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二元：中国县镇乡发展的基本判断与路径选择初探（下）
1957年开弦弓村村民养二眠蚕
编者按｜
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到展示——这是集体策展团队“BLOOM绽”在2015年“评论展——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1999-2013”前言中的主导议题。将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建筑展设置为评论展，并不止于策展形式上的创建，而是为了构成“对那些业已发生于社会现场，又被展示现场收缩为作品的再行动”：来自不同学科和实践领域的评论人将在与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的关联中，重新激发并再度表述自身的工作。在相关的活动中，主策展组之所以总是以“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去指称作为个体的“建筑师”，不仅仅是因为协力造屋的特殊性，而更是为了通过策动将建造与展示这看似分立的两个阶段，转化为一系列相互质问的社会实践中的不同面向与现场，由此逐步形成某种高密度、低成本以及远期持续、近期关联的展示工作方法。
在“评论”的一般意义上，这次展示的主体不再是以往的某一领域的创作者、作品，或者对所谓作品过程的后台展示，而是开幕阶段被邀请到场的评论者的批评，以及闭幕阶段（特意缺席开幕的）建筑师本人返场对已有评论的回应。为此，BLOOM绽的主策展组现场考察了谢英俊及其团队在台湾的几乎所有的重点项目以及在内地的工地和工厂，采样分析了1999年至2013年期间公共与专业媒体中关于协力造屋的各类报道……本次推送的是参加评论展的“评论者”之一在展前针对谢英俊及其团队在大陆的实践，从规划及经济层面提供的关于中国城乡发展现况的背景论述下篇（重点加粗字体由编者添加）。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对于县、镇、乡是一次新的发展机遇。通过更大数量和更基层的县城、镇等的发展，将城市资本与数量众多的县、镇、乡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集合起来，才能够进一步生产和扩大市场，维持社会稳定。结合城乡关系过程的政治经济分析和历史讨论，作者提出县镇乡兼容二元的发展路径。但县、镇、乡的发展不仅仅与市场有关，它们的发展也不仅仅是被整合入全球经济生产链的问题。它们的开放或内生性发展对于地方的文化发展、大地景观、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环境状况等都将有巨大影响，这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
兼容二元：中国县镇乡发展的基本判断与路径选择初探｜2015
本文5000字以内｜接上期1019
等式1：(N+FN)- S=L~ LP
N: 农业劳动
FN: 非农业劳动
S: 各种税费
L: 剩余
LP: 维持生产与再生产最低限度的生产生活资料
等式2是等式1在新历史时期的变化。这个变化最主要的因素是一切生产、生活要素受到了市场的影响，物质资料货币化的影响。或者说，从王朝被强迫打开壁垒之后，马克思指出的资本运行规律开始在中国空间扎根和作用。这对于基层的农村社会无疑是雪上加霜：生产生活资料的市场化、货币化加重了剥削，而国家抽取的税费巨大程度上转向对城市的扶持——一个追求经济效益，希冀繁荣富国的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全球高度的经济压力下，国家转向对更高效的新生产方式的支持。中国传统城市作为中央集权代理人的政治与物质结构可以便利地为资本积累所借用：物质层面上，城市是便捷的交通节点、拥有资本所渴求的高密度消费空间；社会结构上，城市的地方官具有强大的行政能力，这个能力在国家追求经济效益的目标下可以转换为对地方的开发能力；以及观念层面，城市往往是得风气之先，减少了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带来的阻力。总而言之，城市和农村对比，能够提供更高效的交易效率。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市场的外部关联性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支配性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地主阶层一方面承受着农业社会败落带来的自身危机，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基层社会非农劳动的主要购买者转为城市工业用品的购买者，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解体。在农业产品市场价格（NM）在相对低的状况下，非农劳动的收入巨大地影响着农民（作为群体）的收入。
等式2：(NM+FNM)-SNM=LNM~LPNM
NM: 市场价格化的农业劳动
FNM: 市场价格化的非农业劳动
SNM: 市场价格化的各种税费
LNM: 市场价格化的剩余
LPNM: 市场化后维持生产与再生产最低限度的生产生活资料
