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展于城，还展于市，还展于众，或与众共弃之！｜上

由于近来的特殊情况，本年度的深双只能寥寥收场，甚是遗憾之际但并不妨碍我们追问今后开展这类城市的活动还有多大的必要。因此我们特地采编了这篇批评旧文，修订去除了一些具体事件的争议，主要围绕2013年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的展出体制展开论述。尽管此文所涉及的与一些具体的人与事件相关，但是更多的篇幅还是放在了探讨现实中的城市展的目的与方法之上。不难想象这样一篇来自网络的文章并不会被收录到主办方的媒体反馈报道中。然而从这篇批评文章的主旨和写作时间来看，它并非旧事的马后炮，而更像是对未来的预言。作为一种再现着某个社会阶层或动力的体制本身，已经没有能力去改变自身的偏见。只有这些连主办方自己都无法相信和兑现的表面说辞，以及那些依旧停留在愿望中的“程序”，才可以将其自身正当化、合法化。我们大体可以理出此文之前的四届深双活动的脉络，从江湖（开门）到议题（再生），从公关派（动员）到学院派（创造）。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其中由规划局分派设计院完成任务并确保入围的保障房竞赛展，把展出作为设计工作坊的饵食却无法兑现承诺等等状况……自文章写成的2013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新的城市大展不断升级，但问题是建筑学界在遭遇权力组织与公众参与时究竟是呛声？还是失声？其实这一疑问在此前双年展嘉年华式的转型中已经初露端倪。很多展示活动如果真有可愿的话，却事与愿违地从推进理念、批判与实践的排头兵，沦为了新一轮城市文化开发的推土机。仍以之后的深双为例，从边缘到原点，蛇口重启展示的主会场区域在展后一年不到的时间内被拆除；从原点到共生，介入到南头古城的保护改造，然而展前的整治迫迁和展后当地居民与主办方策展团队的观点碰撞，对于整个城市的现实而言比展出内的作品还要来得直接和精彩；在本年度的展出之前发生了城中村清退租户行为，而这些发生在同一座城市中的公共活动，似乎总能在事后浓妆淡抹两不相干。诸如此类或内部或后续的报道说明这类城市活动的不断开拓与迁移，无论是主题上的还是地点上的，并不意味着如其展出期间所见的繁盛。恰恰相反，或许正在一步步加速地陷落到更为紧急的境遇之中。针对展示体制的历史叙述而言，真正值得关切的并不是每一次的自我创新，而是可持续的自我批判。院外还将陆续推送相关的解读、倡言与主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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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G.U.N    采编｜BLOOM

还展于城，还展于市，还展于众，或与众共弃之！｜上｜2013

本文6000字以内

01｜Pour……

对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以下简称“深双”）的关注，并非因一事、一人、一时起，而是持续已久的考察。无论深圳这座城在全球当代的城市发展中，还是深双在全球化语境的建筑与艺术展中，都可算得上是特定的案例。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体制与命名之间的矛盾却始终无法弥合，由此引发并逐渐演变至今的诸般后果，已然让深双从一个特定案例变成了双年展批判系谱中的一株“奇葩”。

如果此刻真地要展开对深双的批评，那么又不得不牵扯到其中一时的事与人。但是在这个时代，观者对内中八卦和传播效应的兴趣已超于对事理的探究，在这个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动力已大体趋同，事物及其相互间的关联虽异相却多同质。更需警惕的是，在这个时代，批评本身也可以成为奇观，而且已经成为了奇观社会这一体系中必备的组成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此刻还把“解密”事实的真相的当作批判的希望，那么这种“希望”最为致命之处正在于：我们（作为批评者）不能再假装不知道，他们（作为被批评者）事实上早已知道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这段有些绕口的话是齐泽克在评述维基解密这一事件时曾经提及的观点。然而他的主张并不是要人们放弃对真相的探寻，而是当下人们，已经足以从为了遮蔽现实而再现的表面上获取它支撑自身运转的“秘密”。由此，在动力和组织方式趋同的当下，更需要的批判不单是对（诸多）真相的揭露、还原，以及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急救，如此这般的结果更可能的是投入到下一场真相的角逐战中，快速遗忘并让批评自身也成为这一真相而牺牲的消费品。以此套用到深双的历程中，人们不难看出，2011年它举办保障房竞赛的过程与结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详见：“保障房竞赛”究竟保障了谁？），而新近公布的2013年深双策展团队名单采取的“双黄蛋”模式再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

