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山侠隐：那些“金盆洗手”开客栈的媒体人
如果你累了，到处走走，找个客栈住几天，说不定还能碰见一个做过记者的房东。
作者 | 丁鳗
来源 | 媒通社
“有着20年报人生涯的吴俊松告别传统媒体，转型开客栈了。”
4月起，陆续有读者在后台留言，称资深摄影记者吴俊松的客栈终于开了起来。也是那个时候，吴俊松在自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辞职 回家》的文章，梳理了自己近两年筹备民宿的酸甜苦辣。
今天，媒通社对吴俊松本人做了一次采访，同时了解到，在媒体人辞职开客栈蔚然成风的当下，这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转型，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逃离北上广”的计划。
云南，无疑是现代都市人渴望的“诗和远方”的最佳栖息地之一，这片热土上包裹着人们无数的向往和憧憬，尤其对于走南闯北的媒体人来说，更是理想的集聚地。
在这种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吴俊松内心的小火苗早已被点燃。2011年，他离开了工作11年的《南方都市报》，离开了喧嚣繁华的一线城市，去云南《都市时报》担任视觉总监，继续从事着与摄影相关的工作。
随着媒体行业环境的变化，彼时的吴俊松除了渴望更多的自由外，也逐渐产生了转型的想法。5年后，吴俊松跳出了传媒圈，和妻子一起开始筹建民宿，并同时以独立身份继续从事深度纪实摄影报道和纪录片制作。
今年2月，一家名为“云朵山庄”的透明蘑菇房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正式开业，这个以梯田闻名的旅游区，成为吴俊松职业生涯新的坐标。开店时间不长，由于亲朋好友及新媒体的传播，客栈的生意尚佳。一边开着客栈，一边从事着自己热爱的摄影工作，身边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的陪伴，吴俊松的生活过得好不惬意。
尽管告别了媒体，但是吴俊松在行业中浸淫了20年所锻炼出来的媒体思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此后的工作与生活。他对民宿文化、建筑设计、艺术创造有着独到理解，运用这些经验花了2年时间从无到有构造了一家客栈，里面饱含他对世界、景观、环境等各方面的理解和重新创作的思维。“就像写稿时能找出一个吸引读者的点来一样开心。”
吴俊松认为，媒体人和民宿老板这两种角色的生活状态是无法割裂的。他长期训练出来的媒体人思维会惯性地影响其对社会、对业界继续保持密切的关注，甚至，“做事情的出发点并不完全是生意人的思维”。
不过，他也表示，“快乐与压力是并存的。”尽管现在的生活自由畅快，但是在大城市要面对的问题，在乡村上也无法逃避。例如孩子的教育，随着他们逐渐到了上学的年纪，吴俊松夫妇不得不正视乡村教育发展和师资环境相对落后的现实问题，他们需要在客栈生意和孩子教育上获取平衡。
事实上，在中国，像吴俊松这样的前媒体人还有很多。原《南方都市报》调查记者袁小兵在洱海旁开了一间名为“醒来”的客栈；原《晶报》资深记者黄寿长在大理开了一家酒吧；原《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赵佳月和原《南方日报》摄影部摄影记者杨曦转身成为苏州小日子生活馆的主人；另据记者站昨日报道，原《全球商业经典》执行总编辑李列归隐深山也开起了一间客栈……
媒体人开客栈到底有没有前途？
云南和浙江是目前我国各省市民宿客栈数量最多的两大省份，均超过5000家，这也是媒体人开客栈的热门选址地区。
在云南大理，有这样一句话广为流传：「来大理的媒体人都去开客栈了」。
每年，成千上万的新闻从业者会在假期时选择暂别喧嚣的城市，带着一身疲惫涌入像大理这样的地方，期待让焦灼的心获得一份安宁。其中一些人，被这种向往已久的生活彻底俘获，最终加入到民宿经济的大军中。
潇洒转身过后，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经营客栈到底有没有前途？
一份数据显示，近5年的中国民宿市场异常繁荣，截止2016年底，客栈民宿线上注册量总数达到50200家，2017年民宿交易规模超过120亿元，数字还在逐年攀升。
宏观市场和民宿客栈一样很美，可要做老板，却是冷暖自知。一面是大量受激励的参与者涌入，一面则是众多经营者和投资者黯然离场。不论是谁，不论在哪儿，都得考虑成本和生计问题。
早期曾有媒体报道，因为地租上涨，袁小兵和合伙人们在客栈上的投入高达上百万，为了梦想，东拼西凑借钱也是必要的。他曾告诉财经天下周刊的记者，“身边很多客栈老板朋友甚至想着把客栈转卖了，好重新开始下一段旅行。”2017年，受当地政策及市场环境影响，袁小兵的客栈也一度停业。
吴俊松是袁小兵在南都的前同事，前者的客栈目前收入刚刚能够维持开支。“当初选择这样一个没有太大竞争的地方，也是考虑到自己在生意方面的抗压能力比较差”。他告诉媒通社，客流量的季节性特征非常明显，“这么一个小众的市场其实需要非常耐心地培育。”
从事民宿行业，的确不像从城市里大老远跑来体验生活那么悠哉。吴俊松做的，本质上已经是一个小型旅行社的工作。
而不太懂行的媒体人做客栈，单是前期筹备就会浪费很多钱，资金用在了一些不该花的地方是很常见的，进而也会影响后期的推广与开发。吴俊松遭遇的困难不止这些，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环境改造进展缓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客栈的商业运转。此外，在偏远乡村，想找个合适的服务员都很难。
吃苦耐劳的媒体人，在开客栈这件事情上要上的课显然还有很多。宏观市场的火爆，与个体经营的结果完全是两码事。拥有一家民宿，可能意味着风花雪月，也可能意味着重负缠身。
每个人都希望选择不随波逐流的人生
1845年3月底，美国人梭罗跟朋友借了把斧头，在瓦尔登湖畔建了一座木屋，一住就是两年，还以此为题材写了本长篇散文。
他的经历影响了后世许许多多的文艺青年，在中国，听着流行乐长大的“城市厌恶症侯群”，将梭罗写在书上的人生哲学与各自的东方生活美学无缝衔接起来。找一个漂亮的地方，开一家民宿客栈，从此过上清心寡欲的日子，至今依然是很多人的终极梦想。
但有些事情，需要自己亲身体验了之后才能完全领悟。正如袁小兵曾经说的：
“实际上，永远没有这种能够完全独善其身的地方，你所在的地方，始终跟你所逃离、诀别的东西捆绑在一起。你说彼岸在哪里，在洱海对面那个小村？我们现在坐的地方，实际上也就是那个小村的彼岸。也有很多人到大理待几个月又回去了，可能他们也认识到，彼岸很大程度上在于你所达到的一个境界。彼岸即此岸，大家一直都想要到达彼岸，最后却发现，自己其实就在彼岸。”
2019年的这个5月，距离袁小兵第一次到大理已经过去足足十年，今天下午，我们添加了他的微信，介绍栏写着：“双廊洱海醒来海景客栈已复业。”或许，十年沧海桑田，他依然怀揣着寻找平凡之路的强烈动机。
同在云南的吴俊松——这个被漂亮贤惠的哈尼族妻子带回到梯田边的男人，在筑房生子后，继续繁衍着他的梦想。
这些客栈房东曾经的身份，可能是东部某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可能是南方某报社的资深记者，也可能是北京三环附近某互联网巨头的部门总监。他们选择了不随波逐流的人生，粗粝苍茫又让人钦佩感动。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在宇宙的中心流浪，无论是五道口，还是洱海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