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切流动女工，试图推进这个群体的权益，是两个女人的人生交点。结果上，她们都为这件事付出了行动，实际上，受到帮助的却不止女工。这不是一个指向女性的故事，更准确地说，这个故事不指向任何群体，它指向的是一种困顿。当对理论与主义的讨论甚嚣尘上，开始操持日常生活，一个人会陷入何种困境？所谓为生活采取的行动，最终会皈依哪种源头？如果这个故事能提供答案，那也只是暂时的。雨薇一直以为自己会成为常常在影视剧或报章杂志中出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女性」，她高中时出国留学，在加拿大读完本科。很长时间里，困扰雨薇的问题是：所学甚多，但在解决问题上，几乎不具效力。另一边，齐丽霞，一个有着深厚公益经验的行动派，多年来专注关怀、支持流动女工群体。在她的观念里，理论与主义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少谈主义，这些东西对大家来说没什么用，我们会谈一些事实，在生活细节上推动一些改变。齐丽霞说。雨薇和齐丽霞是否代表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样本？是否可作为可依循的生活路径？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更何况，寻求标准答案是一种偷懒，因为生活的河流告诫你：现实是渐进的，请保持耐心。齐丽霞 50 岁刚过，正坐在一间背阴的办公室里对着电脑专注工作。这间办公室不大，有一台打印机，一台电脑，三个工位，两个窄书柜，一个圆形小茶几和一摞塑料椅子。塑料椅子上都绑了花色各异的棉坐垫。办公室的一面墙上还贴了 3 月份的日程表 —— 几乎都填满了。13 年里，或因租金上涨，或因村子拆迁，或因房屋翻修，这间办公室一点点往远迁，如今来到这有着小镇面貌的北京郊区，这里距北京六环有两三公里。从办公室走出去，走不远，折一下，就到了门店林立的小街道。平康药店就在这街边，看店的是两个女人，三四十岁，她们没听说附近有个女人叫齐丽霞。但齐丽霞的名字早就在更远的地方出现过了，媒体写过她的报道，电视节目也来拍她，原因都是她持久地做一件好事，那就是创办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木兰」）。
齐丽霞来自河南农村，河南有豫剧《花木兰》，讲一位名叫花木兰的女性替父从军征战沙场，终成巾帼英雄。齐丽霞的「木兰」尚无这般宏图，但也颇具铿锵之气，那就是让被淹没在社会里的女工发出声来：对外，让大家看见这群女性，对内，提倡这群女性之间的相互帮助和支持。现在，有个好事情是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女性，谈论女性主义，由此引发的激烈讨论曾一度登上社交媒体的热搜榜。由于在做和女性有关的事，齐丽霞很容易被人当成一个女性主义者，但她不这么认为。你说我现在是个女性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但我也得承认我还远远不够（成为女性主义者），因为很多时候，细细思考一下，我还是在那个大框架里面，齐丽霞说。她是在土壤里生长的，她怎么能拔出来？
我觉得走到生活里面，女性主义没那么容易实践。齐丽霞说。女儿三岁时，齐丽霞从河南去往广东江门的工厂做工，苦闷、充满不公的打工经历激发了她对女工生活的关注。2004 年，齐丽霞在深圳街头首次接触公益机构，之后她成了其中一名志愿者。2009 年，齐丽霞和几位伙伴一起，在北京成立「木兰」，当时，木兰租下的那间屋子不到 40 平方米，在一家已经倒闭的饭店的二楼。现在，在官方信息里，木兰这么介绍自己：以关注和服务来京务工的打工女性为宗旨，倡导打工女性团结互助、独立自主、协力争取发展机会。这些年，木兰办过不少活动，有戏剧，有摄影展。2020 年，疫情开始之后，木兰想根据现有的女工口述史资料策划互动性和沉浸性更强的活动，目的依然是让人们通过参与活动，看见女工群体。这个活动最终被呈现为一场约两个半小时的游戏剧场。这段时间，齐丽霞在与一些合作方见面，3 月份，木兰想办几场游戏剧场，由于经费紧张，齐丽霞想争取免费场地。26 岁的雨薇说，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女性时，她在和邻居家的小男孩玩拼图。你负责把这些拼图挑出来，因为女孩子比较细心。小男孩说。这之后，女性身份便在雨薇身上弥漫，它向雨薇施展痛苦，并在她进入大学后，让这种痛苦升至顶峰。可与此同时，事情却模糊了，雨薇身边不再有清晰可辨如拼图玩伴小男孩的角色向她发布指令：因为女孩子比较细心 —— 但就是在这样「无事发生」的生活里，雨薇发现「女性身份」成了她无法对抗的庞然大物。