显而易见，在展开进一步的批判之前，我们应当尽早地说出“他们”业已自知之“真相”：此次深双公开竞标策展人团队的发布，正是以一种看起来更为“开放”的形式，去压制它内部的苟且以及来自外部的冲突。吊诡的是，主办方及其负责人想让这一自我“封闭”的现实运转起来，却只能依赖于完全不存在的“标准程序”，或者说即使有也根本无法执行的“标准程序”。换言之，深双的城市展作为一种再现着某个社会阶层或动力的体制本身，已经没有能力去改变自身的偏见。只有这些连主办方自己都无法相信和兑现的表面说辞，以及那些依旧停留在愿望中的“程序”，才可以将其自身内在的腐败正当化、合法化。 

这恰恰就是这一特定的体制此刻唯一能做的：深双的主办方及其负责人不得不利用内在于自身的“违规”手段，不得不借助公开标榜的道德口号去掩饰这种腐败，并期望着可以用相似的方式，比如措辞的拿捏，扩张性地对城市的民众实行进一步的分格管制。让我们再颠倒一下其中的顺序，只有在这一“霸权”的组织思路下，让完全没有可能在现实中达成的“程序”去保卫住深双，就此深双也成为了某种“拖延”战术，让现行的政治与城市规划制度可以照旧发生。

02｜深双黄蛋

新近公布的策展团队名单采取了“双黄蛋”模式，尽管在中国内地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人们对这类组合形式早已见怪不怪了。但是，深双策展团队名单还是另有其奇特之处。此前“双黄蛋”通常还是泾渭分明的，那是因为配额都是自上而下给定的，一个出于市场化的供求关系，一个出于主旋律的政治需要。单就深双的“双黄蛋”而言，从理念上它违背了主办方在2005年初办展出时提出的有意选择独立策展人制的构想，从事实上这两个“双黄蛋”策展团队原本已作为一个投标方参与了公开竞标，后因所谓的“分歧”而各自另行组队参与了并不合规的“第二轮”竞标。然而，这并不是“深双黄蛋”问题的全部。真正的重点在于，这一双团队模式从未在所谓的“公开竞标”公告中提及过，而“公开”正是主办方一直以来标榜自身的程序原则。

或许，主办方在事后自己也已经意识到了，那份面向所有投标团队的“公告”与“竞标”结果前后不一致，按理完全应当照废标处理。所以，在最终名单发布时，深双对外将这场“废标”宣称为“创举”，这种“安排”成为了不同于往届深双的“创举”。如果人们对这种国内“屡见不鲜”的真相还未麻木，还有些许的兴趣去质疑的话，那么重点在于，作为深双的主办方及其负责人在此次名单发布前究竟是通过了怎样的修正“程序”，重新整合出这两个因“分歧”而另组的团队，并“炮制”出了当前这一“双黄蛋”模式的“创举”？而这一“安排”是一分为二的两个策展团队在策展理念上早已有所准备的“创举＂？还是主办方为了“妥善”处理其自身行政上不当行为的“创举”？

