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最后一课｜美学与生命政治｜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导读第二讲｜下

本文基于2016年作者在中国美术学院进行的“美学与生命政治”讲座中导读福柯的部分，共有两讲，分别关于福柯的《性经验史》和《生命政治的诞生》，第二讲将分为四篇推出，这里是第一篇。生命政治学的源头至少要追溯到福柯。福柯把西方治理史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罗马的执政官时期，基督教的牧领时期，国家理由的时期，最后是自由主义或者说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时期。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为了探究生命政治的起源，福柯研究了自由主义的体制，并分析了新自由主义这种与当下密切相关的治理方式。这不是由自然法、天赋人权所奠定的自由主义，而是一种“权力技术学”，其中，被统治者必须要有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即它的治理通过给予被统治者一定的自由来达成。它通过鼓励，而不是限制和禁止，来达到“好的政治”，即经济学上合理的政治。如果经济学的治理理由已经无法被反驳，而自由和多元性成为了这种治理的要素，那么问题是，人该怎么办？或者说艺术该怎么办？福柯的探索指向一种自我治理，即“直言”——说真话，而不是说真理。“美学与生命政治”讲座后续讲稿将在院外陆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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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夏凡    整理记录｜BAU学社    责编｜姜山

第二讲｜福柯的最后一课｜下｜2016

本文10500字以内

5｜自由是被治理的

在第三次讲座中，福柯就开始从历史上来梳理自由主义治理术。他概括了几个特征，也是他第二讲所讲过的，市场作为真理的体制，效用作为治理的限制，欧洲是这种治理的中心。大家知道现代性或者说现代经济最早是从欧洲起源的，所以这个时候玩治理术的这些游戏的都是欧洲的大国，而整个世界，包括1492年发现的美洲，包括亚洲包括非洲，都是这些玩家的筹码而已。他们抢夺地盘，是这样一个概念。在旧的、重商主义的国家治理术下，治理的目标是追求欧洲的平衡，用俗话说就是“大家一起打老大”。谁是老大。大家就打他。比如拿破仑是老大，大家就打他。英法德俄谁都不能独大，这是维也纳体系，1815年之后，追求欧洲平衡。而在新的自由主义治理术之后，就不是追求平衡了，而是共同富裕。就是说，通过国家之间的自由竞争，通过贸易的自由化，使我们整个欧洲共同富裕。后来就有欧共体了。用一句话说，以前是分蛋糕，现在就不是分蛋糕，而是做蛋糕了。要想着把蛋糕做大，这就是治理的目标。

因此从18世纪开始，就出现了市场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问题。用福柯的话说，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问题的开始既不是殖民的开始，也不是帝国主义的开始。殖民早就开始了，从西班牙、葡萄牙就开始了。它也不是帝国主义的开始，那要到19世纪才开始。按照福柯的分析，全球治理的标志就是海洋法、国际组织以及康德的永久和平的设想等等。这我们不去多谈了，因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是和今天密切关联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当下。商业全球化就带来了所谓的普世价值。商业到哪里，市场到哪里，真理体制就要到哪里，就要有为保护市场而制立的一整套秩序，法律甚至是军队。因为如果海上没有军舰，不带着剑怎么经商？鸦片战争我们都知道，英国人想和我们进行自由贸易，跟乾隆说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产品可以卖给你们，然后乾隆说我中华上国什么也不缺，英吉利蛮夷如果有什么没有的，我天国可以赏赐你们，你们不用朝贡了。完全牛头不对马嘴。说话听不懂，炮弹总是听得懂的吧？鸦片也是听得懂吧？就是说贸易，如果没有军舰，没有海军是不行的。一直到今天美国还有海军，航空母舰。要维护商业的霸权，如果没有军队是做不到的。