在等式2中，虽然似乎看起来等式的构成和1没有区别，事实上已经是完全的另外一种状态：市场的作用对于等式的平衡、各要素货币化的交换价值有着复杂影响。而所谓的“市场”又是一个日趋互联的动态经济网络中的一个节点，高度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影响甚至是左右等式的平衡。
市场化的过程中，基于城市的新兴现代产业的劳动产出经过国家抽取，剩余部分用于城市的生产与再生产，基本道理和等式1，2似乎没有大不同。但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完全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小农生产方式。传统农业社会的空间是寻求自足自衡的，自产自销的，是一种内在的生成。现代城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是试图高度优化各种生产与消费资料空间配置的结果（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目的是加快生产与消费的速度，缩短资本积累的周期。和古代城市不同，不是农业积累决定了城市规模的大小，而是产业规模的大小决定了现代城市的规模[4]；产业规模与资本存量、资本的积累能力（生产与再生产的能力、寻求市场的能力等）相关。也就是说，资本生产与再生产“地方化”、“本土化”综合成本最低（对于发展中国家，除了劳动力、包括空间在内的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的低廉，很重要的还要有能够保证资本在地方持续生产积累、最大程度压制反抗的状况），潜在市场最大的城市，最受资本欢迎，因此而有最大的增长空间（也可能意味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这过程中，决定交换的通路及其变化（高速公路、铁路、航线、互联网等）权重日增。正如曼纽尔·卡斯特尔指出的，网络社会的崛起是一种双刃剑：加快流动性（意味着财富可能的增加）同时，也高度增加了各种风险。但如果不能成为网络中的一员，在一个高度两极化的信息社会中，将堕落为贫困的另一极，成为没有希望的空间。（曼纽尔·卡斯特尔，2003）
图表1进一步解释了传统城乡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受到篇幅限制，这里不对图表1展开解释。要强调几点。第一，传统中国高度强调人地间的平衡。但所谓人地间平衡是笼统的表述，基本的是整体社会内部生产与消费的相对平衡。这一平衡并不容易把握。人口的变化、土地的多寡与丰瘠、各地区的差异、军事状况的影响、社会阶层的变化、信息的不准确和传递变型等，也包括治理机构内部的贪腐，都对于治理结构产生影响。对于平衡的高度渴求导致了历史时期治理结构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就是一部政治经济史。第二，历史过程中，也有着众多论著讨论这一调整平衡的社会治理过程。但在许多研究中，往往缺失了空间的分析。所有的生产剩余的提取、国家和地方政令与观念的传递等都必须经过一套设置的行政架构来抵达生产的基层、抵达农村。而城、县、镇、乡就是这一整套行政架构设置最主要的构成和空间载体[5]。缺乏了空间的分析，就难以准确分析追求平衡过程的空间变化。第三，城市首先作为一种新生产方式的空间载体，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新生产方式如何、以及何时在中国空间中产生历来是一个激烈讨论、争论的议题；是内生性的还是外来的冲击是争论的中心。这里不做相关论述的回顾。但如傅衣凌的讨论，十六、十七世纪农业劳动剩余的空间转移，曾经产生过较为繁荣的商品经济。但历史过程中流动性对于社会稳定的威胁，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威胁。流动性要生产出、创造出另一种空间，这是对一种努力保持整体化空间治理政策的威胁。第四，近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历史过程中改变着民族国家空间内部的各种要素（如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等）的架构，原有对于封闭空间内生性结构的分析需要结合更动态的方式分析。
[4] 其中当然需要更进一步讨论资本、权力与空间三者间的关系。
[5]尽管威廉·施坚雅讨论了行政空间和经济空间的不完全一致性，但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见威廉·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城市。
图表1｜传统城乡生产与消费关系简图：一种空间的视野｜作者自绘
3. 兼容二元：县镇乡的路径选择
以上的分析中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空间是一种高度简化了的结构模型，往往也是广为普遍使用的方式，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图表1中的“家庭手工业”是分析这一问题的开始。农业受土地自身的限制，进而限制了劳动力的数量，由此前面也谈到，将导致农业的细密化和刘易斯指出的边际劳动率趋零甚至为负数。家庭手工业则不存在这一情况，它只受到市场的影响。家庭手工业和其他副业是传统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市场的萎缩即是农村的萎缩。市场的扩大就有可能由家庭手工业转变为工场手工业。而西方国家的经验是，工场手工业是转变为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前期。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与集体土地、资产的结合自发产生了乡镇企业即是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例。
