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昏中浮现的社会建筑师

评论展采样分析媒体报道｜局部｜2015

编者按｜

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到展示——这是集体策展团队“BLOOM绽”在2015年“评论展——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1999-2013”前言中的主导议题。将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建筑展设置为评论展，并不止于策展形式上的创建，而是为了构成“对那些业已发生于社会现场，又被展示现场收缩为作品的再行动”：来自不同学科和实践领域的评论人将在与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的关联中，重新激发并再度表述自身的工作。在相关的活动中，主策展组之所以总是以“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去指称作为个体的“建筑师”，不仅仅是因为协力造屋的特殊性，而更是为了通过策动将建造与展示这看似分立的两个阶段，转化为一系列相互质问的社会实践中的不同面向与现场，由此逐步形成某种高密度、低成本以及远期持续、近期关联的展示工作方法。

在“评论”的一般意义上，这次展示的主体不再是以往的某一领域的创作者、作品，或者对所谓作品过程的后台展示，而是开幕阶段被邀请到场的评论者的批评，以及闭幕阶段（特意缺席开幕的）建筑师本人返场对已有评论的回应。为此，BLOOM绽的主策展组现场考察了谢英俊及其团队在台湾的几乎所有的重点项目以及在内地的工地和工厂，采样分析了1999年至2013年期间公共与专业媒体中关于协力造屋的各类报道……“院外”将陆续推出评论展以及相关活动的整理内容。512之于大陆的建筑师群体的意义，或许与921之于谢英俊及其团队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不止于两者间社会脉络的差异，不止于灾后重建的乡村，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落于这两个日期之下的所谓灾难？又应当如何在比此前更为诡异的处境中，从濒临灭绝中站起？以下是由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夏铸九教授写于2003年的批评，历史地分析了谢英俊及其团队抵抗的建筑话语脉络以及对台湾社会的意义。这一回应并不止于对七十年代建筑话语范式转变之后具体到社区设计参与的重申以及给出异地移植这一明确的答案。不恰切地说，正如Anthony Vidler在其他地方提到的那样，取决于如何解开学科意识形态的现代与后现代之争，重审后历史状况中的主体与实践，不昧于现实，认识到创造历史的特殊过程，让技术与文化有机会在人类发展更高的阶梯上重归于好，这一美妙而又艰阻的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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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昏中浮现的社会建筑师｜2003

本文4500字以内

在2003年逢甲建筑系毕业设计的评论会上见到了谢英俊以师徒制所指导的BG1、BG2协力造屋作业，以及在网络上不断地看到他参与921灾后重建的报道、日月潭邵族水沙連社区重建的实践等等，确实令人震动。这是全球化年代台湾的社会建筑（social architecture）的表现之一。作为一个建筑师的实践摸索，谢英俊还在深化与系统化他的思考，可是他在抵抗什么？他对建筑论述（architectural discourse ）的挑战是什么？他对台湾社会的意义何在？值得我们自省，值得我们深思。

就在新世纪翻页的前夕，921灾后重建与邵族的社区重建提供了谢英俊建筑实践发展的舞台，这是当前台湾的建筑工作者的另类实践之一。固然，谢英俊的主张还需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改善，他提供的营造过程与原住民之间的互动可以改善得让使用者有更细致的表达机会，他坚持的建筑制造工艺（architectonic）所获致的空间文化形式也可以更容易为原住民认同，容许更丰富的想像……；但是，谢英俊的建筑实践仍然重重地敲击着主流建筑学院习以为常的价值与他们诸多未经检验的粗暴专业成见。这让我想起2002年北京清华大学建筑系世界建筑杂志社主编的两岸青年建筑师交流的场景，我们必须自问：台湾建筑工作者的特色何在？其实，若不为年龄的形式所自限，像新竹的谢英俊、宜兰的黄声远、台北的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发展基金会的刘可强主张的社区设计等等，虽彼此的做法并不同，但都可以说是在台湾社会变动的特定时空下，有一定程度代表性的“另类建筑”（alternative architecture）尝试。他们的建筑实践可说是台湾社会动力的一部分，表现了人们对生活空间品质改善的欲望，对城市与乡村可居性的期待。他们不但离开了过去为现代建筑论述所支配的前卫建筑师的形式主义乌托邦陷阱，而且不被已为新保守主义所俘虏的后现代建筑所惑。

前者，勒·柯布西埃（Le Corbusier）是这方面最佳、也是最有争议性的代表人物。现代建筑运动（Modern Movement）在营造工艺技术的支持下，历史地破坏了对封闭性与研究层级性的帝国权力象征之后，个人表现与创神话早为曼菲德·塔夫里所解秘。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建筑界，如台湾，却没有历史与社会的条件，在现代性建筑的过程中，建立有反身、反思能力的主体性。只能在发展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单行道上，追逐现代建筑表层的浮光，甚至是日后的国际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的文化附庸。长期作为世界制造业加工基地——台湾——无能按照自己的形象生产空间的形式，结构性地无缘以空间的文化形式引领风潮。