我越长大，越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游戏的劣势。雨薇说。与女性身份相似，出国读书后所意识到的阶级差距也在暗暗对雨薇施压：是我高攀了。读高中时，雨薇从中国南部的一个小城出发，前往温哥华，三年后，她从温哥华去多伦多，读大学，学传媒和语言学。在大学，为加入学校的严肃文学杂志社，雨薇连续两年报名，最终考入编辑部。编辑部里的人极有才华，他们创作小说、诗歌，常常进行言辞激烈、让人难以反驳却又心生敬意的争论。雨薇喜欢他们。在杂志社，雨薇采访闹罢工的助教，也采访亚裔女导演，后来当上了编辑部的部长。但即便这样，她仍不觉得自己在社团里找到了位置：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没这个本事，是我高攀了那个位置。为什么是高攀？可能是因为在家境比我更好、来自更大城市、从小到大得到了更多资源的人中间，我感到一些细微的阶级差距。我觉得自己没他们见多识广。对于未来，雨薇当时笃信一个形象：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女性。为寻找职业方向，雨薇学习写作，在电影节做媒体联络，当编剧 …… 但最后，由于兴趣渐失、收入不定，她没有在其中任何一个方向干下去。与此同时，随着读书越来越多，接触的人越来越广，听过的事越来越繁杂，雨薇脑海中的世界渐渐变广大。然而，就像如今很多正值青春的活跃的年轻人那样，雨薇在这广大世界中体会到的是：迷茫、孤立无援。我不知道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雨薇说。是遭遇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吗？倒也没有，顶多是在多伦多的街头遇到流浪汉，这些流浪汉动不动就上前，说一些骚扰雨薇的话；顶多是不得不在学习和社团工作上花很多时间，因为要证明自己；顶多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得不时刻处在「Fight-or-flight」 的应激状态。在出国留学的很长时间里，雨薇都处在青春期以来的巨大困惑当中：我要干什么？哪里有我的位置？在对未来的想象里，她忧心忡忡：走出象牙塔后能养活自己吗？我的价值观在社会生活里是不是多余的？以及：社会生活如此恐怖，会发生很多我无法面对的事情吧。我生活在基层，我在结构下的问题里挣扎，这其中有认同、有反抗、有纠结，我是作为这样的女性成长过来的。齐丽霞说。
起初，木兰想根据女工口述史做戏剧，但考虑到戏剧要贯穿的时间跨度和女工们忙碌的工作，木兰决定采取一位志愿者的提议：参考韩国桌游《李智慧的生存游戏》，把女工口述资料中的人生经历设置成环环相扣的游戏情景，让大家扮演女工，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了解这个群体。这个游戏后来围绕教育、工作、结婚、生育四个主题展开，并设置相应的分值，游戏名字被定为《木兰花的一生》。这件事是齐丽霞和雨薇的交点。不过，我们决定把它留在最后讲述。
游戏当中，有一个关卡要求玩家扮演在工厂工作的女工，曾有玩家因「工厂老板」的不合理要求愤而退出。当时，齐丽霞临场发挥，扮演人事经理上前劝阻 —— 就像现实中有人扮演各种角色让人屈服那样。「人事经理」问「女工」：你确定辞职不干？你手中有多少存款？你有两个孩子，孩子们要交学费了，你能负担吗？现在疫情，你知道找工作多难吗？你确定能找到比现在待遇更好的工作？你如果考虑好了，我现在就去叫财务给你结工资。在齐丽霞的劝服之下，这名玩家最终选择留下来，参加完游戏全程。游戏中还有个设置是相亲和远嫁。每当走到这个关卡，总有人问齐丽霞：为什么只有两个选项？不结婚不行吗？不行。齐丽霞会这么回答。据齐丽霞观察，提问者多具备女性主义理论基础或生活实践，在这种框架里，不婚是一个正当选项，可是若回归到女工群体，这种想法就变得寥寥无几。目前我了解到的是，（女工们）几乎没有这个想法，因为她们接触的人、她们的生活背景里没有这个启蒙。齐丽霞说。体验过《木兰花的一生》游戏剧场的人里有萱萱和 Wendi。她们有一些共同点：都是年轻女性，都是名校毕业，都看重学习成绩。因此，在游戏过程中，萱萱和 Wendi 在面临选择时，都以提升学历值为目标。比如，在是否帮老师带小孩时，萱萱选择了拒绝，这使她的人际值减少，学历值上升，但即便这样，两人最后都只拿到了初中文凭。游戏开始时，我觉得输赢对我很重要，但后来我发现，输赢就那样了，萱萱说。游戏呈现的境况即女工群体的生活处境，她们的确会囿于种种限制被迫留在工厂，的确得在相亲和远嫁中二选一，也的确在获得文凭时难度更大。如果再玩一次，游戏结束时的分值会变高吗？我只能说可以变得更有钱。Wendi 说。