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城市“戏剧”｜评2001年的“十字路口”展
成都现代艺术馆拆除现场｜2008
编者按｜
本次推送的是建筑杂志约稿，对2001年在成都现代艺术馆（现已拆除）举办的题为“十字路口”的城市公共环境艺术方案展的短评。作为当时的参展人以及布展团队，作者并没有概述展出本身的内容，而是从体制现实的视角指出，此次展出从选题基础、运作模式到最终效果等诸多方面来看，都可以被视作是某种“例外”，尤其是展示作为承载着创作与批评的运作机制之一，已经出人意料地转化为我们应当批评的对象。这种并不完全符合当时建筑杂志刊发要求的展评写作也就成了未发稿。时过境迁，联系到此后的“展示之于建筑：兼谈中国建筑展出的转向”再看此篇旧文，这一被主办方策展人称为“国内首次，为城市公共艺术问题的思考创造一个全新的维度”的展出活动，的确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3个连续的节点”之一。但或许连同已经在新一轮城市发展中被拆除的主场馆一起，这一“节点”仅仅意味着展示作为正在进行中的实验观念再生产的实践现场以及批判的可能性还远未释放出来。如何将这一命题延伸到展示之于城市、城市展以及建造活动中的社会性展示、展示之于建筑史、策展系列实践的构想等等，院外将陆续组织和推送相关文章。
承载着我们的创作与批评的运作机制……已经出人意料地转化为我们应该批评的对象。
文｜王家浩 责编｜BLOOM绽
复活的城市“戏剧”｜评“十字路口”展｜2001
本文5500字以内
作为西南内地的中心城市成都，近几年来对举办超大型的、全面性的、标志性的集合式艺术展出，充满着浓厚的兴趣。从1999年末的旨在总结中国艺术二十年的大型回顾展的“世纪之门”开始，到2001年末力图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的新空间、新景观和新的艺术生态的“样板-架上”成都双年展，无一不是以跨越体制内外，召集大江南北的艺术家阵容而构筑起的大手笔资金运作。
由艺术馆机构事先确定展览的主题，然后再由展览委员会精心挑选和聘请一个恰当的、能够胜任展览主题所规定的学术要求的策展人，这样的运作机制在形态外观上似乎符合了当下标准的策展人制度，但是当国内在各个运作领域中，自我独立的判断体系仍然处于尚未完善的状况下，对于此种运作机制的讨论，尤其是在选择艺术家的标准和当代艺术的合法化等问题上就引起过学术界的争议。一位艺术评论人在上海双年展之后曾撰文提到“自从西方设立了美术双年展制度以来，美术馆有没有双年展已经成了我们所谓是不是有重要展览的一个标志，所以国际上大大小小的双年展已经成了强势种族给依附性种族的一种压力，而当这种双年展在依附性种族的国度中得以出现，即成为强势种族的成果，在本土也成了好大喜功的工作作风。”〈1〉这不得不让我们质疑正在国内流行的这样一种展出运作机制的实际意义到底有多大。而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类似的艺术作品的集齐方式更接近于大众文化娱乐活动中逛庙会式的商业展示行为，而无法真正成为展开具有针对性极强的学术话题的前提条件。但与上述展出不同的是，在同一个场地与《2001中国成都·城市公共环境艺术论坛》同时进行的，题为“十字路口”的城市公共环境艺术方案展，从选题基础、运作模式到最终效果等诸多方面来看，都可以被视作是某种“例外”。
对于城市公共环境艺术的跨学科讨论在中国只能算作刚刚起步。“我国环境艺术作为学科和行业是从1985年开始的……并在1987年，《中国美术报》专门召开了以环境艺术为主题的座谈会。包括建筑师、规划师、雕塑家、画家、美术理论家、哲学家等，有更广泛的人士参加这次座谈会。”〈2〉而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现代化城市建设不断加快的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越来越多创造性探索课题”〈3〉的背景下，举办的此次“由政府主持主办，开发商资金赞助，学术界、艺术界参与主要组织工作”〈4〉的“十字路口”的展出，其特定意义则在于它将影响着当代中国城市状况的各种力量都聚合到了同一个展厅中。参与此次展出的房地产开发商-设计院-独立设计师-艺术家，再加上展出的主办方成都市建设管理委员会和协办方成都市城市公共环境艺术协会，以及最终参观展出的所有民众，组成了城市公共建设中由上至下几乎全部的环环相扣的主体。假设将他们一一抽离为独立的单位并放置在其他场合时，我们能够很明确的描述出他们的性质与目的，例如房地产商参加的展出是房地产交易会，设计院的是项目汇报会，独立设计师和艺术家的是设计艺术展，而政府部门的是执政业绩报告会等等。而从这种有别于上述通常的封闭在单一学科或单一参与者的展出组织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次以城市公共环境艺术的命题展出，至少在参与者的名单上，如同哈贝马斯曾经指出的那样：“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5〉已经完成了在公共领域中展开各种对话戏码所必需的前提。
〈1〉王南溟，无法连接：上海美术双年展制度的再批评。
〈2〉顾孟潮，城市公共环境艺术正在上路。
〈3〉中国成都城市公共环境艺术论坛组委新闻发布。
〈4〉张颖川：走在“十字路口”上——城市公共环境艺术方案展备忘录。
〈5〉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
无法选择的十字路｜局部
