相比于木兰姐妹的“流动”生活，我母亲的一生是很“固定”的一生。她初中辍学进了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家附近的印染工厂，24岁经人介绍认识我父亲，一年后就生下了我。过了几年工厂倒闭，她又跟老同事去了另一家工厂，做着跟从前一模一样的活儿，直到现在。母亲的一生被限制在家乡小城里，在我印象中，她只短暂出过家乡三四次。母亲的工厂全年无休，晚饭后听歌散步、刷刷短视频成了她工作之余的唯一消遣。中学时我曾经问过母亲：“妈妈要不要找点副业（我将“兴趣爱好”误称为“副业”）”，她以为我在嫌她挣钱少，脸色一变，问我：“你怎么变得这么虚荣？”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俩都再没谈过这个话题。早先我很羡慕木兰姐妹敢闯敢拼的勇气，也会羡慕这个集体丰富的社区活动。为什么我妈妈没有这样的胆识，或者身边圈子里没有这样的组织呢？我很快告诫自己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作为一个女儿，我做得不如木兰。木兰给我很多关怀母亲行动上的启发，看到木兰姐妹喜欢尝试的新鲜事物，我计划在今后带妈妈多体验一些。一起大声歌唱参加月捐、接受丽霞姐访谈后的一周内，我迎来了23岁生日。生日那天，我许下了平生第一个与自己没太大关系的愿望：“能多为女性做点实事”。生日收到唯一一张贺卡是木兰给的，很感动有次跟一个同事聊起女性赋能行动，这个有些困惑的男生说：“我身边的年轻女孩都更关注与自己有关的事儿，但我妈妈好像才是离我最近的人。”

引言“2006年，因为无法忍受家暴，我离婚了，带着小儿子独自来到北京，住在脏乱的城边村小屋。在建筑队干活，给人搬砖，手磨得都是血，盖房顶，四五块砖同时往上扔，让我接住我就得接住。100斤水泥袋我一袋袋的背。还做过铁门，大铁门得有多沉啊，男人扛门，我也扛门。男人能干的活，我都能干。为了孩子，为了生活，我能不好好干活吗？我当过家政工、保洁员，还做过女保安，在家具厂做的时间最长。可是孤身在外，没有朋友，只有拼命干活，有时累极了，大哭一场，擦干泪，继续干活。”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扉FEI”。“不止是目光——来自木兰的三个邀约”展览正在广州扉美术馆开展。在“流动”、“目光”、“邀请”这些关键词背后，不止流动女工这一特定群体存在于展览现场，在性别、阶级与城乡结构中交叠的弱势处境之下，她既是我，我既是她。表达这种意图本身，恰恰是这场展览的对话中所期待的“自主性”。展览现场的人们与扉美术馆仅一墙之隔的街道口，在今天成为了竹丝岗社区法治建设下的一个口袋公园。干净整洁的石板路，休憩长椅旁的青翠竹影，早晨八点前来跳广场舞的居民们，披着阳光在此午睡的路人，都让这里充满休闲与静谧的气氛。

本文转载自南方都市报的“文艺CBD”版面。3月中旬，一场名为“木兰的故事”的游戏剧场在广州市中心的扉美术馆开启，三个邀约共同构成了一个被命名为“不止是目光”的展览，基层流动女性的生命故事构成了这场展览的主体。像木兰花一样美丽的打工女性们值得被看见、被尊重，但又不止于被看见的“目光”，共情后的理解与思考也同样重要。

编者按本文是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推出的妇女节特辑的第三篇文章。这是木兰姐妹文琼的故事，她热爱劳动，热爱摄影，做大家的“开心果”，也咽下生活辛苦的“女人泪”。值此妇女节来临之际，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看到打工女性的困境与力量。疫情环境下，木兰的运营也遇到了困境，如果您愿意进一步支持基层流动女性，也欢迎您扫描下图海报中的二维码为木兰花开的众筹项目捐款。这是家政女工文琼的故事。“丽霞姐，我都参加咱们木兰十年了，你要不要给我颁个奖？”周末的木兰花开活动室里热闹非常，文琼爽朗的笑声仍然从门外穿透进来。何文琼是一名家政女工，2001年来到北京，做过保洁、超市售货员，卖过水果。她从2012年开始参与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的活动，热爱摄影与唱歌，是大家的“开心果”。欢迎扫描二维码为木兰捐款生根北京二十年文琼讲起初来北京的经历，多年前的故事仿佛就在眼前。2001年，她从四川老家出发，

