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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动员”的名义｜略评2009年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
20年后的世纪交替之际，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主题 “少一点美学，多一点伦理”，由于涉及到建筑应当如何更为积极地应对新的全球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紧要话题，引发了艺术与文化领域对建筑展出的更为广泛的兴趣、热情和关注。此后，威尼斯建筑展得以稳定下来，与威尼斯艺术展一起，形成了两年轮换的展出系统，同时也承袭了威尼斯双年展中的国家馆和主题展的固定框架。又过了5年，也就是深圳建城25周年的2005年，以作品“竹化城市”参加过200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建筑师张永和，成为了第一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的策展人。
此前一年，2004年，在一开篇就闹出过退展声明等风波的北京“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双年展”，已经逐渐沦为展会经济的模式，我们在此就不做过多的讨论。再往前追溯到2001年的“梁思成双年展”，由于纯粹依靠民间私人的赞助，最终，首届也成了最后一届。在相对而言缺乏专业议题和公共话语的中国建筑界，建筑展出提供了一种有可能体现正在进行时的场所，以连接处于完成状态的实践作品及理论研究的梳理。而深圳的主办方能够将原本一个展现特区成就的项目演变为一个形式上吸纳了双年展体制的建筑展出，比如每届更换独立策展人，以及在第二届之后对城市空间的利用等等，算得上是一个积极的、开明的、“特区”化的、有决断力的选择。
如果现在再将当时（2001年）就宣告了中国建筑已经可以与当代艺术产生某种结合的“前言”，放回中国当代文化在社会整体境遇中所经历的“正文”，并与当代艺术展在中国被接受的曲折过程以及建筑专业向深度发展的缓慢态势相比，那么在我看来，展出主办方的差别——从半官方的机构、私人名义的资助、到官方结合商业——构成了另一种连续性。它意味着建筑、城市的话题经此安全渡过的三级跳，得以更为快速地呈现于公众视野。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如果人们将威尼斯双年展定义为一种标准模式的话，那么深圳的双年展当然还只是一个混合型的产物。但是仅仅依赖于后台运作机制（类似出身论）的角度，从总体上对展出作出参照式的判定，明显是过于草率的，而且流于机械式因果决定论。这种从对抗到接纳的转变，除了因为建筑、城市有更为直接的可与官方机构结合的相关性，以及近年来官方意识形态自我调适的大背景之外，很可能还有一个会被忽视的原因：即在中国，人们会普遍地认为建筑、城市的展出，较之当代艺术展，对意识形态的批判相对更弱。但是，如果我们并不强调对作品“客观结构的本质”进行的研究，而是更突出其“可被解读和接受的阐释范畴”，也许得出的结论恰恰是相反的[1]。这一看上去是限制性的条件，反倒有可能成为深圳双年展有别于已有双年展模式的一个可供策展人和参展者进行重新设定的地带。
首届深圳双年展的“城市开门”让建筑师们在大型公共展览中高唱主角，也许可以被看作是向国内的公众进行建筑学普及的开始；2007年的“城市的过期与再生”就像是给建筑师们出了一个”集群研究“的作业，为建筑师提供了一次运用自身学科视点行使话语权的机会，向公众展示了他们如何看待“深圳”这个正在迅速发展又迅速衰退更新的城市。（2007年扩大至香港，成为“深圳／香港双城双年展”，但双城之间的相关联系并不紧密。）
有不少结论是不用这次双年展的活动去检验就可以得出的。事实上，这差不多就是一个搞错了前提条件，遮蔽了个案的调研和解读的测试：中国并没有如策展人所幻想的已经成为一种所谓的小政府，民间资本也没有获得多少权力，行政动员（尽管是受到了多方的牵制所决定的）仍然是第一有效的可能。作为一个艺术或者建筑的双年展，只要没有被改称为派对，只要它还被冠之以艺术和建筑，从更为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存在的意义正是为了推动自身学科与社会关系的需要。如果民间的动员变成了那些在公众媒体上看到的标题“爬鸟窝？钻鸡蛋？双年展邀你玩建筑”，那么，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在观展人数上的动员。但这些难道不是所有大型活动的主办方基本上都会考虑的如何进行媒介宣传的问题吗？