至于后者，后现代建筑，为六零到七零年代欧美社会运动所支持的建筑论述范型转移动力，却在资本主义技术-经济再结构的过程中遭受反挫，不足以进一步推动建筑与社会的社会关系解放。就像美国圣路易的普鲁·艾哥（Pruitt-Igoe）集合住宅拆除所暴露的社会危机，被简化为建筑的形式问题。也因此，建筑师专业角色的危机也更加暴露，另一方面，日后的建筑师则只得遵回更保守的形式主义堡垒之中，至于发展中国家的建筑专业者，对后现代建筑的理解更只剩下流行形式的增值——设计，进一步沦为经由建筑期刊，在图面上模仿形式的手法，难以建立有自觉的、对话、对詰、质疑的形象思维能力。即使今日汲汲于品牌打造，而却无能反身，洞悉迎面而来的文化产业浪潮中潜伏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黑洞。在这种限制下，建筑很难被期望成就为一种另类的（alternative）对立形式（counter form），而不只是具体化既定社会结构之既定社会关系，表现其权力合法化与正当化既定的社会秩序。因此，台湾的建筑工作者就更难藉由空间计划，进一步成为“社会变革的缝隙”（enclaves of social changes）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行动者了。

台湾921震灾部落重建｜邵族安置部落｜1999

在六零、七零年代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连资本主义国家有反身能力的专业者确实曾经拥有恢弘的气度，推动了建筑论述的范型转移，李查·贺奇（Richard Hatch）曾经整理当时社区设计（community design）的各种尝试，界定其范畴。这些主张也曾经移植台湾，深深影响了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走向，也贯穿在无住屋运动时诞生的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OURs）的宣言、通讯、以及行动中。今天的学生多已不甚了了，我愿意改写一些贺奇的措辞，将其摘要罗列于后，或许有些传承的意义。

社会建筑师，或者说社会设计者，批判现代建筑之现代性过于附着于工程理性，以及一直自溺于一些流行风尚的形式，在既有分工领域之中着魔于美学形式本身的特质，成为一种本质的集体自恋。

他们以社会建筑，或者说社区（共同体）设计为过程，直接质疑异化了的日常生活与空间，他们认为异化的空间（alienated space）在于：（1）劳动分化、社会片断化、个性化、社区不名；（2）破碎的经验，分裂的城市；（3）在家庭与社区生活中参与角色之萎缩；（4）工作不再是展现它自身，也不再是满足人自身与其家庭、社区……的需要……而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因此，工作生产成果是他人的，只有工作日结束时生活才开始。

他们追求去异化的社会与空间（de-alienated space）：他们肯定我们与巅峰经验回忆的汇总，譬如说创造性工作的高度快感，坠入爱河时所增强的自觉，集体努力的兴奋，或是在运动中，从事新挑战的、年轻、有精神的渴望……。他们认为：生活理应如是。

因此，社会建筑（社区设计）的共同主题在于：（1）参与是关键；（2）建筑是一种公共论述的文化象征形式，有责任揭露制约它的社会力量；（3）理清情况，确定任务——历史意义之界定；（4）鼓励批判性反省，这是人类的多面发展与丰盛需要。

于是，他们提出的策略是：人与营造世界间的激进（基进）改造。

最核心的议题就是“参与”。他们要求：（1）重新思考人们的创造与渴望；（2）参与的意义在于对参与者的作用；（3）唤起“去异化”的需要；（4）重温营造环境的能力，经验共同工作的兴趣，发展出质疑人造世界的能力；（5）有一种对能力、基本需要的深沉动力，可使人类成为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6）参与的目的不仅在于好的建筑物，而是在于好社会中的好市民，以及进一步成为有自信，有想象力创造力的好人。今天在台湾，官方推动的社区营造过程中常见公式化的参与和形式化的调查，反而让我们失去了设计的参与过程所要求的深意。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建筑师提出了驾驭社会变动的纲领，界定建筑师的历史任务，他们不仅提出改造后的世界，也建议了改造的手段。而美学，不是一个孤立对象的品质，却存在生活本身的社会中。

俱往矣，七零年代之后，他们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屏东玛家农场520户

回到今天的台湾，台湾的社会建筑师同样浮现在社会变动中，可是世界历史的场景却全然改变了。谢英俊为代表的台湾社会建筑师921灾后重建的工地上，面对的是世事更无常的二十一世纪，为全球经济所驱迫，快速流动的功能性现实与被撕裂的地方。他们的处境比七零年代更诡异。

我们在荧光幕上目睹皇马队所结合的贝克汉创意产业，海削亚洲之余，却惊觉本土足球式微，球员与球迷中学会的是：运动就是企业！一流的跨国运动员，最贪婪、唯利是图球队的大集合。

我们眼看台北101起高楼，松山机场航道为它调整，憧憬的是世界第一高摩天楼的虚荣。但是支持这高楼的物质基础却是：在功能上，台北必须是全球都会网络中的结点。这正是亚太营运中心所再现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但是若政治的动力不能支持功能上的流动，那么直接以金钱自夸，庸俗地用以妆点全身的世界第一高楼，却不也是全球经济的无常所带来的无穷灾难的开始？