编者按：本文是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的妇女节特辑的第二篇文章，是木兰创始人之一春分书写的她们的故事，也是一部木兰的发展史。这篇文章写作于2018年，今天木兰的境况比那时更为艰难。值此妇女节来临之际，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看到打工女性的困境与力量。如果您愿意进一步支持基层流动女性，也欢迎您扫描下图海报中的二维码为木兰花开的众筹项目捐款。（木兰姐妹在演唱《木兰花开》）设计师：雪菲（欢迎扫描二维码为木兰花开众筹项目捐款）我的童年我叫春分，我的老家是江西铜鼓，是个山清水秀的革命老区。小时候家里种水稻，还会种西瓜、养鸡。从记事起，感觉每天都要干很多活，印象最深刻的是过年那会儿，每天三四点都要起来杀鸡、拔毛，一直要干到大年二十九，看到其他小朋友玩，特别羡慕。爸爸老是吓唬我，你不好好学习，就帮忙干活。为了逃避干活，我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父母从来都不用担心我的学习。故事的主角和讲述者：春分就这样，一直到高中毕业。那时候高考填志愿，就想着离老家远点，父母期望我当老师什么的，我觉得我不适合，看到“社会学”、“社会工作”，觉得很有眼缘，报考的所有专业都是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就被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录取了。一直没有出过小山村，猛然到一个大城市，还是有很多不适应，也很迷茫。除了一如既往地学习之外，也会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对社会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毕业，我没打算和其他同学一样进公司、考公务员或者研究生，还是想做社会工作相关的工作。当时有个同学介绍我去同心希望家园实习，对社区流动妇女工作有一个简单的接触。实习结束后，去参加一个社会实践，对社会和社会问题有更深的认识，改变社会的这颗理想的种子埋在心底。虽然我没有意气风发，但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做点什么。但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欢迎扫描二维码为木兰花开众筹项目捐款）2010年2月，在木兰开始我在同心希望家园认识了张睿和我的学妹阿帆，这时又认识了来北京的齐丽霞。大家在一起，说要创办一个为女工服务的机构。我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打算，一心想要认识和改变社会，就想还是得行动起来。由于刚毕业，我对女工这个群体认识不深，就跟我的学妹阿帆去工厂实习。她正在读大二，办理了休学手续，跟我一起去了工厂，留下丽霞和张睿在北京筹备这个女工服务机构。我和阿帆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来到了深圳。深圳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聚集的城市，有很多工业区，我们找到一个工厂，当了一名普通的流水线工人。这是一家电机厂，做马达的，每个人有固定的工位，每天站着重复同一个动作，简单重复，让你不想其他的事情。每天生产线都有产量，你要是没有完成，就加班。工厂管理的方式也是简单粗暴，主管骂线长，线长骂普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淡漠，还好阿帆和我一起，累了可以相互依靠，委屈了可以相互倾诉。我们就这样在工厂实习了3个月，自己亲身去体验，对社会和女工有了更深的认识。木兰成立后的第一个“春晚”，在昌平东三旗。过年后，我和阿帆就回到北京。那时木兰已经成立了。取名费了一些周折，最后确定了“木兰”这个名字。从字面上讲，觉得打工姐妹跟花木兰很像，因为她们都是为了家庭和生活，离开家乡，到外边打拼，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希望打工姐妹像花木兰一样坚强勇敢，又像木兰花一样美丽自信。春节，丽霞和张睿都没有回家，她们组织了木兰春晚。