这是福柯的一种历史的分析，他里面着重区分了欧洲平衡的两个版本，即奥地利版本和英国版本。其实还是新旧两种治理术的区别。奥地利版本就是追求欧洲平衡的一种治理术，而英国版本就是追求自由贸易，要做蛋糕。因此福柯在这里其实已经指出了自由主义在18世纪的起源，或者说资本主义（现代性）在18世纪的起源。这时候，福柯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提议，当然他是很严肃地提出的。他说，对于自由主义而言，自然主义才是一个更好的、更合适的名称。重要的不是法律自由，不是有什么人权，而是经济上的自由、经济上的自发性。这个又和重农主义不一样了，重农主义是要建立一种绝对的君主国家，法国那种路易十四的国家，它并不注意个人自由，而只是要君主尊重经济规律。当然福柯的话又转过来，他说自由主义这个词还是可以用的，虽然叫自然主义更合适。毕竟自由还是这样一个治理术的中心问题。

但是福柯强调的是什么？自由主义的兴起绝不意味着人类从17世纪到18世纪初的专制治理（absolutism，君主国家）转向了更灵活、更温和、更宽容的治理。说白了，就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从国家理由的治理术到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转变是人的自由的增加。当然也不能简单粗暴地认为这是人的自由减少了。但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这是自由的增加。福柯提出了两个反对理由。一个是事实上的理由，自由主义现在要负责人的生老病死、工作和生活了，所以不见得比专制更自由。大家可以想想计划生育这件事，可见自由主义还是有很多事要操心的。福柯说的第二个理由，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方法论上的理由，就是说“自由增加”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自由其实是没有办法量化的。用他的原话说，不是说自由是一个空白平面，然后我们来数有多少白格子和黑格子，黑格子是不自由，白格子是自由。你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比如说中国和美国哪个更自由，在福柯看来，连这种比较都是不可能的。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有没有看电视的自由？你妈要管着你，不让你看电视，你就没自由了。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的现实的关系。所以说，被治理者总是要求自由，要求自由那他就觉得自由少，而那边就觉得给你们的自由已经够多了。最重要的不是说静态的自由，现在给你哪些自由，不给你哪些自由，而是一种博弈。这种自由治理术本身就以一定的自由为前提，而市场自由、契约自由、财产自由、一定的言论自由肯定要有的，没有这种自由就没法玩了。至少要可以给你开通支付宝、你可以去淘宝去剁手嘛，不然的话，这个自由都不给，游戏怎么玩呢？世界第五大经济体阿里巴巴怎么实现呢？所以自由主义治理术首先是要给你自由的。但是由于有了自由，所以这个自由是被组织的、被生产的，是被管制的。所以说自由主义不是像人权、法律那样说你是自由的，说你有什么自由，而是说你必须自由，你不得不自由、不许不自由，就是你必须去购物，不许不购物。你不购物，我怎么玩儿呢？人生一定要去的50个地方你去了几个？你一定要自由，你怎么能呆在国内呢？像我这种一直在包邮区里转的人就不是自由治理术的对象，他要把你斩尽杀绝的。就是说，你必须要自由地成为自由的，你一定要有出国休闲的需要，最起码你要买个车，买个SUV嘛。因此自由主义治理术就很有意思了，就是前面讲的，它一方面要给你自由，一方面要限制自由。福柯做了很多分析，就是说政府还是需要很多干预的。为了保护自由，必须进行一些干预。比如说为了保护贸易自由，就要有关税，就得反垄断等等。福柯对新自由主义做了一些总结，就是说新治理术的理由不再是富强。富强是核心价值观第一个，但是问题是后面还有自由，当然也包括了与自由对立的安全。福柯有很多很具体的分析都是很精彩的，我们就不去讨论了。这里就提一下自由主义的三个原则，危险文化、规训技术和干预政策，它是对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分析。