如前所述，县镇乡具有来自中央赋予的权力属性和来自地方基层的两重特性。而新型城镇化的最主要目的是优化（城乡空间）资源的配置，加深劳动分工，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提高中国空间的竞争力。加深城乡间的劳动分工，意味着第一梯队的城市，包括东部地区的超大型中心城市，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通过金融、高科技等高附加值的产业，来生产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但是，高端产业基本是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又与城市需要容纳数量巨大的人口是一种悖论。这种悖论已经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城市显现出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迁出意味着失去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就业率严重的下降。这是产业升级与城市人口构成之间的一个悖论和困境。
对于地方而言，在空间治理边界内，一种理想的空间模型，是产业的就近转移，向周边的转移，通过生产一种混杂的经济模式，防止产业流失或者外溢；进而通过中低端产业在空间内部的扩散，取得产业升级与就业人口规模的平衡、生产繁荣与维持社会秩序的平衡。[6]这是一种静态的模型结构。现实的情况是，产业结构的空间转移往往会溢出地方治理的空间边界，流向最优资源配置的城市和地区。这立即就带来数量巨大的一般劳动力就业率的下降和地方社会稳定的问题。尽管这不是什么新的问题。如前所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已经和正在经历着这一艰难的问题；而在费孝通的众多论述中，在一个充分劳动的农村中任何技术的提升都导致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在村中游手好闲，扰乱秩序。
该模型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一种模型，试图把次级城市和地区整合在生产链中，加深劳动分工，提高空间竞争力。或者，更加形象地说，也可以用类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的结构模型来表达（但应意识到“中心地理论”仍然是一种静态模型）。通过在一定治理空间边界内的劳动分工和协作、通过产业的集中和扩散，通过加深分工和扩大市场规模和种类的细分，来提升空间的竞争力。在这一模型中，中小城市、县镇乡是次级产业的转移空间，而不是广大农村。就如“皇权不下乡”背后是因为权力下到农村的交易成本太高类似，产业与资本深入农村的交易成本一样巨大（至少在目前的这一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到2012年为止，中国有地级区划个数333个（包括地级市个数286个）；而县级区划数有2853个（包括县个数1442）；乡镇级区划数40497个（其中包括镇数20117个、乡数12812个）。
[6] 核心区人口数量的减少、外围人口数量的快速增加和次级产业的外迁，过去二三十年间上海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这一空间模型的实践。
从县、镇、乡自身的角度出发，整合入上一个层级的生产链是必须的路径，却并非是完全的路径。关于这一问题，简·雅各布在《城市与国家财富》中有详细讨论。她举例原为“南美瑞士”的乌拉圭如何陷入经济全球化的产业链陷阱，败落为贫困的国家。她提出一种“以我为主”的开放性策略，通过“进口替代”的方法整合入全球经济，获得转移的技术和地方技术的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腹地的经济关联，生产市场与经济的空间边界（Jacobs Jane，1985）。开放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危机，然而不开放则意味着死亡。“进口替代”是一种中间策略，通过主动整合入生产链获得发展的机会（但同时也接入了经济全球化高度的不确定性风险），通过与广大腹地的关联生产市场和获得可能的稳定性。费孝通也有类似的讨论，在这里我愿意不厌其烦地引用他在《我看到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中的论述：