这是木兰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大活动，很多小朋友和家长参与。在这之前也费了很多功夫，从找活动室到装修活动室，都是自己和志愿者弄的，办公电脑、图书、桌椅板凳都是“工友之家”赞助支持的，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就这样成立了。年后，我们开了第一次计划会议，那时分了几个工作方向，女工和儿童。单纯做女工工作不是那么好做，而儿童工作容易上手，在社区宣传更容易，也能带动妈妈们参与，一定程度上促进女工工作的发展。木兰戏剧小组的活动照片我必须承担起儿童工作，而我对于这个工作没有一点概念，就这样硬着头皮上，还好有很多志愿者帮忙。阿帆发动她的同学来参加活动，另外还有北航、中央财经大学的同学过来帮忙，我们儿童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平时放学，给孩子们做课业辅导，周末，组织兴趣小组，像摄影、绘画、戏剧、游戏，等等，还有冬夏令营活动。刚进入一个社区，有一些家长还是不太信任我们，觉得我们是拐骗小孩的。有一次我们带孩子出去，有家长说：“你看，现在开始集体贩卖了。”还有一些家访了，家长还是不让孩子过来，对我们没有了解之前，不放心孩子来，不相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不过，这只是小插曲，还是有很多孩子和家长参与活动，有一些现在都还有联系呢。木兰创办之初，春分负责儿童项目。当年图片中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吧？女工工作也有很多尝试。我们曾经到对外经贸大学，给后勤工友开舞蹈课，成本有点高，但是也是一种尝试。我们当时的场地临近天通苑，里边有很多女保安、家政工和保洁员等，我们晚上偷偷跑到小区贴广告，每栋楼的每个门上都贴满了我们的广告，贴了很多，犹如石沉大海一般，一点回音都没有。虽然这些尝试失败了，社区的活动还是开展起来了。我们在社区开展吉他课、电脑课、英语课、戏剧课、舞蹈课，那时候打下深厚的基础，现在还有好几个姐妹，至今还保持联系，经常来参加活动，是最早的妇女骨干。好景不长，八月，我们得到消息，一个基金会资助了我们半年启动资金之后，就不支持我们了。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我们还没有站稳脚跟，难道木兰就这样解散了吗？还好，木兰的团队很稳定，大家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只要还有馒头吃，我们就一定要坚持下去。木兰文艺队在排练（欢迎扫描二维码为木兰花开众筹项目捐款）我之前在同心希望家园的“爱心超市”实习过，“爱心超市”主要募捐社会的闲置物品，尤其是衣服，在打工者聚集区义卖，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机构发展。我们想生存下来，就决定开一个“木兰义卖店”。我们和大学社团合作，联系募捐业务。但是，卖的话，要找准市场，我们这时东三旗的活动室在二层，不方便开店，而且房租太贵，根本负担不起，我们就决定搬家。2010年10月，木兰搬家因为搬家比较急，我们对搬家也没什么概念，只能满北京的找，坐着公交车在城郊转，看到比较合适的村庄就下车，平谷、顺义、朝阳、昌平都去找过，最后还是工友的介绍，我们找到了东三旗附近的一个村庄，东小口镇芦村。我们找到临街的一个店面，能卖衣服，又能开展活动。那时也借了一些钱，勉强生存下来。我们一边想着怎么找更多的资源，赚更多的钱，一边又想着做一些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义卖店是木兰最后的生命线，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团队所有力量都倾注在义卖店的经营上。对做买卖没什么经验，新到一个社区完全没有社群基础，一切都从零开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义卖店店面位置比较偏，每天接触的工友还是有限，我们就到附近的工地、集市去卖。刚开始没有交通工具，志愿者们也只能拿着架子、抱着衣服去卖，捐赠婴儿车也成为了我们运送衣服的工具，后来买了自行车，也有工友捐赠自行车，不是很好用，但还是帮了很大的忙。衣服在工地上很行销，因为工地上穿衣服特别废，而我们的衣服都特别便宜。不过，我们的男款衣服有限，基本都是高校的衣服，尺码、款式和年龄都不太合适。