这个时候自由主义就面临着一种危机，由于它为了产生自由而不得不去干预自由，这时候就出现了比如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这样一些和原来的自由主义假设相矛盾的地方。正是有了自由主义的危机，所以才会有新自由主义。就是说古典的自由主义是不要国家干预，要自由放任，要“看不见得手”，不要“看得见的手”。而现在新自由主义是要国家干预，但是这种干预是一种特定的干预，是要为市场的自由保驾护航的干预，是为了防止自由被破坏、为了产生自由而去干预自由。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一种内在的矛盾。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资本主义解决危机的手段其实都蕴藏着更大的危机。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是为了解决自由主义的危机而引入的，但是它有更大的危机，到今天，这个危机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从9·11到11·9（特朗普上台）。

6｜德国的新自由主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会不会怀疑自己走错课堂了？这里居然在讲公共政治课。那么我怎么圆回来呢？我其实在讲今天的艺术面临的语境，或者说困境。那么今天的艺术是什么？它已经变成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一个部分了。如果把谜底直接说出来就是这样。为虎作伥，狼狈为奸。如果这时候你还用老一套的话语去讲艺术、讲艺术史，那么你做出来的东西恰恰变成了艺术按照其题中应有之义所要做的事情的反面。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并不是与艺术完全无关的话题。你首先要理解今天的现实是什么，理解这个生命政治的现实，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的现实，那么你做的艺术、你做的艺术理论才有可能不是这个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一部分，而是有批判、有反思，甚至有颠覆、有突破、有挑战。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了，福柯说的“让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那么其实这是他的一条思路。我们一会儿还会去详细解释福柯为这样一种权力技术学、这种生命政治的布展所提出的一些抵抗技术学的构想，以及他晚年为抵抗技术学所做的一些努力，就是所谓“直言者”（说真话的人），对当代犬儒的批判。所以我们稍安勿躁，还是先回到福柯对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之中。

福柯讲了新自由主义，但其实现在学界和媒介里面，新自由主义这个词还是用得比较多的。比如，大卫·哈维就写过一本《新自由主义简史》。福柯的新自由主义概念和哈维的新自由主义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哈维主要讲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撒切尔夫人和邓小平也就是美国、英国和中国开始的“去管控”政策（deregulation），就是减少对市场的管控，而福柯讲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联邦德国、美国和法国。对他而言，从1968年之前的戴高乐再到1968年之后的蓬皮杜、德斯坦，法国的治理术转变为新自由主义，这是他的背景。这个背景其实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可以对接的。