毫无疑问的是，所谓的“创举”这一措辞只不过是自我正当和合法化的托辞，因为它根本无法掩盖整个竞标程序和时序上的逻辑混乱。不仅违背了公告增加了名额，而且在邻近汇报的前两天，主办方相反地还在未告知评委的情况下，匆忙地剔除了另一个已确定入围并足具竞争实力的团队，而至今仍无法给出正当的理由。此后，给出了这一决定的主办方负责人之一，黄伟文处长（以下简称“黄处长”）更是在网络上傲慢地对待质疑并主动挑起了种种口角与事端。这些还无关紧要，更明显不过的是，当面对这一事件最核心的问题，希望他能够拿出相关程序执行的档案时，这位黄处长唯一的方式却只能以所谓的“辞职”来给自己和整个深双做担保，至今仍拿不出来任何的程序证据[可详见补注]。

将这一决策上的“创举”和个人的“辞职”事件联系在一起，不禁让人产生了更多的疑惑：在“双黄蛋”模式的背后，还会隐藏着多少无法公开的苟且，牵扯到多少的不可告人的利益交换？如果说此次深双之公开竞标过程中，真的还有主办方及其负责人黄处长口口声声之“程序”，如果主办方完全声称自己没有利用内部“违规”手段的话，那么是不是就此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深双主办方及其负责人所谓的“标准程序”是，且只能是，它已制定并承诺的每一步程序，都必须是，且一定是，无法兑现的程序。 

所以在这一“每步必违”的程序下，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深双主办方公开竞标的“与时俱进”以及双黄蛋的“制度创新＂，充分显示了主办方及其负责人黄处长在现行的双年展谱系中之“超凡脱俗”。套用类似于深双官方的措辞：深双对标准程序的制定与执行之“严sui苛yi”，对学者、批评家、艺术家、建筑师、公众等参与群体之“尊qing重man”，对媒介时代网络危机公关之“从wu容zhi”等等，这一切必将带领深双主办方团队迈向一个更为专业化的“新高度”，而“深双”也注定开创出一种未来双年展之“新模式”，树立起一个学界与业界敬仰的“至上标杆”，并成为社会广泛关注和产生积极效应的“国际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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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除了公告以及主办方与投标团队沟通说明中反复强调，此次深双只会选择一位主策展人而不包括相关的联合策展人，却在最终名单发布时变成了大家所见的“双黄蛋”模式，这一“创举”之外，以下几点大部分可以从主办方公开的材料查询到，只结合了一小部分知情者透露的情况：原定一次完成的公开竞标之后，投标团队在没有收到主办方任何废标或流标通知的情况下，却被告知竞标需要进入“第二轮”，重新开标；所谓第二轮的竞标“公告”说明最终将入围三组团队，至发布入围名单时却变成了六组团队；入围团队之一符合所有程序，且团队主策展人亲自去信向主办方确认将带队参加竞标，并已与主办方商定安排赴深行程时，主办方主要负责人在邻近汇报前两天突然取消了团队的汇报资格；该投标团队发律师函要求主办方确保投标案的版权，然而之后的双黄蛋从名单框架上套用了该投标方案。

03｜假设，也仅仅是假设

我们此后的批评，不单从这一事、一人、一时中去指出决策系统的民主需要，而是要透过这些批评，更深层地展开对城市政策及其现行的政治与规划体制的讨论。这些讨论试图建构以下三个命题：

一，以尚未明确定位的“城市展”的视野及其现状，考察现行的规划体制；

二，由此从艺术/设计双年展的发展脉络，推演可能发生的“城市展”；

三，“城市展”若果作为一种新的组织架构，或者一种社会化的媒介，将如何拉开想像性的社会斗争场域？ 

在此前提到过的事实面前，我们假设，也仅仅是假设，如果非要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去看待这一与当前国际上通行的双年展制度完全不合的“双黄蛋模式”，那么不妨试着这样为其辩护：其一，独立策展人制度已经不符合现实，必须应时之需而变；其二，主办方为让深双更具迈向国际视野的独特性，每一届都在寻求自身的重新定位。这是一种突破，对国际通行的以及自我设置的定式与惯例的突破。