虽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但工友也愿意过来翻一翻、看一看、聊一聊，我们也会拿着吉他、鼓、快板，表演一下。有一次，因为新换了一批衣服，而且都是价格比较贵的棉服，正好来了一群工友，那天一共卖了300多元，是几个月以来义卖店最高的销售额，好像正好丽霞还拿到了“社会工作中级证”，我们特别开心，晚上就到店里吃了一顿麻辣烫，5毛钱一串的麻辣烫，吃得特别开心。五六个人，一共吃了三十多块钱。那也是我们吃过最好吃的“麻辣烫大餐”。那时和志愿者义卖完，又累又饿，我们没办法请大家下馆子，只能馒头就咸菜。组织庆“五一”联欢活动，所有的演出嘉宾和志愿者也只能请大家吃馒头和咸菜。不过我们有个工作人员玉维炒的咸菜就特别好吃。现在想着，都回味无穷。有时候，大家整理衣服，看到一些奇装异服，也穿出来试试。虽然很辛苦，但也有很多快乐。三轮车，应该算是很高级的义卖交通工具了。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力所能及地开展了一些社区服务，像图书服务、英语班、吉他班、社区联欢、一对一课辅。虽然我们没有活动场地，但是可以到孩子家里去陪伴辅导孩子，这样，志愿者也能近距离接触家庭。2010年春天，还下着雪，十几个志愿者跟我们一起走社区。当时遇到很多情况，有时候是孩子不愿意辅导，有时候去到家里候孩子不在，或者是，孩子特别调皮，HOLD不住……在木兰最艰难的时候，有很多的志愿者过来参与活动，像北科、北化、女院、北航的同学，不管是募捐、义卖，还是其他社区活动，都给予很多支持，帮助木兰生存了下来。也是大家的参与和支持，才有木兰不断生存的动力。2010年9月份，芦村的活动室也到期了。因为芦村要拆迁，考虑到长远发展，我们决定再搬家。（欢迎扫描二维码为木兰花开众筹项目捐款）2011年5月，木兰第二次搬家我们又四处去找场地，有一次骑自行车往北，就看到现在木兰所在的村子——东沙各庄，觉得还不错。大家过来看一看，一合计，就决定把这里作为新的根据地。2010年，木兰成立之前，我们也来看过这个村子。当时这里人特别少，规划得也特别好，我们觉得不适合开活动中心。但过了两年，因为周边村子拆迁，东沙各庄很快就发展起来了，人也多了起来。这次，我们就在东沙各庄村西南边找了一个院子，光线不太好，但房间比较多，适合开活动，整体还行。经过近一年的坚持，陆续一些资源也进来了，心平基金会捐赠了一批图书，阳光志愿者俱乐部装配了电脑室，新公民计划也给了我们资助，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机构发展。我们在东沙重新开了义卖店，除了日常开放，周末会组织志愿者去集市、工地上义卖。一大早四五点，工作人员骑着三轮车、自行车到附近的马坊村早市赶集。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摔了一跤，两个膝盖都流血了，我没喊痛也没流泪，坚持去义卖，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挺过来的？木兰在社区义卖。各种社区活动也重新做了起来，儿童开放日、周末兴趣小组、冬夏令营，女工文艺队、摄影小组、戏剧小组、家长课堂，久了，社区基础慢慢建立起来了。2013年5月，木兰第三次搬家2013年，我们在东沙各庄西南角的场地租了两年后，房租涨得太厉害，房东也蛮不讲理，我们又决定搬家。这次，依然还在东沙各庄。木兰这几次的搬家，也反映了打工群体的现状。他们也不断搬家和流动。儿童工作做了这几年，一对一课辅效果比较好。家长非常支持，证明孩子教育有特别大的需求。但志愿者只能每周来一次，家长的陪伴却是一生的，需要让家长也参与到活动中来。我们组成“妈妈俱乐部”，共同探讨家庭教育的问题，改进家庭教育的方法，同时促进女性意识的觉醒。我们约上孩子和爸爸妈妈一起订学期计划，大家一起努力。进入家庭之后，我们做的，就不是简单的支教，而是观察、思考，了解孩子和家庭。后来，“一对一课辅”更名为“一对一成长陪伴”。随着后来对项目以及木兰未来发展的思考，2014年儿童工作逐渐缩减，就只保留了“一对一成长陪伴”，一直到现在。虽然木兰后来有比较稳定的项目，但因为经历过项目资金断裂，团队一直觉得，仅靠项目资助是不可持续的，长期发展必须靠自我造血。但是，木兰义卖店一直收益不太好，需要投入的人力又太大，我们也尝试过以义卖店为基础，改造二手衣物、开淘宝店，但由于我们资源有限，也没能很好的发展。2015年，我们决定关掉义卖店，开始新的尝试。2013