关键是，福柯在剖析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时候给它取了一个别名或者说是绰号叫“国家恐惧症”，是因为有了国家恐惧症，自由主义治理术才转化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从理论上，福柯认为国家恐惧症来自于弗莱堡学派或者叫做秩序自由主义。德国在反思纳粹的教训的时候，得出了一个看上去有些矫枉过正的结论：反对一切形式的经济干预。认为国家不能对经济作任何干预，他们称之为圣西门主义。这样一来在弗莱堡学派的眼中，无论是李斯特（和亚当·斯密差不多同时代的德国人，提出要贸易保护，反对斯密的自由贸易）还是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无论是威廉二世皇帝的战时计划经济还是后来魏玛民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除了经济增长还要实现保障就业和限制通货膨胀的目的），——这些东西都不加分辨地变成了自由主义的敌人，当然还可以继续往黑名单上添加法西斯主义和20世纪的共产主义。反正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一定是国家。所以国家是最小的恶，除了保护经济自由，其他的事就不要干了，什么产业政策都不要出台了。因此弗莱堡学派认为国家的合理性在于经济的合理性。因为纳粹的缘故，法兰克福学派会批判国家是不合理的，所以法兰克福学派是要重建一种新的合理性，一种社会的合理性，而弗莱堡学派是要重建经济的合理性。过去的自由放任已经不够用了，因为自由放任的结果是自由一定会被破坏，市场会产生垄断，卡特尔、康采恩、托拉斯等等，包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会形成工业寡头等等。这个时候自由放任不够用了，要保障市场经济就一定需要政治权力的运作，需要国家来干预。但国家的干预不是要恢复自由竞争的原貌，而是要去建立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并不是像古典自由主义所讲的“原来就是自由的”，国家不干预，放任就好了，现在的情况是已经不自由了，已经有了垄断，康采恩、托拉斯已经是客观现实了，帝国主义已经是现实了，那么这个时候国家就要去干预，去避免对自由竞争的破坏，这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核心。所以问题的焦点就不是国家能不能干预，干预是一定要有的，这跟老自由主义就不一样了，问题是如何干预。这个时候福柯就很具体地举了50年代初联邦德国在重建经济的时候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概念，比如法治国家和社会政策。这些概念在现在听起来都非常高大上的，理所应当的，但是这些概念实际上是什么？什么是法治国家？我们理解，法治国家和人治国家相比，是要保障人权自由的。但是在福柯那里，这其实是和专制主义的管制国家有所区别的。就是说，现在国家只制定规则，不参加游戏，它只是裁判员，不是运动员，也不是教练员。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仅仅是以经济立法的形式进行的，除此之外就没有了，没有经济政策之类的东西了。它只制定一个规则，不参加游戏，甚至也不追求游戏某种特定结果。比如经济增长多少，不是国家该考虑的事情，缩小贫富差距，也不是国家考虑的事情。国家只立法，并且不根据其结果修改。因此经济行为的唯一主体是企业，而不是国家。这样一来，社会政策就不能以平等为目标。如果造成了贫富差距，不平等，那是应该放任的，国家不能干预。那是自然的结果。法治国家的实质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概念，社会政策，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词，是一个叫穆勒·阿尔马克的学者提出来的，我们不能用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但是我们要有社会政策。而另一个学者吕斯托夫更干脆地说白了，称之为生命政策，要尽可能让每一个人增加私有财产，让企业的形式在社会内部繁殖，甚至是家庭、社群最后都要成为一个企业。因此和凯恩斯主义不同的是，虽然社会政策是要控制通货膨胀的，但是不像凯恩斯主义那样要保障就业，它不再以降低失业率为标准，它只是提供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具体说就是社会保险。它就是要培养一个产业储备军，失业大军。因为劳动力也是市场，也要有调节。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反正人是富余的，你不好好干，外面等着替代你的人多得是。所以一定的失业对治理是必要的。如果没有人失业，每个岗位的人都很稀缺，那员工不是很傲娇了？那就不行。回到前面就是，让你活、让你死。就是失业可以，但不能让你死，得让你在生活的最低线上活着，这样就可以成为劳动力后备大军了。经济产能过剩时，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你们就失业，但你们是我的后备，一旦经济繁荣，随时准备着就业。

因此要害就是两个词：建构企业社会和经济人。社会要成为企业社会，是由各种企业来构成的，私营企业、民营企业。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经济人。新自由主义治理下，这就成为了城里的唯一游戏。就是所谓的共识，大家都要玩这个游戏。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当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放弃了阶级斗争的纲领，放弃了社会所有制的目标，具体说来就是1951年有个《法兰克福宣言》，不再提出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只是要求建立公平的秩序。这个时候福柯就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危机。就是说，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一种非常完美的合法性论证，尽管它在实践上是有问题的，但是在理论上是个完美的论证。与此相比，社会主义就比较惨，社会主义没有一个治理术，没有办法为自己的政策提供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治理术。福柯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到其他治理术上才能运转。当然现在社会主义就嫁接到自由主义治理术了，但福柯指的是50年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当然也可以嫁接到其他治理术上，比如可以嫁接到福柯说的政党治理术上，那结果就不一样了。总之，真正的社会主义治理术有待发明。现在资本主义已经很成熟了，它这个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已经一统天下了，大家已经不能想象在这个游戏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别的游戏了。所以艺术、科学以及一切的一切都是在玩这个游戏。不管你批判也好，愤怒也好，反正大家玩的都是新自由主义，都是卖，都是成名，当明星什么的。新自由主义就是企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那就跟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张力了。没有任何紧张关系，没有任何对抗了。它欢迎你来玩。比如鲍勃·迪伦都可以得诺贝尔奖了。就是说，你没有任何危害性了，摇滚也好，嗑药也好，对它都没有影响。