当然，另一种通常的比较符合事实的看法是，如果人们事先已将威尼斯双年展定义为标准模式，那么深双自然还只是一种混合型的产物。但是，如果按照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辨证的框架来看，深双不管怎样至少迈出了一步，让一直代表着对“空间再现”具有支配权的规划局，不请自来地在“再现空间”——这一想像性的社会斗争场域中冒了出来。到目前为止，正是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能够让深双成为双年展系谱中的独特案例。而正是这一限制性的前提条件，反过来倒有可能让深双与已有的双年展套路区别开来，重新建构起一个可供主办方、策展人和参展者共同商定的“中间”地带。 

进一步地来看，建筑与城市的展出一旦以这种方式进入到公共领域，并被动地成为一种惯例的体制，便已超越了此前从学界的历史中推导而来的经验，有望从学科内部的自言自语转换到有可能产生出更为积极的兼容社会对话的总体场域。这是从盲打误撞中出现的深双唯一可能的契机，唯有深入到这一体制突变的局面之中去探究，才更符合其命名为“城市展”的原旨。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指出，在现实中这只不过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切口。此次深双主办方的自我逆转所暴露出来的是，这一不请自来的规划局已经成为了从这一个重新商定地带中冒出来的新型怪兽。而“双黄蛋”模式只是假借“创举”之名，掩饰“霸权”的双层控制之实。此一模式并非前文提到的那种市场-政治的双轨制，而是双层夹心制，政治和规划体制的道德秀场与学术体制的专业乞怜得以合二为一的双层夹心制，一种里子与面子共谋的必然结果。

04｜必须承担的现实

出现这场“双黄蛋”模式的闹剧是毫不令人奇怪的，“深双”连续四届一直由这位黄处长负责运作，而这一事实已经烙刻着现行体制对现实公共政治所有的阻碍。此次闹剧之所以还能够被主办方“违规”地编撰成“创举”，正是因为它无法通过自我的否定，去接受由这一城市展已经开辟出来的斗争地带，去停止现行体制之阻碍，并更为主动地去中断在现行的规划体制中无从改变的僵局。

当下的这一“城市展”所能停止与中断的并不是现行的规划体制，因为，它真正能“破坏”到的只是一场由规划局四处张罗来的“堂会”。这一堂会正在假艺术之名，变身为分派给民众去享用的视觉宴席，与目前城市中所有其他的或高雅了或当代了的文化公关活动，实质上并无两样了。因此，这一由规划局，甚至到后来几乎演变成其中的某处长级官员，以其个人意志主导的“文创产业”城市展，不单没有可能发生人们期待中的变化，并且已然是现行的规划体制的翻版，而且更具有欺骗性。

人们完全可以与这种城市展，这种文化公关活动模式的城市展，划清界线。但是问题的重点并不在此，而是人们如何接受这个现实，并承担这个现实。换言之，如果一座城市，比如深圳，已经（必须）有这么一个城市展，那么对于这座城市而言，“城市展”还能怎样？

众所周知的是，现实中规划局的决策必然会受到政府的权力干预，开发商的利益驱动等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城市展上的规划局并不能将自身描绘成一种相对清白的技术角色，从这一个现实中剥离出来。既然规划局的决策代表（再现）了这样一个僵化且腐败的体制目前所能带来的一切后果，那么，围绕着规划局主办的“城市展”，通常人们所认为的体制内外之斗争，同样可以在这里重新展开。

反之，对于现行的双年展体系而言，深圳市规划局这个局外者想要借道这一尚未更好定义的城市展，这一不同于建筑艺术双年展制度的“城市展”……如果只不过将它看作是规划局投入文创产业的一项副业，如果不能将其视作为与现行的规划体制展开自我批判的社会化的斗争场域，那么，人们确实可以从深双“双黄蛋”模式的闹剧中得出以下结论：这样的城市展示毫无存在的必要。

