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萨特｜03｜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生产方式对信息方式｜第一章
编者按｜
本次推送的译文节选自马克·波斯特在提出“信息方式”这一一般理论之前的早期著作《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生产方式对信息方式》的第一章。此书原是考察米歇尔·福柯著作对社会理论与社会史的价值的一组文章。福柯自1968年以来写的著作（《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和大量短篇）包含着社会理论和社会史写作中的某些重要进展。作者的目的是将这些进展与福柯思想的其他一些价值较小的进展分隔开来，并不试图评价福柯著作的整体，而只是关注并分析它的某些特定特征。波斯特将福柯的著作放置于双重问题中：社会批判理论的问题；作者称之为“信息方式”的新社会构型的问题。尽管福柯的政治学是模糊的，他的著作则非常适合于批判理论。他提供了包括若干理论因素的分析模式，如果对这些理论因素进行适当的解释，就能为批判理论开启新的方向，并将批判理论带出它当前的困境。但只有认识到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某种重要变化，批判理论的这些新方向才变得明显。为此，作者创造了一个短语“信息方式”来表征这些变化，并将当时的情形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进行对照。“信息方式”这一术语指的是20世纪的新语言经验，其中绝大部分是由电子技术和相关技术带来的。作者认为只要想说明他在福柯的著作中发现的理论进展，只要他想将这些理论进展与那些建立在生产方式概念基础上的批判理论的传统进行对比，就有必要发展这一术语。所选的章节试图将福柯最近的著作放在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的关系中考察，问题的重点在于福柯的著作对于新社会史的写作的用处。院外将陆续推出相关译文。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福柯与萨特｜03｜1985
本文5500字以内｜接上期
韦伯的工具理性分析只是和福柯的观点有表面的相似。一方面，福柯并不发明出理想型，用它们来反对历史经验。对他来说，理性的形式可能是无限多的。再一方面，理想型给历史的骰子灌了铅：韦伯的分析中隐藏着康德主义对目的理性的偏爱，回想一下康德著名的道德格言“行动必须被普遍的目的所驱动”[22]就可以认识到这一点了。福柯更喜欢通过展示一个不一样的过去来表明现在的局限性，而不是展示某个理想。再者，福柯并不像韦伯那样分析社会行动者和他们的动机。他关心的是一种客观性的层面，他称之为话语/实践，这一范畴避免了韦伯的主体/客体二分法，并假定了观念和实践之间的非二重性。韦伯的分析仍然离不开一种“人本主义的”假设，即动机和行动的分离。最后，福柯的分析是以人文科学（其中之一，社会学，正是韦伯等人创立的）的话语为靶子的；而韦伯不管怎么含糊，都是把科学和社会活动分开的。其实，福柯和韦伯的主要联系——或许是唯一的联系就在于他们都努力考察理性在统治中的意义。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两个地方讲述了这个问题：一是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里，二是在哈贝马斯的工具理性批判中，而在我看来，哈贝马斯与韦伯的分而治之策略没有多大区别。《启蒙的辩证法》由流亡的德国犹太人写于二战之后，携带着大屠杀的印记。在奥斯维辛之后，把过去的几个世纪描绘为理性大进军的现代历史观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考虑到20世纪的残酷和野蛮，很难认为西方文明是一出进步的戏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奥德修斯》的创造性和当代文化工业的产品联系起来，并格外强调18世纪的“成果”，以图消除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理性的信仰。他们告诫说，西方形式的理性是以统治为尺度的，它将世界（其他人和自然）当成要控制的对象。[23] 在西方，非理性的成分从一开始就内居于启蒙运动的演进之中，这种非理性成分最终清晰地在20世纪的政治和文化中显现出来。
《启蒙的辩证法》里的分析包含着丰富的含义，特别是论述文化工业的部分（后来阿多诺专门在后续的文章中发展了文化工业理论），但是受到分析所处的高度的限制未能展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常只关注过去的“大思想家”，而不去关注理性成为话语实践的世俗层面。他们高度哲学化的分析和理性批判丧失了详尽描述真理的规训的机会。不管怎样，他们拒绝信任理性，坚持研究它和统治的瓜葛，使得他们直接通向了福柯探索的课题。
从劳动到日常生活
除了将理性作为一个论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福柯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将兴趣点从生产方式转移到日常生活的“边边角角”。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福柯认同了法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赞扬他们在社会党赢得1981年大选中的作用：
……社会党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合理地面对了新的态度、新的疑问和新的课题。它容纳了有关日常生活、性生活、夫妇、妇女问题的各种疑问。例如，它非常注意自我管理的课题。所有这些都是左派思想的主题——这一左派思想既不囿于政党内部，也不用传统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24]
日常生活的主题为批判理论的复活提供了场域。在法国，率先提出这些问题的是萨特和梅洛-庞蒂的《现代》杂志、亨利·列斐伏尔和埃德加·莫兰的《争鸣》杂志以及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斯和克劳德·勒弗尔的《社会主义或野蛮》杂志。[25]
法国理论的重大断裂是伴随着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而来的，在该书中，对日常生活的分析成为批判理论的核心关切。在这个时代里，当工人阶级业已放弃了马克思所描述的历史规划的时候，萨特从自由主体性的条件及其障碍入手，重新审视了革命问题。他分析了革命的若干条件：一个阶级脱离了日常的活动，注意到自己的被压迫地位，清晰地预见了一条通往的道路，并为达到此目的而采取行动。为了理解革命意识的这些要素为何是罕见的，萨特研究了被压迫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和意识模式，他假定了一种叫做“群列”的互动形式。在日常生活中，被压迫者处于这样一种集体关系中，每个人都把别人看成是疏远的、敌对的一方。个人设定了自己的目标和目的，这样一来，别人就仅仅是障碍了。我们事实上是指集体之中。萨特用读报纸的例子来论证：许多人读报纸，在同一时间读，但是他们是孤立的，哪怕他们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至于我们把别人当成障碍，萨特论证说，等公共汽车的一群人都知道别人会占了本来他可以坐的座位。于是，人群就这样原子化了，看起来还是集体，实际上已经被有效地扭曲了，无法获得阶级意识了。