7｜企业社会和经济人

现在有很多理论，什么消费社会、景观社会，什么工具理性批判，什么仿像（鲍德里亚说的），而福柯前面讲的则是规训社会。但是在这里，我个人认为，福柯在这里提出了一种企业社会批判理论。这个社会的实质是什么？成为一个大企业。国家都是一个大企业，大公司，总老板。然后所有人都在这个企业的内部逻辑下运行，那么你就是一个经济人、理性人，你一旦成为经济人、理性人，你就成为被治理者，用李世民的话说，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新自由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超级彀，他邀请你玩这个游戏：发财吧，开公司吧，创业吧，创新吧。但你破产了别来找我。这个游戏就是这么玩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挣他一个亿，然后就有两千多个亿了。多么美好的前景啊！但是一将成名万骨枯，大家都是知道的。因此福柯探讨的问题叫什么呢？叫资本主义的幸存。我们反复讲资本主义危机，我小时候上课流行两句极其反动的话：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社会主义优而不越。资本主义为何垂而不死，反而意气风发地迈入了21世纪？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通过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克服了旧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危机。当然总共有三个解决方案，法西斯主义的方案，共产主义的方案，罗斯福和凯恩斯的方案——1973年危机之后又变成货币主义的方案。马克思所设想的是资本主义灭亡了就会变成社会主义，而福柯的意思是说资本主义在现实中是复数的，就是说一个资本主义灭亡，代之以新的资本主义了，变成了另外一个资本主义，已经不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个资本主义了，是新自由主义。所以不能笼统地说资本主义，老的和新的资本主义完全是两码事，就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

因此从方法论上看，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我们过去在政治学理论中往往会讲国家，而在福柯这里他认为要用治理术分析代替国家理论，因此有的研究者就认为福柯的思想在这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从考古学、谱系学发展到了治理术这样一个新阶段。他分析的问题就是在分析治理术，包括他在《性史》里面探讨的。表面上看起来，他已经偏离了他的生命政治的主题，讲起了经济、治理术了，但其实他对治理术的分析就是对权力关系的分析。现在的人是受什么控制的？是受这套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控制的。这是他对微观权力的分析。因此现在不要去分析国家。国家，大家都知道，是政权、政治领导人物、军队、警察和监狱什么的，福柯早年也蛮喜欢研究监狱的（包括《规训和惩罚》），但他现在认为那些东西不要研究，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研究治理术。国家不过是一种治理术的体制。不是国家决定治理术，是治理术决定国家。国家的秘密要到治理术里面去寻找。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大的部分就是《生命政治的诞生》，这个讲演录其实讲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诞生。我顺便概括了一下福柯对国家恐惧症的批判。

8｜犬儒及其反抗

下面是我的书评。里面有一些内容是前面已经讲过的问题，就不重复了。面对生命治理，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叫犬儒。因为城里唯一的一个游戏就是新自由主义了，就是大家要成名成家了，所以这个时候尽管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看破不说破，说破不是好朋友”，说透了就没意思了。我们可以玩游戏，但是不要说破了。我们甚至可以假装不在玩这个游戏，我们甚至可以假装我们在抵抗这个社会，说着一些很激进的话语，或者用各种合法性的修辞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论证，你是搞社会运动还是搞什么艺术、什么装置。艺术界的合法性修辞太多了。但是在我这儿，这些都是犬儒修辞。你其实还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还不是为了发财，为了大卖吗？但是这个东西是不能说的。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我们学者都不做学问了。我们的老板，也就是我们的校长、书记，公开地跟我们说：“小钱你们自己去教育部骗”，就是课题经费，“大钱我到财政部去骗”。所以我们一搞什么重大课题委托项目，就是3个50万啊！我们学者在一起开会，坐在那里从来不讨论学术问题，坐下来就说“3个50万啊，真了不起啊”。钱啊，钱啊。真了不起啊。那么面对这个困境应该怎么办，怎么破新自由主义的这个僵局？就是说你的生命都成为被治理的对象了。我的一些师弟，博士毕业都留校了，他们填表常到深夜。就是帮领导填各种表，申报333人才计划啦，千人计划了，什么青蓝工程啦。反正就是各种项目，有教育部的，有江苏省的，各种项目，你都要填表申报。就是说人家撒了一大把肉骨头在这里，你们这些狗都要抢。你们谁不去抢，不参与这个游戏，谁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要被排斥的。