而根据主办方事先达成默契的交换条件，作为本次活动赞助方的房地产开发商便享有了与其他参与者同等的展出权利。这也至少透露给我们两个信息，即房地产开发商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在公共场所中进行商业宣传的机会，并且他们手中的经济资本依然是操纵城市公共场所的最有效的权力之一，无论是在现实的城市还是在与城市相关的学术活动中。然而房地产开发商的直接在场，却违背了常规学术展出模式中，资金赞助方不作为参展人出现的回避原则，并使得此次展出从一开始就彻底地放弃了纯粹的从学术上关注和讨论城市公共环境艺术的命题，而注定转化为将学术性展出与商业展示行为编织在一起的一个类型混杂的活动。这一场正在渗透到一切可利用的途径，并以不同已往的面貌而复活的写实主义的城市戏剧，真实地再现了当代中国城市公共场所中的权力组织状况。而恰恰是这一点使得此次“十字路口”的展出形成了与其他展出运作模式上的差异，也就是上文提及的某种“例外”之一。它不仅揭示了在目前的学术活动中依然存在的不合目的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也使得此次展出的整体价值取代了展出作品的自身价值，并应当顺理成章地作为此次以《城市景观的传统与未来》为题的论坛应当进行讨论的最佳话题。
“有业无思”〈7〉比较正确地描绘了目前国内城市公共环境艺术方面的状况，还不仅仅存在于此，这甚至是整个建筑理论和建筑批评领域的问题。应该说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城市公共环境建设的话题已经在理论上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从组织这次论坛的活动就可以看出，公共参与性的讨论正在积极的展开。但是如果结合论坛的组委会新闻发布稿和根据现场情况临时写就的展出前言，我们便可以解读出整个活动颇耐人寻味的实质意图：此次论坛“旨在围绕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环境建设的传统与现状、以及21世纪发展趋势。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展开讨论，结合都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景观园林、雕塑、室外环境装置、地境文化、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管理等综合性城市建设问题进行交流……邀请了包括国内的规划专家、建筑专家、社会学家、艺术家、设计家、艺术理论家和政府部门管理干部、还有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及港台地区的城市环境专家等国内外30多位知名的专家学者与会……是国内首次举办的多学科结合、中外结合、政府管理部门与专家和艺术家结合、开放建设与学术研究结合的交流活动，多层次的综合性城市公共环境问题的专业大会。”〈8〉而另一方面“‘十字路口’的展览命题自由理解，表现方式不限······参展者不分等级、企业、个人，各抒已见，关注角度或广或微，表现手法或虚或实，各种艺术形式交融并存，相互穿插对话，其特殊的展场布置方式遵循了公共、平等、对话和多元原则，试图表现当代中国城市的现状······本次展出命题，机构组成、开放程度、展品种类、展场面积、空间高度、布展形式都属国内首次，将会为城市公共艺术问题的思考创造一个全新的维度。”〈9〉
〈6〉刘家琨，“十字路口”布展工作个人总结。
〈7〉顾孟潮，城市公共环境艺术正在上路。
〈8〉中国成都城市公共环境艺术论坛组委新闻发布。
〈9〉“十字路口”的城市公共环境艺术方案展前言。
百拆图｜展出现场
两个文本在一开始对时代、人物和事件等价值判定的文字处理上，都表达了操作者对此次活动的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在涵盖范围极广的话语中，也无不透露出目标选题确定时的雄心勃勃，但最终却也无一例外的归结为：以数字量化的方式来衡定活动本身的意义属性。我们尚不能认为这种在逻辑结构上基本的一致性，是写作者的有意识为之，而只能推断为前文提到过的本土官方主流权力话语中“好大喜功的工作作风”，在公共领域中充分渗透后的无意识显现，同时这也导致了在运用“国内首次”这一特殊定位上的，充满着反讽趣味的空洞乏力。
“公共”是相对于“私密”而存在的，能称为公共场所的则必然是具有公共性的，但问题在于公共场所并不是公共领域的同等概念的替代词，开放，平等和自由的对话，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真正的公共领域。参照哈贝马斯所论述的“市民阶级公共领域”“可以首先被视为个人集合而成的一个公众的领域，但他们很快就要求这一原本自上而下进行调整的公共领域归属他们，以对抗公共当局本身，并且促使他们讨论有关调整那些基本上属于私人，但与公共密切相关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各种关系的一般规则。”可见并非所有无前提的公共场所都具备了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更重要的是公共领域总是力图成为一个用以调节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团体、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机制。公共领域是自由的、开放的、批判的，而不是受权力垄断的。处于自由对话中的城市公共环境艺术命题，则必须具有意见的自由交往和对话的基础。