编者按本文是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的妇女节特辑推出的第一篇文章。《我要大声唱歌，要让世界听到我们说》是木兰姐妹集体创作的歌曲，每一句歌词背后都有基层流动女性切身的生命体验，表达了姐妹们共同的心声。值此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我们希望向读者介绍这首歌曲及其创作背后的故事，让更多的人听到流动姐妹的声音，推动赋能发声，自主发展。如果您希望进一步支持基层流动女性，欢迎您扫描我们的图片二维码，为木兰花开的众筹项目捐款。姐妹们的创作我要大声唱歌，要让世界听到我们说词：木兰花开集体创作演唱：木兰女工文艺队编曲：姜杰我要大声唱歌，我要大声唱歌，我要大声唱歌，我要大声唱歌，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十二年前，齐丽霞和几个打工姐妹一道创立了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为在京的基层流动女性和她们的子女家人提供社区服务和互助平台。木兰团队现在有四名全职工作人员，大量日常工作靠社区姐妹、志愿者、合作老师的自发服务和支持。参与活动的姐妹年龄从三十多到五十多不等。她们的工作以服务行业为主，有些是全职妈妈或小业主。她们基本来自北京周边地区，以河北、河南、山东为主。在北京，她们大多居住在位于北京昌平的木兰社区活动中心所在的村子或周边几公里以内的区域。从木兰社区成立的开始，齐丽霞和团队成员就已经决定把组建文艺队和组织各项文艺活动作为工作的一个重心。在她看来，木兰社区自主进行文艺创作，除了丰富姐妹们的文娱生活外，更重要的是对内提升女工自我意识，对外发声讲述女工的真实生活。长期以来，基层流动女性处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边缘，她们的身影、声音和故事几乎总是被排除在文化景观的可见性体系之外，而在大众传媒的有限叙事中，她们的形象又往往被塑造为某种引发社会同情和亟需外界帮助的弱势群体。对于木兰姐妹来说，创造打工女性自己的文艺，其意义不仅在于为这一群体争取社会能见度，更在于激发基层流动女性的主体意识，在自主表达和自发连结的过程中，重新创造自己、定义集体，进而共同创造现实。在木兰社区活动中心，打工姐妹可以通过由专业老师进行志愿指导的摄影小组、写作班，以及戏剧、歌曲和舞蹈的集体创作和排练，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认识更多可以相互支持的伙伴，在这个过程中，木兰所倡导的性别平等、自我赋权与团结互助的价值观也逐渐获得更多和更深切的认同。以集体创作的方式，木兰姐妹已经完成了《木兰花开》、《不完美的妈妈》等多首歌曲和舞蹈的编排，社区姐妹也因此站上了中国梦想秀、打工春晚、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分会场等更广阔的舞台。在2019年，木兰社区同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赵志勇合作，由赵志勇担任编剧/导演，在大量走访调研流动女工，与她们深入交流讨论的基础上，由木兰姐妹排演完成舞台剧《生育纪事》。这部记录戏剧作品以打工女性真实的生育经历为素材，以她们自己的声音和身体、领悟与感受，将一个私密、复杂甚至是伤痛的话题带到观众面前。延续《生育纪事》所打开的线索，推进社会对基层女性所处困境的关注与探讨，2021年，赵志勇与木兰社区一起，联合北京悦·美术馆推出了一场名为《个人史