新自由主义就是这样，就像刚才讲的，就像超级彀，天下所有经济人都要在我治理之下。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福柯的《生命政治的诞生》，他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批判其实是把自由的面貌打翻了。自由主义者动不动就拿着自由来打人：我们要保护自由、保护多元性。各种政治正确的话。而在福柯看来，这种多元恰恰是一种一元。有个小朋友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比喻，说自由主义的多元性是怎样的？真正的多元性我们知道，好比各种发带，红的绿的黑的白的，我都可以有，这叫多元。但自由主义的多元是什么，在一根发带上，红的绿的白的蓝的都要有，但只许有这种发带，就是只许有我这种多元性。比如李安导了一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他那个B班就一定要有黑人，有亚洲人，要有拉丁裔，还一定要有同性恋，这叫政治正确，就是我这个多元，一定要多元的。就像好莱坞大片的主角一定要有黑人和女人，这种多元其实就是一种霸权了。这种自由主义，包括哈耶克所设想的那种自发性、自然性，这其实是一种霸权。一定要建立一个所谓的自由市场，这个是为维护资本主义服务的。

最重要的是，福柯他提供的一个策略是什么？传统左派面对传统资本主义的策略，我们都明白——阶级斗争——搞一个总体性的革命，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但福柯说了，国家的分析、国家的理论，应该被治理术分析所代替。这时候搞总体性的斗争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前面反复强调，他区分了两种自由主义。一种就是从法权的角度的自由主义。很多人讲我要自由主义、我要和国家对着干、要争取“维权”。福柯认为这种策略是有问题的，因为还是从政治、法律、权力的角度去讨论“国家”，那么，你最终只能巩固统治权力，而不会去消解权力。而现在，权力不再是过去国家直接的暴力镇压的权力，而是在各种微观的机制当中，就是福柯早期分析的医院、精神病院、监狱、大学（因为他自己在学术体制中深受其害）等等，统治权力无所不在，包括福柯有切肤之痛的性的问题中。就是说，现在的社会中，权力是弥散的，不是集中的国家暴力。因此，斗争策略不可能是总体性的。因此，借用利奥塔所说的“大叙事的终结和小叙事的兴起”这种后现代的理论，现在福柯提出的就是要走向各种局部斗争的策略，所以他叫微观权力学。不再是宏观的斗争、集体行动，那种东西只能加强权力。因为我们看到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一次革命以后，旧的集权消失，带来了新的集权，国家权力随着革命越来越加强，而非减弱。那么，人的解放何在？重要的是，面对这样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一种防止国家治理过度的艺术（这里技艺和艺术在法语里都是一个词，说英语就是art），艺术该怎么办？更准确地说，人的生存该怎么办？从原则上说，我要把我的人生变为艺术品，但这种变会不会成为治理艺术的子系统？因此，这是要探讨的问题。但首先是一个立场问题。你是站在国家、治理者这边，还是在被治理者这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有很多小资的问题是，他们的屁股已经坐到了治理者这边，因为他们也分享着国家权力。分享了这个利益共同体的好处之后，他们没有办法真正设身处地地为被治理者考虑了，他们最多以一种代言者、教化者来出现，我来教导你们，来给你们展示一下真理，而不是替他们抗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福柯在这里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分析，而我个人认为，他其实是带着一种深深的绝望的。福柯20多岁时，尝试了两次自杀，估计与同性恋有关系。包括到最后他在法兰西学院讲着课，当然在巴黎身体也得了病，要到美国去散散心，去美国上课。他在法国非常压抑。密特朗的社会党上台以后，他也没投社会党的票，因为左派政党和右派政党玩的是同样的游戏。社会党是左派政党，戴高乐是右派政党。只有新自由主义这一个游戏了，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了，只有新自由主义，所以他看不到任何希望。1979年，法国有个希腊裔学者普兰查斯就自杀了，他也是研究国家理论的。1979年，苏联学者伊利延科夫也自杀了。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1979年，1991年，两个羊年之后，苏联完蛋了，谁能想到。那时恰恰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已经天下无敌了，全天下都在玩这个游戏了。福柯看穿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只有深深的绝望。