完成不太轻快的游戏后，每位玩家会领到一本记录了女工口述的小册子，女工的名字与玩家们在游戏开始时拿到的身份牌所标识的名字一致，在这个环节，玩家们将走出游戏，了解现实中真实女工的生活经历。曾有人在观看木兰的戏剧《生育纪事》之后留言，说基层女性的身上充满了力量，面对苦难时依然坚韧。反观中产女性，享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却动不动就抑郁。这是拿一个群体嘲讽另一个群体，齐丽霞说，这个群体并非没有不舒服、并非没有不爽，而是现实迫使她应对别的东西，迫使她采取行动 ——这个群体确实坚韧，你可以说她有生命的韧性或面对困难的勇气，但也可以说这是宿命。总之她要往前走，要活下去。压抑、苦闷的留学生活里，有一件事渐渐清晰起来，雨薇发现活成「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女性」太费劲了：不只要成为衣食无忧、看着展览、喝着星巴克的白领，还要每天每天地，为很多事困惑，担心很多不会给生活带来实质影响的事 —— 并且是非常担心。担心些什么呢？是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女性困境 …… 雨薇也担心这些，某种程度上，在多伦多，学校课堂、周围的人、整个网络世界都在向雨薇传授这种担心。然而，有个事实是，这些担心不能帮雨薇解决任何问题 —— 不仅不能解决，反而还在塑造割裂：在这些担心里面，理论与生活、不同环境里的生活经验以难以融洽、互通的方式齐齐展现眼前。多伦多每年 7 月都有同志骄傲大游行，大家在学校谈论民主、谈论言论自由、谈论女性主义。它们当然来自一些很不错的理论，但当雨薇打开微博，回到中文世界，却又不得不感受另一种现实：国内的很多问题是西方经验没办法解决的，就像（心理）咨询师曾向雨薇提过的一件事：以前读书时，曾有一位澳洲的老教授过来讲课，课上，老教授分享的经验令学生们兴奋，课后，学生们将老教授围住，向她讲述自己遇到的种种问题，并问她：您觉得我们该怎么办？老教授听后显得很震惊，停顿一会儿后，她答道：这个问题我没办法解决，因为我没遇到过。我只能为你们祷告。你就会发现，你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但你没办法靠它们解决你身边的人的问题，你也无法靠它们解决你自己的问题。雨薇说。加拿大冬天寒冷，有段时间，雨薇常常半夜睡不着，于是她下楼，去公寓外抽烟。烟不过肺，不太会抽，但得抽。有天，半夜 12 点，像往常一样，雨薇裹着黑棉袄，顶着棉袄上的大帽子，坐在公寓外面的一条长板凳上抽着烟。那是雪天最冷的时候，前天早上下的雪开始融化。雨薇看着路面。突然，她发觉一双腿在自己的左前方停下来。雨薇惊讶地抬头，看到提问的人是一个背双肩包的男青年。我没事，雨薇答道。对方听后，又反复确认：确定没事吗？雨薇便反复回答：我没事。之后男青年走了，雨薇发现自己慌张得忘了说谢谢。原来我当时的状态已经糟糕到连过路的陌生人也能看出来。事后，雨薇为此震惊。那时是被具体的某件事困扰吗？雨薇记不起来，只记得那时不开心。我们很少谈主义，这些东西对大家来说没什么用，我们会谈一些事实，在生活细节上推动一些改变。齐丽霞说。比如家务劳动上的平等，是不是只有女人该做家务？比如，爸爸应不应该参与家庭教育？我们不谈要不要生小孩，因为底层不可能脱离这个结构不要小孩。热情洋溢或满怀悲切是理想志士的两面，他们在看待现实时，都容易跳级前进。但显然，齐丽霞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她似乎测量过现实前进时的步幅，以至于捕捉到了更小单位值的进阶。经常有人问我，玩家参与游戏剧场后会有什么改变，我觉得改变是不太容易发生的。齐丽霞说。玩家可能会由完全不理解女工群体到理解一些；可能之前对女工只是符号性的认知，通过游戏，看到了具体的人。但是，如果你说一个完全看不起女工的人，通过玩游戏改变了，变得看得起（女工）了，这是不太可能的。往后退一步，开始尊重女工都已经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齐丽霞说。在齐丽霞看来，《木兰花的一生》试图促成的，是让对这个群体感兴趣的人，看见这个群体中不同于大众认知的个体。至于这个游戏所能触发的思考深度，齐丽霞说：我不知道。进入 2021 年，雨薇的状态渐渐变好。进行心理咨询是一方面，找到满意的工作是一方面，进入木兰也是一方面。2019 年，雨薇毕业回国，之后因疫情待在国内，开始考研、找工作。2021 年，在考研与找工作的空档，雨薇决定找个志愿者工作。她在微博搜索「北京女性公益机构」，发现木兰在招整理口述史资料的志愿者。