成为一朵“木兰花”记我的木兰游戏剧场+个人史展览体验郭艺华在一家社工机构的志愿者微信群里，我看到了“木兰的故事”——基层流动女性叙事展演的推荐，这样的主题在充满后工业时尚感的798展览推介中显得独树一格，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看到通知时间较晚，参与游戏剧场的名额已满无法再报名。我原本打算只去看看展览。由于当天的报名者中有人未能到场，我十分幸运地获得了替补参与演出的资格，有机会通过这个大胆而真诚的项目，短暂地体验流动女工的生命历程。//

今天我们仍然不懈地去讨论性别平等，源于这个长久的议题背后涌动着无数女性正在面临的困境，她们或许坚持，或许妥协，或许正在纠结和平衡某个选择背后的代价。2021

我们是木兰姐妹，从乡村来到城市，因木兰花开社区活动中心而聚在一起。2018年，我们开启了“木兰姐妹合作手作工坊”，在劳动中自我赋权、自力更生。我们是疫情影响下不被看见的女性劳动者，感受着疫情爆发后停工、复工、返乡、失业等不同困境下的无助与挣扎。写这篇文章时，

《生育纪事》根据打工姐妹真实经历改编，讲述那些关于生育的“不可说”、疼痛与力量。《生育纪事》由打工姐妹集体演绎，曾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菊隐剧场、繁星戏剧村、蓬蒿剧场演出，反响热烈。

编者按实务学堂是农民工子女职业教育公益项目，创始人欧阳艳琴曾是留守儿童；木兰花开是女工的服务中心，创始人齐丽霞曾是女工。今年，在银杏基金会的资助下，两个机构开始筹建一个女工博物馆。围绕“女工博物馆”，我们做的工作，包括实务学堂学生访谈自己的妈妈、木兰花开女工写作自己的故事、搜集女工的影像资料及实物。我们将陆续刊发学生和女工的系列文章或口述，并策划线上线下的博物馆。现在刊发的，是女工故事系列第一篇，访谈者和作者是实务学堂学生李诚杰。李诚杰妈妈的故事我是李诚杰，我出生在湖南的一个乡村，从我记事以来呢，爸妈早就已经去广东打工了，我和外婆外公生活在一起，用老家话，外婆带着我。和我一起由外婆看管的还有大一岁的表哥，小舅舅的独子，后来因为外婆村里的小学最高只有四年级，我回到了自己家所在的村庄，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当时一共是带着我们四兄弟姐妹，还有我的二个表姐和一个表哥，是我叔叔伯伯的孩子；他们的情况也跟我一样，从小爸爸妈妈就出去打工赚钱了，所以我们都算是留守儿童。1“我们都一样”上学的时候，偶尔我也会从同学口中得知，他们其实也跟我一样，都是由爷爷奶奶带着。现在我知道，像我们这种生活在小镇子里的人，留守儿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那造成这些事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我们爸爸妈妈自己的原因吗？不是，我认为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原因，爸妈也只是想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不然谁会背井离乡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受苦受累呢。苦和累也许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被剥削，被贬低被羞辱。身体受伤一点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心受伤了。

（摄影：熊颖）引产、生产、养育、意外……女性的沉默和隐忍，往往让她们的疼痛被忽视。而一群来自五湖四海，聚集在北京六环外的女工们，走上舞台，集体创作，诉说生育的故事。女工生活的酸甜苦辣——疼痛、艰辛、无奈坚强、新生、乐观都化入她们的表演，融入她们的歌声……

阿然深知上学的钱来之不易，所以发奋学习，生活也过得异常节俭，上学的时候住校，每次放假就从家里拿一篮子馒头，一瓶子咸菜，吃上一周，可是夏天天气热，馒头容易馊掉，就会少带一点，这就意味着要饿着肚子上课。