我们看到古根汉姆博物馆选择了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建筑表演”，这是一栋展场会移动、天窗能开合的流动空间的建筑，同时也正由纽约麦侃锡公司在进行落脚台中的财务可行性评估。这是文化全球化的典型个案。台中，塑造自己成为全球流动的文化结点，博物馆具体化了流动，城市欢迎它定住在地方空间里。台中市政府与中部的艺术家们都在极力争取中，中央政府也愿意在财务上力挺到底。对台中都会区域与台中市最立即的挑战是：如何能复制西班牙的经验，成功地带动城市的第二春？换句话说，如何能免于房地产炒作，而进一步带动城市的相关文化产业？不幸地，前者正是台中的短视土地资本不需要再教就会的投机专长，而文化产业的在地镶嵌着着床，还需要地方政府灵活高明的政治诱导。当然，古根汉姆博物馆早有准备迎接传统的左翼攻击，控诉美国文化霸权入侵。古根汉姆博物馆对文化的重新诠释是：文化是全球，文化是沟通，文化是改变……。最重要的是“文化就是好生意”。他没直接说破，而正在以此教导亚洲与台湾的是：艺术就是企业！是能生产利润的产业！流动与地方间的竞争空间戏码才要登场，中台都会区域的市民与专业者得有所准备。

我们必须面对全球经济竞争下浮现的都会区域与都会治理新课题。城市文化在重新界定建筑的意义，建筑成为沟通的公共空间，我们必须有能力在全球流动与地域地方间的紧张关系间周旋，这是全球与认同、功能与经验、技术与文化间的对立关系。高明的、有远见的、开放参与的、有进步视野的、有应变弹性的制度干预是必要的。这样，以越界流动纳入全球竞争的台湾西海岸与以保育与保存为主要目标的东台、原住民自治区、离岛之间，不同的任务与区域意义可以并行不悖。

这样，社区营造地方发展策略才得以在制度上结合。重新连结区域经济化，地方文化认同与社区动员，专业者才有能力重回历史的中心。以能干预现实的公共论述，经由社会动员与政策重塑的力量推动社会的重建，相对于国家的权力，建立社会的自主性。这也是执行的政治过程所必要的社会条件，也是国家技术官僚经手的改革计划经常遭遇到的限制。简言之，为了避免被都会区域庞大的力量挤向对抗性文化的边缘，成为无足轻重的共同体，我们需要进步的制度性架构的支持。

另一方面，资讯技术正在挑战我们熟悉的营造工艺技术与建筑构造工艺，甚至是传统无形文化资产，那么，建筑论述如何能不昧于现实，如何能有助于认识到我们创造历史的特殊过程呢？建筑师如何能分析形势，并进而掌握创造历史的特殊过程呢？如何能让技术与文化有机会在人类发展更高的阶梯上重归于好？

从濒临灭绝中站起。既然水沙连邵可以夺回祖灵拉鲁（Lalu）岛，重现文化地景，重返租居地布里（Puzi，日月潭亭仔），重建水域生活文化，以自治区作为明日族群重建、文化活化的目标，水沙连卲族再三致意的是原初丰裕社会，这是在黄昏中浮现的“社会主义原始阶段”。

建筑师（谢英俊）回访社区

由作者授权发表，注释略。

文｜夏铸九

责编｜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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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来自谢英俊及其团队的项目汇整PPT。感谢在评论展的筹备与实现期间支持BLOOM绽的LP／重庆、A01／西安、A4／成都等展示机构，还有那些关注、参与、提出建议以及批评意见的朋友。更要感谢的是谢英俊及其团队在这样一个社会时间段给予我们的具有贯穿力与烈度的社会实践。由此，来自不同领域、维度的思考与批判可以纽结于同一个对象之上，不拘泥于此时此地之得失，在对话中相互挑战各自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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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本能的建造

社会更新圆桌2011导言
BLOOM绽的主策展组现场考察了谢英俊及其团队在台湾的几乎所有的重点项目以及在内地的工地和工厂，采样分析了1999年至2013年期间公共与专业媒体中关于协力造屋的各类报道，并在展出前将这些素材提供给参与活动的人员，先后在杭州、日月潭、雅安、重庆、成都、西安、贵阳、上海等地策划和参与了多次论坛、讲座、对话等活动，以期来自各领域的评论者能够事先对评论对象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以及更为重要的是，让评论者相互之间展开充分的论域交织与调整，最终促成了展出开幕九个多小时的讲座和对话和闭幕五个小时左右的回应。首先让我们回到评论展的开端，2011年与评论展同题的“社会更新”圆桌的导言。持续四天的圆桌议题推进，起于对共识的否定、承接破除神化之后的反转、由建筑转向社会生产、由设计转向社会意识、合于对职业化主体的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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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

以展示开启社会工程
如果艺术的展示与我们的生活相关，那么并不在于我们对艺术是否介入社会的判定，而是以美学实践揭示出日常生活中那些被压抑的权力关系，那些不可见的剩余……所谓的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展示，意味着以具体的实践去打破通常的展示形式，让更多人参与到展示行动中，并由此开启社会工程。原题“艺术展示如何成为一种社会介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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