22. 《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马尔文·福克斯译，（纽约：鲍勃斯－梅里尔，1949，原版于1785）。
23. 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特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约翰·康明译（纽约：西伯里，1972，原版于1944，第6页及各处。
24.《泰勒斯》 第55 期（1983年春），第209页。
25. 对这些发展的描述见 马克·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法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60年代深入探讨了原子化的主题。它是亨利·列斐伏尔的《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1968年）、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1967年）等著作的主要关切。出现了很多关于消费主义、都市生活、家庭、性行为、教育和休闲等主题的书和文章，都试图理解从属群体是如何遭受统治之苦的，是如何失去了对他们的共同生存的控制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主题被不断重复，成了概念指南。但是马克思把异化概念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工厂的工人身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它来阐明日常生活的许多群体的状况。结论不可避免：工人不仅在工厂里受到被统治之苦，而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受到被统治之苦；工人也不是唯一受到被统治之苦的群体。女性、儿童、老人、学生、少数民族、消费者、居民——原子化和异化是普遍的现象，仅仅以工作场所为参照系，或是用那些分析劳动的剥削时建立起来的范畴，是不能理解这些现象的。马克思主义有了双重的缺陷：它的范畴不够宽，不足以揭示工作场所之外的统治；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社会构成发生了变化，必须与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决裂，哪怕是在劳动领域也是如此。
一旦确认了工作场所之外的统治形式，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方法和理论能完成分析的任务呢？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得到了研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更剧烈的断裂则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这些都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了个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般问题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很难从工作场所搬到日常生活的领域。他们遭遇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限：工作场所之外的统治不是失去了其特殊性，就是游离于生产方式理论之外。例如，卢卡奇曾将他的工作场所的物化理论运用于更一般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但是工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被当成物的机制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人们在官僚制中遭受的东西。卢卡奇把现实主义风格视为批判物化的武器，但是官僚制生活的文学表现——如卡夫卡的小说——并不遵循卢卡奇的现实主义教条。
就葛兰西而言，也有同样的问题。他的霸权理论解释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层建筑）在阶级斗争中的能动作用。葛兰西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是分开的。与封建制不同，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对劳动场所和强制力量做了不同的规定。工人并不是像农民服从贵族那样服从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意愿。相反，资本主义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中介，维护了资产阶级的霸权或统治。尽管这一思想线索在描述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时是富有成果的，但是其理论策略仅仅说明了政治和意识形态中那些与生产关系有关的方面。而像性别政治之类基本上是无法用霸权范畴来分析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边用异化范畴来分析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边又悄悄地溜回到生产方式。人们可以说消费者在市场中是被广告异化了的，学生在教室里是被考试制度异化了的，妇女在家庭里是被孤独异化了的，等等等等。然而在每一种情形下，异化的根源仍然是工作场所，其他的异化形式不过是那一根源的衍生物。最终，对工作场所的异化的斗争获得了优先地位，日常生活的各种具体统治形式似乎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被无产阶级推翻之后才能自动解决。
对马克思的理论补充