生命如花，生育之艰女工集体创作女工生命故事展演致敬生命，感受女工生活艰辛历程中的坚强、无奈与乐观生育意味着疼痛、成熟、新生命有关生育的故事应该被看到，被听到

《生育纪事》这出以基层女性的生育之痛为主题的纪实作品引发来观众深沉热烈的共鸣。本期分享的是来自木兰花开创始人，“生育纪事”项目发起人齐丽霞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家朱晓阳两位的分享文字。齐丽霞（木兰花开创始人，“生育纪事”项目发起人）《生育纪事》经过漫长筹备，和条件异常艰苦的排练，在中戏师生和木兰姐妹的努力下，终于在今天把它呈现给了观众。在菊隐剧场，一个小时左右的呈现，除了中戏和木兰的人，还有无数人，数不清时数天数的努力。“生育纪事”项目发起人齐丽霞在演后谈中，摄影熊颖演出算是很成功吧，演出没有公开售票，但整个剧场仍坐无虚席。结束时，观众掌声雷鸣。在观后谈的时段，大部分观众都没有离开。我揪着几个月的心，绷了好多天的精神，松弛了下来。眼泪流了下来，百味杂陈。仿佛并没有多少喜悦。更多的感受是沉重。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剧情和剧中的音乐、视觉手段营造的效果，真实还原了生育的现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女性在生育中的疼痛与隐忍。我感觉自己无法从替代性创伤中走出来，因为那样的痛，那样的冰冷，我都经历过。《生育纪事》剧照，摄影熊颖我不能用感同身受这个词，因为我是真的活生生地经受过那种苦难。本以为创伤会藏在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地方。但是现在它被再一次揭开，没有麻药，没有抚慰，只有撕心裂肺的疼痛在默默无声地翻腾。长歌当哭，我又一次被带回当年的“现场”，就连当年好像也没有这么多的泪水。我本来就格外敏感，做《生育纪事》项目这段时间里，又密集访谈了很多姐妹。太多由疼痛转而变成麻木的诉说，在我的脑海里连成一片，以各种声音回荡。在我的想像里，这是一幅无数女性在广袤城乡大地上疼痛翻滚的场景。经历这一切的她们无声而压抑，从来没有机会去诉说，也无法让自己被看见。无论女性、男性，还是整个社会，将女性这个巨大的痛苦和牺牲忽略，很多女性因此饱受痛苦，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甚至会因为生育而更加降低。《生育纪事》剧照，摄影李昊这个剧只是把这种苦难做了真实的呈现和还原，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当然也不能指望一个剧能解决这么多年累积下来，这么大的社会问题。能让它被更多的人看到，听到，之后有所思考，有所行动，可能就是作品最大的价值所在。我有一个朋友说，要带她老公过来接受一下教育。我不知道现场的男性观众看了，会有什么感觉和思考。听说现场很多观众都看哭了，我想多数应该是有过或者听过类似情况的女性观众吧。希望不可能经历这样痛的男性，在这件事情上可以有所做为。比如：在未决定生育的时候，更好的采取安全措施；在生育过程中，给女性更多的支持和关爱。另外，在社会层面，不再视女性生育为无偿劳动，给女性生育更多的社会支持，无论是医疗设施，还是生育津贴和假期，都不要和基层女性无缘。让女性因为生育而陷入更大的困窘。虽然排剧演剧很累，在排练过程中一次次无声地崩溃，在深夜里一次次流泪。但还是很想在今年找到更多的资源，让这个剧有机会和更多的人见面。虽然力量依然很微小，但是在这细微的行动中，相信总会有些许的改变。《生育纪事》剧照，摄影李昊朱晓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家）《生育纪事》通过女工们自己的经历讲述和表演，将中国式乡村生育场景（包括引产、流产和生产）用一种放大镜和慢镜头式的戏剧语汇呈现。这些都是在无数人的日常谈话中被述说过的，但很少有人，特别是用亲历者的视角进行呈现。它们在一种戏剧“微缩空间”（巴仕拉语）动力学的推动下，有了撼人的力量。在观看《生育纪事》后我在微信朋友圈相册中发了以下一段话：“《生育纪事》上来就是一场引产。演员都是打工女性，演的都是自己的经历。有一刻我有些提心吊胆，想着还有什么更惊人的情景要出现。还好没有发生。演员参与构作的戏剧，其力量可能就来自演员用自己的生活再现填实了舞台的空间。戏中女主人公引产手术后的沉默，令人印象深刻。这种生活瞬间有生和死的张力，引产和生孩子这种经历就是。“《生育纪事》剧照，摄影李昊虽然创作者将《生育纪事》定位成“非虚构戏剧”，但实际上即使是亲历者讲述自己的故事，并表演自己经历的戏剧，它也仍然是一场我所谓的“生活戏剧”。因此这些生活的瞬间仍然需要以诗的想象进行挖掘、生成或抽取。从这一点来说《生育纪事》应当可以沿着戏剧生活的路走得更远。但是我想，对于那些看到自己的经历被当众读出和演出的打工妇女来说，她们永远记得菊隐剧场的这个夜晚。这一夜使她们的人生变得非同寻常。这也是生活戏剧的力量。《生育纪事》剧照，摄影李昊刚刚看到一条有关该戏的评论说：“总之，民众戏剧的艺术性是手段，社会性是内核“。说者的态度虽然是褒扬，但也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只能从社会解码来看待这些艺术实践的意义。我的看法相反，我认为民众戏剧的内核应当是艺术。我在以上所写的有关这部戏的言论，也是将其当作艺术来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