至于对今后乡镇企业将怎样发展，以我最近在各地观察的结果，概括地说，我认为大体上倾向于采取上下两手并举的办法。一手是引进高科技，集中力量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向发展跨地区甚至跨国家，大集团的、农民自办的、体制多元的新型乡镇企业发展，它应当以面向国际市场，开拓现代化的新产品为方向。……还有一手是发展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工业为基础，加上为它服务的、广泛高效的、提供信息和销售的中介体，即现在正在广大农村中广泛出现的“公司＋农户”新的企业结构，也就是分散生产，集中服务的双层结构。……在当前这个经济急速发展的时期，需要变动快、灵活易变，甚至停停开开、能聚能散、适应力强的这种带着游击战和运动战性质的作战形式的基层乡镇企业。这个基层队伍可以保证农民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再加上一层为它服务的、供销流通的中介机构，就可以便于在国内外广大市场上抵得住惊风险浪，并保住国民经济的阵脚。这可说是当前农民正在创造中的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乡镇企业基层结构。我对此抱有深厚的希望。（费孝通，1998）
新型城镇化进程必将伴随着大量产业的空间转移，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从城市到县城等。结合自身的发展状况，积极主动迎接产业的空间转移是县、镇、乡发展的必然路径。然而，县、镇、乡具有前述的与城市不同的二元性。从这一点上来说，作为相对高端产业空间的城市、紧密链接入经济全球化的城市，在生产高附加值的利润同时具有高度的经济风险；它们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全球经济状况变化的直接影响和危机来袭时的冲击；另外，这些位于第一层级的城市还面临着前述的“产业类型变化与城市人口规模构成”的困境。同时，其中、低端产业还接受来自县、镇等的挑战和可能流失的状况。因此，对于城市而言，县、镇、乡的二元性就是它们巨大的优势。县、镇、乡应兼容二元，利用与城市的信息、产业、基础设施等的关联性积极进入全球化经济；利用历史时期形成的与农村的劳动力、土地、市场等关联和优势生产新的市场。县、镇、乡同时也是容纳巨量人口的必须，这是中国客观现实的必须。
简言之，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对于县、镇、乡是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对于国家而言，也只有通过“中间凸起”、通过次一级的城市、县城、镇等的发展，将城市资本与县、镇、乡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集合起来，才能够进一步生产和扩大市场，维持社会稳定。然而，县、镇、乡的发展不仅仅关于市场的问题，它们的发展也不仅仅是被整合入全球经济生产链的问题。它们的开放或内生性发展对于多元文化与文化的差异性、大地景观、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将有巨大影响，这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
主要参考文献｜
费孝通，我看到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http://www.guancha.cn/JiuWenCunZhao/2013_03_27_134770.shtml
吴承明，经济史理论与实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中华书局，2007
黄宗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载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福建人民出版社，267-287
林刚，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载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福建人民出版社，24-56
JacobsJane.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principles of economic life. New York:Vintage Books, 1985
曼纽尔·卡斯特，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杨宇振，权力、资本与空间：中国城市化1908-2008，城市规划学刊，2009年第1期
杨宇振，新型城镇化中的空间生产：空间间性、个体实践与资本积累，建筑师，2013年第170期
原刊载于《国际城市规划》2015年01期，
经作者授权发布于评论展前。
文｜杨宇振
责编｜PLUS
相关推送｜
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以及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既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结果，也是其幸存的前提，活力的来源。
谨以此文纪念意大利著名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世界体系论的杰出代表乔万尼·阿里基诞辰80周年。本文节选自未出版著作《最好的马克思》第十四讲。
回复：BAU、星丛、回声、批评、BLOOM，可分别了解各版块汇编。
回复：院外，可了解院外院精编及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