而论坛上各类学科理论的习演，罗列与并置，藏匿于包容性的自由对话中，被置入受到权力无意识控制的，或者说是缺乏批评机制的公共领域，平等，公共，开放就成为了不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对话的借口。比较一下较早进入公共场所创作的艺术家理查德·塞拉从“反对其竖立在联邦广场的作品的所有请愿书都是针对作品的外表，而艺术杂志并不批评作品，而是怪罪于人们”这一事件中，得出的公共传播中自我参照的一种形态“一旦作品在公共场所中出现，它便成为了其它人需要关心的话题。人们通过即有的和明确的价值观，形成一种判断标准，籍此他们拒绝接纳某些东西，同时他们也抨击那些被他们所忽视的，并将这种判断用到其他作品上。”〈11〉先毋论一个人持有怎样的价值观，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没有事先的判断标准的包容性，在实质上加深了学科相互之间的技术障碍，却在形式上与规模上找到了多元化和跨学科的证据。这种选题基础的现实状况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自言自语和各行其事的公共场所，也正是上文提及的某种“例外”之二。壁垒重重的论坛和风马牛随处相及的展出可以被看作是割裂开来的各自为政的两个体系，折射出当下中国城市公共建设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缺乏有效的批评机制而导致的分裂困境。
《建筑师》杂志的主编王明贤认为此次“十字路口”公共环境艺术方案展与1999年的实验性建筑展、2000年4月的梁思成纪念展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3个连续的节点。而作为建筑师借助这样的艺术文化的活动来吸引公众传播注意力的方式，只能说明所谓的城市公共建设的话题在公共领域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开放，其本身也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批判性。在历次的展出中，艺术家以城市与建筑的名义使其创作得以在展厅中合法化，而此次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更是通过艺术与文化的机制对权力组织进行了一次重新的包装。当人们将建筑和城市视作为公共领域中的安全地带，并以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迎接跨学科公共参与的现实，与此同时却不得不接纳潜藏的权力的存在，即作为政府部门可以不再回到其管理职能的位置，房地产开发商可以不再作为公共领域中的一个平等的主体。
在解决如何将此次作为私人集合而成为公众的“十字路口”的展出，进入到政府城市建设管理部门的活动中时，有人曾经提到过“难度在于怎样进入，如何与政府合作，一次实质性的深层次合作，而不是简单地做标志牌子？”〈12〉的疑问。也许随着这一场写实主义的城市戏剧在模拟现场中的落幕，这个问题也会逐渐被人们遗忘。但是当我们碰到城市公共建设中比一次展出更大的而真正需要解决的困难的时候，它不正应当成为一句值得我们事先反复思考的警语，并以其作为目标来找寻到相应的策略，而不是一再地等到事后，任此疑问成为一种对现实的有些无可奈何的申诉。
反观此次《城市景观的传统与未来》论坛和“十字路口”的展出，在基于充分的公共、平等、自由和包容性原则之上，能够和平相处的最终效果，也正是上文提及的某种“例外”之三，即承载着我们的创作与批评的运作机制，尤其是此次展出，已经出人意料地转化为我们应该批评的对象。而类似的活动是，也只应当是，建筑和城市相关的学术命题进入公众视野的一种暂行的策略。它也暗示我们，正当大张旗鼓的跨学科、跨国界、跨权限、跨理念的多元化结合的交流活动，为我们打造了关于城市公共环境艺术在理论上的诸多出路与在实践中的美妙前景的同时，我们仍将可能面临，在有效的批评理论一再缺席的现实的公共领域中，那“无法选择的十字路口”。
〈1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
〈11〉彼得·艾森曼与理查德·塞拉的对话，节选自《天际线（skyline）》
〈12〉张颖川：走在“十字路口”上——城市公共环境艺术方案展备忘录。
中等文物——我们是如何现代化的｜参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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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展出组织方成员的作者指出这次活动的“难度在于怎样进入，如何与政府合作，一次实质性的深层次合作，而不是简单地做标志牌子”。而策展人认为“此次展出命题、机构组成、开放程度、展品种类、展场面积、空间高度、布展形式都属国内首次，将会为城市公共艺术问题的思考创造一个全新的维度”……“其特殊的展场布置方式遵循了公共、平等、对话和多元原则，试图表现当代中国城市的现状”。
难度在于怎样进入，如何与政府合作，一次实质性的深层次合作，而不是简单地做标志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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