因此，只有将“城市展”设定为都市社会运动的一种创造性的新型组织架构，并且把所有随之而来的工作，奠基在如何迫使现有的规划体制从根源上发生变化的思考之上，我们才可能把“城市展”当做一种契机，当做一种至少能从原则上发动都市社会运动之契机。

05｜穿透与权力装置的合谋

提出这种契机，并不是源于对现行艺术体制的浪漫主义式的自由幻象，只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现实的社会空间已经被各种作为完成社会交易的工具所占据。在这一点上，不妨悲观地说，“社会创新”已经不可能再依赖于那些机构，而是更需要“社会运动”，需要在可承载的场域中，不断“翻新”社会运动常备剧码的种种形式，对这种被占据的社会空间做出更为及时的反应。

如果这种反应是有必要的话，那么剩下的并不只有唯一的一条出路，另行开辟社会运动之战场。如果以深双命名的原初设置为例，那么恰恰相反，人们必须在展出、规划、政治、市场，这样几组体制板结群的空隙之间不断地流动与跨越，将社会运动的能量重新注入到这些社会交易的“工具”中去。

如果能够将“城市展”放在都市社会运动的意义上，那么理想状态中的“城市展”可以让围绕着土地、资本与金融、文化象征价值等等的社会交易，无法在城市的现实生产中更为有效的实施。或者说，可以阻碍这些社会交易在目前这一文化公关活动式的“城市展”中，以一种更具欺骗性方式去达成。

再进一步地推论，如果这里的“城市展”能够在地域宽阔的中国内地，以一个特定的城市现状为基础，又不单限于解决这座城市本身的问题，而带动出某种现实生活与制度之间相冲突的异见协商范例，或者成为展开都市社会运动的先声，那么，我们不妨可以借用卡斯特尔对都市社会运动的定义，去定义这里的“城市展”的目标，正是“在不改造社会性的情况下，去改变都市意义”。

即使在现实中，这一“城市展”的展示者，大多还只是来自不包括民众的专业人员，他们“贡献”的专业化论述，仍有可能在空间再现的部分起到穿透与权力装置合谋的作用。不仅如此，参照以往建筑展示历史的经验，更有可能的是，人们得以利用这一灵活和机动的、待定的展示中，从再现的空间中生发出新的都市经验，展开新的论述，揭示新的意义。尽管将这种展示中的都市经验和意义推进到现实的分配中，尚有待时日。但是，经由展示至少可以打开某种感性分享的可能性。当然更需要警惕的是，这种分享／分配不单是奇观式的趣味分享，而是试图成为真正的分配，去带动分配制度发生改变的感性分享。

再次重申，这些只是诸多的假设，也仅仅是假设而已。因为，在深双“双黄蛋”模式的闹剧中，这一以公开招标与动员为名的秀场里，主办方及其负责人黄处长仍然紧闭起政治的通道，并且对这类诉求坐视不闻。如果社会运动的新方式无法充分发展起来，那么，将要到来的真正的都市社会运动，作为反应式乌托邦，期望照见一条不能行走之道路的反应式乌托邦，终将成为“被压抑者的回返”。而深圳市民广场，主办方倾往届深双之力，在短暂的开幕秀场仪式中一直想要加以改造的广场，在那时将会出乎他们意料地，变成那一蓄积至终极社会运动的预留战场。

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网络素材｜2013

专辑话题｜以展示开启社会工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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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动员”的名义

略评2009年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
如何让这一还算得上是积极的、开明的、“特区”化的、有决断力的开端，这一由城市规划的执行部门现身主办的“混合型产物”，城市的展示活动，直面迅猛的城市建设历史样本中引出的诸如空间正义等问题？……只有将“深圳”看作是展出重点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反倒可能有别于已有的双年展模式，成为一个可供策展人和参展者进行重新设定的地带，在对话中完成实验观念再生产的实践现场。但是这一社会想象不能仅仅依赖于一次次策划团队以及作品的努力，应当放回更大范围的城市规划与展示的结构限制和冲突中重新诊断才有望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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