由于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封闭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现有必要用20世纪的理论进展来拷问经典马克思主义。也许，用精神分析或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变得开放了。萨特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它既揭示了补充策略的力量，也揭示了其局限性。尤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它证明了将两个概念系统合而为一的难度有多大，也表明了这一努力的基本假设中存在的危险，特别是总体化范畴。
萨特的存在主义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分析日常生活时的局限，并呼唤一种补充策略。[26] 如果他做到了，那么辩证法就不再是还原论的，而是总体化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部分都获得了合适的权重，成为整个辩证法图式中的一个中介。比方说，将表明家庭既产生了它自己的统治形式同时又是总体性的一部分。萨特认为，为了解释辩证法的每一个要素的相对自主性，有必要阐述一个很大的范畴图式，以防止过早的封闭和还原论。这一范畴系统的关键是总体化概念。萨特认为完善的批判理论必须说明总体化的两个要素：一个在分析的开始，另一个在分析的结束；一个在认识论水平上，另一个在本体论水平上。在本体论水平上，人类历史或社会的任何既定因素都处于总体化的过程之中，这是一个由人类建立起来的结构整体，是人类行动者的意图的总和，尽管这个总和更多地体现了人类的异化而不是体现了他们的直接目的。萨特还认为，假如人类全都想要同一种总体化（自由），人类将建立一个以自由为目的的社会秩序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从而消灭异化（他者的后果）并创造出一个让他们成为自由主体的世界，那么这一历史状况是其本体论层面上的可能性。不得不说，萨特恐怕是最后一位提出这种黑格尔主义的可能性的大思想家。
在分析的另一端，在认识论水平上，萨特也强调了总体化的必要性。他求助于存在主义的现象学来说明所有的感知都要求总体化，观察者总是有权将历史领域中的孤立行为联系起来，以揭示总体化——即使个体的行动者不会认识到这一总体化。像战斗中的司令官一样，认知主体必须采取总体的视角，将部分与总体联系起来看。每个人都将生活的行为总体化，认知者也同样如此。萨特坚信人的主体性是将某个领域总体化的能动性，而这是理论家进行的总体化的基础。不是说理论家能自动获得总体性，而是说：理论家之所以进行总体化，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意识都是自由的，因此总体性是这一承诺的可能基础。无论是作为将领域中的孤立方面联系起来的观察者，还是作为选择任何若干可能的路径来兑现承诺的自觉行动者，人类主体都在进行总体化。相应的，理论家的责任和任务就是在知识领域实现总体化。理论家的总体化并不是“上帝的”知识或笛卡尔主义的知识，不是完美的、确定的、客观的知识，因为理论家处于特定的历史领域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历史。理论家的总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而但是愿意采纳它的别人也能获得它。就这样，辩证理性既是主观的，为理论家的环境所限定，同时又是客观的，是每个人都可能得到的计划。
有了源自存在主义的这个总体化范畴，萨特就开始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科学主义的牺牲品，不再用客观主义的语言表述问题。与此同时，总体化的辩证法预先排除了生产方式理论中固有的还原论的处理步骤。辩证法的每一个要素都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例如，家庭的统治形式不可被还原为工作场所的统治形式。尽管如此，每一个中介仍然是和总体化相关联的，只不过这里的总体化不是指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相反，它指的是所有被压迫阶级接纳了总体性的目标——由自由主体创立一个没有统治的无阶级社会。这些主体将通过他们对自由生活的承诺而认识到他们的自由，并将他们自己投入到创立那个社会的实践，从而把自己变成自由的主体。
在60年代的某个时候，福柯认为萨特的图式属于一种最严重的错误。萨特犯下的最根本的罪是在意识哲学的基础上建构知识。萨特用令人尴尬的坦诚将所有哲学立场的幻想重演了一遍。福柯认为，哲学家—理论家将他自己创造出的思想表述为知识的标准，是毫无意义的。既然萨特没能用存在主义的救生艇拯救马克思主义，那么就必定淹死了遇到生命危险的受害人：批判理论。丢掉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必然性，换来存在主义的荒谬的主体性，这并不是新的批判理论的基础。
不过福柯也忽视了萨特观点中的几个要点，而这恰恰与福柯想让批判理论走的方向一致。福柯的著作试图发展出一种不为理性要求太多东西的知识形式，不会被尼采批判为“哲学家的权力意志”的知识形式。萨特的辩证理性在某几个方面符合这些约束。萨特并不声称辩证理性带来客观的知识，他也不声称理论家发展出对总体性的确定的知识。萨特坚持认为理论家也和其他人一样是受情境制约的，他的知识受制于他的视角——尼采会说，每个人的历史和社会位置所提供的视角。我们将看到，当福柯在70年代写下他的关于监狱和性经验的著作时，坚信他的计划在现代是牢不可破的。
26.这一论点得自于《寻找方法》，哈泽尔·巴恩斯译（纽约：Knopf， 1963），它是作为《辩证理性批判》的导言出版的，尽管它是首次以单行本出版。
文｜Mark Poster
译｜夏凡
责编｜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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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
谁是“历史的否定者”？
福柯认为，法兰克福学派采用了传统的主体概念，他们的问题（比如马尔库塞那些与弗洛伊德某些概念相关的讨论）指向解放被囚禁的天性，或发现最深处的真理；而对于福柯来说，问题恰恰是朝向某种完全不同的他者的运动，即在于“破坏我们之所是”。在此，福柯解释了在《词与物》中所提出的“人之死”概念，其中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人文科学中，另一个是在人的历史中，简单来说，我们无法到达人的本质，经验的人是在定义对象域的同时不断将自己变形、转变、转化为一个主体。而面对 “历史使用者”们对他的“历史否定者”这一描述，他认为分歧在于，哲学家头脑里的东西，是不是历史的一部分这一判断。福柯选择自己来做第一手历史分析的理由是，主张一种科学话语，并不是历史之上的事情，而是历史的一部分。
可理解性，不可还原为社会经济的历史在文化现象上的投射，后者并不是那个原因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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