于是，在 2021 年的很多个周末，雨薇从朝阳区的工人体育馆出发，坐车一个半小时，到达位于昌平区东沙各庄的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起初她整理口述史资料，读那些由流动女工们亲口讲述超出自己生命经验的事，并常常因信息量太大而不得不看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具体是哪些细节让她有这感受，雨薇一时想不起来，但感受留下了。雨薇参与了游戏《木兰花的一生》的创作，她在其中担任游戏编剧。编剧工作在 2021 年 4 月开始，8 个月后，2021 年 12 月，《木兰花的一生》迎来首批玩家。创作《木兰花的一生》使雨薇第一次进入基层女性的生活当中，这是雨薇没料想过的生活面向 —— 毕竟，很长时间里，雨薇以为自己要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女性」—— 雨薇同样没料想到的是，自己在这种生活里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和舒适：在木兰获得的生命经验不同于其他任何场合。在之前的生活、工作中，我难免得捍卫自己的观点，在国外读书，我又常常陷入自己是少数群体的孤立感，很容易沉入一种和别人对峙的状态。我需要时刻紧绷，应对可能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在木兰，大家仿佛能理解我的任何想法，不会质疑我「为什么要这样」，我终于感觉到了「一切就应该这样」，而不再需要花精力解释我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觉得这件事重要。「木兰」是一个绝对安全的空间，我不管是以女性身份进入、以年轻人的身份进入，还是以其他比较弱势的身份进入，都能够得到尊重。在木兰，你会觉得大家都一样，不会被伤害。在一次关于游戏的讨论中，一个志愿者提出疑问：在游戏中呈现这些口述，会不会对口述当事人带来二次伤害？在雨薇的经验里，这种疑问不受欢迎，尤其在工作场合。人家会说你想太多，雨薇说。但在木兰，这个问题抛出后，大家理所当然地把它当成一件要解决的事，这令雨薇印象深刻。其实，初到木兰时，雨薇心存疑虑：一是公益圈里不时发生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二是木兰所在的地方太简陋了，进门处挂在外墙的「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的牌子已经褪色，在通往木兰的活动室 —— 那连成一排的 5 间老房子时，来客得先踩过一段铺在排水沟上的木板。但很快，在见到木兰花开的创始人齐丽霞 —— 一位约 50 岁的热情女士后，雨薇的疑虑便打消了。在齐丽霞那里，雨薇得到了她一直以来暗暗渴盼的对于社会生活的态度：木兰是一个从基层长出的机构，我们没有「服务」「帮助」这种居高临下的想法，我们是要带着大家一起，互帮互助。在木兰，我不会觉得自己要成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女性」，雨薇说。说来奇怪，接触木兰后，令雨薇忧虑的事一件件变顺畅：不仅找到了工作，也拿到了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它们显示一种值得期待的社会生活。现在，雨薇还记得第一次去木兰的那天：临街小店的装潢风格、路上行人的走路方式、天空的颜色和稍显脏乱的街道 …… 它们纷纷出现在雨薇眼前，并在雨薇的内心里激发出一种熟悉感：虽然跟我的留学经历背道而驰，但我觉得自己回到了最熟悉、最感到安全的场域。我觉得这里才有我的位置。或许，这是我的根吗？现在，雨薇在一家游戏公司工作，她至今对木兰心存感激。木兰仿佛为雨薇引入了一种生活底色，她在那里学到的是：解决痛苦的办法就是动起来。让人乐观的事情也在木兰发生：有些人在体验完游戏剧场《木兰花的一生》之后，找到齐丽霞，表示自己想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其中。一切都还在进行。生活是否在未经历之前就已经为我们提供答案？不知道。一个可能的回答是：一切都在弥漫，现实所展示的，是一种渐进和耐心。北京木兰社区活动中心成立于2010年1月15日，是一个以关注和服务来京务工的打工女性为宗旨的非营利社会服务公益机构。
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在打工者聚居的社区建立活动中心，以活动中心为平台，引进外部社会资源，为打工女性及其子女提供文化教育和精神方面的服务，通过扩大打工女性的社会交往面，增加彼此的联系和互动，从而拓展打工女性的文化生活空间，提高其独立自主和性别平等意识，从而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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