但是，在绝望中，他也开了个口子，或者说他进行了一种探索。这种探索是什么？结论是什么？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之后，福柯继续在法兰西学院作讲演，他最后讲的是《对他人的治理和对自我的治理》。新自由主义是对他人的治理，福柯最后提出一个对自我的治理。这就非常接近于我们前面讲的福柯的“让个人成为一个艺术品”这样一个思路。一种呵护自我的技术，自我关怀的技术，care你自己；这种自我治理的技术，具体说来就是parrhesia，这是一个希腊字，翻译成直言者，或者说真话的人。过去的知识分子是先知的形象、先锋队的形象。就是说我有真理，我唤醒民众，给你们启蒙，告诉你们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你们是被压迫的、被剥削的。我来唤起你们，跟你们一说，你们就跟我走。枪在手，跟我走。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光辉灿烂的美好明天就在眼前了。这是过去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启蒙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是福柯认为，这种普遍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已经过时了，现在只有专业的知识分子，福柯有一句被引用得比较多的一句话是：替别人说话是失礼的，不礼貌的。就是说，被治理者是怎么考虑的，用不着知识分子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你来告诉他们怎么做，这是不对的，是失礼的，应该让他们自己去说、去做。所以真正的抗争不是知识分子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每个被治理者的事。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呢？知识分子应该做直言者，说真话的人。我们前面讲过，有两种真理，一种是真理，一种是真话。真理，我们当然认为是一种符合现实的理论、认识。但福柯分析过了，现在市场已经成为一个真理化的体制，就是说，现在的真理都来自于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建构的一套霸权，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和这样的真理对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他从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中发现了一种人的形象，比如安提戈涅，这样一种直言者的形象。直言的意思就是说，也许我说的不是真理，我也不假装我说的是真理，但是，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一定要公开地说出我的看法，不惜冒犯别人，不惜被别人用各种眼光看待，觉得我不正常什么的。不惜去侵犯别人的利益，当然，更可能是侵犯自己的利益，说真话很可能是要被杀头的。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你的义务。你不怕冒犯权威，不怕冒犯大众。甭管大家都这么认为，而你却直言了。就好像特朗普一样，当然这么说似乎不大合适，但不管怎么说，他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种直言者的形象就是福柯生命形式的一个概念。我们应该怎么活着？我们应该做一个直言者，应该去说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想法，真的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为了各种利益的考虑，考虑到市场，考虑到领导，考虑到大家喜欢我，所以才那么说的。但现在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了，因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遍的东西了，现在已经是黑夜见牛牛皆黑了。

版权归主讲与整理者所有。

文章来源｜2016“美学与生命政治”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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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性经验史》第一卷

让生命成为艺术品

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中，“生命”和“生活”是互训的。让生命成为艺术品，是理解到生命政治的现实后，对现实进行的超越与克服，它是以康德意义上绝对命令的形式说出的。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颠覆了“人类的安睡”和人类中心主义，而福柯则宣告了“人之死”，即作为现代知识型支点的“人”的死亡。
01｜现实是一种生命政治的现实，福柯为了超越这个现实、克服这个现实，才提出了生命美学这一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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