反观此次深圳双年展，与策展人自己之前所策划过的大声展异曲同工——9个人的国际策展团，展品被概括成十个关键词“都市策略”、“新物质主义”、“仿生美学”、“社群连接”、“伊托邦(E-topia)”、“游击文化”、“公共记忆”、“永续之梦”、“听游记”和“咖哩秀”等——之处正在于，广告文案化的营销技巧。选作品的方式无非是从“无主题”的200个作品里选了60了，然后再归纳，归纳出来6个主题：“在南方（参展作品针对深圳创作）、渔农考（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造城热（探讨亚洲地区城市化问题）、回到街头（研究公共空间的使用）、游乐场（强调趣味性以吸引市民参与）、未来城邦（以新媒介作品表达建筑理想）”。对作品而言，这难道不更是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关公配刀币的集邮方法）自上而下的运作吗？
那么，年轻的深圳建筑／城市双年展——这个国内唯一一个制度化的大型建筑主题展——如果在此次双年展，以“动员”的名义，事实上生产的只是粗浅理解的展出形式的花样，以“动员”的名义，事实上执行的只是拉档期和搞公关，从而打造出深圳城市名片之外（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现实的前提，那么还不如直接套用威尼斯电影节的模式，何须什么独立策展人？）还想在专业性和实践效用上有所突破和收获的话，其主办机构或者说将来的策展人将面临着这样一个抉择，即在这个“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标题中的“深圳”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将有可能影响今后双年展的走向。“深圳”如果不只是想成为经典的双年展制度中的作为展出所在场地的另一个威尼斯，也许“深圳”本身更应当作为展出重点研究和讨论的话题对象：一种类似于“欧洲宣言展”针对政治边界概念展开的空间相继的游牧模式；或者如同没能够在之后几届活动中持续实现的“现场张江”艺术活动的原初理念框架，即，一种在同一个基地上的时间相继式的调研、争议、创作、检验的循环推进，或者等等。
此次策展人在展出前言中说过“以‘城市／建筑’作为内容定位，实际上具有非常开阔的视野，举凡与此（特别是‘城市’）有关的议题、观点和创作均可纳入展览框架。”因此“双年展可以变成议事厅，可以变成一场社会行动，甚至一个政治事件。它也可以是一次普天同庆的嘉年华，一场全民参与的娱乐盛典。它不一定只发生于一个固定的场馆，它可以把整个城市当成展览现场，甚至可以串连更多其它城市加入成为分展场。”按照这种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也就是说，什么都可以的说法，在文章结束的地方，我们额外地再补充一桩憾事。深圳世界公园中的跨年演唱会，由于缺少了这样一位高明策展人的点拨，没有将这一年度的活动变身为“城市”主题，以至于错过了被整合进“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的良机，实在是非常的可惜。因为既然借助独立策展人制，早期的城市建筑电影的展映——这通常是由美术馆的公众教育部门组织的——也可以从形式上转变成“动员”意义上的可能，而写入策展人自己的展览框架中的话，那么，这个最为有效的市民动员之一——超女与快男——无论从哪方面看，都符合了此次策展人给出的判断标准。
兼谈中国建筑展出的转向
对建筑展出体制的考查并不仅仅是在学科研究中对艺术体制批判的平行借鉴，它直接关乎到如何理解“展示”作为建筑学及其历史的重要媒介之一。尤其是对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城市化建设而言，如果没有建筑展出机制的存在，很多命题可能都不会在学科中、在公众面前以如此的方式形成。本文是作者完成“重写，或现场：中国建筑与当代艺术结合的十年1999-2008”的历史梳理之后，直接针对“展示”这一议题的批评尝试。在当前城市文创项目纷纷以建筑的、艺术的以及所谓跨界的展出来启动的这股顺势助推的潮流中，回看文章中提出的建筑展示作为正在进行中的实验观念再生产的实践现场以及批判的可能性或许还远未释放出来。
展出不仅仅是所谓实验建筑的展示窗口，还应该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实验观念再生产的实践现场。
精编｜一个不断被展开、无止尽的意义增殖……通过观看，将现场的作品转化为并不止步于观看的计划。
现场张江｜2006
调研的进行式
与对象同构的超链接模型
在空间方面，文创活动是顺势助推城市的更新与转型？还是对现有城市空间的生产与消费机制提出批判视域？在创作方面，城市、建筑、景观、传媒等不同面向的力量之间的“跨界”应当是协作？还是互相交叠从而形成一个混杂着的复杂整体，让其中的异质性能量相互把彼此推向一个爆破性的极限？在权利分配方面，公共展示促成的是一种参与性的消费空间？还是一种批判性的生产空间？
极限化，作为一种实验策略，是“张江调研”与大多数跨学科合作的一个差异点。
精编｜这些个体经验的交织提供给城市创作一种新的城市经验的可能，同时也干扰或切断着原先的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